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治乱得失
一、三大“圣君”：汉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的施政得失
在讲接下来的故事之前，我们先对孝宗朱佑樘的执政理念做一个比较和总结。
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曾经这样评价孝宗：“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这跟《明史》的评价很一致，都把朱佑樘的地位捧的很高，但比《明史》更夸张。《明史》把朱佑樘和明仁宗、明宣宗并列。朱国桢则把他和汉文帝、宋仁宗并列。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正统儒家学者眼中，跟孝宗并列的几个皇帝，到底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
汉文帝的治国政策主要是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勤俭节约，还有就是废除了残酷的肉刑，建立了比较文明的刑罚体系；对外政策则是韬光养晦，跟匈奴和平相处。
这个政策的最终效果是不错的。“文景之治”以后，汉朝国力强盛、财政收入大增，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发动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也同时导致了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问题严重。武帝在后期从战争转向内部治理，就任用酷吏，用铁腕手段整治贪官和豪强。并因此和太子刘据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些故事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
孝宗的政策与文帝十分相似，但效果却比“文景之治”要差得多。关键的原因在于：文帝处在汉王朝的开国初期，国家刚刚经历战乱，人少地多，虽然豪强地主占据了大量土地，但新开垦一块土地还是比较容易的，贫富差距尚不足以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官僚体系刚刚建立，腐化堕落的程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搞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就会快速恢复，从而掩盖或者缓解官僚豪强阶级与底层人民的矛盾，总体来说对国家利大于弊。
但孝宗朝处在帝国的中期，开国已经上百年。这个时候，国家人口众多、土地十分稀缺，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豪强地主多占一点，老百姓就必然损失一点；官僚体系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腐化堕落，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铁腕肃贪、整顿吏治、打击豪强，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搞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必然造成民不聊生、贪官横行的局面，大量的失地农民变成流民，政府和军队都变得腐朽不堪，社会矛盾尖锐、国力进一步衰落。
从宏观上来看，孝宗朝的人口是继续增长的、财政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增加，社会比较稳定，没有爆发较大的农民起义。所以才有人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但对外军事斗争的一系列失利已经暴露出来了国家内政方面的积弊，孝宗去世三年之后，他治理过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就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就像前面说的，经过朱见深的“治乱、治民、治吏”三阶段治理，朱佑樘继承的是一个强大和繁荣的江山。他勤俭节约、努力工作十八年，保证了国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要说是中兴，那是远远算不上的。只能算是一个守成的君主。
与明孝宗最具可比性的是宋仁宗。
提起宋朝，对外军事战争可谓一塌糊涂，“积贫积弱”是北宋和南宋的基本特征。但要翻开正史看北宋的历代皇帝，除了最后亡国的徽钦二宗以外，还都挺不错的，没有什么昏君暴君。
这种现象看起来很矛盾，但我们把明孝宗的治理脉络搞清楚之后再来看，就会发现其实一点也不矛盾：这些皇帝都跟明孝宗似的，被文官集团忽悠得很不错，像朱元璋、朱棣、朱见深这种用铁腕手段来对付贪官豪强的一个都没有。文官集团拿着很高的俸禄，每天高谈阔论，日子过得相当舒服，当然要把他们描写成明君圣主。
宋仁宗，就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于北宋开国之后六十五年登基，在位时间长达四十二年。他的治国方式跟明孝宗朱佑樘基本是一样的，不用多说。翻开各种介绍他的文章，基本都把他夸得像花一样，就是如何的仁慈宽厚、任用贤能、从谏如流、勤俭节约、与民休息等等。
他的治国成果也跟朱佑樘差不多。
首先是对外战争接连失利，跟西夏的战争打得那叫一个惨不忍睹，
西夏是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的少数民族——党项族建立的政权。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他们从唐朝中期开始占据夏州——今天的陕北地区。不管中原政权如何变化，都始终表示臣服，接受册封，割据一方但是不宣布独立。一直到宋仁宗时期，党项族首领李元昊才宣布脱离宋朝独立建国。宋仁宗遂决定派兵镇压。
有七千万人口的北宋和西夏的第一仗发生在1040年，宋仁宗当了十八年皇帝之后。地点在今天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宋军全军覆没，阵亡一万多人，多员大将被俘；一年后，又在附近的好水川打了一仗，宋军再次全军覆没，又阵亡一万多人；第三年，定川寨之战，宋军继续惨败，主将以下十五员将领战死，士兵阵亡九千多人。
取胜之后，西夏军队在周边地区大肆烧杀抢掠，范仲淹在《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里面向朝廷汇报说，三次战争北宋方面军民死伤、被俘总数超过二十万。
连续的惨败，迫使宋仁宗同意议和。1044年，北宋终于向几十万人口的小国低下屈辱的头颅，达成和议：
1、北宋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 2、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西夏分走一半； 3、另外，宋朝每年还在春节等三个主要节日，每个节日赐给西夏白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
——有人认为，这点钱对于当时北宋的财政收入来说只是很小的比例，用这点钱来换取和平是很明智的。这个道理当然讲得通，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委屈求和肯定比不要命的死磕到底更加明智。就好像清朝在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每一次都以割地赔款来换取和平，也是很明智的——因为实在打不过嘛，割地赔款总比亡国要强。
但问题是：你一个七千万人口的大国跟一个四十万人口的小国在家门口打仗，难道不是应该轻松取胜吗？一打就全军覆没，那肯定军费开销大啊。战争物资全被对方拿走了。你要是一战而胜，岂不是可以节约下来更多军费？
更何况，军费并没有节约下来。宋仁宗时代，冗兵现象严重。国家养着一支120万人的大军，比开国初期增长了六倍。而汉朝、唐朝和明朝的军队在王朝中期，都维持都在五十万左右。也就是说，宋朝以不足唐朝一半的国土面积，养着两倍于唐朝的军队。
养着这么多兵但就是不会打仗，天天吃财政饭。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都用来养兵了。派到前线去一打就全军覆没。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军队数量也没见减少，该花的军费还是继续花。
清朝后来被英国、法国、日本轮流虐，战争赔款还有个总数。宋朝倒好，无限期赔款，年年都有，一年赔四次，还是季付。
而且，这笔赔款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轻松。
宋朝的财政收入到底是多少，缺乏可靠的资料。国家税收包括白银（单位是两）、丝绢（单位是匹）、铁钱和铜钱（单位是贯）、草料（单位是束）、粮食（单位是石）等等，在加总的时候不区分单位，统称为“贯石匹两束”。宋朝最高年财政收入是1.6亿“贯石匹两束”。宋仁宗时期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是“一亿贯石匹两束”，里面银子、丝绢、铁钱、铜钱、草料、粮食各占多少不知道，折算标准也有争议，只能估计。
有人，比如袁腾飞，不顾历史常识，直接把1.6亿“贯石匹两束”说成是1.6亿贯，然后又直接说一贯钱等于一两白银，所以宋朝财政收入高达1.6亿两白银，是唐朝、明朝的四五倍。然后根据宋朝官方声称的“十五税一”比例推算出国民经济总量，就得出结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财政实力超强，对外赔款相对于国力和财政收入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这十分可笑，中间每一次推理都是错误的——“贯石匹两束”价值远低于“贯”，而宋朝的“一贯钱”又远远不值“一两白银”。
宋朝“钱法”很乱，有铜钱、铁钱，还有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一、价值多变，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十个换一个铜钱；长江南岸和北岸流通的钱也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800或850个为一贯的，也有480个为一贯。皇帝也曾经下诏要以770个为一贯，而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完全是笔糊涂账。
这种混乱的钱法，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宋朝中央政权缺乏威信、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体现。
宋朝还出现了类似于纸币的“交子”，但它不是出现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而是位居内陆的四川地区。“交子”出现的主要原因不是商品经济发达，而是因为四川地区缺铜（更缺银子，整个宋朝都缺银子，宋朝连统一的金属货币都没有出现，更别说纸币了。中国真正实现货币白银化是在明朝晚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从美洲挖出了大量的白银，明朝通过商品贸易把其中四分之三以上的部分都赚了过来）。
四川地区本来就不怎么产铜。北宋灭掉西蜀政权，征服四川以后，“沈伦等悉收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把四川地区的铜和金银财富大量运往首都开封，而后“又禁铜钱入川界” 。
没有了铜，四川地区只能用铁铸钱。铁钱价值很低，十枚铁钱才相当于一二枚铜钱，又很重，不方便携带，无奈之下，商人才想出了“交子”这个方法：把钱存入钱庄，换来纸质的存钱证明，用于携带和交易。
这种方法在历史上并不是首创，唐朝的“飞钱”就远比它出现的早。后来宋朝政府发现了“交子”的好处，就用官方名义开始滥发，官方的“交子”每年都在大幅度贬值，开创了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来掠夺民间财富的先河。
所以，宋朝不是发明了纸币——这个荣誉属于唐朝。宋朝只是发明了“政府用纸币来搜刮民间财富的方法”。而这个方法就是在宋仁宗执政时期被发明出来的。
那么，宋朝为什么会从四川等地征调铜、金银去首都呢？答案是，金银要用来作为岁币赔偿给西夏辽国等不收纸币的北方列强。而铜都被中央拿来铸成铜钱了。
宋朝高峰时期每年铸铜钱高达600万贯，是中国历史上铸钱量最大的朝代。照理说铸了那么多钱，货币流通量应该没问题啊？为什么还有各地大量自行铸造铁钱、铅锡钱？还发行纸币干什么？原因很简单，铜钱是用来对外贸易和给权贵发工资的，而纸币是用来向民间购买货物的。
对外贸易的外国都是大爷，权贵也不能得罪，所以宋朝的铜钱含铜量很高，而面值很低，面值远远低于它里面含铜的真实价值。北宋大臣张方平就说：“消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 。外国大爷和权贵们对政府低价送钱的行为，十分满意，拿到铜钱以后，根本就不流通 ，而是论重量卖给商人，可以获得比面值高出几倍的利润；像辽国干脆就在边境贸易中只收铜钱，拿回家融化了铸成铜器又拿来以几倍的价格卖给宋朝……
还有日本等国也是，以前跟中国做买卖，都是把东西卖到中国来以后，又再购买很多货物回国去卖，两头赚钱。但在宋朝就不这样，不买东西，直接把铜钱装运回国。对此，宋朝的文人们还感到很自豪，觉得是本朝“王化”的功夫做得好，仁德之盛，感化“四夷”，他们才争相使用中国发行的铜钱，所谓“一朝所铸，四朝（宋、辽、西夏、金）共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世佳话啊！
按照这种方法铸钱，政府铸得越多，财政亏空越厉害，全都补贴到外国和权贵头上去了，而市场上则非常缺乏金属货币。从宋仁宗的时候开始，宋朝就开始闹“钱荒”，一直到宋朝灭亡，金属货币从来没够用过。反之，政府发行的纸币“交子”、“会子”要么用来强买货物，要么给底层的士兵开工资，就随意乱发，天天贬职。这种畸形的货币制度，成了政府对外讨好列强，对内掠夺人民的工具。就这么着，还有好多文人学士盛赞宋朝是重视商业、自由开放的伟大朝代，还说宋朝物价很便宜，一枚铜钱就可以买多少多少东西，这是唐朝明朝完全比不上的，真是笑话啊！
综合来说，宋朝的一两银子大概可以买到4-8石米，一贯铜钱价值超过1两银子，而一贯铁钱、铅锡钱则可能只值0.1-0.3两银子，一束草就更不值钱。所以宋仁宗时期的“一亿贯石匹两束”折合下来也就是三至五千万两银子。
这些钱当然也不少，但宋朝财政大部分时间都是入不敷出：百分之七十用来养活军队，剩下的就是给各级官僚发高工资。宋仁宗时代的名臣包拯，他的工资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一千万人民币，还是税后。省部级官员的工资全都在百万以上。宋朝官员数量还特别多，因为赵匡胤为了防止大臣专权，经常一个职位设好几个官，而且各种交叉任职。兵多、官多、工资高，这就是宋朝著名的“冗兵、冗官、冗费”问题 。也是从宋仁宗时代开始，北宋开始出现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只能以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弥补财政亏空。
发完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工资之后，就基本剩不下来钱了。新增的赔款还不是只能找老百姓搜刮。
这就好像一个家庭，税后年收入100万，国家突然宣布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100万要多交5万块钱的税。这当然看起来很少，无所谓啦。但是如果他们花钱不知道节制，贷款买了上千平米的豪宅，每年房贷就要还90万，物业费取暖费加起来要两万，然后还能剩下八万用于水电、吃喝、小孩上学、看病之类的开销。这个时候，再叫他们多交5万块钱的税，还能说很轻松、无所谓吗？
由于急于求和，跟西夏的协议条款没说清楚。当时宋朝的“斤”分为大斤和小斤。小斤跟今天的一斤相当。而一大斤相当于六小斤。协议上只说了斤，没说大斤小斤。西夏后来要的时候就按照大斤要，每年总共是五万大斤茶叶，也就是三十万斤。
对此，名臣欧阳修在《论与西贼大斤茶》的奏章里面说：“中国大货利止于茶盐而已，今西贼（西夏）一岁三十万斤，北虏（辽国）更要二三十万，中国岂得不困？”
可见，在欧阳修看来，给西夏和辽国的战争赔款，光茶叶一项就已经让国家感到吃力，更别说每年几十万两的银子和几十万匹丝绢了。
同时代的另一位名臣司马光也总结说：“自其（西夏）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显然，当时的人们并不像后代的“宋粉”一样，觉得战争赔款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
等宋朝和西夏达成和平协议以后。北边的辽国一看，宋朝这个肥佬给西夏的好处不少啊，之前我们跟他议和要少了。于是撕毁三十六年前的“檀渊之盟”和平协议，发兵南征。宋仁宗连忙派使者去议和。史书上说，这个使者严厉斥责了辽国撕毁协议的无耻行为，令辽国君臣感到羞愧，所以就退兵了。
显然这些都是鬼话。退兵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加钱。银子每年增加十万两，绢再增加十万匹。赔款总数从原理的20万辆白银，10万匹绢，增加到30万辆白银，20万匹绢。
花了那么多钱换来了和平，但换不来内政的清明。
由于对外需要年年巨额赔款，对内养活中国古代史上最庞大的常备军，官员们领着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工资。宋朝的老百姓也就承担着古代历史上最高的税负。
——我很奇怪一点，有一些夸奖宋朝的人，拿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来说明宋朝经济繁荣、空前富庶。而提到宋朝对外战争不停的惨败和巨大的财政亏空，又说这是因为宋朝“国家虽然弱小穷困，但是民间很富裕，藏富于民”。
这种逻辑也真是醉了。难道不应该是财政收入巨大说明对民间的搜刮很严重，军事惨败和财政亏空说明搜刮上来的钱都被贪污浪费了，导致国力很弱吗？ 真正富裕的不是老百姓，也不是财政收入庞大的国家财政，而是可以对下搜刮老百姓，对上贪污国家公款或者拖欠税款的权贵阶层。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是一个谎言。真实的情况是：“藏富于贪官、藏富于豪强”。就像宋朝大儒朱熹描写的：“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 。
由于宋仁宗 “宽厚仁慈”，贪官和豪强们自然就无法无天，在收拾老百姓方面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 ”，最后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力自存” 。
所以，宋仁宗被史书描写成圣君，和宋朝的积贫积弱之间不仅不矛盾，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他宽厚仁慈，管不住贪官和豪强，才导致了国力衰落和民不聊生。
现在，有一些人吹捧宋朝有多么富裕、多么发达。我想大部分人是出于无知。但中间可能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希望借此来影响中国的政治决策：让政府向宋朝学习，执行一种对权贵豪强放任自流的政策。这是我们必须充分警惕和坚决反对的。
明孝宗在位十八年，在他治下虽然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但好歹大局还算稳定。等他去世以后三年，才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肯定躲不过去的。前二十年还好，处于矛盾积累期，二十年以后，农民起义就一波接着一波的爆发了。
比较大的起义是1043年，也就是宋仁宗即位后第二十一年的张海、郭邈山起义。郭邈山早在1032年就开始占山为王造反了，到了1043年跟张海联合，势力发展到了可以攻打州县的地步，才引起朝廷重视。 “一岁之内，所向披靡，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吏逃窜，士民涂炭”，威胁到了首都开封的安全，朝廷才派出大军镇压。
然后是1043年的王纶起义，1044年的保州士兵起义和1047年的王则起义。其中王则起义先占领了沂州，然后渡过淮水，攻占楚、真、扬、泰、滁等州，直抵和州。波及八大州，影响极大。
上面这些是比较大的需要中央派兵镇压的起义，小的暴动则更多。1043年，在这一年之中，欧阳修就各种奏章中频繁提到了各地严重的治安问题：
“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天下祸患，岂可不忧？” “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 “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余伙，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却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却椹涧镇” “昨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数百之盗……达州军贼已近百人，又杀使臣，其势不小。兴州又奏八九十人。”
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欧阳修在奏章也指出了原因：
“不仅因为税负过于沉重，更重要的是官吏的贪污腐败。每次征税，贪官污吏总是要想办法从百姓那里在多拿一些。国家收一分的税，贪官污吏就要从老百姓那里索要十分。人民生活穷困，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以上这些，就是中国在朱国桢所谓的“三大圣君”之一的宋仁宗治理之下的状况。
就跟明孝宗去世之后不久，明朝就开始大变法一样；宋仁宗去世之后六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开始了。要不是社会问题极为严重，王安石应该不会吃饱了撑着，去搞得罪整个权贵集团的大变法。
实际上，在仁宗末期，范仲淹和欧阳修就开始尝试变法，被称为“庆历新政”。范仲淹提了十条改革方案，宋仁宗全部接受。改革开始，第一步措施就是削减“吃空饷”的规模，规定不满十五岁的小孩不能“吃空饷”。结果这第一步就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无法实施，弹劾奏章都快把范仲淹给淹了。一年后，范仲淹被贬到陕西，而欧阳修则被贬到滁州写《醉翁亭记》去了，所有改革措施取消，变法结束。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史》里面说，朝野上下无不痛哭流涕，“数日不绝，虽乞丐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也就是说连乞丐和小孩都为国家失去这么一位伟大仁德的君主而痛哭，还主动跑到皇宫门前去烧纸以表示哀悼。这个说法虽然是正史上说的，但我觉得似乎不太可信：乞丐说不定领过救济，还有可能感恩。小孩懂得什么？我记得我五六岁的时候曾祖父大人仙逝，看着叔叔伯伯们痛哭流涕还觉得很好玩呢；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曾祖母大人去世，那个时候虽然不觉得好玩了，但仍然一片茫然，对死亡毫无感觉。难道北宋的小孩“政治觉悟”比我小时候要高出那么多？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两种，一种是记录者夸大其词，一种是某些拍马屁的官员花钱搞的政治秀，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
从这个记录也可以从侧面说明，我们对于正史上说的仁宗时代多么繁荣昌盛，是可以表示怀疑的。
小孩哭不哭其实无所谓，关键是有一个最不该哭的人哭了——辽国皇帝耶律洪基。报丧的使者到达辽国的时候，耶律洪基听了之后抓住使者的手嚎啕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见兵革了啊！我要给他建一个衣冠冢，寄托哀思。”
这个事情被《宋史》郑重记录下来，说明仁宗的仁德感动了蛮夷敌国，堪称圣君典范。但我读着总觉得很别扭：敌国的皇帝死后，对方元首竟然嚎啕大哭，真的是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吗？难道耶律洪基不是在哭：你活着的时候，给钱总是很痛快，说加钱就加钱，准时准点量又足，我们一直很开心，你死了以后，不晓得那些钱还稳当不稳当啊？还有拿你们的铜钱融化成铜高价卖给你们的生意不晓得还做得做不得啊？你死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找这种冤大头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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