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出版自由：皇权合法性与言论管制
四大名著，皆出于明朝中后期，并不是偶然的。那个时候的图书出版实在是很火爆，写出来好东西保证发大财。当时主要的私人图书出版中心主要有南京、福建建阳、南直隶徽州以及杭州、苏州等地。
南京地区的出版商最多，据张秀民先生《中国印刷史》一书，至今还能考证出来名字的民营出版社就有九十三家，比如富春堂、文林阁、广庆堂、世德堂、万卷楼等等。福建建阳地区现在能考证出来名字的比南京少9家，有84家，也相当惊人。
马伯庸在《记营销大师余象斗二三事》里面，讲了一个明末图书出版商名叫余象斗的故事，很有意思。
马伯庸这篇文章说，余象斗是建阳人，书坊名字叫做双峰堂。参加科举考试考到了三十岁也没有中举，于是决定放弃，投身到出版事业中来，而且选中了最畅销的出版门类——通俗小说。
余象斗有个长辈叫余邵鱼，写了本通俗小说叫《列国志传》，讲春秋战国的，质量一般，销量却不错。余象斗初出茅庐，亲自写了一本《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从盘古讲到商周，跟风出售，大赚了一笔。
尝到甜头的余象斗后来又玩了一次跟风营销。万历二十年，一部神书横空出世，书名《西游记》。读者们都疯了，没见过这么好看的小说，跟原来那些粗制滥造不可同日而语。余象斗一看，一拍桌子：“跟！”
这位有眼光没节操的营销大师亲自上阵操刀，速成了一部讲真武大帝的《真武大帝传》，一部讲华光的《华光天王传》，全是自己写的，文字粗陋不堪。他还从别人那里买来讲八仙的《东游记》版权，全部命名为《西游记》，说是吴承恩那个《西游记》的姊妹篇，扔到市场上去卖。读者们读过《西游记》之后非常过瘾，听说又出了三部，高兴坏了，马上就抢疯了。买回来一看，写的都是垃圾。也无可奈何，凑合着看吧。
万历二十二年，有一个作者叫安遇时，出了本公案小说叫《包龙图判百家公案》，销量相当火爆。余象斗一看，马上决定跟风炒作。可是时间紧、任务急，又没人会写，怎么办？余象斗一拍桌子：“抄！”于是找人搬来了刑部和各地衙门的卷宗，硬是拼凑出一部《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这部公案是部奇书，罗列了一百多件案子，一半的故事惨不忍睹，一半连故事都没有，就是把判词、诉状往那儿一扔……但当时正流行公案小说，读者照单全收，高高兴兴也买了，销量大好。在他之后，一群反应迟钝的书商疯狂跟风，一时间奇案、公案满天乱飞。最后连官府都看不下去，一纸禁文下来，才算稍微消停。
明末出版业的繁荣，也可以说明当时思想文化的自由和开放。这跟明朝皇帝一贯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据《明会要》卷二十六载：“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税。”同时免去税收的还有笔、墨等图书生产物料和农器。也就是说，朱元璋刚刚在南京称帝，还没有北伐统一中国，就先下令免除笔墨和印刷产品的全部税收。可见在他心目中，加强文化传播、提高人民文化素质，与恢复农业生产，解决民生问题是处于同等地位上的。洪武二十三年冬，朱元璋又下令让礼部“遣使购天下遗书善本，命书坊刊行。”（《明会要》）。
明太宗朱棣更是爱书如命，不惜耗费巨资编辑《永乐大典》。他对负责搜集图书的人说：“买书的时候不要过分计较价格，尽量满足藏书者的要求，才能得到好书。”然后又对总编谢晋说了一段他对书籍的看法。他说：“藏书并不难，但需要经常阅读才能真正从中受益。凡人都喜欢搜集金银珠宝，留给子孙。我现在搜集藏书也是想留给子孙。金银能给人的好处有限，书籍能给人的好处无穷。”①
受太祖、太宗两位创业皇帝的影响，明朝总体来说，成为了古代王朝中对书籍出版和文化思想传播最开明的朝代之一。终明一朝，没有任何一个皇帝颁布过限制民间出版自由的旨意或修改过这方面的法令。
中国的禁书史源远流长。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焚书坑儒”拉开中国禁书史的序幕。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商鞅“燔诗书”的预演。汉朝第二任皇帝汉惠帝宣布废除秦朝在这方面的法律，允许民间自由出版。唐朝有禁书令，但是只禁那些对现政权有直接危害作用的天文、兵书及“鬼神之言，妄说吉凶”，“妖书”等。所以鲁迅才有“遥想汉人多么开放……唐人也还不弱”的感慨。
汉唐帝国恢弘的气度、开放的文化政策，正是国家强盛、充满生命力的表现。
到了宋朝，儒家思想一家独大，文官士大夫们开始实行“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宋人强调的所谓“文治”，即包括与政治、经济、军事高度中央集权相一致的文化专制。不仅大兴科举，而且规范儒学以改造读书士子。至南宋时毁弃各地刊行的“异说书籍”，直至禁止书坊擅自刻书（宋孝宗七年诏令）。禁书的目的，已由对直接危害现行政权的防范，上升到强化思想的一统。这一转变是对汉唐风范的舍弃②。
元朝基本继承了宋朝的做法，文学创作不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是重罪。《元史·刑法志》载：“诸妄撰词曲，为讥议者，流……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者，处死……凡以邪说左道，诬民惑众者，禁之，违者重罪之。”
等到朱元璋建立明朝，汉唐风范终于得以恢复。他主持编订的《大明律》，虽然很多方面借鉴了宋元时期的刑罚，但却把有关文学创作和书籍出版限制的内容全部删去。明朝文化思想的自由程度，直追汉朝。
明代的图书出版政策，相对于于元代也是相当宽松的。元朝图书出版有严格的审查机制，想要印书，须先把书稿交给本地的士绅，委托士绅代为转交给地方官员审查。地方审查通过了，再交给中央部委审查，才能刻版刊行。“元人刻书，必经中书省看过，下所司，乃许刻印。”③“诸路儒生著述，辄由本路官呈进，下翰林看详。”④
朱元璋是贫民出身的伟大人物，很有英雄气度，对言论问题非常开明，废除了所有的出版审查制度。无论官府、私宅、书坊，或者达官显宦、读书士子，甚至包括太监佣人，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刻版印书，不需要事前交给任何机构审查。
在政策宽松、经济繁荣的大背景下，出书在明朝很快就成为一种时尚，滥写滥印的情况非常普遍：读书人一旦考中了进士甚至举人，都要出版一本自己的文集以示纪念；退休了要出版回忆录；死了要整理墓志铭等纪念文章出版等等。跟今天差不多。至于像各种野史见闻、神鬼小说更是铺天盖地。
为什么今天关于明朝的皇帝那么多不靠谱的传说？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明朝出版太自由、太繁荣，文人书商可以随便瞎编皇上的风流故事或者宫廷秘闻，传了几百年，大家都搞不清哪些是正史哪些是戏说了。
比如朱元璋的反腐败故事，就被编写成杀功臣、搞文字狱等等故事来给大家看，因为严肃的政治人民群众不爱看。阴谋诡计、帝王心术什么的大家才喜欢。关于朱元璋搞文字狱的记录全部来自于野史，官方文献和同时期的官员回忆录都没有提到过一句话，都是朱元璋死后一百多年才出现的野史，集中出现在嘉靖、万历年间。这段时间也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出世的时间，中国古代史上图书业最繁荣的时间。这不是偶然的，当时那帮文人《金瓶梅》、《水浒传》什么的都写的出来，看见《西游记》畅销就能整出三部新《西游记》出来，什么吸引眼球卖什么，编个个把文字狱故事，说老朱看见有人提到光啊秃啊就要杀人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前段时间我有朋友去香港，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些历史，尤其关于建国前三十年的材料。就说香港有很多这方面的书，大陆不让出版的秘密材料，要给我带两本回来。我让他拍两张照片传给我看，我一看封面，就是什么“领导人间的三角畸恋”之类的。我一看名字就说算了，还是别带了。明朝的江南图书业就跟今天香港似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怎么编得耸人听闻怎么来，重点不是真假，重点是要好卖。
比如现在还能查到的关于朱元璋搞文字狱的原始文献，有一本叫《皇明纪事录》，据称是跟朱元璋打江山的一个叫俞本写的。这个俞本是从郭子兴时代就跟着朱元璋，一直到朱元璋去世他都还在。首先历史书里面就找不到有这么一个人，类似经历不同名的都没有。而且这么一个传奇人物，写书的时候竟然是“禁军骑士”。在明朝也没有这么个官职，就算有，一个懂文化会写字的人，从一开始就跟着朱元璋打江山，怎么可能混到最后就是一个什么骑士？如果某人从秋收起义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参加反围剿，走过长征二万五，打过遵义娄山关，延安城里管过事，抗日战场带过兵，赶走国民党、解放全中国，三反五反、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全程参与，一直活到改革开放，还会读书写字，有文化，最后就混了个警卫连连长，历史资料上也找不到他的事迹，可能吗？
而且这本书是出版时间是朱元璋死后两百多年的天启（明朝倒数第二个皇帝）年间，是一个名叫“张大同”的人对原书加以编辑以后出版的。真正的原书除了张大同谁也没见过，之前两百多年的各种文献资料中都没有人记录过原书的名字或内容。后来投降清朝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写书的时候，就当真事抄了过来。赵翼编《廿二史劄记》的时候又从钱谦益的书里抄了过来。这就有了好几个朱元璋因为文字忌讳胡乱杀人的“历史记载”——但全都出现在朱元璋去世两百年以后。从这个书的来龙去脉看，最大的可能是那个名叫张大同的人编出来卖钱的。
这还是现在能找到原书的。像什么《朝野异闻录》这种听名字就不靠谱的书，也被明朝末期的作家们被抄来抄去，当成史料来作为朱元璋搞文字狱的证据了。这样的历史记载我们能够相信吗？当然不能相信。
①“置书不难，须常览阅乃有益。凡人积金玉，皆欲遗子孙。朕积书亦欲遗子孙。金玉之利有限，书籍之利岂有穷？”参见《明太宗实录》卷53。 ②李时人：《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漫话》，前言，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版。 ③陆容：《菽园杂记》，卷十。 ④钱大昕：《元史艺文志》，第一卷。
七、万妃冤案：写进正史的野史绯闻
明朝中后期编出来的荒唐野史，还有一条很有名：明宪宗朱见深宠爱的万贵妃，因为自己生不出来孩子，就逼着所有怀孕的妃子堕胎，或者毒杀所有妃子生的小孩。明孝宗朱佑樘被怀上的时候，他的母亲纪氏因为害怕，竟然想把儿子溺死，却被太监张敏拦住，说“皇帝还没有儿子，怎么能溺死呢？”于是秘密抚养长大。整个后宫都知道，就是万贵妃不知道。等到合适的时机，太监张敏才对宪宗透露实情。之后朱佑樘的母亲纪氏就被万贵妃毒死了，张敏也被迫自杀。
以上内容是写进了官修《明史》的，但一定是假的。因为明朝离我们时间比较近，有很多比《明史》更可靠的史料保存了下来。我们可以考证出来《明史》这段故事是抄的成书于明末的《胜朝彤史拾遗记》的野史，因为连文字都基本一样。而这本野史的作者毛奇龄也参与了《明史》的写作班子。
毛奇龄这本书里面的故事，又是从万历年间于慎行编的《谷山笔尘》里面抄来的。这个是原始出处，因为于慎行在书里面说了，这个故事他是从南京宫内的一个老太监那里听来的。于慎行记录这件事的时间，距离万贵妃去世已经过去了105年。从一个南京老太监那里听来的发生在一百多年前北京皇宫里面的故事，这是相当不可靠的。
不仅如此，这件事情跟《明实录》和《明史》里面的其它内容冲突。《明实录》是每个皇帝去世以后修的政事记录，主要就是流水账，皇帝说了啥，官员们上了什么奏章、皇帝如何批示的，某年哪些地方发了水灾旱灾、财政收入多少等等。是非常可靠客观的历史材料。
从《宪宗实录》来看，文官们的奏章无一提到此事。
明朝的文官是出了名的管得宽。皇帝因为专宠万贵妃，又没有生孩子，他们都要上一道奏章要求皇帝“雨露均沾”，去跟别的妃子睡觉好早点生儿子。如果出现万贵妃不停地给怀孕的妃子打胎这种事，文官集团还不得炸了啊？后来万历时期，因为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的儿子为太子，就把长子丢在一旁不管，迟迟不立太子。文官集团那是轮流上阵，没完没了的跟皇帝死磕，要求他尽快把长子立为太子，皇帝不断地动用廷杖和罢免官员的手段，最后都没有成效，被迫立长子为太子。
明朝言官可以“风闻言事”，也就是听说了什么事情，不需要找到证据就可以上书向皇帝汇报。万贵妃要是不断地给怀孕的妃子打胎，文官们哪怕听到一点风声，都会发狂的。因为这危及帝位传承，动摇国家的根本，是在谋杀大明帝国的皇位继承人，性质跟开着推土机去把朱元璋的老坟铲平差不多。这种事情文官集团不可能全部默不作声，肯定会有人——而且是很多人豁出命去跟万贵妃死磕。
但是《宪宗实录》一点记载都没有。同时期的官员回忆录里面也没有。
除此以外，当时后宫里边还有一个比万贵妃更牛的女人，就是皇帝的亲妈周太后。万贵妃竟然不断谋杀她的孙子，世界上有那个奶奶会容忍这种事情，更何况她是太后？既然秘密抚养朱佑樘的事情整个后宫都知道，那为什么周太后不知道？别人怕万贵妃，难道周太后也怕？
而且这个周太后可不是省油的灯：前任皇帝朱祁镇去世的时候，因为跟钱皇后感情深，立下遗嘱只跟钱皇后合葬。可是等钱太后一死，周太后就下令不准钱太后跟朱祁镇合葬，经过皇帝和文武百官反复请求才勉强同意。但是她又偷偷地把陵墓的设计给改了，让朱祁镇的棺材和钱太后的棺材不在一个墓穴里面，而在朱祁镇身边给自己留好了位置。可见这个周太后绝不是省事的主儿，也不是很有容人之量的。
要说皇帝忙于政务不知道，对于万贵妃给诸妃打胎或者谋杀皇子这种事，天天住在后宫养老、闲得无事的周太后会连点风声都听不到？对后妃来说，生下儿子自己就可能当太后，再不济儿子也可以封王，自己去当王太妃，那也是荣华富贵享之不尽的。如果生不下来，将来就得去冷宫打发余生。这么大的利益，会不拼出命去反抗吗？方法很简单，不用找皇帝，往周太后那里一告状就解决了。这个事情一旦捅出来，就是灭族的大罪，皇帝也保不住万贵妃。
相反，《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内阁首辅大臣商辂的一份奏章，奏章说：
皇子（朱佑樘）降生是天大的喜事。万贵妃殿下亲自抚育，比亲儿子还要亲。我们这些大臣听说了之后无不交口称赞，说万贵妃的贤德无与伦比。但我们也听说，皇子的母亲纪氏，因为生病长期在宫外居住，很久没有见过皇子了。这个从人情事理上说不过去。请皇上让她搬回宫居住，皇子仍然烦劳万贵妃养育，但也能时常见到自己的生母。这样就更好了。①
从这封奏章来看，不仅万贵妃没有想要毒死朱佑樘什么的，相反，朱佑樘是由万贵妃抚育的。这里的道理也很简单：既然要立朱佑樘为太子，而他的生母是一个普通宫人，身份过于卑微，所以在立为太子之前，交给万贵妃抚养一段时间，然后再立为太子就更加名正言顺了。立为太子之后，再交给周太后抚养。
不管如何，《明史》和照抄明史的《明朝那些事儿》里面绘声绘色地讲，万贵妃把朱佑樘邀请到家里来吃饭，朱佑樘因为害怕被下毒而拒绝吃，把万贵妃气得双脚跳的故事，肯定是虚构的。因为年幼的朱佑樘由万贵妃抚育了很长时间，万贵妃要想下毒可以天天下，一直下到朱佑樘吃下去为止。对于万贵妃抚育朱佑樘这件事，内外臣僚都很清楚，内阁首辅还专门在奏章里面说了此事。
至于朱佑樘的生母被万贵妃毒死，也是假的。奏章里面说的很清楚：纪氏已经生病很长时间了，在宫外养病。既然都要由内阁首辅亲自上奏，请求母子相见，那么纪氏的病应该已经很重了，再不见就可能见不着了。从《实录》的记载来看，商辂的奏章被皇帝批准了，纪氏搬进宫内居住了两个月之后去世。她不是被万贵妃下毒毒死的。
此外，不管是《明史》还是《明实录》都明确记载，在朱佑樘诞生的时候，皇帝已经有一个儿子了，叫朱祐极，活得好好的，等朱佑樘出生之后过了好几年才去世。所以张敏说什么“皇帝还没有儿子，不能溺死”这种话一定是假的。而且在朱佑樘被立为太子以后三年，《明史》和《明实录》里面还有一段张敏和皇帝对话的记录：他想诬告浙江巡抚杨继宗，因为杨继宗得罪了他弟弟，但是朱见深没有理睬。所以张敏冒死抚养朱佑樘，朱佑樘被立为太子后自杀之类的也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朱佑樘执政时期进入中央政府工作的陈洪谟写过《继世纪闻》一书，讲了宪宗时期的故事，说的是万贵妃对朱佑樘很好，对朱佑樘的母亲纪氏也很好。这么权威的资料，《明史》编写的时候不采纳，却把一百年后一个文人从南京老太监那里听来的故事当成史实写进堂堂正史，实在是很荒谬啊。
万贵妃逼诸妃堕胎的故事，其实就是江南地区的书商和好事的文人，道听途说加上胡编乱造整出来吸引眼球的，不足为信。实际上，万贵妃应该是很贤德的，后宫在她主持下一直很安稳，没出过什么事，朱见深也跟后妃们生了十几个儿子。她自己的孩子早夭，但是尽心抚育了三个孩子，一个是比她小十九岁的老公——明宪宗朱见深，第二个是明孝宗朱佑樘，第三个就是我们第一卷讲的西厂太监汪直。朱见深是明朝中兴雄主，朱佑樘以道德高尚而著称，汪直则是反腐英雄，带兵横扫建州女真和蒙古王庭。一个能抚育出这么样三个孩子的女人，不应该在历史上受到如此的污蔑。
所以，为什么明朝的皇帝在历史记述上那么的不堪？为什么大力支持出版自由的皇帝朱元璋被描写成了因为一两个字触犯禁忌就胡乱杀人的恶魔？为什么以贤德著称的万贵妃成了十恶不赦的杀婴变态？
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明朝对图书出版放的太宽了，什么书都让出，什么故事都可以编，不审查不追责。书商也不交税不注册，没有上级主管单位。他们可以胡乱编书赚钱。明朝文人就瞎编了很多关于皇帝、后宫的故事，或者根据道听途说的故事来写了很多不负责任的野史，用来吸引眼球或者赚钱。
第二，明朝灭亡以后，投降满清的东林党人负责编修明史。他们要把亡国的责任推出去，就片面采用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书商用来骗读者钱的各种野史文献，而不顾官方史料的明确记载，大力抹黑明朝皇帝。
第三，就是满清统治者也需要丑化明朝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在这三个原因中，很多人认为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但综合各方面的史料，我认为，第三个恰恰是最不重要的。满清在篡改明史方面，出于政治考虑，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了篡改：第一是把入关之后的大屠杀编派到朱元璋头上去，集中修改地方志，说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到处屠城，让人民把被屠杀的历史记忆归结到元末明初，而非明末清初——类似的事儿还包括通过篡改地方志，把清兵在四川进行大屠杀的罪行推到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身上，编造所谓“张献忠屠四川”的谎言②；第二是集中力量丑化明朝最后几个派兵跟他们打过仗的皇帝：万历、天启、崇祯。除此以外，他们对之前的皇帝并不想怎么丑化，因为如果丑化得太厉害，甚至可能危及皇帝制度的合法性，毕竟清朝的统治权是从明朝传下来的。
《明史》初稿编成以后，康熙皇帝看了很不满意。不是不满意把明朝写得太好，而是把明朝皇帝写得太坏，坏到清朝皇帝都看不下去了，下令修改。明史专家顾诚先生专门考证过康熙皇帝对修《明史》所做的一系列指示，大部分都是要求改善明朝皇帝形象的。至于万贵妃的故事，乾隆皇帝还亲自写了一篇文章来反驳，叫《驳明宪宗怀孕诸妃皆遭万妃逼迫而堕胎》，反驳的证据跟我前面讲的差不多，意思就是一个：你们编的这个故事也太扯了，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这些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叛徒比敌人更可恨。他们不仅要抹黑明朝、推卸责任，而且想要讨好新主子，搞到连新主子都感到恶心了才算数。
至于清朝的皇帝，真的搞了很多文字狱，但现在形象却很好。因为他们吸取了朱家天子的教训，对待文人的方法很简单：叫你瞎编，拉出去砍了。所以关于他们的事迹流传下来的就以好事居多了。
①原文：“臣等仰惟皇上至仁大孝，通于天地，光于祖宗，诞生皇子，聪明岐嶷，国本攸系，天下归心。重以贵妃殿下躬亲抚育，保护之勤，恩爱之厚，踰于己出。凡内外群臣以及都城士庶之门闻之，莫不交口称赞，以为贵妃之贤，近代无比，此诚宗社无疆之福也。但外间皆谓，皇子之母因病另居，久不得见，揆之人情事体诚为未顺。伏望皇上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烦贵妃抚育，俾朝夕之间便于接见，庶得以遂母子之至情，惬众人之公论，不胜幸甚。” ②清朝还伪造了一个张献忠的“七杀碑”：“天赐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但后来经过考古发掘，其实张献忠这个碑文的原文是这样的：“天有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没有杀人的内容。张献忠本人在1647年就死掉了，直到十二年后的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才攻陷重庆，进入四川。要是张献忠在1647年前把四川人都杀光了。清军在张献忠死后又打了十二年才夺取四川，难道他们是跟鬼在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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