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编户齐民
原杰这个人，堪称“治乱专家”。先在江西管理治安，效果很好；又被升到山东任巡抚，遇到荒年，负责赈灾救济，百姓没有流离失所。后来到户部当副部长，又负责黄河泛滥的遗留问题。基本上就是“哪里有灾哪有我”。
成化十二年（1476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写了一篇《流民图说》的文章，文章里面说：
“我之前在参与修编《地理志》的时候，读到东晋时候治理荆襄地区的故事，当时江西的流民聚集到荆州，政府就在荆江的南面设置了松滋县来安顿这些人；后来陕西雍州的流民又聚集于襄阳，政府于是在襄阳边上设立了南雍州来安置。松滋县归荆州管辖，南雍州归襄阳管辖。现在松滋县和南雍州这两个地方，经过了上千年，还是比较稳定。今天如果像东晋一样，允许流民在附近的州县落户口，对于那些偏远的地区，则设立新的州县来安置他们，任命官吏、编制户口，建立里甲制度[1]、轻徭薄赋，让他们可以安身立命，这些流民就可以变成齐民了。”[2]
这篇文章被右都御史李宾看到了，觉得写的不错，就呈给朱见深。朱见深也觉得说的很好，想到原杰好像很擅长干这个，就把这篇文章给原杰看，并叫他去荆州照此办理。原杰这个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而且刚娶了一个年轻的小妾，已经没有进取心，只想在北京娱乐晚年。听说皇帝要派他到荆襄去处理流民问题，那是相当不爽。一打听，这个《流民图说》是李宾进献的，正好他跟李宾的一个学生薛某有过节，就认定是这个家伙撺掇李宾上书派他去荆襄受苦的。所以就跟皇帝说：让我去也可以，不过让这个姓薛的家伙跟我一起去。
朱见深一看，这还有啥问题？这人我都不认识，你想带就带吧，马上批准。
这哥们就很郁闷的被自己的死对头带到荆襄蛮荒之地干活去了。原杰成了他直接领导，估计没少给他穿小鞋。但是后来因为荆襄治理成功，朱见深以为这是原杰推荐的人才，不停的给他升官，以至于立碑传世、名垂青史，成了荆襄治理的大功臣，简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现实版。
两个月以后，一个低级军官叫做文会的上书，谈了自己对荆襄治理的看法，提了三条建议：“首先，开垦山区土地，安置流民；第二，建立行政和军事机构，实现荆襄治理常态化；第三，荆襄地区位于三省交界处，实际上是一个交通要道，发展商业贸易的位置很好。建议修建道路，在关隘险要的地方设立卫所，并且建立学校传播文化，这样把当地的治安搞好，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之后，自然就不会作乱了。”
这篇上书极有见识。前面两条与周洪谟的观点差不多，第三条则立足于荆襄特殊的交通区位条件，提出了发展商贸的针对性意见，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推进措施，已经有了现代区域经济规划的理念雏形。朱见深非常赞同，转发给原杰参考，让他照此施行。
离开了京城的繁华之后，原杰慢慢的又找回来当年治国平天下的气概。一路走一路看朱见深不断给他转发过来的各方面意见建议。到了荆襄后，就带着小薛同志“遍历各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问民疾苦。”又召开会议，召集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地的各种地方官员讨论问题、搜集档案资料。经过艰苦的核查，取得流民信息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户，合计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人；其中近年逃过来的，在原籍还有房子土地的，有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户，合计四万五千八百九十二人。原杰先把他们遣返回原籍，剩下的就编入邻近州县的户籍，正常纳粮当差。
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完以后，原杰又亲自观察地形、调查关隘，按照文会上书中所说的，在许多关键地方布置设立了驿站和军事卫所。然后，又开始着手地方政权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经过调研和通盘考虑之后，他向朝廷上书说：
“郧县（今天的湖北郧县，在十堰市区北面大概25公里）这个地方，周围平原面积比较广阔，又靠近汉江，可以连通竹山、房县、上津、洵阳、淅川等五县，四通八达。但是一直以来盗贼猖獗。可以在这里修建城池，建立军事卫所，控制地方，安抚居民。”
郧县地处荆襄的中心地带，又是交通要道，但是距离最近的州府也有五百多里地，方便盗贼、土匪活动，不利于官府抓捕。原杰经过一番山川地理形势的考察分析，认为适合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郧阳府，用来统管荆襄地区。把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上津县和郧西县六个县纳入郧阳府管理。同时，在陕西的西安府、河南的南阳府的辖地内，再新设一二个县，来对偏远地区进行管理。对一些已经有了政府管理的如固阳、信始等地，又对政府机构的职能进行调整，加强对山区地方的管理。
郧阳府设立以后，原杰推荐由原邓州知府吴远任郧阳知府。然后，又推荐河南巡抚吴道宏接替自己。朱见深立即下令升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命令他负责巡抚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基本上就算是设立了一个“荆襄省”，由这六个州府组成，巡抚坐镇郧阳。郧阳也就大体相当于成了荆襄地区的省会。同时，原杰又在郧阳设立行都指挥司，统管地方治安部队。这样，荆襄地区的军政管理体系基本建设完毕。
原杰把这些事搞完以后，马上就要想走人，回北京去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但是运气不好，因为他功劳大，朝廷决定给他升官。但是这个级别的官位暂时没有合适的，只好再给他提半级，任兵部尚书，但任职地在南京。其实算是一种照顾，因为他年龄大了，南京比北京繁华，气候也更适合养老。而且，南京兵部尚书位居南京六部之首。江南地区的事务，主要就是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镇守和南京守备三大长官共同决策。南京守备是武将，南京镇守是太监，兵部尚书作为文官首领，地位在二者之上，是整个江南地区实际上的最高长官。但原杰还是很不爽，就想回北京，来回讨价还价了很久，最后无奈只得启程。很不幸刚走到南阳，还没有走出荆襄地区，就因病去世了，享年61岁。
原杰死时，史书记载“荆襄人闻讣，为巷哭罢市”；“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泣者” 。
对原杰治理荆襄地区的功劳，历代史学家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区画流民一事，尤为卓伟，使国家百年意外之变，一旦潜销默定。”《明实录》
“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也。”《明史》
“一介之吏，贤于十万之师。”《明史纪事本末》
“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国榷》
这样高的评价，原杰当之无愧。荆襄地区已经闹了几十年，朝廷不停的安抚、镇压，再安抚、再镇压，反复循环，都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一旦遇到天灾，这个地方马上就变成火药桶，爆发个十几万、几十万的人起义是常事，动不动就攻陷州府县城，又是建国又是称帝的，搞得不亦乐乎。光成化年间就派了白圭、杨璇、王恕、项忠至少四拨人去处理了，其中两次派出守卫北京的中央精锐，劳师动众、耗费极大。但经过原杰这么一整顿，情况立即好转。
郧阳城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县城，一朝成了知府衙门、巡抚衙门和行都指挥司驻地，城池大规模扩建，修浚水道，拓宽街道。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小城一跃成了“雄藩巨镇”。很快，郧阳城成为汉江上最大的商埠，经堵河可达巴蜀，由丹江可入商洛，而汉江则上可直达汉中、下可直达荆襄及武昌以至南京，商业极为发达（文会的预言成真了），到处是商铺、会馆，酒肆、学宫、校场……
以郧阳府的建立为标志，荆襄流民问题基本解决。到了十年后的弘治年间，就出现了“流离之民，俱为土著，生有产业，死有坟墓，男婚女配，各遂所愿，安土重迁，绝无他慕”的局面。“即今抚民等官，俱在闲散，故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抚民’之嘲”，也就是说，地方官员政务不多，每天上班喝喝茶聊聊天，地区社会经济仍然一切正常。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荆襄之地，从帝国的心腹大患，变成了一根定海神针。郧阳府在清朝继续存在，到了新中国改为郧阳专署，一直存在到1994年才被撤销。原杰的这个规划足足管了五百一十八年。
明朝能够存在接近三个世纪，荆襄治理的成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的各种战乱，除了最后的大起义以外，都在边疆地区发生，心腹之地一直保持稳定和繁荣。原杰之功，不可谓之不大。
[1] 里甲，明代社会基层组织。每里人户为一百一十户，一里之中多推丁粮较多的十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十甲，甲设甲首。里长对上级官府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本里人户丁产的消长变化，监督人户生产事宜，调理里内民刑纠纷，并以丁粮和财产多寡为序，按赋役黄册排年应役。
[2] 文言文原文见《明末纪事本纪》，第三十八卷 平郧阳盗
四、政通人和
成化年间荆襄治理的这场大戏基本落幕。我们来对前面讲的这些个故事做一下回顾和总结。
首先，从朱见深登基的第一年开始，帝国军队就不停在四处征战。大的战争有两广大藤峡，两征荆襄，宁夏平叛，小的还有四川、湖南、建州女真等等。北边对蒙古的防卫作战也从未停止过。看起来烽烟四起、内忧外患。但与此同时，关中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粮食主产区和经济核心区却一直在享受着连续一百多年的和平与繁荣。特别是江浙一带，可谓歌舞升平。江浙地区都不怎么种植粮食了，因为经济效益比较低，而大规模的改为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粮食主产区逐步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所以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江浙则被称为“衣被天下”，也就是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占据了统治地位。
此外，各种商业贸易手工业也极为发达。成化时期是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成化瓷”在收藏界是一个专有名词，成华瓷有2个主要品种，一个是青花，一个是斗彩。青花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斗彩”是成化年间才烧制成功的，颜色比青花更为丰富，一般是以青花为底色，间以其它五种色彩，大有青花与五彩争奇斗艳之势，故称之为“斗彩”。2014年4月，“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81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刷新了中国瓷器价格的世界纪录。
这种一边歌舞升平、一边狼烟滚滚的局面，彼此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边远地区的战争，就是为了保护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千百万将士的牺牲，换来的是中原人民的安居乐业；同时，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可以有力的促进生产，为战争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二者互为表里。和平来之不易。
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就很明显了。战争一个接着一个——两广、四川、东北、荆襄、宁夏、蒙古……必须根据军情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在上千公里的跨度上，来回调动成建制的军队，让他们翻山越岭、南征北战，同时还要不断的任命或撤换将领，并大规模的调度和运输后勤物资。在交通和通信条件如此落后的时代，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一个可以统筹全局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协调，没有一个享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君主来拍板定案，没有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地方官僚体系来征兵调粮，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要想：在荆襄地区，之前处于无政府状态，流民们自己耕种自己吃，不需要向官府交税纳粮，也不用承担劳役兵役，没有专制政府压迫他们，为什么还会不断的发生暴乱？反而是让他们纳粮当差，多养活一个很庞大的官僚集团（新设的县、知府、巡抚、行都指挥司）之后，反而社会稳定、民生幸福了？
这个问题，得从两条线来思考。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
从正面来说，帝国政府不是光拿钱不干活的，而是要干很多很多的事，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公共服务。荆襄这个地区，虽然全是崇山峻岭，但同时又是四省交汇之处，具有很好的商贸发展条件，政府就来组织内河运输、修建道路。
商旅往来，必须要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政府就来修建驿站和卫所，保护治安、打击盗贼，商业经济才能真正繁荣。
荆襄地区土壤肥沃、环境恶劣，好年景容易大丰收，坏年景就民不聊生。这里气候潮湿，粮食保质期不超过两年，一旦连续两年受灾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政府就负责从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灾年从外地调入粮食赈灾，丰年把粮食调往外地，把荆襄地区纳入到整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生态系统里面来综合平衡，问题就容易解决的多——这也是只有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才能具备的好处。
从反面来说，人性总是有好有坏，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产生世外桃源，只会产生土匪社会。人一多了之后，就一定会有坏人欺负老实人，强取豪夺、不劳而获。在有人群的地方，政府不去收税，强盗就会去“收税”。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政府除了治安基本啥都不管，结果就是地主豪强横行州县；荆襄地区连个管治安的政府都没有，结果就是比西汉的豪强政治更坏的“土匪政治”。政府不管，自然有人来管。这些人可不喜欢什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世界，而是“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自在生活。没有野心的，就打家劫舍、呼啸山林；有点野心的，就占山为王、称孤道寡。无政府状态的荆襄地区，是一个弱肉强食、盗贼云集的“世外桃源”。这种世外桃源，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陶渊明所描写的那种世外桃源，在现实社会是无法存在的。
无政府绝不代表人民的自由，而是代表强盗们的自由。政府，就是把必要的暴力集合起来加以理性的管理和使用的这么一个机构。没有政府，就意味着暴力行为的泛滥和非理性的使用。荆襄地区在政府建立之前，人民并非真的是自己种粮自己吃，而是必须向其他暴力机构缴纳更沉重的赋税。这种赋税可以体现为被抢劫、被迫入伙当土匪或者参与叛乱等等。
所以，在荆襄地区建立政府，不是平白的新增一群官老爷们来让老百姓养着，而是用一群更能干的、组织的更好的、负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责任的人来取代原来的那一批山大王、土皇帝。这就是为什么新增好几套军政组织，不仅没有增加人民负担，反而大大促进荆襄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原因.
五、专家治国
第三个问题，就是荆襄地区治理的成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天才人物——比如朱见深和原杰——拍脑袋就搞好的，还是背后有一套系统而复杂的制度来促成的？
我们来回顾一下荆襄治理历程。项忠平叛以及之前的事情先不说。治理行动的起点，是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的《流民图说》。国子监就是国家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就相当于中央党校校长。他平时喜欢与人讨论时事政治，荆襄问题是当时的热点，周洪谟也是比较有名的“荆襄问题研究专家”。《流民图说》就是他研究历史地理，结合当前荆襄地区的实际情况搞出来的研究成果，背后还有国子监的一大帮人在为他提供研究支持。
这个研究成果通过左都御史李宾递给皇帝。其过程十分类似于今天的政府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方式。皇帝认为讲的很好，就找来原杰去负责执行。
既然把原杰派下去，就说明“荆襄治理”要从研究层面转入到实践层面了，成为国家重要战略。于是各个方面都开始研究这个国家战略，写成奏章递上来出谋划策。通过官僚体系的筛选，把好的再提交给皇帝。就跟现在总书记提出国家要实行“一带一路”战略了，就有无数的智库研究机构开足马力研究“一带一路”该如何建设，然后把研究报告递给各个级别的领导。这些领导读了觉得好的，再层层筛选上报，一直递到最高层作为决策参考。在这些奏章中，就有文会的那篇文章得到了朱见深的特别重视。这些材料又被转发给原杰，由他来负责最终的实践。
而原杰能够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个省的地方官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流民户籍与水文地理资料。这些资料，又是之前很多年、很多人调查积累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六十岁的原杰累到死也搞不清楚荆襄地区到底有多少流民、分布在哪些地方。
有了这些制度还不够。元朝也有类似的制度，但是一个黄河治理就把自己搞死了。关键还要看用什么样的人来参与这一套制度的运行。我们来看看参与荆襄治理的这些人，他们是如何被选拔和培养成为这场变革的主角的。
不管是白圭、项忠，还是周洪谟、李宾、原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进士，也就是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中白圭和周洪谟是“进士及第”，也即科举考试全国前三名，比今天的省高考状元厉害多了。
科举考试主要考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在明朝就是著名的“八股文”。八股文格式要求非常严格，能够用八股文的形式写一篇意思通顺、道理明白的文章难度极高。在八股文考试中获得高分，说明这个人智商很高、思路清楚、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强，可以熟练的阅读政治经济文献和写作政府公文。而且有上进心、有自制力，从小就懂得刻苦读书学习而不是游手好闲。在一个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的古代帝国，这些人就是人才中的人才。让他们来治理国家，政府的效率才有保证。
但即使经过了严格选拔，他们也只是刚刚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要从较低级别的职位做起，做出成绩了才会被提拔到高位。像原杰中了进士之后，先是到南京当御史，然后再提拔到北京来参与实际政务。过了两年又派到江西去负责抓捕江洋大盗。因为成绩显著，才被升官，到山东赈灾。后来又负责黄河治理。三十多年的各种考验和锻炼，让他从饱读诗书的进士，变成了处理灾害问题和治安问题的专家。这才被选中派到荆襄地区去主持工作。
项忠也是一样：中了进士之后，先从刑部的主事（正处级）做起，干的好了再提拔为副局级的员外郎。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虏，自己找机会偷了一匹马逃了回来。后来被派到广东去当公安和司法厅副厅长（按察司副使），参与了镇压瑶民的起义，表现良好，开始进入统兵文官的序列。此后又到陕西当按察使，带地方军成功镇压了羌族叛乱。又被提拔到中央大理寺工作，被朱见深看中，开始指挥大兵团作战，在平定宁夏满俊叛乱中立下大功，这才获得了统兵25万征讨荆襄的机会。
周洪谟则是走到另外一条道路：进士及第以后，因为文笔好、博闻强记，所以安排他在国子监工作。长期从事修编历史经典、研究时事政治、给皇帝讲课等事务，远离一线行政，重点负责研究，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国子监祭酒的位置上的。他能够提出荆襄治理的策略，就是因为他负责修编《地理志》，梳理历朝历代的地方人文地理沿革，从中发现了汉朝和东晋治理荆襄的典故，这才提出来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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