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二章）

第二章 盛世危局

一、重商抑农：明朝税制与税收结构

有很多人认为，明朝是一个重农抑商的保守王朝。这完全说反了。明朝是一个名义上重农抑商，实际上重商抑农的王朝。这个“重”和“抑”不是体现在政治待遇上、政治口号上，而是体现在税收上。国家税收九成来自于农业，商业税税率极低。你说是重谁抑谁？

明朝的税收制度非常奇葩，是定额税收制，也就是每年3000万石粮食左右。这个制度是朱元璋定的，他登基以后国家税收年年增长，一直增长到3200万石左右。他下令说，税收已经够多了，足够政府开销了，以后永远都按照这个额度收税，不许增加，剩下的财富要全部藏富于民。

就这样，以后明朝经济继续发展、人口继续增长，税收始终就这么点，人多了就大家分担，每人少交点。中间有过微调，农业税减免过几回，又有一部分则算成了银子，商业税收有所增加，但税收总量是大体保持不变的。到了明朝后期，万历皇帝的时候，大概是：

（农业税）收入实征白银266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7358两；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①

也就是说，来自于农业的税收（粮食加直接交的银子）大概2300万两，其它跟工商业有关的税收总额340万两，总共2640万两。

基本上，明朝的税收，我们就按照2700万两银子、或者3000万石大米算，比较好记。两百多年了，朱元璋时期的人口也就六七千万，万历时期人口最少1.5亿，最多的估算是4个亿，取个中间值，2.75亿。人口增长了四五倍，税收还是那么多。平摊下来，2.75亿人每年交给政府的税收2600多万两，平均每个人的税收负担只有0.1两白银，能够买大概15斤大米。这就是明朝的税收水平。

如果按照大米价格折算，相当于今天的五六十块钱人民币。不过古代大米的价值比今天高很多，但再怎么高，万历时代的1两银子的实际价值也不会超过今天的2000块钱，0.1两银子也就相当于200块钱。直观来说，0.1两银子在万历时期可以买5斤鲜鱼，或者3斤重的公鸡，或者5斤茶叶；万历年间，北京劳务市场上，普通民工忙活一天，能挣纹银5分，也就是0.05两②，0.1两银子相当于民工两天的收入——这就是明朝老百姓平均每年需要交给国家的税。

今天中国的人均税赋是多少呢？2014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总量是14万亿元，中国大概13亿人，相当于人均交了1万块钱的税。

也就是说，明朝的人均税负，只有今天中国的1/50，非常非常低。

当时明朝官方统计的耕地是1100万顷，也就是11亿亩地，当时北方亩产大概1石，南方则可以达到2～3石，甚至更高。名义上有400多万顷军队屯田的粮食是没有算入纳税范围的，但明朝后期军屯破坏极为严重，十不剩一，军屯土地已经不用来供养军队，军费都要国家发，所以最多还能剩下100万顷，这样从理论上讲需要纳税的田亩估计在1000万顷。按照亩均1.5石来计算，明朝粮食年产量是15亿石，3000万石大米也就占当年粮食产量的2%左右。这还是只算了粮食，如果算上城市工商业创造的财富，明朝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就更低。而2014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2%，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7%，都是明朝的十倍以上。

所以说，从账面收入来看，明朝是一个超低税负的国家。当然，在账面收入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际税负，就是劳役。劳役就是政府无偿地征用劳动力去从事驿站服务、道路运输、工程修建等等。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具体多少无法计算，有可能是正税的很多倍。但是有一点，就是劳役跟土地和户籍挂钩，只有拥有土地或者在居住在户籍所在地的人口才会被加派劳役。这是农业帝国管理的基本逻辑。而商人则不用承担或很少承担劳役，而且商人们雇佣的城市居民，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地区进城的非城市户籍人口。这些人进城，要么是为了打工赚钱，或者就是为了逃避农村地区的税收和劳役，跑到了城镇地区就业，总之就是基本不用承担劳役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国家平均每人每年只交0.1两银子的税，而且其中87%都是农业税，商业相关的税收（包括商业税、通过税、进口关税等等加起来）只占了13%，而劳役则几乎全部由农村居民承担，明朝也就成了工商业发展的天堂。

在朱元璋时代，国家刚刚经过战乱，商业不太发达。朱元璋觉得从农业里面征收的3200万石粮食已经足够了，而且当时的商业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为农业生产服务的，所以他就没怎么把商业税放在心上，下令凡是跟农业相关的工商业活动包括车船运输、农具生产、农产品加工和交易等等全部免税。其它不免税的工商业活动，则按照“三十税一”的标准来征收③，也就是3.3%的营业税——今天中国的营业税税率是6%。茶叶属于官方特许经营的物品，税率最高，也不过十五税一。

更有意思的是，明朝的很多商业税按照宝钞来计价。明朝的宝钞——也就是官方发行的纸币——由于没有准备金，贬值速度非常快。到明朝中期已经基本没有人使用，它的主要用途就成了皇帝印来发给官员作为精神奖励。比如朱元璋曾经奖励朱棣100万贯的宝钞，朱棣也不会当真去换成银子；我们在第一卷也讲过，明宪宗朱见深奖励给著名清官秦竑一万贯的宝钞，也是荣誉，秦竑拿到手也没办法真的去兑换一万贯铜钱出来。到了明朝后期，宝钞就跟废纸差不多了。商人交易用的是银子，交税的时候用宝钞按照面值来交税，就基本等于不交税。万历年间，有一年，云南全年的茶叶税只有17两，全浙江全年交的茶叶税竟然只有6两银子，简直笑死人。当时的学者就评价说，浙江的茶叶经销商已经早就不知道国家还有规定卖茶叶要交税了④。万历六年（1578年），浙江金华——这里当时商贸业极为繁荣，全年只交了7两银子的商税。当地的地方志坦率地承认，商税已经停止征收很长的时间了⑤。

综合来看，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税负最低的时代（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算进来也是一样），没有之一。

明朝的皇帝还是跟古代皇帝一样，非常重视农业，认为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每年都要举行大型的祭祀活动祈祷风调雨顺，还要象征性地去农田里面劳作一下。而商人的政治待遇在名义上是很低的，“士农工商”的排名没有发生变化，商业还是被认为是末流，参加过科举的秀才见了县太爷可以坐着说话，而商人按规定则必须站着，类似的歧视性规定也确实不少。

但问题是，国家的税收和劳役负担几乎全部由农业和农民来承担，这种名义上的重农抑商没有实际意义。站在商人的立场来看：政府把你捧上天、抬得很高，天天烧香拜佛祝你发财致富，但是狠狠地征税；还是在政治上歧视你，说你是末流，但基本不征税，哪个更好？

对商人来说，肯定是后者好啊。

而且那些名义上的政治歧视，诸如商人不准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之类规定，这不准那不准的，到了明朝中后期，基本没人遵守，政府也没工夫去管这些闲事。万历时期，有三位内阁首辅——张四维、申时行、王锡爵都是出身于商人家庭，可见商人政治地位并不低，并没有遭受什么有实际意义的歧视。

明朝的这种农商政策，跟汉朝初年的“休养生息”政策很相似。国家一再强调“劝课农桑”，但税收基本都从农业上来，而对农业之外的其它产业则基本不征税。到了汉景帝的时候，宰相晁错就总结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跟我们讲的：名义上重农抑商，实际上重商抑农，是一个意思。

经常有人喜欢举例，说宋朝的商业税收占到了国家收入的80%，而明朝商业税收只不过1/10，所以宋朝商业极度繁荣，而明朝商业活动非常落后。这是不对的。征税越多越繁荣的逻辑有问题。宋朝商业税收占的比例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官方对商业活动控制严格，把商业活动的大部分利润收归国有了。

宋朝有着非常广泛的“禁榷”制度。“禁榷”就是禁止民间自由交易，必须由官方来经营获利的制度。

政府专营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制定了“官山海”的制度，也就是把山海的产出（铁和盐）列为官府专营的物品，后来纷纷为各国所效仿。秦朝也继承了这个制度。汉朝初年因为实行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政策，废除了盐铁专营。到了汉武帝时期，为了筹集远征匈奴的军费，又再度恢复，食盐、酿酒和冶金行业都由国有企业垄断经营，获得的经营利润全部归国家。这就相当于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和冶金企业征收100%的所得税。

后来历朝历代都会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专营制度。到了宋朝，这种制度发展到了顶峰。因为国家需要花很多钱养着一批庞大的常备军，还要给庞大的文官集团发高工资，还要对外赔款等等，财政收入极为紧张。在这种情况下，宋朝的“禁榷”制度就搞得非常广泛，不仅是盐铁专营的问题，茶叶、酿酒、明矾、煤炭都在官方专营的范围内。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所谓宋朝的商业税收占了财政收入的八成，其中超过一半是来自于官方垄断收入。

宋朝的“禁榷”制度有多么暴利呢？有一个很绝妙的例子可以作为对比，就是燕云十六州的盐价。在被辽国占据的时候，没有禁榷制度，食盐价格是每斤11文；后来金国灭了辽国。北宋以每年向金国进贡银20万两，绢20万匹，钱100万缗为代价，收回了燕云十六州的部分土地。然后，北宋就在这里开始搞“禁榷”，立即把食盐价格涨到每斤250至280文的水平⑥，增长了二十多倍。

燕云十六州的人民，好不容易盼来了代表中华正统的大宋，想不到这个腐朽的大宋竟然比辽国政权还要搜刮无度。这就有点像当年国民党打日本，不断的丧师失地，因为美国苏联的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才得以恢复。但是国民党政府已经腐败至极，收复领土以后，把“接收”变成了“劫收”，搜刮得比日本人还狠，搞得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当时就有民谣说，这叫：“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由于民心尽失，“抗日胜利”后四年国民党就被共产党打倒了。北宋也是，收回燕云十六州后两年就被金国灭亡了。

由于盐价太高，对私盐的处罚又极重，穷人吃不起盐在宋朝成了常态。苏东坡有句诗“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山村绝句》），说的就是这种状况。但宋朝政府并不害怕这个，文官们发明了古代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食盐附加税”制度，直接按照人头收盐税，不管你买不买，只要有这么一个人，都要交那么多的盐税，每年交其它正税的时候一起交上来，然后官方给你发一点质量很差的盐，算是强买强卖。

唐末每年在盐政上年收入几百万，已经被批评为价格过高，是刻剥百姓。宋朝人吃盐想来不会比唐朝、明朝多多少，在盐上的财政收入却是唐朝和明朝的十倍，这里面有多黑就不难想见了。就这样的收入，也被一些吹捧宋朝的人算到“商业税收”里面，作为宋朝商业空前繁荣的证据了。

除了禁榷以外，宋朝还有很多苛捐杂税。朱熹称古来刻剥百姓的办法，本朝全有。此外，宋朝还开创了无数新税种，有经总制钱、月桩钱、板账钱、二税盐钱、蚕盐钱、丁绢、丁盐钱、僧道免丁钱、秤提钱、市例钱、折估钱、折布钱、布估钱、畸零绢估钱……当时的人都不能列举清楚，称为“不可以遍举，亦不能遍知”。

简单来说，就是宋朝所谓占了八成税收的“商业税”里面，“禁榷”收入占了一半多，苛捐杂税又占了两三成。

除了这些以外，剩下的所谓“商税”也水分很大。因为两宋所征商税不仅仅针对商业活动，而是几乎所有能创造价值的活动，比如自己家建房子，要收税；婚丧嫁娶，也要收税。贩运物品过关当然要收税，但如果不带商品只带银子、铜钱也要按照比例收税，甚至进京赶考的学子，通过税关的时候也要被搜身检查带了多少钱，按比例抽税。

所以北宋末期和南宋时期，国家财政收入里面农业税收入比例低，并不能推出来两宋商业繁荣程度有多高，只能说明它收税厉害。宋朝才是一个真正的“重农抑商”的朝代，因为它对工商业活动的盘剥太厉害了；而明朝则是“重商抑农”，因为它极少征收商业税，国家税收和劳役绝大部分来自于农业，除了盐业专营以外，其它方面几乎完全放开私人经营，而且盐业专营的收入也不到两宋的1/10。

南宋后期，海上贸易发达，工商业确实比较繁荣，这是事实。宋朝在商业方面最大的进步是允许市场自由摆摊、而且大城市晚上还可以经营，不像汉唐一样严格划定商铺、交易种类和交易时间。但进步有限，不宜吹捧过度。唐朝的时候，曾经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发展。到了宋朝，市集禁令取消，非官营的“草市”、墟市以及庙院集市日渐扩张。不过，它们的功能都非常传统，无非为方圆几十里的农户提供日常消费品的交易场所，“布粟蔬薪之外，更无长物”。

跟明朝比，那就差的太远太远了。

①林枫：《万历矿监税使原因再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1月。

②［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5。

③参见《明史·食货五》，“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④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338页。

⑤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三联书店2001年第一版，306页。

⑥［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