羌夏盟族自夏代以降曾以其青铜科技和文明支配过的这大半个欧亚大陆，以其固有的逻辑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为毛泽东所概括的“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其实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这样一个局面奠定了历史前提条件，使中国靠这个历史前提来超越了“黑河—腾冲线”所区隔的这两大板块的限制，而建构出一个地域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因此，中国古代史家一直有中国自古以来国土辽阔的记录；中国人历来就有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比今日版图更大中国的传统；历届中国政府都有充分历史依据来声明当代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全部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HD1] ，并有充依据把按现代国境线界定的国家空间范围向过去时代回溯到自古以来。 西方霸权及其附庸的疑古派出于霸占世界文明制高点的战略，蓄意抹煞中国自古以来就原生的这个大历史前提，把中国古代史家对中国自古以来国土辽阔的记录嘲笑为“自古以来、越古越好的民族主义神话”，把中国人相信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个比今日版图更大的中国的传统污蔑为“民族主义的严重失误”，甚至把中国政府以历史依据作出当代中国版图内全部地区的全部历史都是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声明污蔑成“一种十分幼稚的主张” （清华国学院 2004）。这些妄图肢解中国的舆论都是西方中心论的无稽之谈，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必须加以完全彻底地清算和清除。 羌夏盟族自夏代以降曾以其青铜科技和文明支配过的这大半个欧亚大陆，为自公元前2100年以来逐渐由“协和万邦”汇聚而成的五大主流部族——羌、夏、商、周、夷为逐鹿中原、建都立国而展开的联合与斗争，提供了无比辽阔的历史舞台，从而走上了一条把中华国家建构和管理体制向中央大一统方向发展的独特道路。继夏商周三代以不断改进的分封制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积累充足的经验教训和社会条件之后，秦始皇创造了中央集权制度，设立郡县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的“中国”。自此，中国历代国家, 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主导的国家，都遵循了这套中央集权制度而使之贯穿于秦朝以来2000多年历史的全过程，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百代都行秦政法”。 正因这大半个欧亚大陆为羌、夏、商、周、夷五大部族之间的联合与斗争提供的历史舞台是如此无比的辽阔，以致其造就的夏、商、周三代国家制度向中央集权发展趋势的必然性，为包括中东、欧洲、南亚在内的任何其他地区之相对狭小空间内民族间的夺权斗争都根本不可比，更为在这等相对狭小环境中进化起来国家文明所不相容；从而任何其他国家的民族矛盾的性质及其所处状况与组成中国的这五大部族及其后裔——汉族与非汉族之间的矛盾有着根本的区别。其他国家和民族间的斗争不仅有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殊死搏斗、而且有文化和宗教上你死我活冲突，特别是宗教狂热引起的民族冲突更是这些地区民族斗争的突出的特点。与此情况根本不同的是，历史上曾经长期反复进行的这五大部族及其后裔——汉族与匈奴、金、蒙、满族等民族间的斗争，尽管也有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殊死搏斗，但在文化和宗教上不存在那样激烈的你死我活冲突。既然汉族与其周边的这些民族、包括在一定时期内建立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权的匈奴、金、蒙、满族，都是史前有着共同文化和原文字的羌、夏、商、周、夷五大主要部族的后裔（详见本书系第二卷第六册），那么它们之间就有共同的文化基因、甚至血缘基因来逐渐实现民族大融合与面向先进的文化大同化，使得秦汉以来历代国家，不论是汉族还是某个非汉族主政，都在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以不同的程度呈现出了这样的民族大融合、文化大同化的局面。 西方霸权及其附庸的疑古派出于对中华国家文明固有的这种独特优势的恐惧，就千方百计挑拨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团结，把秦王朝开启的中央集权国家构建体制污蔑为“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作为一种模式固定在汉族头上；而以生造的一种所谓“内亚边疆帝国模式”强加在汉族周围各民族的头上，从而把编造的这两种模式间的不可调和的决斗说成是“两千年内中国国家形成、发育与成熟的历史”，来取代“百代都行秦政法”国家建构模式产生和发展的历史, 由此他们结论：“英语中的Chinese才会既指“中国的”，又指“汉族的”。这并不是外国人的误读。” “对中国国内有些非汉族人群来说，一个包含他们自己在内的‘中国’观念，并未具有‘自古以来’那样悠长的历史属性。”（清华国学院 2004）。这不就是西方政客拱火俄乌冲突的一套手法吗！为避免俄罗斯与乌克兰民族之间的悲剧重演，必须完全彻底地批驳和清除西方霸权及其附庸的疑古派篡改历史、挑拨汉族与非汉族团结的这些胡编乱造。这从反面证明了：向组成中华大国的56个民族开展其民族起源和发展史教育是何等重要！ 总之，作为世界青铜时代早中期的最大王国，夏王国是中国大一统中原民族与周边族群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多元一体疆域的基业，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所处中国历史疆域的正式形成，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国历史疆域演进至今的进程，配备了大一统的全套文化机制（文化基因谱系）；其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所处中国疆域在各个时期内外因素作用下的变化动态，都可在这套基因谱系中溯源到其相应密码。因此，夏代无论在中国文明史上，还是在世界文明史上, 都处在承前启后的枢纽阶段，对青铜文明和世袭制王国文明的全球化乃至发展到巅峰作出了奠基性的伟大贡献，而具有无以伦比的历史意义,享有既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也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正因如此，夏代一直是西方日寇以华制华的要害，日寇侵华就是从诬陷大禹开始的。 其能否得到昭雪，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在军事和经济上夺取胜利后能否在文化和精神上彻底取得胜利的试金石；夏代信史能否重建，是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发展必须通过的一关。 (以上摘录自《中国科技与文明起源和发展先秦史》第二卷第五册：夏商周三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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