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当前国内形势的几点研判

　　中国从90年代起以世界工厂的身份步入全球分工体系，为了拓展海外市场、发挥低劳动成本的竞争优势，国家权力通过基于城乡二元制的剩余劳动力条件、基于家庭私人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与基于市场化改革的就业体制塑造了广义上的人口红利，也迅速推动了劳动-资本间相对权力关系的改变。

　　李怡乐（2016）在Wright（2000）和Silver（2003）的基础上，衡量了中国工人议价能力的各项指标的变动，并通过主成分分析计算了工人力量的变化趋势（见上下图）。

　　这种典型的非合作型劳资关系的弊端与不可持续性，我们在上篇以及本节已经讲过。在此最后重复一遍：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进入深度调整期，有效需求下降，再工业化和产业回流本土的进口替代效应增强，这导致中国的外需萎缩、出口下滑，发生全局性的投资紧缩和产能过剩。此时继续压低工资降低生产成本也不能扩大海外市场，因为2008年之后标准化产品在全球资本积累体系中是长期过剩的，此举只会进一步挤压中国的内需市场。第二，由于“低工资-消费不足-出口依赖-低工资......”的结构性困境，现在甚至根本谈不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大家担忧得未免也太远了，现在面临的危险是陷入“低收入陷阱”。并且，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单纯依靠引进和模仿国外技术和压低工资份额来吸引外资和打开国外市场，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低质量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也造成核心技术和产业创新能力的缺乏。而这会从根本上阻止中国向中高等收入国家迈进，也是形成真正内需主导的工业化经济的重大障碍。第三，非合作型的劳资关系加剧了社会冲突，致使非生产费用支出增加。同时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在一定条件下！具体看上文经济思想史部分）会造成产能利用率下降，而这项指标与利润率成正比。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关系也阻碍了工艺和生产组织模式的创新，进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第四，上篇讲过，维系人口红利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就是拆分型再生产体制，但这一体制所依赖的城乡二元制却不断地遭到其自身运行所造成的破坏。尤其2004年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逐渐耗尽，已达刘易斯拐点，这导致劳动力供给不足，再叠加经济金融化造成的生活成本上升、生育率下降、老龄人口增多、女男比畸形等因素，中国的人口红利已在事实上消失。

　　也就是说，继续通过压制工人力量、压低劳动份额的路径来扩大国际市场、谋求经济增长的做法，在当前既不能做，也做不到。工资不能继续降，劳动环境不能继续差，这是违背基本经济规律的。不过，这里“不能”的意思并不是“不会”，而是与“毒蘑菇不能吃”中的“不能”同义。自然规律并不能阻止你去吃毒蘑菇，但会使你在吃后付出相应的代价。

　　​截取自微博热搜“全球最大四天工作制试验结果出炉”下的评论

　　所以，像图上这样的愚蠢论调可休矣，中国早已过了拼成本拼低价的历史阶段。若此时还妄想继续通过非合作型的劳资关系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来进行发展，不但是痴人说梦，也是自寻死路。

　　为更深入地理解历史阶段与内需问题，下文简单介绍自1978年以来，中国大致经历的三种技术经济体系，也是三次积累体制的阶段变迁。

　　1. 1978-1992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核心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为此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建立多种经济责任制和经营方式等等。

　　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快速发展；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扩大，能够获得利润留成；个体与私企等“民营经济”出现，到1990年非国有企业占总产值的45.4%、零售额的60.4%。

　　这一经济体系以居民的温饱消费扩张为动力，带来了轻工业的高速增长与耐用消费品的产量迅速提高。但在市场机制下，短期的利润导向型投资导致企业经营分散化和规模小型化，企业盲目引进来源众多且互不兼容的生产设备，产品粗糙、技术水平较低。八十年代末，随着居民的低档消费品需求饱和，出现了产能过剩现象。其根本原因是价格双轨制与政策导向造成的产业发展不平衡。并且，新兴企业的快速发展建立在国有企业的高税负和中央财政的高补贴之上，这造成了国企经营状况的急剧恶化与中央财政的入不敷出。这些矛盾集中表现为1988-1989年的通货膨胀、市场萧条、企业亏损与增长停滞。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甚至说其本身所造成的经济停滞以及分配不公、新兴势力膨胀等等问题，共同诱发了此时期的社会震荡与政治危机。

　　​2. 1993-2001年

　　​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新一轮改革开始建立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资源管理体制，以改革促发展转型和稳定物价，与国际大循环匹配。此外，还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人民币汇率并轨，分税制改革，激励地方进行工业化并与中央分成，产业和贸易政策上积极推动招商引资，推出商业银行法促使央行货币供给转型等等措施，在财税体制、金融体制与外汇体制等方面形成了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调控的基本框架，并初步开启了“出口导向”与“土地财政”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详见上篇）。

　　此时期与劳动力市场相关的制度变革较为缓慢，由于政策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在放松与管控之间反复切换，出现了城市就业不足，但农村劳动力却有大量剩余的现象。同时，技术含量低的标准产品大量过剩，而深加工的高技术产品又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因此投资和银行贷款增长开始放缓。而此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使中国的经济情况雪上加霜。

　　​3. 2002-2011年

　　2001年末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深度融入了全球生产网络。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等等。

　　这一时期，“人口红利”被充分释放，制度基础、工业体系与基础设施保障了中国充分嵌入了全球价值链的生产过程，这不但缓解了产能过剩，也推动了工业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基于分税制改革的土地财政也通过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双重竞争也快速推进了城镇化，带来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形成了天量的投资空间。2002-2011年，GDP平均增长率为10.7%，是改开以来经济增长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黄金时期”。

　　此时期中国的积累体制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但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对中国以外循环为主体的经济体系的造成了外需疲软的冲击，这导致了投资下滑与产能过剩，同时外汇占款降低、基础货币发行减少致使信用紧缩。为抵御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采取了极其宽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4万亿计划与10万亿信贷政策）。此举尽管在短期内为经济系统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2011年后，后遗症也逐渐显现：房价飙升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化、巨额地方债、银行坏账、经济加速脱实向虚致使金融风险上升并加重了实体部门的融资困难。这一过程如下图所示。

　　4. 2012-至今

　　​用官方的话语来说，2012年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步入新常态。实际上这个“新常态”指的是中国经济增速连续8年下降，固定资产投资明显放缓，经济快速脱实向虚并酝酿系统性风险......但是不管怎么说，至少名字挺好听的。

　　所谓新常态的出现是因为出口导向与土地财政两大动力变量的运动过程受到了阻碍：外需萎缩，叠加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变化改变了消费需求市场，以及长期以来的粗放式增长制约了技术创新与生产方式的转变，进而压制了投资需求这一巨大的内需市场，引发了全面性产能过剩；房地产市场高度泡沫化造成了金融市场震荡，并造成经济脱实向虚，挤压了生产性投资。同时，房企与地方政府的高杠杆率越来越难以为继，而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地方政府贷款也成为不良贷款即银行坏账，叠加政府卖地收入减少造成的财政收入下降，易引发财政与金融系统的全面危机。但在实践中，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以及维持房地产价格稳定，已经成为地方治理选择中的不可能三角。

　　此外，前文之所以说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种积累模式而不是四种，是因为2012年以来的新常态，其本质是第三个阶段的衰退时期（当然也可以直接将93年以来看作一个积累阶段，分为起步期、繁荣期和衰退期），而并未开启一种新的积累模式。而有些人呀......算了不说了。

　　对于当前面临的困境的解决之道，笔者当然可以简单地引用官方话语并为其做政策阐释，使用各种理论证明这些政策的合理性所在。例如，“发展新基建”、“提振国内消费”、“减税降费”等等常见的治标之策，但这些充其量只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并且效果也很不明朗。新基建的规模较小，不一定能够像传统基建那样有效缓解产能过剩与带动就业，甚至由于其高科技属性，反而可能会加剧失业；所谓提振消费，我们在前文已经着重讲过，居民消费是经济系统本身造成的果和表现出的现象，消费情况与经济危机间没有必然联系，正如咳嗽这一症状可能对应着从轻到重无数种病症，不咳嗽也不代表着没病。在不改变收入分配格局、企业盈利能力等根本因素的情况下，“提振消费”就好像为一个咳嗽不止的肺癌病人拿来一盒润喉糖。需要的是从病症本身入手，而非从现象入手；减税降费并不一定能直接提高企业利润，还会加重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

　　除了这些短期方法，还有一些更为长期的“治本之策”。例如乡村振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突破关键装备和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等。这些战略导向至少在理论上比前文所述的短期解决方法更为合理：大量投资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可以化解过剩的货币量与资本规模，不但可以疏导过剩产能，还可以完成政府债务的去杠杆化。同时，随着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力需求转弱，农民工回流成为必然趋势，此举也可以使农村吸收过剩劳动力；一个高效率的国内统一市场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并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和国内专业化分工的发展，达到扩大内需市场的效果；长期以来，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都是凭借体量和成本的比较优势，通过数量方法推动工业化增长。但这种低端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见上文），必须要通过关键部件与核心技术的创新才能在全球制造业中重获综合竞争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从生产端入手，减少低端供给，化解无效产能，调整产业结构，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从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官话和套话说起来很容易，在实践中则是另一回事。

　　这是因为：

　　第一，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陷入长波下行期。所谓长波，是指大规模的技术创新在初期促使经济加速增长，而在技术扩散的末期发生危机和萧条。我们把这种持续相当长时间，类似于“潮涌”的经济长期波动现象称之为“长波”（Van Gelgeren，1996）。下图整理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的五次长波。但值得注意的是，第五次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较前四次明显大幅下降，甚至部分学者认为所谓第五次长波根本不存在，自七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第四次长波的下行期（孟捷，2012）。

　　在第五次ICT技术革命中，创新投入繁荣，但创新成果与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却极其有限。这是由于，当前科技革命的确面临瓶颈，并且大量的创新活动被引入了错误方向，因为现代的创新往往通过游说从政府获取大量资源，为经济和政治特权集团服务，产品往往通过对知识产权法规的过分保护而盈利，而非源于产品本身的性质（Gowen，2011）。最后，此次技术革命缺乏根本性的产品创新与划时代的工艺创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只加强了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连接，只带来了流通成本的节约以及商品生产的个性化和服务的细致化，而非从生产工具到最终产品的整个产业链与整体生产部门的变革（Mullan，2017；Solow，1987）。这些因素导致了在缺乏重大创新、技术革命动力不足的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经济停滞的长波下行期。

　　所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经济脱实向虚、生产性投资下滑、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领域制造泡沫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实体部门已经几近无利可图。例如2016年苹果公司的可支配资金达到了2350亿美元，但却找不到合适的投资地点（Schiller，2018）。受此历史条件制约，所谓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所谓突破核心技术创新，本来就面临着重重困难，并且还需要克服金融利益集团的阻碍。更何况，如果中国真的成功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积累体制转型，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从半外围国家成为中心国家，那么这会动摇整个国际价值生产与分配格局，需要目前所有的中心国家都放弃获得净转出劳动量。也就是说，一旦中国成为中心国家，那么世界上将只能存在中国一个中心国家（Li，2021）。可以预见的是，在此情形发生之前，就必然会发生极其剧烈的政治乃至全球性战争冲突。

　　第二，前文讲过，黄金时代发展模式的核心特征表现在两方面：生产领域中人均资本存量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分配领域中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率同步增长。这一模式保障了投资与消费间的良性循环，也通过产能利用率的提高保证了利润率的稳定。但新自由主义时期，维持这种模式的结构-体制条件遭到了破坏，随着工会力量瓦解，社会福利被大幅削减，资本重塑了对劳动的权威，将大多数工人都置于过度剥削的状态。

　　这种做法尽管通过压制工资份额促进了利润率的回升，但却使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困难，同时由于基本创新（形成新部门的产品创新）不足，第一部类在知识存量与有机构成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达不到一个合意增长率，也难以进行单独积累（见上文），于是资本大量进入金融领域空转，最终反而加剧了增长停滞与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

　　不断地压制工资份额与工人力量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甚至也是不利于资本积累的，而如果通过立法提高最低工资保障、规范劳动合同、完善社会保障、允许工人集体行动等方式构建“合作型”劳资关系，这不但有利于技术创新，也会实现生产率与实际工资率间的良性循环。讽刺的是，某些经济体中的制度形式并非为了促进可持续的经济增长，而首先是为维护特定的阶级统治而服务，为此可以牺牲积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