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二章）

二、商业帝国：空前的工商业大繁荣

明朝才是中国历史上工商业空前大繁荣的朝代。

江南地区除了嘉靖年间短暂的倭寇问题外，270多年没有经历过战乱。国家处于大一统状态，大运河在朱棣迁都之前就被疏通，驿站遍布全国，商人四处贩运物品畅通无阻。商业税率极低，而且有时候可以用严重贬值的宝钞按照面值支付。当时的钞关（就是征收过路费的关口）收税也是很奇葩的定额制，也就是每年限定你收多少过关税，达到定额之后就不收了，不管商人运多少货物通过都不收钱。在这样的状态下，商业活动如何能够不欣欣向荣呢？

此时偏偏又赶上西方的大航海时期。葡萄牙人打通了从马六甲到菲律宾（当时被称为吕宋岛）再到中国的商业航线，从美洲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日本也发现了巨大的银矿，成为世界白银主产区。于是，大量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购买丝绸、棉布、瓷器等等手工业制品，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外部需求。

在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都很繁荣的情况下，江南地区的工商业活动也就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真的是像《红楼梦》里说的那样“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

当时江南地区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基于工商业专业分工的城镇群。中心城市是留都南京和府城，这是金融总部和文化娱乐中心，人口在100万～300万（南京）之间；府城下面是县城，这里是商贸物流中心，人口在10万～50万之间；县城下面是各个专业镇，这是手工业聚集地，各个镇之间进行专业分工，有的织布、有的染布、有的做丝绸、有的做生丝等等，专业镇的人口大约三五万人；比专业镇更小是集市，主要是收集专卖农村经济作物，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的，一般几千上万人。

当时江浙地区最发达的是留都南京再加上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和杭州七府。每个府下面有六七个县，比如苏州就有吴县、昆山县、长洲县、常熟县、吴江县、嘉定县、和太仓州。每个县下面有十来个专业镇和集市。苏州府下面就总共有七十二个专业镇和集市。这七个府就有两三百个专业镇和数量差不多的集市。

当时下面的专业镇工商业发达到什么程度呢？

以嘉兴府桐乡县濮院镇为例。这里是著名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人记载“日出万绸”，也就是一天可以销售1万匹绸缎，按照每匹二两银子计算，扣除过年等淡季节假日之类，每年贸易额当在三百万两以上。但《东畲杂记》里面又说：“所谓日出万绸，盖不止也”。可见这个估计还是保守的。

湖州府归安县南浔镇，这里则专门卖湖丝——一种高品质的蚕丝。据温丰《南浔丝市行》中说：“一日贸易数万金”，也就是每天的贸易额都在数万两银子。蚕丝贸易的旺季是从小满到中秋，约四个半月（135天），数万金如果按五万两银子算，那么旺季贸易额就可以达到650万两银子。再加上淡季，一年800万两银子的贸易额当无问题。还有记录说，南浔镇“湖丝极盛时，出洋十万包”，也就是光海外贸易就要销售十万包蚕丝。每包蚕丝重1320两，当时的价格大概是100两银子一包，鼎盛时期的贸易额超过了每年1000万两银子。这是相当惊人的。

松江府华亭县的朱泾镇，则主要做棉布生意。有“小临清”之称，也就是一个镇的繁荣程度可以比得上一个临清县城①了。“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也就是来这个批发棉布的商人，每来一回，至少带几万两银子，多的可达几十万两。这个地方的年贸易额必然也是好几百万两甚至更高。

这些城镇数量庞大的人口聚集，主要是来自于“流民”，也就是农村进城的非户籍人口。明朝初年朱元璋制定了很刻板的户籍政策：农户就世代为农，军户就世代当兵，匠户就世代当工匠等等。这个制度跟征税和劳役是密切结合的，农户就要每年交多少粮食，匠户就要每年上贡多少工艺品或者在官方的织布局里面工作多长时间，军户就要每户有人去当兵等等。因为明朝是定额税制度嘛，官员的责任主要是按照规定的额度把税收征上来，人多了也不需要多交税。所以官府管理的时候就懒得管什么户籍了：只要这个户籍下的家庭交了规定的税收、承担规定的劳役，那就行了，剩下的人你爱干啥干啥，匠户去种地，农户去进城打工什么的就没人管，全中国随便你跑，自生自灭。还有一些是逃避劳役税收的，放弃土地跑进城，也是有的。总之，就是开启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城市化浪潮，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工商业。

像江西的景德镇，这也是一个专业镇，主要是以生产瓷器闻名。明朝后期，因为海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大批流民涌入景德镇，为民窑业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力。嘉靖四十二年，“本镇……居民，与所属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及南昌、都昌等县杂聚，窑业佣工为生。”② 直至万历三十四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③

这些都是县下面的专业镇，仅江南七府下面有两三百个这种专业镇。至于县城，又要比小镇繁华数倍；府城又比县城繁华数倍；南京繁荣到什么程度，就更不用说了。那都是日夜灯火通明，四方商旅往来不绝。山南海北货物辐辏，各色品种琳琅满目。在江南名城苏州市场上：“洋货、皮货、细缎、衣饰、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④

在江南的各个市镇，还有《水陆路程》这种小册子售卖，也就是江南地区贸易导航手册：水陆陆路该怎么走，每个专业镇卖什么商品，哪些地方能雇到运货的大船，哪些地方能雇到骡马背运货物等等，都有详细的介绍。

整个江南地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工商业城镇群。农村地区则已经实现了“非粮化”，也就是都不怎么种粮食了，改种桑叶和棉花，每亩地的收入是种粮食的两到三倍。“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中国粮食主产区从江南转移到了湖广腹地，而江南则变成了“衣被天下”的织物手工业中心。

除了江南地区，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商业也十分发达。

克鲁士《中国志》描写了嘉靖年间中国广东的发展状况：

这个省有十一座城，包括省城在内，还有八十个带城墙的镇，要在别处，每个镇都会被当作是一座城，因为它们极壮丽，人口繁庶。没有城墙的村镇不计其数（其中不少是相当大的），这些地方人烟十分稠密。

沿河小城镇无不布满大小船舶。离河半里格多的广州城，船只多到令人惊异，尤其叹为观止的是，几乎整年大量船只从不减少和缺乏，因为如果三十、四十或上百艘的船某天开走，那同样多的船必定再开进来。我的意思是说，数量从不减少或缺乏，尽管有时多点少点，始终都保持一个惊人的数字。而且，开走的船是满载而走，开来的船是满载而来，都接受货物和携运货物。

福建广东商人经常会贩运白砂糖、铁器、瓷器等物品来江南销售，然后满载丝绸棉布而归。“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 ⑤中华大地上，商旅南来北往，交流如织。

随着商业活动的繁荣，“商帮”开始出现。在明朝之前，商人的经商活动都还是个体的、零散的活动，没什么组织性。到了明朝，逐渐就按照地域形成了不同的“商帮”。最著名的就是山西商帮和徽州商帮，也就是“晋商”和“徽商”，稍弱一点的就是闽商、浙商和广商等等。中国著名的商帮都是在明朝形成的，他们依靠地域关系互相帮助，一起外出经商，遍布全国各地。

①临清位于山东西北部，漳卫河与大运河交汇处，是当时重要的南北运输枢纽，北方重要的商业城市。

②参见《饶州府志》卷3“地舆志”，清同治十一年刻本。

③参见《江西通志》卷49“舆地略”，清光绪四年刻本。

④［明］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

⑤［明］李鼎：《李长卿集》。

三、户籍改革：明廷的“新型城镇化”改革

随着工商业的繁荣，明朝传统的城镇化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明朝政府遂开始逐步推动“新型城镇化”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户籍制度。为了适应城镇化和商业繁荣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的情况，连科举考试都跟着作了调整。因为每个布政使司有固定的举人名额，跟我们今天高考高校录取名额分配到每个省是一样的。应试者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科举，才可能中举。但是明代中期以后流动人口数量太大，州县“土著人少而客居多”，如山东临清，到这里来做生意的徽商及其家属随从等竟然比本地户籍人口还多。这个时候，政府就专门设了“商籍”。它是“附籍”的一种，商人如因经商而留居其地，其子孙户籍就可以附于本地，称商籍。

“附籍”制度在朱元璋时代是没有的，就是专门为人口流动量身定做的。是朱元璋死后三十八年，由他的玄孙、明英宗朱祁镇在正统元年（1436年）下令设立的。有了附籍，流动人口就可以异地参加科举考试了，也方便地方政府对流动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相当于今天的“居住证”制度。这个改革解决了商人等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有力地促进了明朝的人口流动和商业繁荣。嘉靖六年（1527年），嘉靖皇帝下旨，凡是在北京地区居住很长时间，又买了房子的，允许他们在北京附籍。

附了籍的，在本地参加科举考试，就会占用本地的举人名额。因为当时也存在某些地方科举竞争比较激烈的情况，特别是江南地区文风鼎盛，录取比例比北方要低很多。像北京顺天府，因为是首都嘛，官宦子弟很多户籍都在这里，所以录取名额就比较多，录取比例高。这跟今天北京的高考录取比例高是一样的道理，就是照顾中央官员的子女。所以就有一些人利用“附籍”制度，到录取比例高的地区来参加科举考试。比如，外地人本来没有在北京长期居住的，也买个房子，托人走后门把儿子户口办到北京来。这在当时被称为“冒籍”。

嘉靖年间，浙江会稽人章礼参加北京顺天府的科举考试，竟然考了顺天府第一名。马上就成了新闻，被指责为冒籍。就跟现在一些“高考移民”不小心考了本县或本市的状元，就会被媒体拉出来炒作一番，有的人甚至因为这种曝光而被取消了录取资格。当时这个事儿也闹得不小，竟然反应到了嘉靖皇帝那里。嘉靖皇帝自己也是外地户口进京当皇帝的，在这方面比较开明，说：“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①这个事儿才算是过去了。

明朝户籍制度的这一系列变化说明，明朝政府、明朝皇帝思想都还是很开明的，能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户籍制度改革，而不是用一套僵化的制度去限制经济发展。经过改革之后的明朝户籍制度，在某些方面比今天中国的户籍制度还要开放。今天外来流动人口要想在北京参加高考，占用北京人的高考录取名额，仍然是不可能的，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坚决抵制。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也可以说，明朝中后期的经济繁荣，不仅是经济社会自发增长的结果。也是定额税收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等顶层设计有力促进的结果。

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支撑下，中晚期的明帝国成为当之无愧的全球经济中心。每年出口天量的手工业品到全世界，物美价廉。美洲和欧洲地区的许多手工业者因此而破产倒闭。在当时欧美人笔下，墨西哥“土著居民逐渐停止纺织”，“西班牙所有的丝织工场全部毁灭了”②，日本人和西班牙人的白银像流水一样的进入中国。

欧洲当时正在兴起所谓的“重商主义”思潮，也就是把白银的流入视为国家财富增长的象征，大力鼓励发展工商业赚钱。但是根本挡不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的趋势。为此法国和西班牙统治者都曾经多次下令：前往亚洲地区贸易，每次携带的白银或者银币数量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以限制白银流往中国的速度。但是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据学者估计，每年从欧洲流入明朝的白银数量大约50吨，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约100吨。明朝中后期，大约有15000吨的白银流入。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从美洲抢来的白银超过一半被中国人赚了过来。就像今天中国制造遍布世界，中国的美元储备高居世界第一一样，只不过明朝储备的是比美元更可靠的白银，而且明朝手工业品在国际上的声誉比今天的“中国制造”要好。不仅是性价比高，档次也更高，质量工艺水平比欧洲、日本的好得多。当时就有法国制造商把自己的商品印上“中国制造”的标志来欺骗消费者。那个时候是欧洲、日本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中国生产正牌高档货③。

①参见［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事部二。

②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载《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③本节关于明朝后期江南地区工商业发展状况的资料，参见樊树志《晚明史：1573-1644》，《导论》第二节“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