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工（三）—— 车桥厂与临阵脱逃

我点点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这位老哥之前在干活的时候因为我干活不认真吼过我，但是在此时仍然由衷地佩服他的认真与负责，在这肮脏和压抑的环境里，凸显出人类的光辉。

这时，班长拿着手机走了过来，看了看屋内的情况，然后说：“怎么不干活了？还不快进去清！”

老哥说：“已经清的差不多了。”

班长说：“你这算是清得差不多了？坑里不还有油吗？”

“那些油清不掉了。”老哥回答。

“那些油黏在布上，清不掉。”我补充说。

“赶快清赶快清，搞完了这个，整个房间里贴的胶纸还要撕掉。”班长作出重要指示，却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措施，然后指了指房间墙壁上贴的胶纸，估计也是用来防油的，上面同样板结了很多油漆。

待班长走后，老哥嘟囔着说：“明明就已经可以了，还要搞。”

“你看吧，活是永远做不完的，你做完这个，他又给你指派别的，别人根本不想让我们闲着。”我说。

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找一些零碎的地方继续清理着。结果又被进去的喷漆的老员工赶了出来。

“你们怎么又不干活了？”班长看见我们站在门口，走过来问。

“老员工在里面喷漆，我们进去会影响他的操作。所以等他出来，我们再进去弄。”我扶着铁镐说。

“你找不影响他的地方干不就可以了？”班长反问我。

我看看喷漆房间，示意这个房子极其狭小，老员工拿着喷枪对着工件在龙飞凤舞，而两个人在里面根本施展不开，更不用说站三个人了。

但是班长依然不依不饶，仍然强行要让我们继续干活。我当时就想一镐子砸在他头上，然后把流水线上的工件挨个敲烂。显然，他的态度就不是一个让人干活的态度。

我们想换一双劳保手套，因为一通干下来手套已经不能用了。班长指了一个地方，让我们自己去拿。

那个地方正放着我之前搬来的纸盒子，然而现在里面没有一双手套了。之前搬过来时这里面放着的几十双手套全部被拿走。老哥跑了很多地方问才拿到一副新手套，但是那已经是最后一双手套了，没有我的份。我只能套上已经不成样子的旧手套，手指插到手套的掌心处就再也插不进去了。

老哥看看手表，这才凌晨一点多，还有7个半小时要熬，整个世界好像变成了慢镜头，我陷入了绝望。

王哥被班长叫过来打些“清漆”过去（由于他们说的是陕西话，加上我并不了解厂内材料的名称，所以不能确定这个是不是叫“清漆”），王哥似乎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手上拿着一个塑料盒子，隔着场地上码放好的工件，指着一桶透明液体问班长：“是这个吗？”

“叫你打就打！”几步路的距离，班长也不走过来，只是在那里吆喝。

在王哥要打漆的地方，除了那桶透明液体，还有好几桶液体，王哥并不知道自己要打的是哪一个。

“是这个吗？”王哥还是要确认一下。

“赶紧打过来！清漆！”班长继续喊。

王哥迟疑片刻，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装了一盒子的透明液体，然后小心翼翼地端过去。

不一会儿，王哥端着盒子又跟班长走了过来。

班长脸上有明显的愠色，对王哥吼道：“倒掉！”

王哥也不知道是否要倒在原来的桶子里，还在迟疑中（因为装出来的液体再倒回去可能会污染那桶液体，王哥有这个顾虑）。

“我叫你倒掉！”班长继续吼道。

王哥没有办法，只能将透明液体倒回原来的桶子里。

这时候班长一边走开，一边回头说：“把清漆装过来！”

王哥再次面临选择的困难，由于班长已经走开，王哥仍然不知道该打哪一桶，最后装上了黑色的油漆。后面就没有再走回来了，看来这次王哥选对了。

而彭哥那边则是清理工件上不需要喷漆的部位喷上去的漆，他在这边清理着，老员工在另外一头补漆着。有时候补漆的喷罐直接对着他的脸的角度喷，喷得他眼镜都睁不开。

“感觉怎么样？”王哥、彭哥和我来到洗手间，我问道。

“他妈的，班长搞我的时候我就应该直接给他甩脸色不干了！”王哥骂道。

“其实还行，活能够干的下来。”彭哥说道。三个人的意向各不相同。

“我是实在不想铲油了，实在干不来。”我说道。

“那怎么办？”王哥问我。

“直接不干了吧，”我说，“这才干了半天，了解了里面的情况，直接跑也是好的，及时止损。难道你还要给他干上一整个晚上的活然后说不干了？”我说。

“那就直接跑吧！”王哥说。

而彭哥则返回了自己的工作岗位。

王哥和我脱掉防护服，给班长交还了反光背心。然后走出车间，接着迈出厂门。坐在厂门口的马路牙子上，我们抽了根烟。

六

2月24日半夜2点钟，厂门口卡车还在载着各种材料和加工好的车桥不断进出。昼夜不停的流水线，不断生产着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明天的辉煌，是还在后头的好日子，是越来越有盼头的生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也是无处可去的下层社会的穷人们的唯一归宿。万千在如淤泥一般的压抑与黑暗中挣扎着、服从着、被欺骗、被压榨和互相倾轧的无奈劳动者们，在闪耀的聚光灯永远无法触及的黯淡而辽阔的角落里，支撑起了整个文明世界的宏伟壮丽。

昏黄路灯的灯光下，黑色的树木在寒风里摇曳，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

“太坑人了，之前中介跟我说都是一些打螺丝补漆之类的轻松活，结果一上来就这。”王哥吐出一股烟气。

我的膝盖非常痛，终于可以坐下来得以喘息：“都是骗人的，临时工肯定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

“还好我们提早跑出来了，”王哥说道，“你不要看那些人还在厂子里，有人还会做一些比我们更轻松的活，都是假象。迟早会干苦活累活的，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干了两三天三四天就跑出来的人？可能他们前面做的活还比较轻松，越到后面就越受不了。我们第一天上工就了解到这些，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总比干了几天受不了给他们打白工好，要干满七天才能拿到钱呢。”

“而且干满七天也不见得就能拿18块钱一小时的工资，还会有各种费用。”我把我在领劳保用品时候的见闻讲给王哥听。

“他妈的太黑了，明明是他们用的，最后反而算到临时工头上。”王哥愤愤不平。

“而且本来班长已经给我们分配好岗位，我去学开天车，你去学补漆，结果章主任跟他秘密谈话以后，感觉他整个人就变了，我们做的也不是原来班长说好的活。”我说。

“他们就是想把人逼走，要么就签长期工。如果不做长期工，别人根本就不会把人当人看，就给你派最脏最累的活。”王哥说。王哥无法做长期工，因为他的家在富平县，家里有几亩樱桃，而父母腿脚不便，五月份前后的时候要回去帮家里收樱桃，所以在这段时间只能当临时工混过去。

我们都感到很累，简单聊了几句就回去了。由于他住在厂区外厂方的宿舍里，因此第二天白天搬到我这边来住几天。我们手指甲缝里的油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褪去。

之后这几天我们继续找工作，跑了很多地方，但是都无功而返。王哥今年已经39岁，而现在招工很多地方都把年龄限制设置为18-35（尽管我观察找工作的人和厂内工作的人，面貌普遍都比在广东看到的年龄更大一些），再加上这边的厂子大多数要签长期工，而王哥只能接受短期工，因此工作就分外难找。

2月28日，王哥继续在外找工作，前往西安市区去尝试面试一个图书整理的工作，而我因为膝盖疼，难以继续在外面走动，就没有一起去了，坐在床上把这篇文字打了下来。虽然我也约了一个明天的面试，但是我也不知道未来到底该怎么办，不再像之前那样自信心爆棚、对未来的工人生活抱有期待了，甚至又开始在疲劳中陷入易怒、焦躁的小资产阶级式的精神疾病（这种病就是没做事前是飘的不能再飘的机会主义，而在遇到挫折后逃跑，变成了逃跑主义）。一切都陷入了未知的迷茫中，尽管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未来会等待着我，但是还是继续走下去吧。也许我的一生会很短暂，就像手中的香烟一样消逝于随风飘散的云雾，但是，我希望在这样的生命中，也能追寻到自己的意义。生命的意义不在于它处于什么位置，取得了什么方向上的什么成就，不然的话，如果用那样的视角去审视世间的每一个人，绝大多数的人生命都没有意义。而生命的真谛，至少对于我来说，在于每个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通过自己独有的方式，解放自己，实现自己的自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与别人联合起来，共同实现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由。

我在生产和生活的面前当了逃兵，证明了自己的苍白无力，但我写下这些东西，向大家揭示我所看到的社会与生活，希望能够给你们带来一定的参考性意义。

七

基于这几天的经历，可以作如下粗略总结。

1. 证实了之前在广东的时候，所了解到的临时工与正式工的区别及其矛盾。在临时工群体这里，不仅遭受着中介的克扣、厂方的压榨，同时也遭受着正式工群体的倾轧。这样的倾轧状况，虽然不乏反例（比如前面的那位眼镜老哥的班长待他们就很好，他们上白班，基本上只工作了两个小时，剩下的时间由于轮不到他们干活，他们就在那里聊天，非常轻松），但仍然是一种总体性的趋势。

2. 内地的工作并不比沿海更好找。从郑州西安两地的情况来看，这边的工作市场也趋近饱和，剩下的工作就是一些不怎么好的岗位。一般不怎么好的岗位与工厂，人员都是一边进一边出的（因为很多人受不了那活），所以虽然有些企业仍然在不断招工，但也仍然是处于一种接近饱和的状态。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因为订单减少、工厂倒闭与疫情放开继续加剧，是全中国的普遍现象。

3. 与珠三角地区不同的是，这里的中介也许没有珠三角那边那么过分，可能相对来说好一些，盘剥得也少一点。因为像王哥和彭哥他们就是中介招进来的，但是也有18块钱的时薪。

4. 目前去过的几家西安的工厂，无论是在外面找工作的人，还是厂内工作的人，整体上的年龄都会比珠三角地区的要大一点，很多中年面孔。

5. 在聊天的过程中，感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这边工人的斗争意识更加薄弱一些。我在珠三角地区所接触的求职者，相对而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更加全面一些，可以在聊天中很容易将话题上升到整个社会的情况，并且进一步剖析生产与消费的问题。而在这边就进行得比较困难，除了“找工作的人很多”，就无法将话题进一步延伸（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大批工厂倒闭也是现今找工作难的一个因素，继而就不能看到社会整个工业订单减少的情况）。聊天中最激进的内容，也不过是“地方政府的腐败”，无法上升至全局。这和文化素质有一定相关性，但文化素质水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内地，从事农业生产的半无产阶级（就像王哥这样）较于沿海地区更多，他们退回老家也更方便。这样的半无产阶级，从有土地的角度而言，同样有着一定程度的小资产阶级的保守性质，除非他们的土地全部被拔掉，完全无法撤退回农业生活，才有可能激进起来。除此之外，内陆地区相对封闭的文化思潮，也促成了观念上的保守性质（而文化思潮上的封闭，也有可能和内陆的农业生产模式有关）。当然，这个第5点，也同样与第3点和第4点一样，有着较强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所以需要谨慎考虑。

6. 由于像卡车厂这样的重工业的工作比较繁重，因此年轻人往往不爱去。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在厂内看到的工人整体年龄稍微偏大些。相较而言，年轻人更喜欢去电子厂之类的非重工业产业。

7. 一般而言，临时工的斗争性比正式工更强，普工斗争性比技工更强，年轻人的斗争性比中年人更强，无地工人斗争性比有地农民工更强（当然，这只是一般性的讨论，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具体的情况）。因此，在预测未来斗争形式时，不仅仅可以考察地域因素，也可以考察行业因素乃至于人的因素。而如何将不同的群体团结起来，也会是斗争中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