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科举反动：士大夫阶层的特权与堕落
文官当权的好处，是政局比较稳定，皇帝的人身安全也比较有保证。西汉和东汉中后期的外戚政治都比较血腥，还动不动就废立甚至杀掉皇帝。唐朝确立了科举制度，文官势力更大、独立性更强，情况就比汉朝好一点，军阀只能在地方上搞割据，无法掌控中央政权。但是安史之乱以后，中央禁军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本来应该是家奴的太监竞然也干起了废立皇帝的勾当。宋太祖赵匡胤经过反思，发现军权交给武将不稳当，交给太监也不稳当，绕来绕去最后只能是落到了文官手里。结果就是宋朝皇帝的位置坐得一直都比较稳当，除了亡国君主外，个个都得了善终。
但文官集团并不是省油的灯。他们掌握军权之后，皇帝说话就不算数了。宋朝是文官士大夫们的天堂。皇帝不杀文人——不全是不想，而是很难做得到。有时候皇帝下令要杀掉谁，会被官员直接给反驳回去，说本朝传统不能杀文官，你的命令我不执行。皇帝也只能干瞪眼——军权被文官集团掌握着，皇帝也不敢轻易跟文官集团有太大冲突。
宋仁宗的时候，农民起义蜂拥而起。高邮军（今江苏高邮）知军晁仲约，得知农民起义军从高邮路过，害怕他们来攻打高邮，就重金贿赂起义军领袖，请他们去打别的地方。这个事儿被宋仁宗知道了，非常生气，想要杀掉晁仲约。有好多大臣都表示赞成，但是副丞相范仲淹坚决反对，力劝仁宗免除晁仲约的死罪。
退朝以后，同僚们责怪范仲淹，说：“给叛军送钱，嫁祸于其他地方，这要是不杀，那以后郡县还怎么守卫？”
范仲淹说：“我朝历来不杀大臣，这是盛德之事，怎么能轻易地破坏呢？咱们都是同僚，还经常意见不一致，皇上就更不可能完全跟咱们一条心了对不对？咱们今天让皇上杀掉晁仲约，万一哪一天皇帝手一滑，把我们拉出去杀了怎么办？”①
大臣们明白了范仲淹的良苦用心，转而支持免除死刑。仁宗皇帝没有大臣支持，只能放弃了杀掉晁仲约的想法。
范仲淹这段话说的比较露骨，“手滑”这种词都说出来了，道出了文官集团反对皇帝杀士大夫的本质：不是为了实现文明与进步，而是为了维护自己这个小圈子、这个集团的利益。
又过了几十年，到了宋神宗的时候，因为对西夏的战争遭遇惨败，皇帝下令处决一个失职的官员。这一次文官势力又比仁宗时期更大了一些，宰相蔡确就直接表态拒不执行，用一种不容商议的口气跟皇帝说:“祖宗开国以来，从来不杀士大夫，我们不希望陛下破这个例。”
神宗“沉吟久之”，估计斗争不过蔡确等人，就说：“那就改为刺配到蛮荒之地吧。”
门下侍郎章惇听了，立即抗议：“这样还不如把他给杀了！”
神宗说你这是啥意思。章悖说：“士可杀不可辱。脸上刺字这种事情是侮辱人格的，怎么能够用到士大夫身上？”
神宗被激怒了，声色俱厉地说：“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而章惇的回答竟然是：“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
神宗气得发抖，但仍然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不在脸上刺字。
后来，又有一个叫赵仲宣的官员犯了死罪，结果当然是减免为流放。但按照宋朝的刑法，经死刑减免下来的流放要附加杖刑和刺字。大臣们上书抗议说：“古代的时候，刑不上大夫。就算犯了死罪该杀，也不能用刑。赵仲宣是正五品的官员，是可以坐马车的高贵士人，怎么可以像对待贩夫走卒之流一样，用板子打屁股、用针在脸上刺字呢？”②逼着神宗同意免除杖刑和刺字。从此以后，遂形成一个惯例：士大夫犯罪不仅不能杀，还不能打。
我们在第1卷里面讲过，科举制度有利于从底层选拔人才进入政府，打破门阀贵族对政府官位的垄断，是中国历史上革命性的进步，对中华文明走向全面繁荣起了关键作用。但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任何一个制度都可以被腐化和扭曲。到了宋朝，科举文官们一党独大，成了一个特权阶层。他们就反过来要腐蚀这个科举制度，要垄断自己做官的特权，不能再允许底层人士通过科举制度进入精英阶层了。
腐蚀科举制度的方法首先是舞弊。宋朝科举制度防止作弊的规矩搞了很多，进入考场要搜身，卷子要糊名，而且要找人把卷子重新抄一遍，阅卷官员一经指定就要被关在一个院子里，直到阅卷完成才能出来——也就是所谓的“锁院”制度。
但是这些东西用来对付没有背景的老百姓可以，对权贵人家来说，这些规矩毫无作用。他们的子弟作弊也不需要靠夹带这么低级的手法。被任命为考官的官员，会在锁院之前把考题或者“密码”悄悄送给亲友，由亲友负责收受贿赂透露考题或者“密码”——也就是一段约定的句子。考官在阅卷中读到这句约定的句子，就会让作者被录取。
著名奸臣秦桧的儿子参加科举，就直接考了状元，同一年秦桧的两个侄子也进士及第，因为他可以提前知道考官是谁，而且“锁院”也锁不住他派的人。
后来秦桧的孙子秦埙参加科举。举行礼部省试时，秦桧动用手中权力，精心谋划。他先奏请让御史中丞魏师逊、礼部侍郎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共同担任主考官，又荐举吏部郎中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张士襄为参详官（宋代科举中负责初拟名次者），这些人都是秦桧的亲信党羽。
董德元事先违规拆开糊名，找到秦埙的试卷，欣喜地对众人说：“吾曹可以富贵矣!”三位主考于是议定秦埙为第一名。
名次还没有正式公布，沈虚中为了向秦桧邀功讨好，在“锁院”阅卷过程中就派遣一名小吏翻出贡院高墙，向秦埙他爹秦熺报喜。
在官僚集团整体腐败，各种徇私舞弊大行其道的情形下，科举制度也就逐渐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变成了权贵子女进入官场的合法输送渠道。
除了考场舞弊以外，还有就是搞所谓的“恩荫”：官员的子女可以不用参加科举考试而直接取得做官的权利，把做官特权变成一种世袭的东西。地方官六品及以上、中央官五品及以上，就可“恩荫”儿子，然后官品每增加一级就可以多恩荫一个，最多可以恩荫六个儿子做官。
遇到国家有重大喜庆的节日，官员们就会上书请求皇帝增加恩荫的名额，按照惯例皇帝也会照准。官员退休的时候，又有一次恩荫的机会，宰相级别的可以恩荫三人，再按照品级递减；去世的时候，又可以再恩荫一次，也是宰相级别的三人，逐级递减。
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员们一般会要求皇帝显示恩典，超过规定名额予以恩荫。像北宋第三位皇帝宋真宗在位的时候，当了12年宰相的王旦去世，“其子弟、门人、故吏皆被恩泽……授官数十人”。③
以上这些都是惯例，此外还有特例，就是某人有了什么功劳，皇帝就会以奖赏的形式给他几个恩荫的名额。总之就是花样百出，千方百计把做官特权世袭化。
有那么多的恩荫机会，没有那么多儿子怎么办？没关系，侄儿晚辈都可以，实在不行兄弟也行，后来连门客都可以，反正就是给你几个做官资格的名额，你爱给谁给谁。
这个制度是从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光义开始搞起来的。刚开始名额比较少，后来越搞越多，到后来已经超过了科举的录取人数，成为官员的主要来源。宋徽宗政和六年，一年里面就恩荫了1460余人做官。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宋朝完全变成了现实：只要家中一个人作了大官，七大姑八大姨的儿子兄弟们就全都跟着做官。一个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带着家里有二三十号人跟着做官是很正常的，而且是完全合法的。
讲到这里啊，我就觉得非常悲哀。因为我们在第1卷讲了，我们这个国家自从秦朝统一以来，经过了上千年的探索（包括五胡乱华这样数百年血腥的杀戮），最后才搞出来了一个科举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公平的官员选拔机制，让普通家庭的优秀子女可以成为国家的管理阶层。但是，最后，这些来自于普通家庭、受益于科举制度的官员们，却反过来开始封杀科举选官的渠道，就好像挤公交车似的，挤上来之前希望车门开着，挤上去之后希望大家都别挤了，赶紧关门。他们努力把自己变成特权阶层，不想再给后面的人更多的机会，让自己的子女不再像自己当年一样去参加那么残酷的公平竞争。于是搞出来了“恩荫”制度，变相地恢复了当年的“九品中正制”。
这种现象来自于人性本身的缺陷，很难扭转。我们恢复高考以来，很多寒门子弟——包括笔者本人——通过高考这种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获得了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现在我们又开始鼓吹“自主招生”，各个高校根据推荐、面试等方式来招生，招收所谓的“高素质人才”。但是却频频爆出腐败丑闻。最有名的就是2013年，我母校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主任蔡荣生被捕，大家才知道原来他可以利用自主招生的特权，100万元卖一个录取名额。
那么这些鼓吹自主招生，能够从自主招生中获益的人是谁呢？有很多就是当年第一批参加高考，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命运，功成名就的一批人。他们成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以后，就特别希望精英阶层能够固化，尽量改变这个制度来确保自己的儿女永远是精英。
像作者认识的一些中央政府官员，说起来自己都是普通人家出身，通过高考才改变命运的。但是当跟他们谈起北大、清华等国家重点高校的录取名额过度照顾北京考生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则认为理所应当，因为他们的孩子已经是北京户口了，需要享受这样的特殊照顾。
蔡荣生自己，就是出生在吉林的一个普通家庭，1983年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大学的，后来才有机会到人民大学读博士。结果他当上人大招生办主任以后，就开始想办法通过破坏高考制度来获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特别可悲的事情。
①原文：“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②原文：“古者刑不上大夫，可杀则杀，仲宣五品，虽有罪，得乘车，今杖而黥之，使与徒隶为伍，得无重污多士乎？”见叶梦得，《石林燕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转引自：《史学月刊》2005年第12期，《论北宋“不杀士大夫”》。
③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载《史学月刊》，2005年12期。
四、党同伐异：宋军战斗力低下之谜
除了恩荫以外，官员们又通过师生关系、互相结为姻亲关系，互相提拔同僚子女，以及学习春秋时期豢养门客推荐他们做官的方式等等，彼此之间形成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集团、小圈子。
这集团掌握着军权、政权、财权，连皇帝都拿他们没办法，就更别说小老百姓了。他们自己给自己发工资，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有正工资（正俸）、岗位津贴（职钱）、级别津贴（禄栗），还根据官职发给一定数量的土地（职田），下属随从的衣服钱，春天要发布匹，冬天发棉花，还有茶酒厨料、薪蒿炭盐、米麦羊肉等等……总之就是变着方式发钱、发东西、搞福利。
宰相级别的官员，合法的年收入按照购买力折合成人民币超过了1000万元，其它高官也都在500万元以上，最低级别的县令年薪也超过百万。而且宋朝官员数量极多，享受宰相待遇的就有好几十人，地方上的节度使不仅可以享受宰相待遇，还有额外的补贴。
发了那么多钱，却还不用承担责任。贪污腐败也好、抢占土地也好、丧师失地也好，杀也杀不得、打也打不得。一般就是贬官。贬官这种事情，只要你在官僚体系中的关系网还在，到了地方上照样好吃好喝作威作福。如果是从中央贬下去到地方当知州、知府、县令之类的，那就反而更爽，成为独霸一方的土皇帝，而且没过多久自然会有提拔起来的机会。
真正犯了重罪，也就是流放。但是宋朝一般遇到皇帝、太后整数生日，皇子降生之类的事情就会宣布大赦，而赦免的最终执行标准又是掌握在官僚集团手里的，有背景的官员自然会被优先赦免。所以基本流放两三年就又能回来继续做官，影响不大的。官僚集团内部也存在政治斗争，但只要你不背叛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即使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你的物质生活待遇和特权是不用担心的。
举个例子，宋仁宗庆历三年，农民起义军张海等打到光化军①时，光化军长官韩纲因虐待部卒，招致城中发生兵变。韩纲吓得带着家眷弃城逃跑。这种负责镇守的军事长官弃城逃跑的行为，在任何政权下都是必须严惩的，在汉、唐、明、清都跑不了死刑。
但韩纲的父亲韩亿以前当过中央部级高官，儿子全部被恩荫。韩纲的兄弟韩综、韩绛、韩缜、韩维等人同时在朝为官。韩氏家族又与朝中显宦互为婚姻，如韩亿是前任宰相王旦之婿，又与官至参政的李若谷“世为婚姻不绝”。李若谷之子李淑就是韩亿的女婿，当过翰林学士和户部侍郎。
韩氏家族与“权要之臣皆是相识，多方营救”。结果韩纲“坐弃城除名，编管英州”，也就是先撤职查办，然后换个地方继续当官②。
反之，对于不是文官系统出身的人，文官集团则坚决打压。其中最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武将，特别是能够跟皇帝建立直接联系的武将，那是必须要拿下的，不然皇帝掌握了军权，就控制不住了。
像宋仁宗时期的名将狄青，出身贫寒，完全就是靠在战争中英勇杀敌被提拔上来的纯武将，没有文官背景。在宋朝和西夏的战争中，文官带领的军队多次全军覆没。只有狄青作战四年，前后大小打了25场战斗，身上全是伤，被箭射中过8次，但无一败绩。安远一战，他受伤很重，但听说西夏军队到了，就又挺身飞速赶往，士兵们因此也争先恐后，奋力杀敌。
临敌作战时，狄青披头散发、带着吓人的铜面具，出入敌军中，西夏军均望风披靡，没人敢挡。
宋仁宗听说了狄青的威名，非常喜欢，对其大力提拔，最后提拔到了中央来当枢密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便纷纷上奏反对。他们的理由就包括：狄青出身行伍、大臣耻于为伍，如果让这种没文化的粗人当国家高级官员，野蛮民族就会看不起大宋。
狄青进枢密院后，又遭到了大臣们的排斥，被呼为“赤枢”——也就是“像野人一样长着红色毛发的枢密副使”。后来因为评定侬智高叛乱有功，又被仁宗提拔为枢密使。但他持续不断受到文臣的攻击，各种挑小毛病找茬。有的说狄青家的狗头上长了角，只有真龙才能长角，你的狗长了角，是不是要造反啊？告了一状。还有一次是黄河发大水，狄青为了避水搬到一个寺庙的佛殿里面临时居住。而这个寺庙是以前皇帝来参拜过的，而且狄青还穿了一件黄色的衣服在里面行走。被文官们抓住机会告他不尊重佛祖、不尊重皇帝，穿黄袍有谋反倾向。
宋仁宗再三为狄青辩护，说他是个忠臣。宰相文彦博反驳说：“本朝太祖也是周世宗的忠臣，那他怎么也造反了呢？”把仁宗问得目瞪口呆。
大文豪欧阳修也掺和了进来，他上书说：“水者阳也，兵亦阴也，武将亦阴”，把京师发大水的天灾解释为上天对狄青担任枢密使的警示。宋仁宗大病刚愈，一位刘姓官员就大放厥词，“今上体平复，大忧者去矣，而大疑者尚存”。这“大疑者”就是狄青。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之下，宋仁宗不得不同意把他狄青调到外地当官去了。
狄青到了地方上，仍然受到监视和猜疑，终于不能见容于文官集团，郁郁而终。
北宋末年，文官集团指挥的军队在金兵的打击下一溃千里。宋军一看见金兵的旌旗就望风而逃。公元1126年，金兵南征准备渡过黄河。朝廷派了13万军队去抵抗。结果金兵只在黄河对岸擂起战鼓，擂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起来13万宋军就逃亡得差不多了，留下一座座空空的营寨③。金兵遂乘坐小船安然无恙的渡过黄河。
宋军的战斗力怎么会烂到这种地步呢？显然，这是狄青这种能征善战的武将被一群腐朽的文官排斥，然后任用一批无能的文官统兵，打了败仗也可以轻易逃脱惩罚导致的必然结果。
①地名。相当于明朝的卫所。对于军队直辖的地区，明朝称卫，宋朝称军。
②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载《史学月刊》，2005年12期。
③参见《宋史纪事本末》卷56，金人入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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