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储君之路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不能漏掉，就是皇帝朱见深。他既不是科举考试考出来的，也不是经过基层锻炼一级一级提拔成皇帝的。他的出现又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呢？
中国帝制时代皇位虽然是世袭的，但并不是说大家就只能碰运气，指望坐上皇帝的位置的人天生的雄才大略。对于储君——也就是太子——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培养体系。
在明朝，太子要每天参加早朝，看着皇帝如何跟大臣们讨论和处理政务。早朝凌晨五点就开始，一般是开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这是政务观摩。就跟现在很多公司的董事长会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参加董事会一样。香港富豪李嘉诚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培养他的两个儿子的。如果今天让一个小孩从六岁开始就旁听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听上十年，政治能力估计也不会太差。
退朝以后，内侍就要负责监督太子读书。先读四书五经或者《帝范》等讲道理的书，然后读史书。每天读什么、读多少，都有一套文官班子专门给列定计划，还要经过皇帝批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就休息，练习一下骑射作为锻炼放松。下午开始，就有专门的讲师——一般都是翰林院或国子监的高级官员，比如周洪谟这种——来给太子讲课，讲的内容就是上午看的部分。讲完课之后，内侍再监督着太子把讲课的内容温习一遍。
每隔三天，就是一个“温书日”。这一天，老师不来讲课，也不用看新的内容。而是把前三天的内容复习一遍。
然后，还要练习书法，春夏秋三季每天写一百个字，冬季每天写五十个字。遇到重要节日、天气太冷或太热的时候，可以暂停。皇帝会不时的来考察太子的学习情况，让他回答问题或者出一些题目让他写“命题作文”来应对。
从这一套学习程序来看，非常的科学：讲究先预习、再学习、当天复习，然后每隔三天再整体复习一遍。很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艾斯浩宾遗忘曲线”的规律，可以保证学习效果。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首先是四书五经这种讲大道理的书，然后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弟子真德秀写的《大学衍义》一书，里面的目录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六大部分。
《格物》里面包括《明道术》和《辩人才》两章；
《致知》里面包括《审治体》和《察民情》两章；
《诚意》和《正心》谈的是个人道德修养，没有分章；
《修身》则包括《谨言行》和《正威仪》两章；
《齐家》则包括《重正妃（挑选和管理好后妃）》、《严内治（管理好太监）》、《定国本（管理好太子和其他儿子）》、《教戚属（管理好外戚和亲属）》四章。
这一套东西，把治理国家的基本注意事项给讲清楚了。
学习这些大道理的同时，太子还要读历朝历代的史书，包括《左传》以及《史记》以来的断代史和《资治通鉴》。读的都是原文，不像咱们今天这样，中学历史学的都是经过严重简化的、干巴巴的历史教材。
除了这种标准的经书和史书外，太子还要学习之前的皇帝专门为教育储君而写的一些资料。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写给儿子李治的《帝范》，明太祖朱元璋编写的《储君昭鉴录》、明成祖朱棣编写的《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还有明宣宗朱瞻基编写的《帝训四书》等等。此外如《贞观政要》等优秀政治经典也是必读书目。
这些都是朱见深当太子期间被要求反复学习的材料。多年太子当下来，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得失，已经是相当清楚了。可以说，一个当过几年太子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达到文科博士的平均水平当无问题。朱见深刚一当上皇帝，就为《贞观政要》写了一篇序言，大谈自己要学习唐太宗治理好天下的理想。这篇序言现在已经成为《贞观政要》的一部分，在大部分版本上都可以找到。读了之后就知道，那古文功底和政治学功底已是相当了得，不能拿今天十七八岁高中毕业生的水平来评判。
除了跟着上朝学习和读书写字以外，皇帝还会随时派遣太子去处理一些政务，或者辅助大臣处理政务。比如朱元璋下令逮捕蓝玉审判的时候，就是皇太孙朱允炆带着吏部尚书去审的。朱棣到漠北去打蒙古，期间就由太子朱高炽代为处理政务。后来朱高炽当了皇帝，则把儿子朱瞻基派到南京那个“留守中央政府”去锻炼。此外明朝还有个特殊传统，就是皇帝本人要带着太子去拜访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疾苦，这是朱元璋传下的惯例。
所以，当太子是很辛苦的，早上五点跟着上朝，然后不停的读书学习一直到天黑，要全面学习治理国家的各种必备知识，要参与很多政务处理，出席诸多礼仪大典。此外还很有危机感，虽然废掉太子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只要发生了，这个太子基本上都会死的很惨。因此必须谨小慎微、认真学习，不能让皇帝对自己的能力和态度产生太大的怀疑。
经过这样的培养，这样的人坐到皇帝的位置上，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朱见深基本上就是完整的按照这一套训练程序教育出来的皇帝。他当太子的时间很长，从土木堡之变前被立为太子，在朱祁钰当皇帝之后三年被废掉；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又接着当了七年的太子。累计当了十年太子。这个时间足够把太子必读的各种经典文献很认真的读上好几遍，思考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废太子的经历也让他有足够的危机感，观摩朝政、学习经史和实习政务的时候不敢有丝毫懈怠。所以在十七岁当上皇帝以后，一上台就能大刀阔斧的处理一批不堪用的文臣武将，然后不断的调兵遣将来平定国内的各种叛乱，并主持完成荆襄地区的治理变革。他的这种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套完整的培训程序培养出来的。[1]
[1]太子的这一套培养制度，虽然也很有章法，但跟科举制度和文官选拔制度比起来，可靠性要差得多。因为皇帝首先是靠血缘关系来继承的，皇帝去世的时候太子年幼，根本没有来得及接受培养就登上皇帝位的，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或者太子培养得好好的，突然生病死了——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就是这种情况，临时立一个新太子，没来得及培养好就登基了，也是有的；还有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或者被俘了，只能从皇室宗亲中挑选合适的人来继位，这个人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当皇帝的培训（提前接受那是谋反），明朝就有三位——景泰帝朱祁钰、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崇祯皇帝朱由检。
太子培养制度，只能算是皇位继承制度的一个辅助制度，不是皇帝选拔的核心制度。皇帝继承的核心，是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质很低的条件下，用明确的规则（嫡长子继承制）来认定皇帝人选，杜绝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发生大规模内乱，并以“君权神授”的理论来确保皇权的绝对权威，以高效调动帝国军事经济资源，组织战争或对抗自然灾害。
也就是说，即使皇帝素质平均比较低，给帝国造成的损害也要小于为了争夺皇位而造成的破坏，所以不得不选择这种制度。皇帝素质能培训高一点最好，实在培训不好，也勉强可以接受。帝国养一个昏君的成本总比开打内战要强。只有出现杨广那样的暴君，皇帝继承制度才应该中断。太子培养制度只能弥补皇帝制度的某些不足，而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是无法保证皇帝的素质都足够高。
七、鸟尽弓藏
在处理荆襄问题的同时，扑灭大藤峡起义的韩雍还在两广坚守。
朱见深用人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支持第一线的军事总指挥，对于朝廷的议论不太理睬。韩雍想进大藤峡就让他进，项忠不想增兵宁夏就不增兵，在荆襄地区制造大规模的死亡也不管。总之，把决策权留给第一线。这是一个好习惯，比较符合现代管理原则，华为公司的老板任正非就老爱说“让听得见炮火的地方做决策”，跟朱见深的用人之道是一样一样的。
韩雍平定大藤峡之后，由于精锐兵力调往宁夏，两广的叛乱形势很快又出现波折。大藤峡内叛军再次聚集，其它叛乱势力也跟着反扑，攻略州县。朝廷的言官们马上就一拥而上准备痛扁韩雍，雪片一般的弹劾奏章涌到朱见深面前，内容无非就是韩雍赵辅等人虚报军功、隐匿贼情等等。对这些弹劾，朱见深回复道：“捣巢剿贼大功已成，余寇复叛，韩雍又进剿矣，科道官如何妄劾？”一概不听。
相反，对于韩雍的各种奏议，朱见深一律批准。并且在成化六年，在两广设立总督，任命韩雍为两广总督，全面负责两广军政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府的总督，以前的总督就是临时协调跨省军事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开府之后，就成为了有稳定编制的地方军政一把手。后来又很多有名的大臣都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干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
韩雍这个两广总督当得很爽很过瘾。因为朱见深总是毫无保留的批准他的一切奏议，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各种人事任免。韩雍威仪极大，出行总是一整套军事仪仗队跟着，两广地方官员跟他汇报事务必须跪着说话，所有政务军务一概独断专行，俨然就是两广的皇帝。军事花销也如流水一般。朝廷的言官没玩没了的弹劾，韩雍也曾经上书辩解过：两广地方多少数民族，这些人不服教化，只认两样东西：银子和拳头。所以恩威并施，对听话的，就大把的撒银子；对不听话的，就血腥镇压。地方长官要时刻显示自己的威风和严厉，那些少数民族的首领不仅不会觉得过分，反而心悦诚服。
这个见解朱见深完全支持。两广地区在韩雍的统治下，局势日趋平稳。两广少民，把韩雍敬若神明，不敢再有叛乱。
到了成化九年，广西镇守太监黄沁弹劾韩雍贪欲纵酒，滥加奖赏，胡乱开支花费。这些事儿其实已经被言官弹劾过很多次，对韩雍来说都已经虱子多了不痒了。但这一次，朱见深的反应很迅速：先是派人去调查，调查完了之后认为情况属实，立即下令韩雍致仕（也就是退休回家），相当于彻底罢官。
接替韩雍的新总督不到两年就在任上去世。成化十一年（派原杰去治理荆襄的前一年），经朝臣推荐，朱见深任命甘肃巡抚朱英为两广总督。这个朱英在朱祁镇时期就参与过镇压两广叛乱，后来又调到甘肃去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他的特点是比较善于治理，而军功并不突出。从朱见深先是完全信任韩雍，但突然把他撤职，再派朱英出场来看。他的思路其实跟处理荆襄是一样的：先派项忠血腥镇压，迁徙流民，把流民迁徙得差不多之后，再派治乱专家原杰去筹划地区的常态化治理。韩雍的作用，就跟项忠一样，等两广基本平定以后，朱见深就不再容忍他在两广作威作福、胡乱花钱，而是派出一个抚民专家去完善地方治理结构。
朱英任两广总督以后，首先就是把韩雍的仪仗队取消了，出行只带少数的几个护卫。然后约束告诫手下的将领，不得夸大叛乱者声势，随便请求出兵以邀战功。
除此之外，朱英的政策跟原杰非常相似，主要就是“编户齐民”：招抚瑶族、僮族这些少数民族，把他们纳入地方户籍，按照里甲制度进行管理。愿意编户的，免除三年徭役。马平、阳朔、苍梧诸县的少数民族全都望风归附。有一个人叫“李公主”的叛军首领，长期凭恃地势险固与政府对抗，也派儿子归顺。朱英将他们安置在永安州居住，并承诺他的子孙可以世代在官府里面有公务员编制。此后归附的就一天比一天多，总共四万三千多户、十五万余少数民族转化为户籍人口。两广地区的治理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韩雍在的时候因为花销太多太滥，两广财政已经非常困难。朱见深看起来对韩雍很“够意思”，其实是纯粹的对事不对人，看中的就是他能够强力镇压叛乱。等到镇压的事儿基本结束，马上就翻脸不认人让他回家养老去了。相反，朱英是个理财能手，为官清廉、注意节约，巡抚甘肃的时候，多年下来节约了三十万两军费。到了两广，“改剿为抚”降低了大量军费开支，把少数民族纳入户口编制以后，又有了新增的赋税来源，两广地区的财政局面迅速改观。两广从依赖中央拨款，到自给自足，等朱英辞任的时候，还留下了四十万两的财政盈余。
从荆襄和两广的治理来看，朱见深的用人和治国之道思路清楚，方法得当。其战略才能与政治手腕对挽救陷入危局的明帝国起了重要作用。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