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对“血战河西走廊”的失败总结漏洞百出 ...

《历史的回顾》“血战河西走廊”章节对西路军失败的总结不正确：西路军是为创立甘北根据地西入河西走廊，任务没有超出应有限度，也具有机断专行权。

　　1936年10月下旬至1937年3月中旬，21800余人的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损失殆尽，徐向前、陈昌浩离队，要回去和中央斗争。

　　中央在1937年3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中，对西路军的定性是“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1979年，朱玉调至徐向前元帅办公室工作，担负徐帅回忆录的写作任务，自1981年2月20日的《“西路军”疑》开始，通过一系列的相关文章为西路军“正名”。

　　作为执笔者，朱玉的“正名”观点被写入徐向前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册》，于1985年10月出版，反响巨大。

　　199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因西路军表述问题，被命令将已经印刷的书籍被全部收回，经修改后才重新发行。主要是将含糊的“奉命”渡河，修改为“根据中革军委命令”；不再提“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党史被修改，主流学说的更改，并没平息质疑声，几十年来相关文献资料的出版，网络获取的便利性，使得越来越多的体制外历史爱好者认为，中央1937年3月31日决议里对西路军的定性是正确的，即“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

　　时代的进步，使得诸多疑问能摆脱政治的干扰，我们能更平心静气的审视西路军这段历史。

　　徐向前回忆录中的“血战河西走廊”章节，始终是研究西路军问题的重要资料。徐向前总结西路军这段历史，说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造成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任务问题、战场主动权问题、机断专行问题。

一、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命令的西路军？

　　判断西路军是否为张国焘路线的产物，最重要的是看“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结论是否成立。

　　1936年10月10日三军会师后，出于团结的需要，中央授权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根据军委意图，指挥三个方面军进行“宁夏战役”。

　　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计划，“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10月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对十月份作战纲领和军事、政治、外交指示，我们及徐、陈完全同意，请迅速进行。”

　　如果“红军总司令部”是依照“中央及军委”的意图，在制定作战计划和发布命令，说西路军是“根据中革军委命”是可以的，但是我们看到在渡河前后，“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计划和命令，与“中央及军委”的意图出现了许多严重的违背。

1、九军渡河问题

　　10月16日，朱德、张国焘安排“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

　　23日，彭德怀计划三十军、四军略取景泰、向中卫攻击。朱、张表示“完全同意”。

　　24日10时，中央在致彭德怀的电文中指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25日中央致电朱、张、彭等,“以九军以外之一个军接三十军渡河后”,“在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第九军从中宁渡河”。

　　在中央对九军有明确的暂不渡河的安排下，25日徐向前、陈昌浩向朱、张报告“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当晚，他们安排九军的机关先渡河，造成了九军渡河的既成事实。

2、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直属部队和五军渡河问题

　　10月23日，彭德怀根据《十月作战纲领》做出了“宁夏战役要旨”计划，第一阶段是四方面军的两个军（30军、4军）过河，其他部队都要留在河东参与阻击南敌，之后再派一个军与一方面军从中宁渡河执行第二阶段任务。朱、张表示“我们完全同意”

　　但根据24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建议、25日红军总司令部“一五八号电令”等电报史料和张国焘的回忆录，红四方面军实际是在执行全军西渡的行动。因敌军突进，控制了渡口，造成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的其他部队没能渡过河。

　　我们不能因战局意外造成了只有30军、9军、5军的过河，刚好符合《十月作战纲领》里四方面军之三个军参加攻宁的布置，就说红四方面军是在遵令执行“中央及军委”的命令。

3、击破南敌的问题

　　10月24日至30日，中央在致电朱、张、彭等前线指挥员的电文中，基本是每一份都在强调先击破南敌，后再攻宁：“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对南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以坚决击破南敌目的，务必消灭其进攻部队之一部或大部，根本停止其追击。”“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这些电报都显示出中央的意图是欲北进，需先破南敌。

　　红军总司令部对如何抗击“南敌”用得最多的词是“迟滞”。10月28日，红军总司令部致电中央，“若谓目前重心在击破南敌，停止敌之追击，事实上，四、三十一两军，亦难有保证的完成任务，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碍坚壁清野，以四军牵制敌人，也可得到争取时间之利。”

　　“恐反多消耗”正是张国焘的真实想法，他想的是借着宁夏战役的旗号，带着红四方面军尽快的全军渡河去甘北，对南敌不愿“击破”，因此兵力不足，造成“胡敌以我避免决战，十分轻我，向打拉池锐进，王、毛向靖远进。”，30日关麟征部控制了渡河口，截断了红四方面军剩余部队的渡河行动。这对张国焘来说，完全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4、《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不是中央及军委的意图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的建议。

　　中央同日回电：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中央3日致电朱、张、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11月5日14时，红军总司令部向徐、陈下达的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

　　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制定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决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河点”，“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这是红军总司令部的意图，不是中央及军委的意图。

　　5、河西部队的集结，迫使中央只能默认《平大古凉战役计划》

　　11月6日，徐、陈向红军总部汇报，“决将三十军在一条山、景泰、五佛寺一带部队于今夜撤到荒草渠、锁罕堡线”，“五军沿河北岸部队于明（七）日全撤收，拟于十日到打拉牌”。

　　11月7日，朱、张回电，“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8日，中央在致电朱、张、彭的电文中有“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的战术指导。

　　11月9日夜，西路军各部（九军红豁岘、镇虏堡线，五军福禄水、野狐水线，三十军锁罕堡附近，指直打拉牌）向西出发。

　　河西部队向西的行动，看似是在得到了中央批准后才进行的，但这有两大缺陷：

　　一、没有查到11月9日西路军出发之前，中央明确同意《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电文。

　　二、看地图示意，就能得出11月6日晚开始自一条山、景泰、五佛寺和11月7日自沿河北岸的撤军，河西部队就已自绝了东渡黄河回陕北或北上宁夏中卫的可能，前进方向就只剩下西入河西走廊一条路了。

　　中央面对徐、陈决意西去，并付诸相应行动后，才在8日给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文中进行战术指导，这是为了团结而不得已的默认。

　　6、对待中央“50天固守电”的态度

　　1937年2月24日20时，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军委发出“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我们虽拼战到一人一弹为止，但此前途危险极大，恐全军牺牲”的求援电。

　　中央在26日22时致电彭德怀，要求其立即组建援西军，紧接着在23时致电徐、陈，要西路军“固守五十天”。

　　徐、陈他们开会，结果是一致决定不固守，在27日晚就向西突围了。

　　7、徐向前、陈昌浩的离队是先不向中央请示，后不等中央同意

　　徐、陈的离队，是陈昌浩在3月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做出的，这个决定事先没向中央请示，也没同徐向前通气，直接就宣布的（徐推测陈可能与其他成员交流过）。

　　3月15日19时，西路军领导层就以“西路军工委会”的名义向中央汇报情况。

　　3月16日，徐、陈离队，有些回忆录说徐、陈是3月14日深夜离队的。

　　一支部队的两位最高领导离队，居然能事先不请示，事后不等批准，就自行其是，这是何等的蔑视上级组织，以至于共产国际都感到惊讶，在3月28日发电询问中共中央。

　　小结：此处只列举了7件有关“始终”的重大事件，完全可以得出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这种结论不能成立。还必须指出的是在西渡黄河前后，徐向前、陈昌浩不仅仅是张国焘命令的执行者，更是积极的推动者。

二、飘忽不定的任务？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

　　他举例道，“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如此等等。”

　　初看确实给读者“飘忽不定”的印象，但我们根据掌握的史料仔细分析，作者在陈述西路军所经历过的任务时，却是在大搞历史剪辑，隐瞒史实。

　　1、故意漏掉《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徐向前、陈昌浩是为执行张国焘“甘北计划”，建立甘北根据地而制定《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他们通过自绝其他选择，迫使中央默认而“同意”执行的。

　　《平大古凉战役计划》是西路军为什么进入河西走廊的原因和发端，回忆录却在总结中故意漏掉它，给读者造成了西路军入河西走廊的原因就是奉了中央命而接通新疆的假象。

2、故意遗漏西洞堡自决返回倪家营子

　　西路军在1937年1月21日晚上开始东返，中央表示赞成东返，为了避免战机的贻误，在24日还将行动方向自决权下放给西路军。在27日取得西洞堡大捷后,28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却莫名其妙的开会决定西返倪家营子，自此西路军全军覆没的结局就无法改变。

　　回忆录却说“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再又奉命‘固守五十天'，在倪家营子坚守待援”。经这么一剪接，就成了中央“固守五十天电”断送了西路军1月底的东返。

3、徐向前认为造成任务飘忽不定的原因

　　第一、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这实质就是指责中央为了河东红军，牺牲西路军。

　　自1936年11月2日西路军开始酝酿《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后，就对中央命令阳奉阴违，觉得在理就听，觉得是妨碍，就自行其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征战期间，只有西安事变时期的东返插曲可称为中央需要西路军配合河东，其余的任务变化都不是。而且这次东返插曲，也被西路军领导层向中央提出了过高条件，迫使中央不得不放弃。

　　第二、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

　　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难道不是自请的吗？《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被选择性遗忘了吗？是谁在11月12日向红军总司令部表态“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

　　4、引用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战为主，集中打战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战，二者不能并举。”

　　为了说明在没消灭马匪军之前，中央就要求建立根据地，是行不通的，作者引用了毛主席的话，真是用毛主席的话，指责中央的指挥。

　　毛主席的这段话出自1937年9月21日给彭德怀的《关于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电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战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作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我们只要拿着史料一对照，就能看到在引用的这段话后面，毛主席已经是紧接着做出了选择。作者无视毛主席的解决方法，搞断章取义。

　　小结：西路军的任务是没有飘忽不定、超出应有限度：建立根据地、接通远方，这就是中央给西路军的任务。结合河西走廊独特的地形，建立了根据地，自然也就接通了远方，所谓的两个任务，归根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建立根据地。

　　这也正是中央在1937年1月8日给徐、陈电文表明的意思：集中全力反攻追敌，消灭其一部，创肃、甘、安根据地，远方亦自然打通、寒候亦渡过、接济亦必到手。

三、无所作为的战场主动权？

　　西路军渡河之初，马匪军慌乱不堪，特别是兵围凉州时，马步青、马步芳更如热锅蚂蚁，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多久，西路军便转入被动挨打的地位，直至最后被消灭。

　　徐向前认为造成战场主动权丧失的原因在于：第一、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且旷日持久。第二、河西走廊地势狭长，堡寨稀疏，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第三、西路军固守一地，不进不退，被迫以阵地防御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第四、西路军受制于任务、地形、作战形式和骑兵为主的作战对象，自己的战术特长，无从充分发挥。

　　此处不想就战场主动权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毕竟牵扯到当时具体的地形、环境、战情、战术等，不是几十年后的人们所能理解的。

　　在这仅提出几个问题，请读者自己思考：

　　第一、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军腹地，去建立甘北根据地是短时间能办到的吗？

　　第二、明知凉州是“空城”，为什么放弃攻占？作为步兵，西路军能跑过马匪军的骑兵吗？

　　第三、马匪军在围攻古浪、永昌、高台、临泽时，不也是在戈壁滩露宿和集结的吗？

　　第四、东返的三次机会都浪费了，西路军何曾想“退”？在占领高台后，西路军即无力西进，又不想回陕北，就在倪家营子周边打转。

　　第五、西路军无法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那么在一条山、西洞堡的大捷是怎么来的？

四、西路军缺乏机断专行？

　　徐向前说西路军的失败，与战场指挥上的缺乏机断专行，密切相关。造成这种状况，有两方面的原因:西路军没有应有的自由权，上级统得过死；陈昌浩有思想包袱，当断不断。

1、徐向前指责中央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

　　中央为了避免西路军内部的扯皮，把徐向前、陈昌浩提出成立党的“西北前敌委员会”和指挥军事的“军委西北分会”两个组织，合二为一的组成“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全权领导西路军。

　　“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这个指责不是事实。

　　中央要求他们在“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徐、陈却是放弃一条山、五佛寺。

　　徐、陈11月14日兵围凉州，15日同马步青办外交，事先没请示，事后也没报告，逼得中央在连日不得消息的情况下，不得不在17日询问“凉州情况如何？”

　　西安事变时期，中央要西路军东返配合张学良，徐、陈却提出了中央办不到的建议：“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实质是拒绝中央的东返安排。

　　1937年1月24日，中央为了西路军顺利东返，抓住战机，特告诉徐、陈“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

　　2月24日，徐、陈向中央报告“西进不可能时，但东进亦不可能”，26日中央要他们“固守五十天”,可徐、陈却在27日向西突围到了三道柳沟。

　　3月14日石窝会议，陈昌浩决定离队回延安，事先不请示，事后不待中央回电，徐、陈便在16日就离队了。

　　纵观整个西路军历史，中央明确没同意徐、陈计划的只有一例：翻越祁连山南下，去青海的大通计划。

　　有这样自我标榜为“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的吗？

2、西路军一把手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当断不断。

　　陈昌浩自从岷州会议与张国焘产生矛盾后，他在四方面军的威信，在漳县会议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写到，“这件事破坏了高级干部间的和谐，也种下了西路军失败的根苗。”

　　陈昌浩虽是“西路军主席”，西路军最高领导，具有最后的拍板权。但他曾经反对张国焘，被红四方面军众将领认为想取代张国焘，在他与徐向前产生分歧时，得不到其他人的支持。

　　西进还是东返，这是西路军最重要的战略选择，陈昌浩与徐向前的意见并不一致，为此召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

　　第一次在11月12日的大靖，西路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央11日询问他们能否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或返河东有何困难的电报。陈昌浩拿不定主意，这个会能开，至少说明陈昌浩有东返的意图，只是在犹豫。在这个会上，我们看到徐向前是力主西进的，并且讲了五、六条理由，得到了与会者的赞成。

　　第二次在12月25日的永昌，西路军政委员会开会讨论中央24日的东返询问电，陈昌浩是明确支持东返的，但徐向前与大多数与会者还是要西进。

　　我们看到这两次会议上，徐向前都主张西进，军政委员会的其他人也都是支持徐向前，会议结果是按徐向前的意图执行。

　　另有三次徐、陈有分歧，开会的结果是按陈昌浩的意图执行：

　　一、永昌建根据地，徐、陈的分歧在会前，以徐向前的退让得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