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指伯为爹：继嗣与继统的争议
除了这两个程序上的冲突外，嘉靖皇帝①对杨廷和表现得仍然十分尊重，即位诏书里面提出的武宗时期的各种弊病，全都同意加以纠正。对杨廷和的各种奏请，也一律批准。还给杨廷和加封了一大堆诸如太子太保这样的荣誉头衔。
由杨廷和起草的即位诏书，内容跟之前的皇帝即位诏书差不多，主要就是继续清退一大批超编的太监和锦衣卫，取消一些宫廷冗员，压缩宫廷开支，继续清理一大批皇族、勋贵、太监们侵占的土地等等。
这些政策总的来说是好的，老百姓也确实能得到好处。但也是片面的，专门收拾不利于文官集团统治的异己势力，而对帝国最大的问题——文官集团的贪污腐败、非法经商、侵占土地、结党营私则避而不谈。
当时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比如内阁大学士梁储，朱厚照出居庸关，他亲自跑去追回来；朱厚照要自己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他拒绝起草诏书；朱厚照南巡，他到皇宫门口跪着不让去；南下之后，他又跑到南京朱厚照驻地去跪求皇帝回北京。被文官们视为大贤臣。但他却纵容他的家人在老家胡作非为。他的儿子梁次摅为了夺取一个杨姓富翁的田产，把杨家两百多口人全部杀死，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刚读到两百多人这个数据的时候把我吓了个半死，明朝官员为了抢夺老百姓的田产打死人是常有的事儿，但一般每次也就打死一两个，起到震慑效果就可以了，一次打死两百多人实在是太夸张了。仔细查证《武宗实录》和《明史·梁储传》，确定无疑就是这么多。
案发以后，朱厚照看在梁储的面子上免除他儿子的死刑，只发配边关。但没多久梁储就通关系又把儿子调回老家继续当官，官至广东都指挥佥事。此类事情，在杨廷和拟定即位诏书的时候，当然不认为有必要写进去。
因为这些，杨廷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文官集团视为千古贤臣。
嘉靖初年皇帝与内阁关系，跟正德初年朱厚照与内阁的关系非常类似。都是皇帝非常尊重内阁，一切政令以内阁商定的为准，但双方关系很快就彻底破裂，因为内阁想要给皇帝立规矩，而皇帝觉得这些规矩太荒谬无法接受，于是冲突爆发。
朱厚照不愿意杀掉“八虎”，嘉靖皇帝也不愿意遵守内阁的建议：认自己的伯父为父亲，而改称自己的父亲为叔叔。
嘉靖皇帝是兴献王朱佑杬的儿子，而朱佑杬只是藩王。按照礼法，皇帝的父亲即使不是皇帝，也需要追封为皇帝。朱元璋祖上三代都是贫农，但登基以后也全都封为皇帝，从未有人表示过疑义。嘉靖登基不久，就让内阁商议一下该给自己死去的父亲定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尊号。这是合情合理的。
但内阁接到旨意之后，压根就没去研究该给朱佑杬封个啥名号，而是告诉嘉靖：你的父亲不是皇帝，你继承的是孝宗皇帝的大统，所以应该入继孝宗一脉，给他当儿子，这样你的皇位才名正言顺。为了维护皇位的合法性，你需要管孝宗皇帝叫爹（皇考），而称你的生父兴献王朱佑杬为叔叔（皇叔父）。至于你爹兴献王只有你一个儿子，那也没关系，我们会从同辈藩王里面再找一个儿子来过继给他，为他继承香火和王位。
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议”或者“议大礼”事件就此拉开了序幕。
嘉靖一看这份奏章就傻眼了，说父子天伦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改？下令内阁再议。
内阁讨论的结果当然是坚持己见，而且引用汉代定陶王和宋代濮王的故事来证明自己的意见正确。汉成帝一直都没有儿子，于是他选择了共王的儿子定陶王立为皇太子，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儿子养在身边一直到其继位成为汉哀帝。宋代的例子和这个基本差不多，宋仁宗也没有儿子，于是从濮王的儿子中找了个孩子养在宫中改名，变成自己的孩子以备继承皇位，这个孩子后来成为宋英宗。
这两个例子都有问题，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生前就过继为养子的，而孝宗生前压根就没有见过嘉靖，更没有办理过继——因为孝宗死的时候嘉靖还没有出生。嘉靖当皇帝之前也一直是兴王世子的身份，还给他父亲守了两年孝，没法类比。
而且，文官们还在宋英宗问题上撒谎。宋英宗被大臣们逼迫，刚开始屈服过一段时间，同意称自己父亲为皇伯父，没过多久又想办法改回来了，还是称生父濮王为皇考。杨廷和等人当然只讲前半段故事而把后半段故事给省略了。
嘉靖看了之后破口大骂，驳回，再议。
一切当然尽在那群政治老手的掌握之中。大臣们在装模作样等待了几天以表示自己确实是在经过反复研究以后，再一次把几乎相同的奏疏送到了皇帝面前。附带上一篇宋代理学大师程颐写的有关濮王事件的文章，让这位新皇帝好好学习一下儒家圣人是怎么看待此类问题的。并提出，我们还可以对古代的做法作进一步的优化，等以后皇上你有了很多儿子，让第二个儿子再过继回去给朱佑杬当孙子，袭王爵，这样您从兴献王的儿子变成孝宗的儿子，而您的儿子又变回为兴献王的孙子，皇室血脉和兴献王血脉都得到继承，多么完美的计划啊。
嘉靖当然不会觉得这个计划有一丝一毫的完美，驳回，再议。但是他的理论水平跟这群理学专家相比微不足道，无法从礼法上辩驳，只能以皇帝的权威跟他们对峙。大臣们也不断再议，每次议论的结果都是坚持原来的看法。事情遂陷入僵局。
嘉靖被逼得团团转，心情十分沮丧。他是朱佑杬唯一的儿子，从小就当心肝宝贝宠着，少年时期他父亲又亲自带他拜访名师、学习诗书，父子之间的感情很深。要让他管自己的父亲叫叔父，实在是无法忍受。
嘉靖皇帝试图采取求饶的办法换来大臣们改变意见。他一度派出太监去给各位大臣行贿，送点黄金什么的，但都被拒收了。然后又亲自邀请杨廷和到皇宫喝茶聊天，请教国家大事，好像学生对待老师一样。而且还提出要给杨廷和加封文官的最高荣誉——太师。在此之前明朝还没有大臣能在活着的时候得到这么高的封赏。杨廷和这种老官僚当然懂得怎么对付这一套：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还要保持大臣的礼节，但管孝宗叫爹这个事儿没商量，太师头衔也不要。
杨廷和等文官大臣们之所以团结起来，坚持要让嘉靖管他伯父叫爹，核心诉求是为明孝宗朱佑樘立后。
孝宗皇帝在大臣中间，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一个神话，一个千年难得一遇的贤君圣主。而他偏偏只有朱厚照一个儿子，朱厚照又没有儿子，孝宗一脉就算断绝了。这样一个完全按照儒家理想塑造出来的明君楷模、完全按照文官们意志行动的好皇帝，怎么能够绝后呢？
文官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如此残酷的现实。所以他们必须要为孝宗立后，以让孝宗的光辉形象完美无缺，让他的儿子孙子们能够永远当大明的皇帝，世世代代永远传唱伟大的孝宗皇帝的传说。以后的皇帝，都要向孝宗皇帝学习，与文官大臣们打成一片，不宠太监、不理武将。将来嘉靖皇帝如果有什么地方违背了文官集团的意志，他们就可以拿孝宗来教育他：“想当年你爹在位的时候，如何如何……”从而取得对抗皇权的政治资本。
大礼议事件的第二个目标，就是要纯洁干部队伍。通过号召大家干一件明显不靠谱的事，来考验文官们对本集团的忠诚度。如果连管自己的叔叔叫爹这种事情都坚决赞成，那么就是理学思想的好学生，久经考验的、忠诚的文官集团团员，可以提拔重用；如果竟然反对此事，那么说明他的理学修养和对文官集团的忠诚度还是有问题，“存天理、灭人欲”的功夫没有做到位，需要即使加以清理。
这种事情，一千七百多年前的赵高曾经干过一回。
秦二世继位以后，赵高专权。有一天上朝，赵高找来了一头鹿，跟皇帝说：“陛下你看，这是一匹马。”
秦二世说：“不对呀，这明明是一头鹿。”
赵高说：“不对，这就是一匹马。陛下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大家。”
朝堂上的官员立刻分成两派，一派认为是马，一派认为是鹿。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认为是马的大臣都得到了重用，而认为是鹿的大臣都陷入证据确凿的罪案之中，遭到政治迫害。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指鹿为马”的典故，是宦官专权干坏事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
事实证明，这种事情跟是不是宦官没关系，只跟是不是想要专权有关系。文官想要专权，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宋朝的大臣们就干过一次，现在杨廷和还要再来一次。
“大礼议”事件的前半截故事，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有一天，内阁首辅杨廷和带了一幅画上朝，打开以后是孝宗皇帝的画像。他指着画像对嘉靖说：“皇上你看，这是你爹。”
嘉靖说：“不对呀，这是我伯父。”
杨廷和说：“不对，这就是你爹。我已经用理学思想论证过了，不容置疑。”
嘉靖说：“难道我连自己亲爹都会不认识吗？”
杨廷和说：“这真是你爹。陛下要是不相信，可以问大家。”
于是，大臣们就分为两派，一派认为嘉靖应该认孝宗为爹，一派认为嘉靖应该认孝宗为伯父。
跟赵高“指鹿为马”在朝堂上引起巨大争议不一样，经过理学思想的百年淫浸，这次杨廷和“指伯为爹”，文官集团异常团结，朝廷五品以上文官全部表示赞同，毫无异议。只有一个小人物最先站出来表示了反对意见，这个人是兵部主事霍韬，官位只有正六品，相当于今天中央部委的一个处长。
霍韬并不是投机分子，他没有先跑去向皇帝邀功，而是写信给礼部尚书毛澄，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希望礼部能真的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一下，他也要参加。因为之前大臣们虽然每次上奏都说经过反复讨论，其实都是杨廷和等几个高官私下里议定的，没有公开讨论过。
对于这种小官的意见，毛澄当然不会采纳，而且警告他不要多事。霍韬这才直接上奏皇帝，表达了他对事情的看法。他主要的观点是：当皇帝是继统，当儿子是继嗣，继统和继嗣不是一个概念，两者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没有礼法规定说继统一定要继嗣。
嘉靖看到这样一篇奏疏高兴的快要跳起来，他拿着这个奏疏给大臣看，满怀期望地看着大臣们，希望他们能回心转意。结果大家的表情全是不屑一顾。霍韬很快就被言官们的弹劾奏章给淹没了，被骂的无法忍受，只能告病还乡。
第二个站出来支持皇帝的是观政进士张璁。“观政进士”比霍韬的兵部主事位置还要低，就没有品级，是刚考中进士，派到各个部委实习的，实习完了再根据表现授予官职。张璁考中进士已经四十七岁了，还是个中央部委实习生，跟杨廷和这种十九岁就中进士的天才没法比。但他将成为杨廷和的终极杀手，而且还将成为比杨廷和更加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
张璁也不是想巴结皇帝。当时巴结皇帝太危险。刘瑾和江彬都是前车之鉴，皇帝能保得了你一时，保不了你一世。文官集团才会永远盯着你，决定你的升迁荣辱。
嘉靖以藩王入继大统，在北京没有一点根基。而张太后和杨廷和是一条心的——为孝宗立后也完全符合张太后的利益，如果嘉靖管孝宗叫爹，那就得管张太后叫妈。从帝国体制来看，太后与宰相联合起来架空皇帝，是完全可行的，而且也有先例。宋朝王安石变法，神宗皇帝支持王安石，保守派大臣们跟太后联合，赶走王安石、架空神宗，成功终结了这次变法。还有武则天的例子，那就更猛了，直接废掉皇帝李贤，换一个。嘉靖当时的处境比李贤和宋神宗还要糟糕，他是外地藩王入继大统，而李贤和宋神宗都是前任皇帝的亲儿子，皇位合法性比他强得多。在这种形势下，冒着得罪张太后和杨廷和的风险去巴结皇帝，得不偿失。
张璁一开始只是觉得对这个问题有点自己的看法。他跟礼部侍郎王瓒是同乡，私底下聊天的时候就跟王瓒说：你们礼部搞的这个事情有问题吧？皇上是入继大统，又没有过继为孝宗的儿子，这和汉哀帝、宋英宗这些事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王瓒是礼仪问题专家，经过张璁这么一提醒，仔细一想确实有些地方不对头。他就去找到杨廷和，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杨廷和也没说王瓒说得对，也没说他说得不对，而是安安静静地听完，客客气气地把他送走。然后一转身就找了个名义把王瓒给贬到南京去了。
这一下张璁就被震惊了。他原本认为这真的就是一个礼仪问题的争论，大家看法不同而已。想不到堂堂内阁首辅这样的人物，竟然会采取如此卑鄙的手段来压制不同意见。这就不再是意见之争，而是赤裸裸的权谋了。而且王瓒是因为他而被贬官的，这也让张璁非常愤怒和愧疚。他毅然上书嘉靖皇帝，阐明了自己对大礼议事件的看法：
第一，皇上对亲生父母的尊崇是大孝的表现。《礼记》里面说“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所以人情才是礼的根本，脱离于人情这一话题来讲礼是非常荒谬的。
第二，把这个事儿与汉代定陶王、宋代濮王类比是完全不合理的。当年汉成帝、宋仁宗都是先预立太子，养在宫中，实质上已经是皇帝的继子，所以哀帝、英宗认继父为父亲顺理成章。但现在的情况和定陶王、濮王故事毫不相干。
第三，武宗皇帝的遗诏明明白白的说“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并没有任何一句说是朱厚熜是孝宗的儿子。
第四，嘉靖皇帝的母亲现在还在世，如果称呼其为皇叔母，那么在见面的时候，应该以何种礼仪相见？皇太后和皇帝的见面自有其母子之礼。但是皇帝和皇叔母相见的时候那就纯粹是君臣间的礼仪。面对亲生母亲，儿子高高在上为君，而母亲却要在下面跪拜为臣，这是对孝道极大的违背。
第五，大臣们要皇帝听理学大师程颐的话。但程颐也说，按照礼制的规定，长子不能去当别人的继子。如果继承祖父的那一宗断绝了，而这位长子又没有兄弟，那他应该直接去继承祖父而不需要去继承断绝的那一宗。嘉靖是兴献王长子，而且是唯一的儿子，怎么能给别人当儿子呢？按照这句的道理，嘉靖该继承的是宪宗皇帝之统而不是孝宗皇帝的。
第六，继统和继嗣有着本质的区别，没有规定说继统的同时一定要继嗣。大家都说孝宗非常贤德，一定要给他立后。但如果兴献王朱佑杬没有死，那么他以弟弟的身份继承孝宗的皇位，这样孝宗还是没有儿子。难道能让朱佑杬来给孝宗当儿子吗？那就更荒谬了。当年汉文帝、汉宣帝继位，都不是前一任皇帝的儿子，他们也没有去继嗣，也没人说他们的皇位合法性有问题。
综上所述，张璁认为应该称孝宗为父亲，称兴献王为叔叔的理由完全不成立。
张璁的奏章跟霍韬那一篇相比，论理清楚，无懈可击，从礼法思想上彻底驳倒了认为嘉靖需要认孝宗为父亲的谬论。当嘉靖看完这篇奏章的时候，仰天长叹，激动得留下了眼泪，说：“吾父子获全矣！”
继文官们在杀八虎事件上逼哭朱厚照以后，他们再一次成功地逼哭了嘉靖皇帝，这也就意味着皇帝与大臣的决裂已不可避免。不仅是权力冲突，而是真的感情破裂了。
①明朝皇帝称谓，朱元璋、朱棣以名字传世，所以我们一般也用名字称呼。从仁宗、宣宗、英宗到孝宗，庙号比较有名，但庙号就一个字，容易混淆，我们主要用庙号加名字的形式称呼；从嘉靖开始，后来的皇帝年号比较有名，包括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我们就以年号来称呼他们。没有尊卑褒贬的意思，主要就是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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