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2012年04月02日 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向东前言:《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是一篇十一年前发表的文章,虽然文章发表己经有十一年,但其理论深度和历史感使此文在今天仍然具有阅读价值。在此提供给对造成今日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论和历史感到兴趣的朋友们参考。文章中提到的一些人物,在经过十一年之后,对他们现在的表现,可能又要作出不同的评价,例如对张宏良,我在此不宜多说,由朋友们自己斟酌。 ——张氏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口味重,敬请下载阅读 一,前言 二,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现实社会背景 三,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 四,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核心要点 五,张木生从《新民主主义论》中截取了什么抛弃了什么 六,张木生“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落差 七,张木生在政治光谱图上的位置 八,张木生用“新民主主义”融合“左右”的可能性评估 九,张木生:天使还是魔鬼? 十,结语 一,前言 张木生,红二代出身,与即将登台的“第五代”领导人渊源极深,与已故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关系特别,曾在1980年代邓**主持、胡耀邦赵紫阳具体执行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成为年轻的“先锋智囊”,辅佐有“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的杜润生,铁腕推行“包产到户”,强力取缔农村人民公社,1990年后淡出人们视野,2009年在香港出版《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主张中国共产党执政路线回归“新民主主义”,再度受到中国政学两届关注。该书2011年在大陆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前中共元老刘少奇的儿子、现任总后勤部长的刘源将军为其作序。同年,张木生以“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来形容当朝政治家的不作为,与此同时,马不停蹄奔波在“左中右”各路人物的政治性集会、学术性讨论会、纪念历史大事件座谈会,接访《 本文将张木生“新民主主义”主张,放在1919年-1949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1976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1978至今的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历史背景下,做一检阅,分析判断这一主张,是否的确是中国当今和未来几十年的不二选择。 这篇文字本可以写得很短,但是,经过反复思考,我最后决定就长弃短,提供尽可能多的必要的背景资料,来和网友一同获得历史感和现实感,以便对张木生及其政治主张作出尽可能客观的评判。 当前中国社会,因为内外矛盾尖锐突出,“不争论”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普通老百姓在体制内基本丧失了代言人,在此悲惨背景下,一切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一切还心系工农大众的人们,都应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利用手中有限的言论资源如网络论坛、博客、微博,参与国家制度构建的大是大非问题的争论,从影响国家制度构建着手,争取本阶级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权益。 二,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现实社会背景 中国社会走过34年的改革开放的路程,在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直逼美国之时,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壕沟也宽深到历史上未有的程度:壕沟的一边,是巧取豪夺的资本家、出卖人格国格的买办,和党政腐败的各级官员,在日常生活里挥金如土,日出万金、十万金、乃至百万金的同时,用剩余非法所得,开豪车、行豪赌、囤豪田、攒豪地、海内外置豪宅、送子孙海内外上豪学,当如此还无法安置完所拥有的巨额财富的时候,就干脆将现金资产也转移海外,将子女配偶秘密移民海外,一来经管海外资产资金,二来逃避国内政治和社会风险;壕沟的另一边,是数千万绝对贫困人口,在为一日三餐糠菜果腹而愁苦不堪;数以近1.5亿计的农民工为每月不足2000元工资而超负荷工作10-16小时,其中一部分常要因为讨要被拖欠的微薄工资,遭遇被老板扫地出门,被老板雇人殴打甚至砍手剁脚;数千万下岗工人像幽灵一样为养育子女,维持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各种谋生手段挣扎在生死线上;更有千万之众的花季少女和下岗女工不分白天黑夜,冒着被勒索、被赖账、甚至被杀害的危险,奔波在皮肉市场供人玩乐,被人凌辱;即便是所谓城市小资,也多被子女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沉重的压住;至于还有多少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或者啃老或者蜗居或者干脆绝望自我了结生命,多少老人又被贫困的子女赶出家门、被富有的医院挡在门外,老无依靠,不得善终,就更无法统计。 这种完全超出正常人思维和想象的两极分化,衍生出浮现于当今中国社会表层的一切社会问题,导致中国社会被明显的撕裂,即,不同人群之间团结互信的丧失,代之以彼此漠视、对立、伤害乃至杀戮。从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横向看,各民族之间隔膜嫌隙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些民族要分裂的迹象,极端的如“疆DU”,“藏DU”等组织的所谓“恐怖活动”——我本人不承认有恐怖活动,只承认有阶级斗争;从政权层级结构纵向看,一些民族和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离心离德,中央政府对这些民族和这些地方政府的支配领导能力,明显的趋于减弱,“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与此同时,这些民族内部不同社会阶级人群之间,如工农大众阶级和精英集团之间,暴富阶级和赤贫阶级之间,彼此敌视、敌对,最严重时候乃至彼此暴力杀害。 表层问题是由深层问题导发的,深层问题就是制度安排问题。于是,在现实的逼迫下,中国社会一切关心个人和家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的人,就都在反思现实制度的缺陷。以现在流行的政治左中右标尺测量,无论是什么政治倾向的人,左也好,中也好,右也好,无论怎样定性现实的制度,资本主义也好,特色社会主义也好,权贵资本主义也好,都觉得这个制度不再具有可持续性,都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身所在的阶级利益出发,甚至只是从失去了人民性的党派利益出发,谋求出路,寻找替代性制度安排,名曰救治现实社会,实际救治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及自己所在的阶级利益和党派利益(党派往往是阶级的代言人,阶级利益的维护者,所以这两种利益具有一定范围的重叠性),只有极少数真正继承了毛泽东遗志、以人民为己任者,是在真正为民族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着想。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木生在他的《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里提出: “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 随后,他又继续或者撰文,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参加各种座谈会回答提问,反复推销自己的这一政治主张。 三,张木生提出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 张木生主张回归“新民主主义”的理由,我总结了一下,从理论到实践主要是四点:1)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世界同时的而不是一国先入的,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本质,说穿了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尤其是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多种资本主义成分共同发展”,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是“在国内只能演进为‘官僚权贵资本主义’,在国际上只能按世界帝国主义规则玩下去,最后演变成‘社会帝国主义’,最终‘四分五裂’”。马恩斯都不能信,都不合适中国国情,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因为含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所以值得借鉴;2)“在近来中共文献研究室解密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刘周共同参与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讲话的内容,概而言之:一句话: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有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新解密的、一般人看不到、只有张木生等少数人能看到并掌握着解释权的原版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才能成为指导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救治中国社会现实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来源;3)“邓**这位智慧老人……他绝顶的哲学是‘不争论’,但他提出的不争论是有言在先的,一是‘今后中国富强之后解决两极分化比改革开放还难’,二是‘到2049年之前,中国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百年不动摇’的真正依据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基石。也就是说,邓**是真正继承和完美的、正确的实践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遗产,并早就预料实践中可能导致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对两极分化相应作出了解决预案,即,将这个实践延续到2049年,使中国成为“够格的社会主义”,一切问题就自行得到解决;4)“改革开放30年,顺应了新民主主义论,创造了人间奇迹”。这就是说,如果违背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就要大祸临头。这一点,刘源在给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一书作的序言《读张木生》里,有更加清晰的表达。 刘源说:“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时期,包括改革开放至今,我们凡是用新民主主义为指导,就胜利、成功了!而没有真正遵循那套理论的,或犯错误、或走弯路,都出了问题。” 基于这样“充足又无可辩驳”的理由,刘源总结张木生的观点说: “客家想惊险一跃,全面实验普世价值;土家想造反再乱”,都是中国的“死路”,“我家认为,社会与政治改革,要用经过实践检验为正确的、我们自己的理论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指导” ,“在突飞猛进又积累了巨大矛盾的中国,我们必须严防造反余孽与民粹主义‘愤青’合流的极左大破坏;又需要警惕狭隘自大民族主义加‘暴民’造势的极右大爆发。文革之鉴,德、日法西斯之鉴,后人必要鉴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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