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攻倒算：大礼议保守派的反扑
张璁死后，大礼议保守派全面复辟。
在称宗附庙和天地分开祭祀问题上，张璁、霍韬等都不支持皇帝。这就给保守派提供了机会。兵部给事中夏言上书对皇帝表示支持，遂得到重用。
嘉靖因为大礼议事件，把礼仪当成了他皇位合法性的关键。但张璁、霍韬这些人却只关心政治改革，对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很不热心。经常一问三不知，甚至跟皇帝抬杠，搞得嘉靖很不高兴。夏言利用这个空当，努力研究礼仪，成为了皇帝的礼仪顾问。而且这个夏言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人长得帅，官话说的很标准。每次跟皇帝讲礼仪，声音洪亮、吐字清楚、仪表堂堂，嘉靖一看见他就高兴，因此得以步步高升。
当时士大夫们痛恨张璁、霍韬，就想凭借夏言来与之抗衡。夏言也很乐于承担这个角色。嘉靖十年，御史喻希礼、石金上书，请求皇帝特赦因“大礼议”一事而定下的案犯。嘉靖非常生气，让夏言揭发他们的罪状。夏言却说，喻希礼、石金并无它意，请皇帝宽恕他们。
嘉靖把二人关进诏狱，并流放到外地，附带着又把夏言也责怪了一顿。因为这件事，夏言很得士大夫们的赞誉。他们之间遂结成政治同盟。
嘉靖十四年，张璁病逝，方献夫又因病退休。留下一个霍韬，势单力薄。
霍韬属于愤青性格，喜欢跟人激烈辩论，行政能力与张璁、方献夫没法比，靠他主持大局是不可能的。夏言很容易就把他打倒，自己成为了内阁首辅，张璁变法也就走到了尽头。
夏言当政以后，国家立刻步入“正轨”：恢复了理学士大夫团结起来收拾太监，收拾武将，架空皇权，自己独享贪腐特权的的传统套路。
因为大礼议事件遭到打击的保守派官员被全面起复。还是那句话：皇帝靠不住，文官集团才靠得住；皇帝能保你一时，文官集团会保你一世。除了杨慎等几个皇帝能记得住名字的人以外，其它人都在皇帝不知不觉间被提拔了上来。
其中有一个叫徐阶的，也是坚决要求皇帝应该管自己伯父叫爹，被贬到云南管理少数民族。因为他的奏章言辞激烈，让嘉靖印象深刻，还命人在皇宫的柱子上刻上：“徐阶小人，永不叙用”。但事实证明皇帝的记忆力远不如文官集团可靠，刻在柱子上也没用。徐阶被提拔了进了中央工作，各种奏章里面不断出现他的名字。后来他还成为了内阁首辅，天天在嘉靖面前晃，嘉靖也毫无察觉。徐阶的成功，除了本人精于权谋、八面玲珑以外，有一条原因很重要：在大礼议事件中站队很坚决。这种人文官集团是不会忘记你的。
嘉靖当年把张璁、霍韬等人从南京召回来的时候，杨慎等人扬言，只要张璁、霍韬敢进北京，就要组织人把他们当街打死。武定侯郭勋站了出来，让张璁等人住进自己家里，为他们提供庇护。郭勋自己也因此得到了皇帝的重用。而且他还属于武将勋贵，不是文官，理所当然地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嘉靖二十年，夏言当首辅后四年，郭勋因为奏章里面用词不当激怒了嘉靖皇帝。嘉靖把他下狱论罪。文官们经过审讯，把郭勋定为死罪。
嘉靖一看就蒙了——他只想教训一下郭勋，没想杀他。于是以证据不足为名，发回重审。但诸法司经过讨论，认为证据确凿，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必须判处死刑。嘉靖又驳回，再次要求减轻处罚。文官们再次坚决判处死刑。嘉靖再驳回。
这样闹了三次，文官们知道不可能让皇帝同意杀掉郭勋，于是就直接把郭勋整死在了监狱里。
宪宗年间，前内阁首辅杨荣的玄孙杨晔死在西厂大牢，六部九卿怒不可遏，认为这是关系到社稷存亡的严重事件，联名上书弹劾西厂太监汪直；但级别比杨晔高得多的武定侯郭勋莫名其妙死在监狱里，文官们则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件事也再次警告世人，得罪这个国家最大的权贵集团后果有多么可怕。改革者——郭勋只能算是改革派的同情者——要想功成身退，一定要小心谨慎，不要犯错误，否则死无葬身之地。
但夏言的好日子也没持续多久。嘉靖皇帝很快就不玩礼仪了，改玩修道了。夏言跟不上皇帝的节奏，反而屡屡劝诫皇帝不要去迷信修道。搞得嘉靖很烦。
而新晋大学士严嵩则积极协助皇帝修道，极为敬业地给皇帝陛下撰写“青词”——也就是向神仙祷告用的文章。这个东西写了之后唯一的用处就是拿来给道士烧掉，据说这样就能让神仙们看见。夏言对这个很不感冒，每次都敷衍应付。皇帝赐给他一顶道家的香叶冠，他也从来不戴。相反，严嵩则不仅天天戴，而且还弄了一层薄纱在上面挡住灰尘以示尊崇。
这么看起来夏言还是有些节操的，虽然礼仪问题属于形式主义，毕竟还在儒家理论研究的范围内。作为理学士大夫，陪皇帝修道这种事情他实在无法接受。而严嵩则无所谓。失去皇帝重新的夏言很快就被严嵩干掉了，严嵩成了首辅。
算下来，最有节操的大礼议改革派最后败给了操守稍微差一点的夏言，夏言又败给了操守还要再差一点的严嵩。
然后，严嵩又败给了操守更差的徐阶。
徐阶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投机分子，完全不知道节操为何物。杨廷和权倾朝野的时候，他就撰写奏章论证皇帝管伯父叫爹的重大意义；夏言当权的时候，他就成了礼仪问题专家，大力支持天地分开祭祀，为皇帝和首辅提供各种贴心的礼仪咨询服务；皇帝喜欢修道了，严嵩当权，他就热衷于撰写青词，还把孙女嫁给严嵩的孙子做妾。所谓“三姓家奴”，说的就是这种人。
最后，等严嵩老了，写不出好的青词了，失去了皇帝的欢心。徐阶抓住机会扳倒严嵩，当上了首辅。为了不让严嵩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他又用极为无耻的手段来继续落井下石。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有贪污等不法行为遭到弹劾，诸法司经过审讯判处严世藩死刑，准备上奏皇帝。但是徐阶看了奏章，觉得这些罪名还不足以将严世藩置于死地，嘉靖皇帝不会批准。于是大笔一挥，把奏章改为严世藩勾结倭寇、占据有王气的土地准备造反。这直接导致了严世藩被杀和严嵩被抄家。对于自己这种栽赃陷害的行为，徐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在他自己主持编纂的《世宗实录》里面，还得意地写了进去，以显示自己聪明绝顶。这绝对是无耻到祖坟冒青烟的人才干得出来的事。
严嵩被抄家以后，上报抄出来了数百万两银子。嘉靖皇帝还很开心，觉得发了一笔横财，下令把抄家所得一半运往边关作为军费，一半送进皇帝的内承运库。但等了半年，进入皇帝库房的银子才可怜兮兮的十几万两。嘉靖对此很生气，就问徐阶抄出来的几百万两银子都到哪里去了。徐阶回答说，那些财富都被严嵩家人转移了，为了给您的内承运库运银子，过去半年到处追赃，已经搞得江西全境糜烂，无数大户人家家破人亡。所以最好还是不要再追缴了。
这个回答也是无耻到了一定程度。不管转移财富的事情是真是假。既然是抄家所得，那么肯定是转移之后剩下的。转移出去没看见的东西怎么能作为抄家所得上报皇帝？只能说明那份抄家清单本身就是瞎编出来的，极大地夸大了严嵩的家产。然后通过追赃，把和严嵩有亲戚朋友关系的人一网打尽。为了给皇帝的库房送十万两银子，就搞得江西糜烂，也根本不可能，这点银子随便找一个中等的徽商家庭都能拿得出来，其中肯定有很多被徐阶及其同党贪污了。
除了政治品行以外，在清廉程度上，从张璁、夏言、严嵩到徐阶这嘉靖年间的四大首辅，也是每况愈下。张璁是最清廉的，不仅自己清廉，而且也很好地管住了自己的家人；夏言自己比较清廉，但是没管好家人，他的老丈人苏纲与边臣曾铣的儿子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这件事被告发，“边臣结交近臣”是重罪，导致了夏言被杀；严嵩不怎么收钱，但喜欢收藏古玩字画，同时又对自己的儿子严世藩缺乏管束，严世藩大肆贪污受贿、卖官弼爵，他多多少少是知道的；而徐阶就是一个特大贪污犯，整个家族都依靠他的权位发大财，他的家人在北京开了很多店铺，在老家又疯狂兼并土地，累计达到24万亩，富甲天下。严嵩当20年首辅所积累的财富，不到徐阶当5年首辅积累的财富的1／10。
这种内阁首辅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根子当然还在嘉靖皇帝身上。他喜欢用权谋来驾驭大臣，大臣们当然也用权谋的心理来进行政治斗争，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越来越烂。
大礼议事件给当时只有16岁的嘉靖刺激太大，他深切感受到如果皇帝不掌握实权，会悲惨到什么程度，对手底下那些开口闭口就仁义道德的大臣们也失去了信任。他在位40多年，真正谈得上尊重信任的也就只有一个张璁，那是落难时候的战友，算得上是患难见真情。张璁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嘉靖在登基后的14年里，算得上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
但张璁一死，后面的首辅不管是夏言、严嵩还是徐阶，嘉靖在本质上都是不信任的，不过是听话和好用的工具，同时也是猜忌和防范的对象。夏言当首辅，他就安排一个明显跟夏言不合拍的严嵩来当次辅；看到夏言权力太大，就把他赶走，换上严嵩；看到严嵩权力太大，又把夏言招了回来。因为他从大礼议事件中得到的最大启示，就是必须要文官集团内部不断的斗争，皇帝才能享有独裁的权威。
夏言的岳父和三边总督曾铣的儿子被告发有私通贿赂的问题，嘉靖就用“结交近侍”的罪名把夏言和曾铣同时杀掉。其实这种事情在贪腐成风的明朝官场，并不是什么很罕见的事情，说轻了就是个作风问题，可以既往不咎的。宣宗年间，内阁大学士杨荣多次收受边将送的军马，宣宗也没有处罚杨荣；说重了就像嘉靖这样，杀头也可以。嘉靖选择了最重的处理方式，还是出于典型的“帝王心术”：文官领袖结交统兵大臣可能会威胁皇权。
曾铣曾经向朝廷提出要统兵十二万，用三年时间收复河套。嘉靖一度大为赞赏，但当他看到夏言也极力支持的时候，就很快转变了态度，变得狐疑猜忌起来：一个可以统帅帝国十二万最精锐的部队、收复河套、立下盖世功勋的官员，如果跟内阁首辅大臣联合起来，那会有什么后果？当年如果杨廷和掌握着兵权，那他这个皇帝可能到现在还是个傀儡，而且还要被逼着管自己亲爹叫叔叔。
一想到这个事情，嘉靖就断然地否决了曾铣收复河套的提议，而且同时对曾铣和夏言起了疑心。这种猜忌心理被严嵩抓住，遂与边将仇鸾合作，告发曾铣和夏言家人之间的经济问题。这印证了嘉靖的猜忌，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令用最重的罪名杀掉二人，以儆效尤。
需要注意的是，严嵩虽然在背后捣鬼，但他确实没打算整死夏言。只不过想把夏言扳倒，取而代之。按照以前的惯例，这种罪名是不会杀掉内阁首辅的，一般也就是免职或者废为庶民，抄家就顶天了。法司上报的罪名，曾铣比照守将丢失城寨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样夏言就只是被免职。嘉靖看到奏章以后，直接批示改用“结交近侍”这个罪名。旨意发下来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夏言辞职回家半路又被抓了回来。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人物，严嵩也同样反对皇帝用死刑来对付大臣。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内阁首辅被处死的先例，这个头一开，说不一定以后就会落到自己头上。严嵩连续六次上书请求皇帝赦免夏言的死罪，但都没有起到效果。
这个事情也让严嵩被文官们骂得狗血淋头，后来嘉靖又多次处死大臣，严嵩都无力劝阻，所以才落了个大奸臣的称号。因为在文官集团看来，首辅最重要的职责不是协助皇帝治理好国家，而是带领文官集团对抗皇权。还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调和阴阳”。首辅的主要职责就是调和阴阳，说直接一点其实就是和稀泥。皇帝对大臣要打要杀，宰辅必须拦着。这跟宋朝是一样的。拦得住就是贤臣，拦不住或者不去拦就是奸臣。
按照这个标准，张璁和严嵩就是奸臣；杨士奇、杨廷和、夏言、徐阶都是贤臣。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