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儒家圣君
一、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1487年，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朱见深的儿子朱佑樘继位，改年号为弘治。
第二年，也就是1488年，为弘治元年。
跟《明史》里面软弱昏庸的朱见深形象相反，朱佑樘在历史上博了一个好名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也就是说，明朝历史上十六个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两个创业君主外，可以称为好皇帝的，也就是“仁宣之治”的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然后，就是孝宗朱佑樘了。
但是，就好像《明史》过度贬低了朱见深一样，这个评价也过度拔高了朱佑樘，有失偏颇。
朱佑樘跟朱见深一样，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五岁被立为皇太子，十七岁登基，接受了十二年的储君教育。培训的时间长度和登基的年龄都跟朱见深一样。唯一差的就是朱见深当废太子的那四年经历。
事实证明，挫折教育还是很重要。四年的磨难，让朱见深对人性的阴暗面有切身的体会。虽然推崇孔孟之道，立志做一个儒家贤君，但政治手腕是很厉害的，为了达到目的随时翻脸不认人。对手下的大臣恩威并施，既敢于放手让他们去干，又晓得用太监去盯着他们老老实实干活。
少了四年挫折教育的朱佑樘就有点偏理想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一个儒家思想描写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佑樘就效法当年的朱见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的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把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一千多名声不好的各种大小官僚。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又启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为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还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佑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也是朱佑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做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十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赋的大头，一年三饥就 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
朱佑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当时刘大夏年近七十，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才勉强接受。
朱佑樘问刘大夏： “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好几次以病推脱。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佑樘想起来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佑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征敛无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它就可想而知了。”
朱佑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佑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佑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十七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1]
只能说，这十七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的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该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该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1] 《皇帝也是个冤大头》，吴思，《潜规则》
二、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谈到朱佑樘的治国功绩，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要说他治理黄河的功劳。这也是弘治年间最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对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写朱佑樘或者白昂、刘大夏这两个“治黄”负责人的文献，提到他们治理黄河这件事，没有一个不夸的；凡是研究黄河治理的水利专业文献，提到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不骂的。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说实话我还是比较相信水利专业文献。
弘治二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决口，其中一部分洪水从今天山东聊城的张秋镇附近流入了大运河。张秋在当时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点，十分繁华，这一段运河也被称为“张秋运河”。因为担心影响运河漕运安全，朱佑樘任命户部侍郎白昂去治理。
白昂用了三年时间，会同各地巡抚知府等各官员，动用了25万人，堵住了36处决口，在张秋附近的黄河段累计修筑了七百里大堤，然后又疏通了很多支流等等，宣告治理完成。朱佑樘很高兴，封白昂为太子少保，升官为都御使。
但是，只过了两年，黄河又决口了，而且决口地点就在白昂耗时三年修整的那一段。张秋运河又被灌了。这还不算，第二年，张秋附近继续决口，“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1]。
花了三年，动用25万人，就修出来这么一个结果。虽然没有任何证据，但我怀疑治河行动相关负责人存在严重的贪污行为，偷工减料，把河堤修成了“豆腐渣工程”。不然如此规模浩大的工程，只管了两年就崩溃了，怎么也说不过去。
白昂是著名的清官，我们姑且相信他自己没有贪污，但起码也是渎职。但白昂什么事儿没有，还从都御使的位置上升到了刑部尚书。
朱佑樘一看情况不妙，决定派出他最信任的刘大夏出马。这个刘大夏可是弘治年间最有名的“贤臣”、“清官”。刘大夏这次用了一年，动用了十五万人，修完了回京，也被封为太子少保，升官、加俸。为了纪念这次治理，朱佑樘下令把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也就是希望黄河从此安定之意。
结果如何呢？上次白昂修的还管了两年。这次只过了一年，弘治九年，还是在那一片，“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史书记载，就在刘大夏治理之前，弘治六年六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遭灾的县都是一样的，没变。
弘治十一年，河南开封和商丘附近黄河又决口，堵塞漕运（安平镇名字白改了）[2]；弘治十五年，山东兖州（还是在那一片，下游一点）黄河又决口，徐州以及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淹[3]；同年，开封和商丘又被淹。
弘治十八年，也就是朱佑樘在世的最后一年，最恐怖的事情发生——黄河改道！“黄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4]
这次改道持续了五年，朱佑樘死后三年，黄河河道继续向北移动了三百里；一年后，又向北移动了一百二十里，然后才稳定下来。
应该说，以古代的知识和技术水平，黄河并不是想治理好就能治理好的。这事儿不能全怪负责治理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治理黄河治出这么个效果出来，非要说成是圣君贤相大有作为的证据，我觉得怎么也说不过去吧？不晓得史官们修史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根据水利专家们的观点，弘治年间的黄河治理跟后来持续不断的黄河水患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很多水灾都是可以避免或者不那么严重的，是活生生被白昂和刘大夏治理出来的。
为什么呢？
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从山东入海。在北宋末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侵，在今天河南安阳附近扒开黄河河道，使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平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黄河从此就注入淮河，用淮河河道从江苏流入东海。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淮入海”。
——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因为自身腐朽无能，不能阻挡外敌入侵，主动决口黄河，给江淮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就是宋朝，一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民国，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这是只有极度腐败无耻的政权才能干得出来的事。宋朝之事发生在北宋立国一百五十年以后，而民国则发生在建国26年之后，相比之下民国更为不堪。
“夺淮入海”之后，因为黄河泥沙淤积严重，新的河道很快就被抬高了，而北边原来的黄河故道所在的华北平原海拔是要低一些的——这也是黄河历史上一直从北边入海的原因。
所以，黄河又开始往北泛滥，经过一百多年，形成了南北两大支流，北边走河南从山东入海，南边还是继续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朱佑樘面临的黄河水灾，主要是北线的决口。他当时给白昂和刘大夏的旨意是：重点解决北线对大运河漕运的威胁。因为大运河是南方往北京运输粮食的要道，需要力保。原话是：“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5]。
在这个治河思想的主导下，白昂和刘大夏的治理思路就都坚持一个方向：堵住北线，保卫张秋运河；同时疏通南线，尽可能的让黄河往南边流，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但这个方案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因为南线河道高于北线。所以，白昂和刘大夏拼命在北线堵水、修堤坝，在南线挖沟、疏浚河道，根本没用，一发大水，黄河一定走北线，堵得越狠、水就涨的越高，冲毁之后的破坏力就越大，运河漕运在洪水期间还是会被中断[6]。最后黄河强行改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把黄河治理成这个样子，是不应该的。治理河流“堵不如疏”是中国从大禹治水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基本经验。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拼命堵水，让它往地势高的地方流，这是十分愚蠢的。正确的方法显然是大力疏通北部河道，为洪水入海留下足够的空间。
反思朱佑樘治理黄河失败的原因，有以下这么几条：
首先，最高决策者不顾客观规律，一味的追求政绩，急于求成。
在制定了优先保障运河安全的同时，朱佑樘也对刘大夏说，治理黄河非常复杂，一定要全盘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但是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又说：“然事有缓急……今春暮，运船将至，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以为经久之计。[7]”
也就是说，不管咋样，你先把今年春天的漕运给我保住，不能耽误日期，保住了以后再来考虑长远问题。他说这句的时候是二月份，离春季结束还有两个月。这实际上是逼着下面的人去做急功近利的决定。
第二，朱佑樘派去治理黄河的人都不是水利专家，而是按照儒家标准来确定的“贤人”。
白昂和刘大夏都没有治河经验，但一直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之所以派他们两人去，清廉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朱佑樘一贯就喜欢这种人。他们本人也许没有贪污治河经费，但清廉不等于能干，更不等于懂得治理黄河这种专业问题。这跟朱见深不怕韩雍胡乱花钱也要让他镇守两广，派专业抚民几十年的原杰去治理荆襄，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模式。前者是按儒家道德标准来用人，后者是按照专业技术标准来用人。
第三，没有铁腕治吏的手段，政府效率必然低下。白昂和刘大夏不贪污，不代表治理黄河的其它官员没有贪污。
朱佑樘在对待官员渎职贪污等问题上一贯坚持“以德服人”，重点是提拔重用清官，树立正面典型，而不采用刑罚来惩罚和震慑贪官。
因为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刑罚会制造恐怖，人们因为害怕而不犯法，但内心会变得无耻；而只有以道德和礼法来教化他们，才能让他们知道廉耻而主动停止犯罪。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他的这种理念：
弘治十年的时候，朱佑樘信任的宦官李广死了。
这个李广自称会仙术，练好了可以飞升。朱佑樘对此深信不疑，虽然没让李广干政，但经常让李广给他治病，讲解养生修道的知识，对他十分信赖。李广死后，他还认为是飞升了，就派人到李广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出来什么天书。结果查出来一个账本，都是朝中大臣给李广送礼的记录，里面记着某某某送了白米若干、黄米若干。
朱佑樘很奇怪，说了一句堪与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的“何不食肉糜”交相辉映的话：“这么多粮食李广如何吃得完？（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
左右的侍从告诉他，这是隐晦的说法，白米就是白银、黄米就是黄金。
朱佑樘大惊失色——既想不到这个李广会收这么多钱，更想不到他手下的那些“贤臣”们竟然会花那么多钱去讨好一个宦官。
史书上说，朱佑樘因此感到十分羞愧，认为是自己迷信宦官所致——他竟然不去追究上面的行贿大臣的罪过——于是恍然醒悟，更加勤政。所以，这证明他还是一个贤君，不过是一个被宦官蒙蔽过一次的贤君。
这事情皇帝当然有责任，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但除了反躬自省以外，那些送钱的大臣难道就不该查一下？光靠反躬自省就能消除腐败、遏制土地兼并了？
在这种治国思路的主导下，文官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他们把朱佑樘描写成千古明君，希望世世代代的皇帝都这样“圣明”下去。
但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是肯定镇不住官员们的贪心的。黄河大堤修了三年，使用寿命却只有两年，然后就彻底崩溃需要重修，里面几乎肯定存在大量的腐败。
第四点，就是所谓的“正人”、“清官”可能不收钱，但未必就一定大公无私，不贪图权力等非经济利益。
朱佑樘派刘大夏去治理黄河的时候，朝廷议论，治理好黄河，一定要做到四点：第一是疏通河道、第二是要堵住要塞；第三是要用好人；第四是“久任”，也就是治理黄河的负责人要长期任职。
前三点基本都是废话，只有第四点有点实际意义，它的意思就是要让刘大夏长期呆在黄河治理的第一线。我们的古人说话一般喜欢先讲大道理，而问题的重点往往放到最后，这是一贯如此的。这个建议先讲了三点废话，很明显最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朱佑樘觉得建议很好，就转发给刘大夏。刘大夏很快回应，前三点完全赞成，第四点就好像被他吃了一样绝口不提。匆匆忙忙干了一年，就宣布治理成功，返回北京升官受赏了。
从这个事情看，刘大夏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朱佑樘虽然催着他赶紧保住漕运，但也说了，漕运保住之后要认真考虑“经久之计”。治理好黄河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实践，他不会不懂。他也许不喜欢钱，但对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和更高的权力仍然有所挂念，并不甘心献身于国家的黄河治理事业。这么短的时间，连黄河南线比北线高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有搞清楚，就把黄河治理完了打道回府。
[1] 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120；刘健《黄陵冈塞河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53；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明经世文编》卷54。
[2] 《明孝宗实录》卷160
[3] 《明孝宗实录》卷167
[4] 《明史》卷83，《河渠一》。
[5]《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6]《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水灾及治理》，封越健，载《资政要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
[7] 《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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