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二）—— 电子厂与劳务公司

“感觉那群人，有点吊儿郎当的。”梁哥说。

我有些不明所以，也许梁哥是观察到了一些我没有观察到的细节，但不好明说（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当时我挨个发烟的时候，有人拿一种液体涂在烟上抽，我不确定这个细节有没有不同寻常之处）。于是我说：“吊儿郎当的就吊儿郎当的吧，说说话也没事。”

“说说话当然没事，也可以拼拼车，只不过不可深交。”梁哥这样对我说。

六

由于我们的离开，那个小圈子的人似乎最终决定留下来打工。在梁哥和我拿到自己的身份证后，我们旋即往厂门方向走去。因为身份证经常在劳务公司和厂方的各种人手上流转，以至于最后竟然有人找不到自己的身份证。

“扣身份证，就是现在这些中介的常用手段，就是不想让你离开。”梁哥说，“直招的就没有这个问题，比如说美的，他们是不会扣你的身份证的。只不过美的那边，实在太难了。我们被分配到一个最偏远的厂区，离宿舍有4.5公里。早上6点50就要去赶班车，晚上的最后一班是7点半，但是加班又要加到8点，以至于要做摩的回去，这样根本赚不到钱。”

“确实挺难的。”我说。受到了今天整个过程的暴击，我感觉我的大脑已经麻木了，变成了一个应答机。

“而且，不管在哪个厂子，应该都是这样，临时工永远去最苦最累的地方。”而梁哥似乎经历仍然很旺盛，他继续说，“老员工没有这些临时工，反而过的更加自在。不过临时工来了，老员工也就会把苦活累活指派给临时工干，自己就在后面干比较轻松的活。”

梁哥说的这个现象，的确有一些道理。一般来说，临时工入职到具体岗位上，其由于工作经验缺失，人际关系也尚未建立，会受班组长调遣。而班组长往往代表的是正式工的利益，不大可能在临时工存在的情况下，还让老员工去做比较差的活。因此，这样的苦差事就经常被临时工承担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会是临时工和正式工之间的矛盾。并且由于临时工的流动性较大，正式工也基本上很难去和临时工建立比较稳定的关系——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意愿。这样就将整个工人阶级分裂了。

我们走出厂门，此时大概已经到了晚上6点。梁哥已经叫好了车，我们站在马路边等车。有几个穿着工衣的员工从厂门中走出来。

“你妈的这根本不是人干的活！”一位看上去年纪稍微有些大的人把自己的工衣脱下来揉成一团，“根本撑不住。”

“加班加的太狠了，”旁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还穿着工装，一男一女一老一少的对话莫名有一种奇幻感，“每天都搞到晚上10点12点，太难了。”

从他们的对话可以大致推断，他们应该是不久前进来的临时工。

“忍一忍就过去了。”旁边一个高壮的年轻男子说道。

“不是忍一忍的问题，吃个饭都要赶着吃，真的没见过这样的，根本不让人休息。”

“这里不太方便说话，我们到别处去说吧。”年轻男子意识到他们还在工厂门口，人多耳杂，遂将几个人推走。

我还想凑上去听听，但是车已经来了，我们便坐上了车。

“今天是学校开学吗？怎么这边下午这么多人？”司机问。他是从广州来东莞的，刚好载着我们回广州。

“不是，今天这边都在招工呢。”梁哥回答道。

“那你们来这里是干啥呢？”司机问。

“当然也是来找工作啊。但是根本不行，人实在太多了。现在人都往珠三角这里跑，这个厂子人满了，就挤到那个厂子去，那个厂子人满了，又挤到另一个厂子去。就这么不断挤不断挤，就把工资压下去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怎么办？我打算找个文职先干着，毕竟我好歹也算是大学生。文职虽然三四千块钱一个月，不包吃不包住，但也比上厂子轻松一些。我身上的钱也只能撑到这个月底，如果这个月还找不到工作的话，我就回茂名继承我家的手艺活混口饭吃算了。但是真的有点拉不下这个脸啊。”

我表达了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梁哥不如先回家里的看法。至少在家里，还有一个父母的照应。

“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有点躺平了。”司机师傅说，“但是也不能怪你们，现在的社会有点阶层固化，好的工作，要么要有背景，要么要有资源。就比如说一些石油企业的人，一个月上二十天休十天，工资还有两三万。但是这种工作，家里都是要有背景的。留给年轻人的，就只有最次的岗位了。”

梁哥也表示，自己有一个朋友在石油化工企业工作，没有任何关系背景，干着最累的活，拿着六七千的工资。

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不可避免的话题是经济的不景气，从贸易战、经济制裁谈到了内循环。大家都认为内循环做不起来，因为有一个观念成为了共识，那就是在年轻人拿着时薪十三四块，甚至十一二块的工资时，根本没有人可以消费。

我们为了节省路费，搭到了广州地铁4号线的南横站便下了车。地铁上梁哥问我，我以后做何打算。

我说：“既然人都在往珠三角跑，那么不如逆向思维一下，我往内陆跑跑试试。”

“也许也是一种方法。”梁哥说道。

而我现在，就是在前往郑州的火车上用手机打下了这篇文档。

“祝你好运。”在我下地铁时，梁哥向我伸出拳头。

“也祝你好运。”我和梁哥就这样告别了。

七

基于这一天的经历，可以作如下粗略总结：

1. 

所谓的劳务公司这样的中介，通过各种各样的欺骗性手段，哄骗工人进厂打工。就比如这次经历，劳务公司将大家带到很远的地方，并且各种拖延时间，造成求职者返回不方便。哪怕是薪酬待遇步步降低，露出难看的吃相，但最终的结果还是“来都来了还是先打一段时间工试试看”。这个手段对于那些急需要用钱的人来说非常有效。

除此之外，这样的劳务公司，不仅口头上连哄带骗的功夫非常了得，在纸上弄虚作假也是一把好手。无论是所谓的“补充协议”还是“体检报告”，说实话，在法律上其实都站不住脚，并且他们的宣传模式本身就涉及虚假宣传。然而，如此大张旗鼓地进行这样的行为，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的制裁，以至于这种宣传模式在招聘软件上几乎泛滥成灾。用梁哥的话说，就是专门骗老实人，尤其是骗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而不堪中介剥削，持刀杀人的那位东莞工人，警方最终的定性也是“个人积怨”，可见国家机器的纵容与偏袒。

同时，劳务公司也有可能会与厂方达成某种协议，使得厂方不会在线上进行直招。而厂方直招的工钱，往往会比先给劳务公司、然后再由劳务公司转交给工人的钱多一点。工人原本应得的工资就这样被劳务公司吃了。并且劳务公司还会想尽办法用各种手段克扣工资，巧立名目收取费用，真是吃人不吐骨头。

劳务公司的底层员工，一般也与工人们一样，本是社会底层的苦命人，但是却干起这样卖人头的行当。他们比工人中内卷的“工贼”更可恶。

2.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梁哥提到的老员工（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的矛盾，以及各自的性质。正式工一般追求生活的稳定性，他们的年龄构成总体而言相对临时工更加老化一些。并且基于在厂里长期工作形成的相对稳定关系，以及作为自身家庭经济支撑的压力，他们变革的意愿往往不太强烈。而从这个角度上看，临时工则刚好是正式工的反面。由于笔者认识一位在郑州富士康工作的员工，并且通过这样的关系，在郑州富士康22年11月23日事件发生的时候，混入了他们的几个微信群中，因此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来举例说明。

众所周知，那次事件主要是由行政命令拉来的各路临时工，因不满厂方擅自修改电子合同而发起的。大部分老员工在这个过程中当了看客，更有甚者当天晚上还有准备去上班的。而在当天白天，临时工们在场上聚集的时候，老员工的微信群里有冷嘲热讽、认为这些人就是“一盘散沙”成不了事的，有骂这些外地人破坏了自己的生活、胡乱搞事的，也有欢欣鼓舞、认为搞得好的。不过不管如何，几个群都在保持着对此事的关注。到了晚上，随着聚集的队伍越来越大，并开始冲击警察阵列，群里开始变得非常激动，持消极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少。第二天，当听到临时工们拿钱回家的消息从各个渠道传来时，群里则是一片羡慕和嫉妒，然后开始自怨，认为“河南人太老实、太不团结了”、“外地人就是狠”。当然，也有一些人因为这次事件，萌生了组建维权会的想法，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从以上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由于临时工受厂内社会关系约束较少的性质，往往更容易做出一些“胆大妄为”的举动（其实东莞命案也可以从侧面说明这点），而老员工受到的羁绊则比较多，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双方的一个不同。而另一个方面的不同，则将正式工与临时工的优点与缺点调换了过来。正式工由于经过了长期工作的磨合，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往往组织性比临时工要好一些；而临时工在没有特殊组织力量的条件下，往往组织性要差一些，因为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彼此相互不太熟悉，在短时间内也难以磨合。也许将正式工与临时工结合起来会形成更加有力的力量，但结合的前提就是解决正式工与临时工之间的矛盾。如前所述，由于班组长代表了正式工的利益，在日常做活的过程中，经常会指派临时工做最苦最累的活，而自己这边的正式工则做着相对比较轻松的活。并且由于临时工的流动性，正式工也不会去和临时工结成比较紧密的关系。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分裂。如何解决这样的分裂，也许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

3.

可以继续肯定前一篇文章的观点，即临时工群体具有年龄构成比较年轻、来自五湖四海、流动性大、生活压力大等特点，以及国内整个经济情况不景气的事实。

同时可能需要补充的一点是，珠三角的工资不断下行，不仅仅是因为订单减少、大批小厂倒闭，同时也有着疫情管控放开导致短时间内更多的人出来打工的原因。在疫情管控下的近三年，许多人、乃至于许多家庭的经济情况都不容乐观，这样就不得不迫使更多人出来打工，从而至少在短期内加剧了劳动力过剩的情况。

4.

基于上一点，现在以及未来可能有更多原来并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群体加入工人队伍。无论是像笔者这样“堕落的小资产阶级”，还是像梁哥这样的相对而言比较边缘化的小资产阶级，在生存的压力下，都不得不去找更加底层的工作。而在这样的小资产阶级中，又有一部分群体是左派，或者是受到了左翼思潮影响的。比如梁哥就是，他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不止一次地怀念苏联，认为如果苏联还存在就不会有这些资本家的事情，此外还对劳动力再生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也就是说，哪怕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思想有着各种各样片面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或者只是知道一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理论知识，他们也可能将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思想，通过自身阶层跌落的形式，从小资产阶级逐渐转移到工人阶级之中（毕竟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之前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左派，其中虽然不乏大量的优秀工人分子，但总体上仍然是由小资产阶级主导的，尤其是所谓的“新左派”）。

而另一方面，基于对现状的普遍不满，工人阶级在此时也更加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左派的思想。工人们从来不笨，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思考的能力，而是没有尝试朝一个新的方向去想。以内循环的问题为例，笔者在三个不同的场合都说了这个事情。最开始人们觉得可能是单纯的美国围堵导致经济起不来。这样的观点由于其具有显著的形而上特征，与普通人的生活漠不相关；但也正是这种形而上学符号化的性质，使得这样的观点能够广泛传播。不过，只要提到人们拿十一二块钱的工资就不能消费、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就不能消费、没有工作就不能消费、没有消费经济肯定就不好，人们就很快就能将自己的现实经历与经济的宏观表现结合起来，于是将那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撕碎，从而非常有利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当然，由于笔者的自身懦弱性和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笔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和工人一起生产生活。而这些观点的传播在打工生活的条件下需要长期交流的累积，因此目前也就并没有能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毕竟笔者不是遍地行走传播“天国福音”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