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得寸进尺：文官与皇权的交锋
与此同时，军队也非常穷困。武将勋贵的贪污腐败现象非常严重，他们大量的把军屯土地据为自有，贪污国家军费，奴役军士给自己家的生意干私活。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军队战斗力迅速溃散。明孝宗在位的十多年，对蒙古的战争屡战屡败，丢失了明宪宗朱见深苦心经营多年才夺回来的河套地区，长城沿线不断被蒙古入寇侵掠，军队一看见蒙古军队来了就龟缩到城里，等他们抢够了、撤退了，再上去抓几个走得慢的老弱病残邀功，甚至杀掉当地的老百姓，用他们的人头来记功。
等到朱佑樘去世的时候，蒙古小王子巴克蒙图趁机入寇大同。大同守军惨败，阵亡六七千人，创造了自从土木堡之变以来对蒙古作战最惨重的失利，史称“虞台岭之败”。
在这个时候上台的新皇帝朱厚照才十六岁，但是他很有一番决心，要扭转他父亲治下国防软弱的被动局面。
刚一上台，他就想要抓军事，首先是把他父亲晚年搞的一个案子给翻过来。
这个案子的缘由是有人弹劾辽东军区指挥佥事张天祥，说他竟然袭击其它明军营寨，杀掉38人，然后宣称是对海西女真的作战成果。吴一贯奉命调查，张天祥被下狱审问，随后自杀于狱中。张天祥的亲戚等人，走东厂太监刘瑾的门路，声称吴一贯在诬陷张天祥。孝宗相信了刘瑾的话，反而将吴一贯下狱，将其贬为云南嵩明州同知。
这个案例到底真相如何，谁对谁错，从现在的史料来看，没有办法作出判断。但朱厚照亲自过问他父亲定下来的案子，而且给吴一贯翻了案，让他升官。也可以看出他希望在军事上有所作为的心思。
但案子刚刚办完，大臣们的奏章就上来了，内容是这样的：
陛下前段时间亲自招见吴一贯，了解边防情况。这个事情关系到刑狱，应该交给相关部门去处理，不必您自己裁决。因为陛下日理万机，事情太多了顾不过来，万一有一些细节没有搞清楚，就可能被小人利用做出错误的判决。这是一定要坚决纠正的。
请陛下把政务都委托给六部九卿，这样谁犯了错误就找谁负责，事情就不用烦劳陛下，却可以得到正确处理了。这方面你应该向你爹（先帝）学习，他老人家执政十八年，除了吴一贯这个案子以外，有关刑狱的事情从来都是交给大臣们处理的。
……请从今往后，刑狱之事都责成相关部门勘问，秉公论断，谁犯了错误陛下再去追究谁的责任。这样，大臣们在下面努力工作，陛下就不会那么辛苦，国家大事也不至于荒废了。①
这个奏章的意思很清楚：你翻了这个案子，虽然结果对文官是有利的。但皇帝直接过问军事事务总是不合适，军政事务不论大小都应该把它交给文官集团来处理。这才合乎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
文官们迫切希望趁着皇帝年幼，抓紧给他“立规矩”：以后你就像你父亲一样，天天坐在宝座上讲讲圣贤话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全部交给文官集团来做。
朱厚照刚刚登基，毕竟还有他父亲临终嘱咐的话在，要听那几个辅政大臣的话。而且他也跟明朝所有太子一样，从小接受标准的儒家教育，被告知听从贤臣的话是明君圣主的行为准则。收到了这份奏章以后，朱厚照批示同意，暂时也就不再过问具体的军政事务了。
应该说在一开始，新皇帝和孝宗留下来的老臣们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在《武宗实录》里面，在朱厚照登基的第一年，几乎所有的奏章都跟着两个字：“从之”。也就是一律批准。
上台以后，朱厚照也想厉行节约一下，本来该给皇室宗亲的奖赏也给减免了，但惟独给三位内阁大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的奖赏还是很丰厚。又给刘健加封了左柱国、太子太保，给李东阳加封了太子少保，以示尊崇。兵部尚书刘大夏因为年老想要辞职，也下诏挽留。
御史李廷光弹劾刘大夏当兵部尚书期间，用人不当、管理不严，导致边防废弛，才有了先帝去世时候的虞台岭之败，应该追究其责任，并且提出了一些整顿边防的措施，恳请皇上派御史前往边镇巡视，纠正边防弊病。
这个奏章的内容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孝宗时期的军事失败和内阁的错误决策就是有很大的关系。虞台岭之败，兵部尚书刘大夏当然难辞其咎。但朱厚照毫不犹豫的给驳了回去，并且下旨责备李廷光，并温旨安慰刘大夏，说你有功于国家，这种风言风语我是不会听的，以表示自己对父亲留下来的老臣的绝对信任。
但这种温情脉脉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多久。
大臣们发现小皇帝相当听话，便打算更进一步，提出要取消“皇庄”。
皇庄，顾名思义，就是皇帝家的庄园。由太监直接收租交给皇帝花费，不用经过户部。它的起源是明英宗朱祁镇的时候，太监曹吉祥造反被抄家，曹家的土地全部没收入官。明宪宗朱见深继位后就下令把这部分土地改为皇庄，作为皇帝的直接经济来源。
按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论，全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还搞什么私房钱呢？问题在于文官集团势力坐大以后，皇帝想伸手向户部要钱就很困难了。一旦遇到皇帝要钱，户部的第一反应基本都会给顶回去，来回折腾讨价还价几次，打一个很大的折扣之后再支付。
朱厚照十六岁大婚，这属于国家大典，照理该户部出钱。典礼总共花费了60万两，但户部讨价还价只给30万两，剩下的请皇帝陛下自己再想别的办法解决，还顺便教育了皇帝一顿要注意节约，向你父亲学习云云。朱厚照心里未必高兴，但还是接受了。
对皇庄问题，照例先是由言官向皇帝提出建议。皇帝批示让内阁讨论。内阁讨论之后说：当初宪宗皇帝设立皇庄的时候，打算用皇庄收入来孝敬两宫太后。但是现在看来，皇庄“琐琐之利恐不足以孝养两宫”，建议“请革皇庄之名，通给小民领种”。
这个建议逻辑有点混乱：既然皇庄的收入很少，不足以给两宫太后尽孝，那应该增加才是，为什么反而要革除呢？
朱厚照这一次没有简单听从了，而是下令再议，委婉地表达了不同意见。
内阁再次讨论，发现了自己的逻辑错误。于是改了一下口风，说如果要给皇太后尽孝道，那么可以由户部来收钱，按照实际需要支付给皇太后，剩下的钱归入国家财政，可以用来救灾和支付军费等等。
这一次内阁的意见道出问题的关键：关键不是谁花钱，关键是谁收钱。
文官们在奏章中一再强调皇庄的弊病：让太监去直接管理和收租，会出现太监中饱私囊、欺压百姓的严重问题。所以不应该由太监来收钱，而应该由文官来收钱。
要说太监管理皇庄有贪污腐败的问题，难道让文官集团去管理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文官们在一口咬定太监很坏的同时，其实还需要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文官一定比太监更不贪婪、更不欺压百姓，才能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
文官们声称全天下的钱财都是皇帝的，皇帝不应该有私财，而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管理。这种说法当然很漂亮、正义凛然。但真的全部纳入财政以后，皇帝想要钱就很困难了。所以文官们要证明革除皇庄的正义性，还需要再证明一点：文官们花钱一定比皇帝花钱更加注意国家整体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集团利益。
以上两点，其实都不一定总是成立的。文官不一定比太监清廉，也不一定总是比皇帝更关心国家利益。在王朝的早期，官僚集团比较清廉，那么上面两个命题就可以成立，财权掌握在文官集团手里就没问题；反之，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官僚集团日益腐朽，有可能以上两个命题就都不成立，财政税收的权力完全掌握在文官手里，就可能是国家的灾难。后来明朝的灭亡也证明了这一点。
归根到底，皇庄的存废并不是皇帝该不该花钱的问题，而是财权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天下的权力，无非是那么几种：兵权、财权、人事任免权。如果这三种权力都被文官集团掌握，那么皇帝就成了一个空架子。宋朝就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革除皇庄，核心是文官集团削弱皇权和打击太监势力的一种斗争策略。
朱厚照虽然未必能像我们上面分析得那么清楚，但他还是拒绝了内阁的意见。这些大臣们各自家里都有自己的土地田庄，几乎没有人是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为什么就不能允许皇帝有自己的庄田呢？小皇帝批示说：“你们检举揭发太监们的非法行为值得表扬，但是皇庄是祖宗旧制，又是用来孝敬太后、彰显孝道的，不好突然革除。我决定把管理皇庄的太监数量削减一半。如果再发现太监有非法行为，请你们及时弹劾，我一定严肃处理。”②
碰了个软钉子以后，文官们又换了一种策略进攻：讲迷信。
因为过去三个月断断续续下了几十天的小雨，这种天气情况在干旱的北京比较罕见。给事中周玺、御史耿明上奏上：天象异常，必有妖孽。妖孽就是太监，上次我们上奏弹劾太监苗逵、田忠等人的不法行为，皇帝竟然没有批准。老天爷对此表示不满，所以连续下雨。
大理寺少卿吴昊又上奏说：您还在居丧期间（你爹刚死了不到一年），竟然老是跟太监们一起游玩，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悼。老天都看不下去了，所以才不断的下雨。
这些无厘头攻击太监、顺带骂一下皇帝的奏章让朱厚照很不舒服。他忍住怒火说：“天气异常，确实是不好。我有不足之处一定认真反省，诸位大臣有不足之处也需要勤加改正，军国大事有决策不对的地方要据实及时上奏，不要尽说空话（毋事虚文）。”③
小皇帝用了“毋事虚文”这个词，显然是对这种赤裸裸的、毫无根据的排挤打击太监的行为相当不满了。
但文官们并不打算就此止步，此后又连续不断地向太监发动攻击，有借口星象异常要求杀掉某些他们不满的太监的，有要求减少太监数量的，有要求降低太监的福利待遇，没完没了。小皇帝表现得明显的不听话了，有时候会同意，有时候就直接批示不准。
弘治十八年年底，太监刘琅要皂隶五十名。这本是件小事，但大臣们要求减为二十名，皇帝答应了。接着，大臣又说二十个也太多了，应该一个不给，皇帝又答应了。
正德元年一月，文官们列一个名单，要求连太监和锦衣卫一共裁员七千五百七十人。皇帝拒绝了。因为孝宗皇帝刚去世的时候，文官们就替新皇帝写了即位诏书，把太监和锦衣卫裁员了上万人，剩下的人已经不够办事了。
正德元年二月，御用监因为需要建造龙床等物品，人手不足——被文官们裁得太厉害，要求增加六个人手。文官们坚决不同意，说皇帝刚登基的时候，御用监裁员了七百多人，这次新增的六个人都是那七百多人里面的，此例一开，那些被裁掉的人肯定会想方设法又回来。朱厚照批示同意了文官们的意见。
总之，文官们对于负有监察职权的太监和锦衣卫是恨之入骨的，一逮着机会就要尽可能地削减他们的势力，恨不得全部裁光了才好。
理学官员的最大特点就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在严格要求裁剪太监锦衣卫数量的同时，他们自己在增加政府雇员方面则一点也不客气。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里面就说：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嚇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就是说，据顾炎武所知，在县里面（县级政府没有太监、也没有锦衣卫），一个正式编制的岗位，往往会有六七个超编人员，他们吃财政饭，为正式编制人员干活，并欺压百姓、勒索财物。
这种事情早在朱元璋时代就非常严重了。对这个问题，吴思先生在《白员的胜局》里面作了详细的分析，抄录如下：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④
从吴思先生的考证可以看出，早在朱元璋时代，一个松江府就能查出一千多编外人员，这些人可都不是太监或者锦衣卫搞出来的。而朱元璋死后，文官们每逢皇帝去世就大力裁减太监、锦衣卫、以及宫廷工匠的数量，却从来没有借机裁减过文官政府中的编外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文官们都会养着一大群奴仆和书吏，为自己生活和办公服务。但对于皇帝的奴仆和秘书——太监，他们则认为必须坚决裁减，裁得越多越好。吏部尚书马文升，他是要求朱厚照裁减太监编制最起劲的官员之一，自己却在不断地违规把自家亲戚和兄弟塞进国家公务员的队伍，还私自在吏部增设了六个主事的职位，用来安排自己人。这个事情被御史弹劾，马文升被迫请求退休，朱厚照批准。
正德元年四月，吏部给事中安奎上奏说：“中外冗员奔竞成风、贿赂未已”。朱厚照下令内阁讨论。内阁说经研究没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安奎在胡说八道污蔑大臣。诸司会审，要求安奎点名说出谁在跑官、谁在行贿受贿？安奎不敢指名道姓，只能认罪受罚⑤——也就是说，文官们认为用天象异常来弹劾太监是天经地义的，其正义性毋庸置疑；而若是要弹劾大臣，则必须有确凿的证据，不然就要严加惩罚。
我们讲这些。并不是说太监不该裁减、太监有违法犯罪行为不该被弹劾并惩罚。实际上文官集团和太监集团互相斗争、互相检举揭发是好事，有利于国家政治清明。但也需要看到：文官们裁减弹劾太监，并不全是出于大公无私的道义考虑，权力斗争的考虑仍然占了很重的分量。
朱厚照虽然不再像刚登基的前几个月那样，对内阁言听计从，但总的来说，经过斗争，他还是不断地妥协退让，大臣们的大部分奏议最终都被批准了。这就给了大臣们一个假象，认为只要他们坚决斗争，可以逼迫皇帝同意他们的任何意见。
经过酝酿，大臣们决定发起具有决定意义的攻击：弹劾“八虎”。
“八虎”，就是和小皇帝最亲近的八个太监。按照文官们的说法，他们那都是在引诱着皇帝去斗鸡走狗、不务正业、荒废朝政。但既然文官们不想让皇帝管具体的事儿，皇帝也很听话的真的不怎么管事，内阁的各种施政建议总是得到批准，难道多出来的空闲时间休闲娱乐一下都不行？
文官的回答是：绝对不行。皇帝如果有时间，也应该努力学习儒家经典，由专业的儒家学者来给皇帝讲课，保证皇帝的一言一行都符合儒家规范；或者跟大臣们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当然讨论的结果必须是听从大臣们的意见，因为从谏如流是皇帝的美德，不听的就是昏君，坚持正义的大臣们会一起跪在地上请求皇帝同意，或者连续不断的上奏，一直到皇帝同意为止。
虽然“八虎”当时并没有干什么出格的坏事，但文官们已经看到了不好的苗头。皇帝整天和太监们厮混在一起是很危险的，随时可能会被教坏，远离理学正统而去搞一些旁门左道。因此必须趁着皇帝还没有被完全教坏，彻底消除这方面的隐患，把“八虎”杀掉。
为了解决“八虎”，文官们轮流上阵弹劾。但小皇帝这一次并不怎么愿意听，关键是文官们确实没有抓到“八虎”的把柄，弹劾的内容大多空洞无物，无非是说因为信任太监导致朝政混乱的历史教训很多这种空话。而且，小皇帝跟太监们混在一起，并不是沉溺于各种荒唐的游乐。从之前和之后发生的事情来看，皇帝很有可能是在跟那些年轻的太监们在一起练习骑射，为振兴国家军事力量做准备。
朱厚照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就十分喜欢骑射。文官们曾经向孝宗进谏，说太子应该多花时间来学习儒家经典，练这些骑马射箭的功夫没有用。皇帝并不需要亲自去上战场，学好如何治理国家才是最重要的。
孝宗一向非常听文官的话。但这一次，他说：国家需要居安思危，皇帝也应该文武兼备，太子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儒学了，花一点时间练习骑射也是很好的。
孝宗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了皇帝过分儒家化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虽然他生性比较软弱，对武功之类的事情也来不及弥补了。但他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能够比他做的更好。出于父子至情，他十分罕见地坚决驳回了大臣们的意见——既然儿子喜欢，那就让他去练习吧。
事实证明，朱厚照骑马打仗的功夫练得还可以，是明朝历史上除了朱棣之外，唯一一个能够亲自骑马上阵跟蒙古骑兵对砍的皇帝——宣宗和英宗都带兵出征过，但是没有亲自上阵，亲自上阵的只有朱棣和朱厚照。五年后的应州战役，八虎中的张永、谷大用等人都各自统帅一支队伍，与朱厚照一起，击退了蒙古骑兵的攻击。这说明朱厚照和八虎都系统的练习过骑射。要达到能跟蒙古骑兵对砍的水平，所花的时间也一定不少。不相信的自己去蒙古找匹马来骑一下，再带上一根几十斤重的大铁棍，体验一下骑着马去跟那些从小骑马的蒙古壮汉对抗是什么感觉。苦练十年，也未必能够跟蒙古骑兵单挑。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厚照和张永、谷大用等人学习骑射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文官们所说的，皇帝跟着八虎一起斗鸡走狗、荒废朝政的时间。如果他们在一起就是吃喝玩乐，专干荒唐事，哪里来的时间去练习骑马打仗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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