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成化中兴
一、烽烟四起
由于朱祁钰的儿子早夭，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1457年，北京保卫战之后8年，朱祁钰生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起。几个政治投机分子趁机发动政变，重新拥立朱祁镇当皇帝，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继续当了七年皇帝以后死去，庙号明英宗。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这是明宪宗，年号成化，大明第八位皇帝。明朝总共16个皇帝，朱见深和他的儿子明孝宗朱佑樘在中间。
在父亲朱祁镇在蒙古当俘虏和回国当太上皇期间，朱见深待遇比较惨。太子身份被废掉，另立朱祁钰的儿子为太子。国家只安排了一个比他大十七岁的宫女叫万贞儿的照顾他，几乎所有人都生怕跟他沾边。结果这个朱见深就和万贞儿就产生了忘年恋。
朱见深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个宫女封为妃子，一直很受宠爱。因为皇后跟万妃闹矛盾，朱见深二话不说就把皇后废了，后来也不再立皇后。这个万贵妃就成了后宫之首。两人后来同一年去世，感情一直很好。
这本来应该是一段美谈。说明皇帝是个有良心的人，“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对不对？不过因为二人年龄相距太大，传来传去传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故事。说什么朱见深有恋母情结，缺乏安全感，是一个容易欺负的老实人云云。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明朝那些事儿》里面的描述。
这些看法完全错误。朱见深是一代雄主。在任二十三年，不断发动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对外严厉打击蒙古和女真部落；一方面大封爵位，奖励武将，一方面设立西厂、整顿吏治，其功绩与作风都与汉武帝相似，跟老实人一毛钱关系都沾不上。
他上任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甘肃总兵、辽东总兵、宣府总兵、延绥总兵、蓟州总兵、大同副总兵、辽东右佥都御史、延绥右佥都御史、宣府左佥都御史等九人召回北京。因为这九人在边境镇守多年，却没有立下什么军功，于是尽数撤换。
换上的人，基本都是在北京保卫战前后立下战功，“夺门之变”后被朱祁镇打压的将领。
比如定襄伯郭登。土木堡之变发生时，郭登作为参将协助镇守大同。当时大同守军大部分在土木堡战死，人心惶惶。郭登激励将士，吊死问伤，亲自为士卒裹创傅药，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在最危险的时刻守住了大同。
后来，蒙古人带着被俘的朱祁镇到大同城下要挟守将开门。郭登坚决拒绝开门，被朱祁镇记恨。朱祁镇复辟以后，将郭登判处死刑，在群臣的劝阻下，改为贬到甘肃充军。朱见深一上台就恢复了郭登的爵位，让他直接代替被撤掉的甘肃总兵王琮。
朱见深如此大规模的撤换边防要塞的军事主将，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他就这么干了，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以贪赃枉法的罪名，把他父亲最信任的锦衣卫首领斩首、抄家；
第三件事，就是为朱祁钰恢复帝号——朱祁镇第二次当上皇帝以后，宣布废除朱祁钰的皇帝地位，就像明成祖朱棣废除朱允炆的帝号一样。
然后，他又为北京保卫战的首席功臣于谦平反——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以反对朱祁镇复辟的虚假罪名被冤杀。朱见深承认了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恢复太子少保的头衔。此后数年间，大批受朱祁钰和于谦案牵连的官员被重新启用。
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十七岁的朱见深刚刚当上皇帝，就撤换他父亲的将领、杀掉他父亲的亲信、平反他父亲的仇敌和制造的冤案，其魄力可见一斑。
东宫太监王纶辛苦服侍他好多年，眼看朱见深当皇帝了，收了几个投机政客的钱，想在朝臣里面培养几个自己的势力，被内阁首辅李贤弹劾。朱见深立刻就把王纶贬到南京去做苦役。他对万贵妃讲良心，那是跟国家大事无关，对这种关系到政治是非的问题，处理起来一点不留情面。
把这些事情干完之后，朱见深这才开始认真关心起来：如何收拾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
明英宗朱祁镇留下的摊子，确实是个烂摊子。
明朝前期的权力结构，主要由几个部分的人组成：文官士大夫集团负责行政、武将勋贵集团主管军事、宦官集团以及锦衣卫负责监察。
其中，武将勋贵集团的来源主要是开国元勋的后代，以及士兵中通过打仗升官升上来的武将。有的武将以军功封爵，这些爵位也可以传给子孙。这些人专门负责打仗。文官集团基本不能插手军权。
土木堡之变，朱祁镇带出去都是武将勋贵中的精英，这部分基本被蒙古一网打尽了。王振作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对土木堡之变负主要责任，变得臭名昭著，其党羽被诛杀殆尽。宦官集团的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新皇帝朱祁钰以亲王的身份入继大统，对宫中的宦官不熟悉，而专门信任于谦等文臣。于是就出现文官集团一支独大的局面。
受到排挤的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对此非常不满。司礼监太监曹吉祥、武将石亨，联络因为主张放弃北京迁都而受到打压的文官徐有贞，拥立朱祁镇复辟。所以这个“夺门之变”本质上，是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从文官手中夺回权力的一次政变，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朱祁镇再次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杀了。这是毫无必要的。于谦是儒家士大夫的典范，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拥立朱祁钰，并且跟新皇帝一起保卫北京，然后又尽心尽力辅佐之。都是出于公心，而不是为朱祁钰个人效忠。对于谦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关键是要把国家治理好。
但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坚持必须要杀掉他，给他安了一个“准备迎立外地藩王继承皇位”的虚假罪名，朱祁镇为了证明夺门之变的必要性，也表示同意。此后几年，他们又系统性的对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文臣进行迫害。这些都是经过危难考验的栋梁之才。国家政治于是一片糜烂。
但是，政治投机的成功只能带来短暂的胜利，实力的对比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武将勋贵和宦官集团的精英在土木堡被大量消灭。曹吉祥和石亨都是缺乏政治头脑的庸才，手下也没什么得力干将，唯一有点本事的徐有贞还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夺门之变的这三大巨头，分属三个利益集团，同盟关系也并不稳固。
文官集团中有头脑的人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通过巧妙的政治谋略，重新获得朱祁镇的信任，先后把石亨和徐有贞搞掉。曹吉祥一看势头不对，“夺门三巨头”就剩他一个还没事，扳着指头都知道下一个肯定轮到自己倒霉了。情急之下，干脆让他的侄子曹钦起兵谋反，妄图带兵冲进皇宫，杀掉朱祁镇另外立一个新皇帝——这个事情也可以旁证：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并不算违反常理。跟朱祁镇相比，朱元璋严酷得多；而跟曹吉祥相比，胡惟庸和蓝玉所掌握的力量又要强大的多。曹吉祥都敢谋反，胡惟庸和蓝玉为啥不能谋反？
曹钦的叛乱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被扑灭。文官集团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由此衍生出来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官统兵。
在朱元璋的时代，练兵和管兵之权归武将，统兵权归亲王，文官只负责钱粮后勤。朱棣登基以后，废除了亲王的统兵权。这样，练兵和统兵权就都落到武将勋贵手里。朱棣对此不能十分放心，就搞了一个“宦官监军”制度。也就是在重要的军事要地，或者出征打仗的过程中，都要安设一个宦官去当“监军”，监督武将的行为，随时向皇帝汇报。
土木堡之变后，一直到朱祁镇去世这一段时间，武将勋贵集团人才凋零，文官就把领军出征的权力拿了过来，逐渐成为定制。这就形成了明朝很有特点的军事制度：文官为总指挥，负责制定战略；武将当总兵，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日常管理，相当于副总指挥；太监当监军，负责向皇帝汇报军情，相当于督察员。“三驾马车”互相配合、互相监督。每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每次重要的军队出征，都要配齐这“三驾马车”。
经过这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变故，帝国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的松动。政治斗争太厉害，皇帝也变得疑神疑鬼，地方上的局面很快就开始失控。在广西出现了瑶民起义、四川爆发了赵铎为首的农民起义、在湖南四川交界处的荆襄地区爆发了流民起义，在宁夏陕西一带爆发了多个少数民族联合起义。此外，北方的蒙古人不断到河套地区抢掠，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叛乱……
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都是可大可小的。盛世也有，一般闹不大。由于土木堡之变后朝政混乱，朝臣们忙着搞政治斗争，各种折腾，没人管这些事儿。小规模的起义就越搞越大。
等到朱祁镇去世，各方面的报告像火山喷发一下报上来了。一时间看起来非常吓人：广西起义已经变成了两广起义，而且义军已经进入湖南。荆襄流民起义军正在攻打襄阳；四川、宁夏也有好几万人的起义，连破数个城池。对蒙古和建州女真的作战连连失利，连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都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动……
摆到刚刚登基的朱见深面前的，几乎就是一个王朝快要亡国时候才能看到的局面：内忧外患、暴乱四起。比一百多年后崇祯皇帝登基时面临的局面还要严峻——那时候李自成张献忠都还没有起义，蒙古已经衰落，只有建州女真在关外闹事，但努尔哈赤已经去世，看起来并不那么可怕。
朱见深首先要处理的，是最紧急的两广叛乱。朱棣时代征服的越南北部早在宣宗朱瞻基的时候就丢掉了。现在，紧靠越南的广西也很危险。这个地方其实已经闹了有几十年，每次中央派军征讨，叛军和变民就躲进大藤峡里面。这个大藤峡方圆数千平方公里，里面河流纵横、高峡林立，大军无法进入。只能在周围烧杀抢掠一番之后退兵，然后叛军又重新跑出来闹事。
朱见深得到的最新汇报是：广西几乎全境失守，广东和湖南受到波及，两广首府梧州也快要完蛋了。两广镇守太监、巡抚、总兵全部待在梧州城内，仅仅七百叛军竟能大摇大摆入城劫掠一夜而去，城中重兵无人敢与对抗。中国随时可能像丢掉越南一样丢掉广西。
面对这种最紧急的军情，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统帅。他让首辅李贤推荐人选，李贤说兵部尚书王竑比较懂军事，可以让他推荐。朱见深就去问王竑，王竑说：“要想平定两广叛乱，非韩雍不可。”
这个名字一提出来，朝堂一片哗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韩雍刚刚卷入东宫太监王纶的案子。当时传说，王纶打算任命某人取代李贤任内阁首辅、任命韩雍取代王紘任兵部尚书。李贤在弹劾王纶的奏章里面，把韩雍也列为王纶一党。朱见深就把韩雍一块儿给贬到浙江去了。
刚刚贬走的官员，马上就重新启用，而且委以重任，皇帝和首辅大人岂不是都很没有面子？
朱见深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同意王竑的意见，任命韩雍为总指挥，另外任命武将赵辅为总兵，太监卢永为监军。“三驾马车”组合完成，带着十五万军队就到广西平叛去了。
平叛的路上，翰林院编修邱浚上书内阁首辅李贤，说大藤峡那个地方非常险峻，大军无法进入，正确的方略应该是先逐步剿灭外围的叛军据点，然后把它的几个出口堵住，封闭起来，让里面的乱兵缺乏粮食供应，围它个一两年。这样既安全，又能保证胜利。
李贤看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转呈给朱见深。朱见深看了也觉得很有道理，下令转发给还在路上的韩雍，建议他按照这个思路来平叛。
韩雍一接到折子就回复了：“邱浚的那个方案不行。大藤峡绵延六百多里，有很多河流贯穿其中，地形非常复杂，要想把所有出口都封住需要耗费很多兵力，也未必能真的封得住。这么多兵力耗在广西一两年，会耽误国家其它地方的用兵。我建议直接冲进大藤峡，把里面的叛军全部消灭。没有这个据点以后，其它地方的小股叛军就很容易扑灭了。”
奏章到了北京以后，朝廷又是一片哗然，马上分成两派开始大辩论。大部分人支持邱浚的方案，认为韩雍的方案过于冒险。大藤峡里面有些什么都不知道，几百里长的山谷、河流，十几万大军开进去，万一中了机关埋伏，很有可能就全军覆没在里边。现在天下叛乱四起，国家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土木堡之变的军队死亡人数，也就是十万左右。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韩雍说的有道理，把中央精锐部队耗在广西一两年，对其它地区的平叛和北方的防守非常不利。速战速决才是最佳选择。
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最后，一切的一切，还是要由不满18岁，高中没毕业就当上皇帝的朱见深来拍板。
十几万人的生死，甚至整个帝国的兴衰，就捏在了这个从未见识过战争的年轻人手里。
朱见深日夜阅读各种分析战局利弊的奏章，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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