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浮华世界：明朝中后期社会风气的变化
经济长期繁荣的结果之一，是社会风气日渐奢华。
明朝初期，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历代君主纵欲祸国的教训极其重视，称帝以后，“宫室器用，一从朴素，唯恐过奢，伤财害民。”在灾荒之年与后妃同吃青菜粗粮，严惩贪污浪费。明成祖朱棣也相当节俭，有一次看见宦官用米来喂鸡，就大骂他们“暴殄天物”，说像这样养一只鸡的花费，足够饥民一天的饭钱了。皇帝的表率和严格驭下的作风对吏治的清明起了很大的作用。
到了明朝中后期，工商业越来越发达，民间日益富裕，奢华之风就慢慢的兴起来了。
奢侈的花样不用细说了，反正就是不差钱嘛，可着劲地糟蹋各种好东西，讲排场、攀比等等。明初规定民间盖房子厅堂不能超过三间，超过了就是违制，要处罚的。但自从迁都北京以后，南方盖房子就没人管了，富豪家的豪宅盖的跟王府没啥区别，不要说三间，十间八间也多得是，而且还是精装修，一个大堂装修花费上千两银子是常事。
在这些方面，历朝历代的富豪们都是一样的，不过明朝经济更发达、物产更丰富，所以名堂更多一些罢了。真正比较有特点是这么几个事情：
首先是男性着装女性化。这是社会经济长期繁荣，人民群众闲到一定程度之后才会出现的现象。这个跟今天的日本、英国这些老牌发达国家的社会风气很接近，所以大家都管他们叫“腐国”嘛。
明朝后期的江南沿海也是腐国。有钱有势的人家，女人家的着装，早就已经千奇百怪，不足为奇。男人一般来说装束是比较正式简洁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底层的老百姓也穿得不错了，而且服装违制的情况非常普遍，传统士大夫、贵族的装束，只要你买得起随便往身上穿、头上戴，没人管。这样富贵人家就得花样翻新，搞点有创意的，不然就跟穷人一样了。
比如，以前的士大夫头上都戴方形的云巾，这是身份的象征。但是江南地区后来连拉车的、运货的、跑腿的全都带着云巾在大街上招摇过市，这东西你再戴就不能显身份了。所以就开始兴戴“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
这些头巾听名字都还有一些复古风韵，但古代的风格总有限，戴多了之后也不流行了。接着就出现了没有古代意味的“时样”，也就是新鲜设计的时尚头巾，不受什么风格限制，怎么设计得新奇怎么来。
除了头巾，衣服也是一样。男人的衣服设计过来设计过去，难免单调，于是就会染上更丰富鲜艳的颜色。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就会穿着大红大紫甚至花衣服、花裤子出来凸显个性。“嘉靖末年以至隆、万两朝……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
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普通人家的青年男子，也跟着穿上了女装，成为整个社会的风尚。万历年间，浙江地区的男人们“皆好穿丝绸绉纱湖罗，且色染大类妇人”，“东南郡邑凡生员、读书人家有力者，尽为妇人红紫之服”，“佻达少年以红紫为奇服”。
明朝初年，国家规定妇女的头饰不能用金玉，最多只能用银。至于翡翠珠冠、龙凤服饰是唯皇后、王妃才能穿戴的。但后来女人们头上插的金玉、翡翠、珍珠什么的都不足为怪了，各种限制没人管。真正有意思的是连男人头上也开始插花、戴金玉簪子等等，不一而足。
明代李乐写的《见闻杂记》里面就说，他在浙江湖州做官的时候，很多生员“口脂面药”，就是嘴上要抹上胭脂、脸上要打粉底，还要“俱红丝束发”，就是用红色的丝巾把长发系起来。再配上前面说的花衣服，基本都是女孩儿打扮了。这帮人既不是街头浪子，也不是闲得没事的公子哥，而是在准备科举考试的学子，竟然也穿成这样。李乐很感慨地作了一首打油诗：“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不仅男人穿女装，女性也开始流行穿男装，还流行过穿道袍的，总之就是彻底穿混了。文人萧雍在其著述《赤山会约》里面感慨说：“女戴男冠，男穿女裙，阴阳反背，不祥之甚！”
再发展到下一步，就是不仅青年男子，那些原本该一本正经的四五十岁的老男人们也跟着花哨起来。到最后，最严肃刻板的国家高级官员，上班穿朝服，回到家也要换上鲜艳明媚的衣服美一把。万历时期的尚书周莲峰就是上班穿官服，一回家就穿上红色的衣服待客。而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内阁首辅张居正，穿衣服极其讲究，喜欢以纯白色的丝绸为底，绣上五颜六色的图案，“冰纨霞绮……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吃一顿饭就要换一身衣服，早上、上午、下午、晚上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不仅衣服穿的鲜艳夺目，身上还要抹香脂——当时没有香水，抹香脂可以达到跟喷香水差不多的效果。这不是富贵人家的娇小姐，这可是大明帝国的宰相啊！
张居正实际上是一个很严肃甚至很严厉的人，在政治思想上是比较保守的，而且大体上还比较清廉，注意官员的操守。但受当时整个大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日常生活也不能免俗。他这种权势地位的人，穿几件好衣服不代表他就有多腐败，主要还是爱讲究。
一个社会的浮华程度，从着装上来看，大体可能分成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家都很穷，不注意打扮；第二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女人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三阶段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儿也打扮得花枝招展；第四阶段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开始打扮得花枝招展；第五阶段是普通人家的男孩也打扮得花枝招展；最后就是老男人、高级官员等等原本应该是最刻板最严肃的那帮人，也打扮得花枝招展。
经过长达两百年的太平盛世，明朝后期已经发展到了第六阶段，也是最高阶段。中国改革开放前是第一阶段，开放后三十年是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现在则处在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度的时期：很多男孩开始喜欢学习女孩子一样化妆打扮了，“小鲜肉”这种词开始流行，但是还没有形成风气。英国、日本这种“腐国”基本处在第五阶段，年轻男子打扮妖艳成了时尚；某些英联邦国家和北欧国家，长期和平稳定，上至达官贵人下到人民群众，天天都闲的没事干，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国家高级官员里面也充满了同性恋、奇装异服爱好者、年轻英俊富有的小鲜肉等等，政治圈都快赶上娱乐圈了，那就比明朝末年更甚了。
除了男性着装女性化，明末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奢侈浪费不仅限于达官贵人，底层人民也深受这种风尚的影响。就算是农村的老爷子也会家里备两件花衣裳，走亲访友的时候穿。一方面是经济繁荣，普通人民也能赚些闲钱，但主要还是不良风气的侵蚀。本来穷人有钱应该储蓄起来，供孩子念书或者做点小本生意的，但是都拿来花在吃穿和攀比上了。因为当时社会风气就是这样，你不穿好点，出门人家都看不起你，去参加酒席主人都会安排你坐到偏远的角落里去。
这一时期，广西钦州地方志记载，当地有大操大办丧礼的风俗，人死之后要请道士和尚来做法事，杀猪宰牛招待前来吊丧的亲戚朋友，需要耗费肥猪数十头，有些人家没有钱，借钱也得办。不办就没面子，被乡里乡亲瞧不起①。南京地区贫困人家的女孩，家里月收入在几石米，就要穿丝绸衣服，一有积蓄，就要拿来买珠翠头饰。因为追求奢华，没有积蓄，一旦生意不好就卖掉房屋甚至带着妻儿跑路的也很多②。嘉定县富有人家招待客人极为奢华，中低收入家庭也竞相模仿，吃一顿饭就要耗费好几个月的收入；湖州府中等之家为了追求富豪的奢侈，一不小心就负债累累竟至于破产的也不少③。
这种奢侈风气损害最大的还是官场风气。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地方志记载，在明朝中前期，外出做官的人退休回到乡里，两袖清风，乡里乡亲就会说他道德高尚。反之，如果带了很多金银珠宝回来，大家就会说这是个贪官，不愿与之往来。但是到了中后期，做官的人回来，大家都不讨论人品问题了，专问搞了多少钱回来。搞得多的就竞相巴结，没有钱的就取笑他这个官白当了，呼之为“痴牧者”，也就是白痴官员的意思。④
这个由乞丐建立的帝国，终究还是变成一个笑贫不笑娼的世界。
①参见嘉靖《钦州志》卷一《风俗》。 ②参见［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二。 ③参见李乐《见闻杂记》，卷八十五。 ④“正、嘉以前，仕之空囊而归者，闾里相慰劳，啧啧高之；反之，则不相过。嘉、隆以后，仕之归也，不问人品，第问怀金多寡为重轻。相为姗笑为痴牧者，必其清白无长物者也。”转引自魏天辉：《明朝中后期奢侈风气研究》，河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五、四大名著：大一统王朝的文化遗产
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生活奢靡的一个副产品是：图书出版高度繁荣，带动着一大批文学名著出世。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有三部都是在明朝中后期编辑完稿、公开出版的：《三国演义》、《西游记》和《水浒传》。另外一部巨著《红楼梦》是由明末著名文人吴梅村在清朝初年写作成初稿，再交给他的朋友曹雪芹修改润色而成。此书前八十回描写的就是明朝末年江南官宦家族的生活状态，也可以算是明朝中后期的经济文化大繁荣的成果①。
这四大名著，正好分别写的是中国古代四大汉民族大一统王朝的的故事，很有意思。抛开严肃的历史记载，我们看一看这些文学作品，它们书写了什么样的历史：
《三国演义》讲的是汉朝故事。那是武将们的黄金时代，描写了中华民族武功最盛时期的英雄事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有袁绍这样的贵族，曹操这样的权臣，刘备这样的枭雄，诸葛亮这样的谋士，关羽这样的儒将，张飞这样的猛人，猛人，各种谋略、厮杀、英勇、忠诚、情义、悲壮……扣人心弦。小说文字也保留了古朴的文言风格，让人会想起那个遥远的时代。
《西游记》讲的是唐朝故事。那是对外交流的黄金时代，中国不仅强大，而且周边的许多文明也发展了起来，万国来朝的局面出现。中华民族这个时候是积极乐观、包容进取的，对全世界敞开胸怀，也对外面的新世界充满了好奇。《西游记》遂成为四大名著中唯一的一部喜剧，充满了传奇色彩，展示了中国文化中蕴含的汪洋大海一般的想象力、乐观无畏的冒险精神和不拘一格的幽默感。这就是大唐盛世留给中国人的记忆。
《水浒》讲的是北宋故事：政治黑暗、官逼民反。政府官员非常腐败，逼得人民起来反抗。而这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也用极其残暴的行为来报复社会，血腥可怖。现在很多人读《水浒》，不能理解为什么民间会把梁山上的那些土匪称之为“好汉”。实际上他们杀人不眨眼，抓住跟自己有仇的官员经常会一刀一刀地把对方的肉割下来吃掉，而且还滥杀无辜，动不动就杀人全家。这些人简直就是恐怖分子，跟好汉一毛钱关系也没有。但如果你读了我前面对宋朝酷刑制度的介绍，就可以理解了：都是政府逼出来的。老百姓把他们视为“好汉”不是因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是他们敢于反抗腐败的政府。除了《水浒》，反映宋朝特点的著名文学作品还有《说岳全传》，讲的是文官集团如何残酷迫害民族英雄岳飞的故事，这也是宋朝留给人民的一大记忆。
《红楼梦》讲的是明朝故事。明朝后期，整个社会极度的纸醉金迷。一个大家族的公子哥儿，在一群女孩子中间长大，不思进取，鄙视功名利禄，只晓得做一些浓词艳赋。喜欢和女孩子们厮混，喜欢穿漂亮衣服，吃女孩们的胭脂，房间也装饰得像个大家闺秀一般。整个家族日渐的腐朽堕落。最后终于盛极而衰，国破家亡。
四大名著和四大王朝的—一对应关系，有一些巧合，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巧合，可以叫做“偶然之中有必然，必然之中有偶然”。四大名著都不是一个人写成的，特别是三国、西游、水浒都是先在民间以戏曲、传奇故事等形式长期流传，形成一些早期的稿子，最后才由明朝的作家们修缮完成的。所以它们实际上反映了这些大一统王朝在普通老百姓心中留下的印象，它们以一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鲜活的感情保存并流传了下来，在某些方而可能比文官们编写的历史更有参考价值。
①此观点与主流红学并不一致。主流红学认为《红楼梦》为乾隆年间居住在北京的一个叫曹雪芹的文人所作，曹雪芹为曹寅的后人。但曹氏族谱里面没有曹雪芹这个人，《红楼梦》里面公然拿“唐寅”开玩笑，让薛蟠读成“庚黄”来被人取笑，犯了曹寅的名讳，不太可能是曹寅的儿子所作。而且《红楼梦》第一章原文明白地说了，曹雪芹只是做了“增删”的工作，不是原作者。《红楼梦》的真正作者应该是吴梅村。详情参考《癸酉本石头记》，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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