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历史时期？迄今国际学界尚无统一定义。从恩格斯（1891）对雅典国家“从有成文历史的时候起，土地已被分割而成了私有财产”的时代背景分析来看，历史时期应定义为：首部成文史书实录的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活动进程为开端而得以连续记载至今的时期。恩格斯所分析的雅典国家历史时期开端的社会状况，与其同期的中国大不相同，但其中依据历史唯物论关于决定社会发展的三大基本矛盾原理，对当时该国社会三大基本矛盾主要方面发生的根本变革的论述是具有普适性的。正是社会三大基本矛盾主要方面发生的如下根本变革，为历史时期的开端准备了前提条件。 一．历史时期开端的前提条件 其一：在社会生产力方面，铁器的普遍使用，使全社会彻底告别石器。恩格斯（1891）说：“铜、锡以及二者的合金——青铜是顶顶重要的金属；青铜可以制造有用的工具和武器，但是并不能排挤掉石器；这一点只有铁才能做到，…… 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的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铁使更大面积的田野耕作，广阔的森林地区的开垦，成为可能；它给手工业工人提供了一种其坚硬和锐利非石头或当时所知道的其他金属所能抵挡的工具。” 铁器在中国的普遍使用达到恩格斯所描述的地步，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际才基本实现(蒋英炬 1993)。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最根本质变发生在秦朝的决定性原因。正如张政烺（1951）所说：“只有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因素。武力膨胀，组织庞大，就社会性质来讲，只算做到量的改变不等于质的改变。” 其二：在社会经济基础方面，氏族彻底解体，土地成为私人财产, 社会经济全面私有化。恩格斯指出：“当新的土地占有者彻底摆脱了氏族和部落的最高所有权这一桎梏的时候，他也就挣断了迄今把他同土地密不可分地连在一起的纽带。” “文明时代以这种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会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秉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 据张政琅（1951）的考证，中国氏族社会到周代中期，由周厉王（公元前825-前878年）“革典”将原来氏族公有的山林陂泽改为“专利”资源，而导致“氏族社会便开始急速崩溃”，但仍保留氏族制残余“井田制”等，直到公元前356-前350年秦国实行以“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县制，奖励耕织和战斗，实行连坐之法”为主要内容商鞅变法后，土地私有化趋势逐渐展开，至秦朝建立之后以皇帝为总代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矛盾为主要矛盾的封建制度，才彻底取代氏族制度残余与奴隶制相混合的旧制度。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基础的根本变革，使中国社会彻底摆脱了氏族制度的残余。 其三：在社会上层建筑方面，国家彻底清除其地区间的行政藩篱，成为统一按其行政区划分来统治全体国民的最具权威的行政中心。恩格斯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血缘关系形成和联结起来的旧的氏族公社已经很不够了，这多半是因为它们是以氏族成员被束缚在一定地区为前提的，而这种束缚早已不复存在。地区依然，但人们已经是流动的了。因此，按地区来划分就被作为出发点，并允许公民在他们居住的地方实现他们的公共权利和义务，不管他们属于哪一氏族或哪一部落。这种按照居住地组织国民的办法是一切国家共同的。” 与恩格斯的国家定义完全相对应的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了十年的时间，先后灭了韩、赵、魏、楚、燕、齐六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律法，下令实行“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币同制”和郡县制等，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此，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并完全符合恩格斯国家定义的中国。显然，这是中国国家及其为核心的社会上层建筑的根本变革，使中国人彻底脱离了“自然发生的共同体”——数万年来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地方氏族组织，而开始生活在“百代都行秦政法”之下（毛泽东 1973）。 其四：在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知识阶层思想空前活跃、学术空前繁荣，为社会发生根本变革准备了空前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条件，也为用全国通行文字书写之成文史的产生准备了精神文化前提。公元前6世纪初至前5世纪中叶，希腊科学与哲学的启蒙思想先在小亚细亚和南意大利的殖民城邦生芽，而后在以雅典为中心的希腊本土各学术领域开放的百花，使整个希腊辉耀着灿烂的古典学术。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前4世纪末叶，希腊古典哲学也走向全面鼎盛。对此，恩格斯 (1878)评价:“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 ,“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 即早于希腊学术和哲学兴起之前四、五百年，西周初期业已成书的《周书》（含《逸周书》）、《周易》、《周髀》、《周礼》等经典，所载包括商高证明的勾股定理在内的数学、天文学及其他领域学术的基本原理、特别是以阴阳五行为范式的有机整体辩证哲学体系，为中国传统科学和哲学领先世界的发展奠定了深厚数学和哲学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期间，诸子百家在各自专长的领域内应用、解释和发挥易经哲学原理，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彼此诘难，相互争鸣，使当时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了群星闪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就辉煌，思想活跃，学术盛况空前的局面，为在社会发生根本变革中，秦始皇统一中国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准备了空前深厚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条件，也为用全国通行文字书写之成文史的产生准备了精神文化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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