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政治遗嘱”之疑

胡绳上述文章和讲话，基本上肯定了毛泽东“政治遗嘱”的存在。奇怪的是，胡绳两次对“政治遗嘱”的引述都是片断式的，很不完整。然而，胡绳的文章和讲话，有数处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1. 在1993年12月17日发表的文章中，胡绳称毛讲话的时间“据说”是在1976年4月30日。在12月26日发言时，又更正为6月13日。虽则很快作出了纠正，惟为什么会发生“错写”日期的差错，胡绳其实没有交代清楚。

2. 胡绳更正说，“讲话的时间是6月13日”，又在1月13日、6月15日两个说法之外，多了一个说法。

3. 胡绳说，“政治遗嘱”是“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几个月”社会上传出的。这就说明，官方的历史学家也承认“政治遗嘱”最初的传播途径是出自于民间而并非出自官方自己的正式渠道。且不说这个“社会上传出”可信不可信，既然是“社会上传出”的东西，作为严肃而又严谨的历史学者，胡绳怎么能得出“看来毛主席那时确实在病榻上对少数几个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的结论？！

4. 胡绳还说，“记录是否绝对准确，固然很难说，但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这似乎不应是一位严谨的历史学者所说的话。

毕竟胡绳历史上曾担任过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他的社会和学术地位远远高于王年一。经他这么一宣扬，尤其是他称“前年写《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时，胡乔木同志曾经建议把毛主席的这段话引用上”，这样，以胡乔木的身份和口吻来说事，似乎就更具有了官方最高权威的认可。由此，胡乔木、胡绳、王年一众口一词，党史界对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的存在似乎已成了定论。

（三）质疑的声音

学界对毛泽东的“政治遗嘱”，虽然引用非常广泛，可谓耳熟能详，但私下里也一直是有些疑问之声的。如谈话时间、在场都有谁等等，早就有人提出过意见，希望有关方面能搞得更准确些。但公开对其真伪有无提出质疑的，还是最近不久前的事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资深研究员李海文，在2013年初撰文称：“有人建议将这段话选入毛泽东选集或全集。研究历史，出选集、全集都要有文字依据，或是手稿，或是讲话记录稿，于是就查这段话是否有原始文字记录。”“当时，因为要出版毛泽东选集、全集，从全国各地集中了大量资料，直接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拿到许多档案，但是没有查到有关这段话的任何原始文字材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在1990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也没有发表这段话，也证明这段话没有手稿或其他原件。”

李海文又讲：“毛泽东是不是向华国锋讲过这个话？1993年12月，电视专题片《毛泽东》播放的一天晚上，我到华国锋家里。华国锋郑重其事地说：‘海文同志！’他从来都称我海文，这次加上‘同志’两字，显得格外严肃和郑重。听他这么叫我，我心中一惊，仔细听他讲下文。他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向我讲过这段话。电视里讲的是错的。’”（李海文：《毛泽东从未向华国锋谈过“血雨腥风”中交班》，载《党史博览》2013年第3期）

对于胡乔木、胡绳、王年一这些权威人士的权威结论而言，李海文的质疑声音似乎显得单薄了些，但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如果这段为各类权威书籍广泛引用，人们耳熟能详的毛泽东“政治遗嘱”，竟然是查无实据的传言，这个玩笑可就开得大了！这一传言，不管其源头在哪里，是王年一影响了“两胡”也好，还是“两胡”影响了王年一也罢，起码他们都是乐于相信这个“政治遗嘱”是确有其事的，所以不但不会生疑，而且总是要找补漏洞，修正说法，一次比一次说得更圆些。

三、《毛泽东传》：一个注释的误导

2003年12月，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名义编写、由逄先知、金冲及担任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关于毛泽东的“政治遗嘱”，该书称：

这一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充分表现出他的复杂心态。他把“文化大革命”列为自己一生当中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显然是不适当的，也不符合实际。但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在他心中的分量是那么重。明知对这场“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而他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怎么交这个班？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

在“只有天知道”之后，该书加了一条注释：“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

没有看过叶剑英讲话原文的读者，很容易误认为该书所引的“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一整段话，是叶剑英本人所传达的。其实，这是《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者的一个误导。只要查对原文就知道，叶剑英这天的讲话中，并没有“人生七十古来稀”以后这一整段话，叶没有说过毛认为对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更没有说过毛认为“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

叶剑英这天的讲话，确实多处提及了毛泽东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但其原话及原意与《毛泽东传》所引的“政治遗嘱”大相迳庭。叶剑英的原话是这样的：

我再讲一个问题。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领导我们党进行了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二十七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主席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方面，在军事理论、文艺理论等方面，都总结了很多很宝贵的世界仅有的经验，具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有很大的贡献。

叶剑英又称：

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远远不只是做了这几件事。为什么毛主席只讲做了两件事呢？据我的理解，毛主席对他自己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事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是不是能够巩固，是不是能够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之下继续斗争，继续革命，究竟他自己的事业能不能传下去，能不能贯彻下去？现在看来，有三条：第一条是，要认真地正确地选择他自己的接班人，能够继承他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在毛主席生前就解决了，很正确地选到华国锋同志作我党的领袖。实践证明，毛主席是选对了的。第二条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率领全国人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下大家放了心。第三条是，还要考虑到国内的国外的反动势力的破坏。……总之，从内部来的破坏，可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来解决，从外部来的破坏，可用人民战争办法来解决，这样，在华主席领导之下，就能保证我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向，继续革命，继续前进。

我再说一遍，毛主席光辉的一生远远不只做了两件事，为什么毛主席只讲做了两件事呢？毛主席所以这样讲，就是我党我军我们国家能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主要取决于我国的当权派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的国防力量能否击败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只要我国的当权派不走资本主义道路，跟着华主席继续干革命，只要我们的国防力量能够击败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保证我们国家的安全，获得和平建设的时间，那么，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毛主席正确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的领导下，就能够继续前进。（叶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闭幕会议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1977年3月22日）

叶剑英的这段讲话，带有强烈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的语言色彩，叶欲以此表明，华国锋与他都是继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而且，叶剑英在讲话中，并没有交代毛泽东关于“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的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又是对什么人说的？）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与坊间所流传的毛的“政治遗嘱”有多么大的区别！在这里，既没有《毛泽东传》编者所说的“毛泽东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和不安”，也没有胡绳所说的毛“心情很伤感”，更没有王年一所说的毛“他悲观了”。而是表达了信心百倍，必然胜利的情怀。

四、《毛泽东年谱》对“政治遗嘱”的处理

2013年12月，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名义编写、由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该年谱第六卷第649页有如下表述：

6月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谈话。毛泽东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这一表达方式，比同为逄先知参与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有很大进步。年谱引用的，基本上是叶剑英的原话，而非坊间所传的毛的“政治遗嘱”，这与年谱在这一段话后所加注释的前半段“毛泽东说的这段话，转引自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大致是吻合的（如果用挑剔一点的眼光看，还是用“参见”比“转引自”叶讲话为好，因为它终究与叶讲话还是略有不同）。可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实际上是对《毛泽东传（1949-1976）》的张冠李戴作出了更正。

但是，上述表述方式依然存在两个不能让人满意之处。其一为谈话时间，其二为谈话对象。年谱的编者将毛这段谈话放在这一时间段（1976年6月），并将谈话对象认定为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等几人，都是没有可靠的依据的，故而也是不合适的。

我们认为，毛泽东是极有可能讲过叶剑英转述的类似说话的，而且，极有可能讲过多次。虽然谈话的对象尚不能确定，但时间应大致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至1975年10月毛远新充任其“联络员”之前。其实，《毛泽东传（1949-1976）》本身引用过的两个材料即可见其蛛丝马迹。其一为毛的护士长的回忆：“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载《毛泽东传（1949-1976）》下，页1645）其二为毛的机要秘书的回忆：“七三年，在游泳池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载《毛泽东传（1919-1976）》下，页1645）

《毛泽东年谱（1949-4976）》在引述“叶剑英版”的毛的谈话之后，所加的注释后半段是：“关于毛泽东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件事，在一些书刊中曾经流传一种说法：人生七十古来稀，……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对上述说法，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或其他第一手权威材料。”

以上所引注释省略了的内容，与《大动乱的年代》1996年版的“政治遗嘱”基本一致，仅有三处改动：一是“盖棺定论”改为“盖棺论定”；二是“总可以定论了吧”改为“总可以论定了吧”，三是“紫金城”改为“紫禁城”。

那么，“王年一版”的毛泽东“政治遗嘱”是从哪里来的呢？笔者认为，这绝不会是王年一自己编造的，肯定有所本。在王年一写作《大动乱的年代》时，正是中共全党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整党运动时期。“彻底否定”的难点是如何看待毛泽东的历史责任问题，很多官方理论权威都想找出一个更好的解释。而让毛泽东自己承认“文革”失败了，他对“未来”悲观失望了，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解释。这样，在思想理论界内部探讨中的一些观点和想法，在流传开来的过程中，很可能会附着在某位中央高层人士身上，甚至可能最后成为毛泽东自己的东西。这是在某些政治流言流传过程中经常出现的情况（著名者有1970年代流传的毛泽东对江青的严厉批评：“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事后证明，这不过是流言制造者的一厢情愿）。我们不难看出，这个毛泽东的“政治遗嘱”与“整党”思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完全吻合于八十年代“整党”时官方的主流论点，而与刚刚粉碎“四人帮”时官方主流观点差距很大。王年一轻信了出自于民间的内部小广播，于是，就有了这份毛泽东的“政治遗嘱”的出笼。当然，这也仅仅是我们的推断，但我们认为，以上流传过程的推断，才应“恐怕是八九不离十吧”。

来源:《领导者》2014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