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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四章)

2023-5-16 04:24| 发布者: 井冈山卫士| 查看: 11288| 评论: 0|原作者: 李晓鹏|来自: 转载

摘要: 好像西方殖民者本来是在做生意的,结果被我们打成强盗一样。实际情况是:西方殖民者本来是强盗,被我们打成了做生意的。没有明军将士奋勇杀敌,倭寇不会自己跑掉。美洲、非洲那些国家没有海禁,结果不仅没有享受到大航海带来的繁荣,反而亡国灭种,就是明证。

六、嘉靖打倭寇

 

 

实事求是地讲,曾铣收复河套的建议,以明朝当时的军事力量,恐怕很难实现。光曾铣自己算的帐,都要每年花费150万两白银。这个花销的前提是必须不断地打胜仗,如果遇到较大的挫折,开销就会直线上升。而且真正头痛问题还不是打仗,而是打完之后怎么办。

 

河套地区太大,就算取得胜利,也只能暂时把蒙古人驱逐到阴山以北,他们很快又会再来。三年的战争结束以后,还必须沿着阴山修建新的长城防线,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工程量太大,政府的财力无法支持。把防线向北推进数百公里之后,后勤补给成本会大大上升。除非明朝能够像汉朝或者唐朝初年一样,具备翻越阴山扫荡漠北的军事能力,否则单纯的清理河套意义有限。

 

嘉靖和严嵩否决曾铣的提议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开始出现比较严重的倭寇入侵,葡萄牙人占据了浙江沿海的岛屿,对海防构成威胁。中华帝国正面临着“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国防重心要从北方的塞防,逐步转向应对近代殖民者的海防。如果这个时候收复河套,南北两线同时大规模开战,有可能把国家置于危险的境地。

 

在曾铣提议收复河套之前八年,嘉靖十九年,葡萄牙人完成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征服,把东南亚国家到中国参加朝贡贸易的船队基本纳入自己的管理,占据了浙江舟山附近的一个岛屿——双屿岛,把这个地方作为商业据点来跟中国做生意。短短两年内,这里就聚集了超过3000名基督教徒,其中葡萄牙人1200人。葡萄牙人完全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国土,在岛上设立了行政机构、议会、法院、收税系统、城防司令等等。岛上有炮台,水道上有军舰,把这里称之为“吾王陛下忠诚不渝的双屿镇”。

 

嘉靖二十六年,朝鲜国王向明朝报告:日本过去没有像样的火炮,但是最近日本走私船的火炮威力大为提高,朝鲜海军已经不是对手。经过调查,是中国福建沿海等地大量向日本走私中国铸造的优质铁,以及火药硫磺等违禁物品。并逮捕了三百多名中国走私商人,交给明朝处理。

 

日本海上军事力量的兴起,实际上是葡萄牙人大力支持的结果。他们不仅通过和中国的贸易向日本大量走私出口铁器,而且直接向日本出口火炮,传授近代火器知识。这种行为背后的意图也很清楚,就是扶植日本来侵略中国。

 

所以,嘉靖中后期出现了倭寇大爆发的背景,就是近代殖民者的到来,让日本这个长期落后于中国的岛国骤然强大,掌握了更先进的海上航行技术、火炮技术和铸铁技术,具备了前往中国沿海劫掠的技术能力。这是最核心的原因,其它原因都是次要原因。嘉靖大倭寇的本质,是中国第一次遭遇较大规模的近代殖民入侵,葡萄牙人是幕后黑手,日本人充当了先头卒。

 

接到朝鲜的报告以后,明朝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当时浙江、福建沿海的倭寇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不断有烧杀抢掠进攻城镇的报告。朝廷于是派遣右副都御使朱纨前往浙江,总督浙江、福建军务,全权处理海防事宜。

 

嘉靖二十七年,也就是曾铣建议收复河套的同一年,朱纨经过调查和准备,向双屿港发动进攻,大获全胜,占领并焚毁了双屿岛,把葡萄牙殖民者、日本倭寇和中国海盗赶了出去。

 

现在有一些人认为,双屿港只是一个商贸中心,朱纨是出于落后保守的认识,错误地打击了双屿岛,并且还应该为之后的倭寇问题负责。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双屿港当然是一个商贸中心,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海盗窝、倭寇基地和被殖民者非法占据的中国领土。这两种性质同时存在,并不矛盾。不能通过论证它是一个贸易基地来否认它的其它非法属性。因为后一种性质的存在,朱纨才会对双屿发动军事打击,这是完全合法和正当的行动。之前已经多次出现海盗、倭寇甚至葡萄牙人从双屿港出发,到沿海进行烧杀抢掠的事件,有一些是纯粹的抢劫杀人,有一些则是因为商业纠纷,前者性质恶劣,后者性质不那么恶劣,但不管哪一种,都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这些人杀人放火之后又跑回双屿港,浙江政府拿他们毫无办法。

 

世界上没有一个正常的政府,会容许在自己的领土上存在这么一个由外国人军事占领、管辖,还容纳海盗、劫匪四处制造刑事案件的地方存在。至于说它是商贸基地,浙江、福建、广东的港口可以做生意的地方多的是,为什么不去这些地方,而非要跑到这里来聚集?

 

明朝当时对外非常开放,海禁政策只存在于纸面上,实际根本没有执行。葡萄牙人到达马六甲的时候,就遇到很多从中国出发前往东南亚做生意的商船;他们到达广州的时候,居然赶上广东政府在招商!广东右布政使吴延举,在正德九年发布了《番舶进贡交易之法》,公开鼓励外国商船到广州港口贸易,不管有没有堪合,都可以来,正常纳税就可以。

 

我们在第一卷讲过,明朝是允许对外贸易的,但原则上只限于被明朝认可的“进贡国”。明朝会给这些国家发一个堪合,只有持有堪合的船队才能以进贡的名义来中国做生意。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些进贡国的政府就把堪合卖给商人,只要给钱,封他们一个进贡使者的名义,他们就可以带着船队到中国贸易了。广东的这个政策,就是把潜规则给挑明了:反正堪合在我这里登记认证,不管你有没有,只要你真是来做贸易,正常纳税,那么我就可以把你这艘船登记在某个堪合的名下,把你算成这个进贡船队的一员。这是地方政府为了开拓财源、发展经济搞的土政策。后来因为这个事情吴延举还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但没有处罚,也没有否定这个政策,实际上就是默许了。

 

由于葡萄牙人采用武力征服了马六甲,以及印度洋和东南亚的其它沿海国家,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的朝贡国。所以葡萄牙被列入了黑名单,中国拒绝和他们做贸易。这种贸易制裁手段也合理合法,并不是保守落后的体现。葡萄牙人本来就到处烧杀抢掠,不是正经搞贸易的。中国防备他们不仅合理,而且是必须的。对葡萄牙人来说,规避的方法也很简单,用东南亚诸国的旗号就可以了,或者找中国海商代理。所以,要跟中国做生意,并没有必要跑到中国沿海自己占据一个岛屿、搞个基地。占据双屿岛的行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中国主权、图谋不轨的行动。

 

朱纨扫荡了双屿岛之后,还有大量的海盗船、葡萄牙和日本的军舰在海外游荡,准备等明军撤退之后再回到双屿岛。于是朱纨下令周边沿海地区居民不得出海,对这些船队进行封锁。这是战争时期必须采取的措施。但沿海那些有官员背景的大户,为了谋利,竟公然出海向敌方船队销售食物和淡水等补给物品。朱纨抓住了几个,连同抓获的海盗头子李光头等人,总共九十六人,被临阵处决。

 

这个事情立刻就激起了福建、浙江沿海权贵家族的愤怒。他们本来就是靠跟双屿岛做贸易发财,朱纨这么一搞,他们生意短期内是没得做了,而且还杀掉了他们中一些为倭寇提供物资、通风报信的人,更是无法接受。于是他们撺掇自己在朝廷里面的代理人,弹劾朱纨滥杀无辜,祸害百姓。

 

从明朝的法律来看,官员不经过皇帝批准就杀人是重罪。朱纨这么做在合法性上也确实有点问题。但另一方面,可能他认为这是战争时期,需要杀一批来震慑那些通敌的不法分子。这次集体处决到底算不算滥杀,在法律上比较模糊。总的来看,当时的情况似乎没有紧急到必须杀那么多人的地步。嘉靖皇帝览奏大怒,下令把朱纨和他的主要副手逮捕,进京受审。朱纨接到圣旨,说:我既老又病,不能再忍受长途押送和下狱受审的侮辱,于是愤而自杀。

 

朱纨死后,他的两个主要副手被逮捕下狱,判处死刑——但一直没有执行,后来倭寇严重又给放出来了。

 

这下,沿海地区的官员就更不敢谈海禁或打击倭寇的事情,一切又恢复原状。从双屿岛跑出去的海盗倭寇趁机大举入侵,沿海地区的治安形势就越来越严重。

 

倭寇的成分非常复杂,不全是日本海盗。大体以中国沿海的海盗为主(假倭),真正的日本人(真倭)大概只占了十分之一二。有人——包括很多学者——据此认为,倭寇问题主要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逼出来的沿海渔民或商人造反。比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中就持这样的观点。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明朝在朱棣之后、嘉靖二十六年之前,海禁政策名存实亡,民间几乎就是自由贸易,连关税都不用交。再加上官方的堪合贸易,明朝海上对外交流十分自由和发达。

 

从嘉靖二十六年开始,朱纨到东南沿海执行的比较严厉的海禁政策,是海盗猖獗、倭寇问题日益严重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如果不是葡萄牙人武装占领双屿,如果不是大量中国海盗和日本倭寇利用双屿、不断在中国沿海烧杀抢掠,那么朝廷就不会派朱纨来整顿沿海治安形势,也就不会有海禁收严的问题。认为海禁是倭寇的原因,颠倒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就好比我们原本跟日本贸易往来很密切,但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政府于是下令禁止对日本贸易。那些原来搞对日贸易的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他们就造反,就加入日本侵略军的队伍到中国来烧杀抢掠。难道我们就能认为这些人的做法是正义的?是官逼民反?责任难道应该由中国政府来承担吗?

 

这样的逻辑,是非常荒谬的。它抹杀了嘉靖大倭寇是中国第一次遭遇大规模近代殖民入侵的本质,也抹杀了中国政府、中国人民抵抗这种侵略的正义性质。

 

朱元璋、朱棣时代海禁政策非常严厉,为什么没有逼得沿海人民生活无着、被迫造反,没有出现严重的倭寇问题?为什么屯门海战和茜草湾海战之后,倭寇问题加剧?为什么葡萄人占领双屿岛之后不久,倭寇问题再次恶化?海禁可以说是倭寇出现的原因之一,但具体到嘉靖期间大规模爆发这个事情来说,主要原因还是西方殖民者的到来,让日本有了入侵中国沿海的军事实力。

 

从战法和武器来看,不管真倭、假倭,都是典型的日军战法,用的是日本制造的武器。嘉靖年间的倭寇,得到了日本军队的系统训练,有大量的日本中下级武士或者将领加入,成为了倭寇的骨干力量。后来戚继光编写的抗倭手册《纪效新书》,在万历年间被明军用来对付入侵朝鲜的日军,很有效果。入侵朝鲜的那是真正的日本军队,没什么中国人。这也印证了倭寇的日军属性。倭寇头目,如徐海、麻五等人,也与当时日本列岛的诸大名联系密切,他们就是在日本和葡萄牙人的支持下成长壮大起来的。真倭和假倭的比例,不能改变倭寇问题是日本军事入侵的基本性质。如果只是普通的中国沿海海盗,不可能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给中国造成这么严重的灾难。这是一群用近代冶金技术和武器制造技术武装起来的外国侵略者。其基本推动链条是:葡萄牙人提供技术和钢铁火炮等战略物资,日本出钱出人并负责军事培训,中国海盗负责带路。

 

明朝政府经过十多年的持续作战,到嘉靖四十三年,终于彻底剿灭了倭寇。在战争期间,沿海贸易并没有中断。江南地区虽然多次遭到倭寇荼毒,但经济社会日益繁荣的趋势没有改变。战争结束以后,一切恢复正常,因为战争而增强的贸易管制完全放开,明朝的经济繁荣程度遂逐步走向顶峰。

 

战争的胜利给了葡萄牙和日本侵略者以严重的教训:要想做生意中国是欢迎的,要想靠非法的抢劫和入侵发财,一定会得不偿失。所以,明朝时期的西方殖民者,一直很老实。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本来就很老实,他们在美洲、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毁灭了一个又一个古老的国家,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他们的暴行证明了,如果可以用抢劫、杀戮的方式来获得财富,他们绝不会老实地做生意。只有大炮才能让他们真正老实起来。明朝军队用巨大的牺牲和比殖民者更猛烈的炮火,维护了国家主权和自由贸易,才使得中国在大航海时代来临的时候,成为了全世界的经济中心。

 

 

我们一定要清楚:倭寇是海禁政策加强的原因,消灭了倭寇是海禁政策放松的原因。现在有很多人颠倒因果,认为海禁带来了倭寇,解除海禁后倭寇就消失了。这是错误的。好像西方殖民者本来是在做生意的,结果被我们打成强盗一样。实际情况是:西方殖民者本来是强盗,被我们打成了做生意的。没有明军将士奋勇杀敌,倭寇不会自己跑掉。美洲、非洲那些国家没有海禁,结果不仅没有享受到大航海带来的繁荣,反而亡国灭种,就是明证。

 

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中说:“由此上溯到1840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这个时间还可以继续往前追溯,自从明朝正德十六年屯门海战以来,明朝中后期那些在抗击近代殖民者入侵中牺牲的英雄们,同样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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