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四章）

七、“奸臣”严嵩：抗倭战争中的内阁首辅

《明朝那些事儿》里面比较严嵩和徐阶，说虽然两人很贪，但有区别，严嵩光贪污不干活，徐阶虽然贪但是干活。这个说法很不可思议。因为严嵩明明干了很大一件事，竟然就这么让作者一句话给说没了。别的事抹杀了也就罢了，这件事几乎家喻户晓，至少只要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呢？

这件大事就是剿灭倭寇。

严嵩当内阁首辅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七年到嘉靖四十一年。

朱纨进剿双屿岛的时间是嘉靖二十七年，倭寇被彻底消灭的时间是嘉靖四十三年。

可以说，严嵩当内阁首辅的这段时间，就是明朝抗击倭寇入侵的时间，二者几乎完全重合。

面对这场中华帝国从未遇到过的海上反侵略战争，嘉靖皇帝天天窝在西苑修道，作为内阁首辅的严嵩，实际上负责了抗倭战争的战略制定、人事安排和后勤组织。他做了那么几件事：

第一，把国家军事重心从北方转向南方，坚决反对曾铣试图收复河套的建议。甚至包括遭遇蒙古大规模入寇，也暂时采取龟缩战术，而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到南方，特别是把很多江南上缴中央的税赋留在南方作为军费。

第二，派遣亲信赵文华去巡视抗倭一线。根据赵文华的报告，选择了胡宗宪作为抗倭战争的第一线总指挥。胡宗宪选拔了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等人来作为他的副手。赵文华同时还推荐了唐顺之。后来的实际格局是胡宗宪带着谭纶、俞大猷和戚继光在陆地上打击倭寇，唐顺之带领海军在海上多次大败倭寇。最后消灭倭寇的人事格局就是严嵩敲定的。

第三，上书皇帝，请求扩大一线统帅的权限。他认为前期对倭寇作战不力，主要是倭寇到处作战，跨越多个省份，缺乏统一指挥。在严嵩和赵文华的建议下，嘉靖皇帝任命胡宗宪总督浙江、南直隶和福建等处的兵务，可以调遣江南、江北、浙江等地兵力，所掌握的权力要比一般总督大得多。由严嵩起草的给总督胡宗宪的敕谕中宣布：“其在军门及行军之际不用命者，武职自参（将）、游（击）、都指挥以下，许以军法从事；副总兵先取死罪招由，令其戴罪杀贼；文官四品以上指实参究，五品以下径自拿问。”基本上让胡宗宪成了江南沿海的土皇帝，所有文武官员都要归他统一指挥。

第四，派遣亲信鄢懋卿为巡盐总理，巡视两淮盐政，给抗倭战争找钱。鄢懋卿把两淮盐政的年收入从每年六十万两增加到了一百万两，新增的部分全部被用于抗倭军费。

除了这四件事以外，严嵩确实就没再干更多事儿了。但作为内阁首辅，干了这些事，其实也不错了。倭寇在南方，远离中央枢机，内阁也不能事事过问。选好一个前线总指挥，正确地授权，然后保证后勤供应，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总指挥和他手下的将领们去干。好像严嵩该做的都做了，没什么太大的遗漏。怎么能说他光贪污不干事儿呢？

那些骂严嵩是奸臣的，往往会拿北方对蒙古作战不利说事，却把同时在进行的抗倭战争给忘了个干净。这对严嵩是不公平的。当时北方战线老是龟缩防守，就是因为南方在打仗嘛。两边同时开打怎么行？南方打完之后，谭纶、戚继光、俞大猷被调到北方，南方的军队也调了过去，蒙古人马上就老实了。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蒙古方面都没再闹出过什么大事。

所以，对严嵩这个著名大奸臣的评价，我想可以用八个字来总结：“名节有亏，功大于过”。在整夏言和曾铣的问题上，在贪腐问题和约束子女方面，他确实有很多应该被指责的地方。但在工作上，他一直兢兢业业。皇帝天天修道，他就天天守在西苑的小房子里，协助皇帝完成各种政务，保证随叫随到，问什么知道什么，维持中央政府正常运转，并从战略上、人事上和后勤上统筹安排了抗倭战争的大局，让中国成功战胜了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殖民入侵。功劳是大于过错的。

至于他的干儿子赵文华，在《明史》中也是被黑的可以。其实他推荐的胡宗宪和唐顺之都很能干，有识人之明。而且赵文华在奏章里面除了推荐二人以外，还明确提出放宽海禁有利于消灭倭寇。这个政策是被采纳执行了的。在打击倭寇的过程中，明朝中央政府并没有走极端，过分强化海禁政策。对外贸易没有受到明显抑制。他对抗倭战争也是有功的。

赵文华最大的罪名是弹劾抗倭官员张经和李天宠，导致二人被嘉靖皇帝杀掉。这事儿赵文华并没有错。

这两个人当时掌握江南地区的兵权，带兵打击倭寇都是互有胜负，败多胜少。李天宠担任浙江巡抚以后，《明史》里面这样记载：“贼犯嘉善，围嘉兴，劫秀水、归安，副使陈宗夔战不利，百户赖荣华中礮死，嘉善知县邓植弃城走。入城大掠。贼复陷崇德，攻德清，杀裨将梁鄂等。”浙江被倭寇祸害的很厉害，他却没有什么作为。

张经和李天宠还是希望打胜仗的，但是认为沿海地区的军队不太能打，需要等着从湖广等地调少数民族军队来再打，其中最值得期待的就是湖南土家族的狼土兵。赵文华来督战的时候，这些援军还没有到齐。尽管赵文华一再督促他们出战，他们都拒绝执行命令。

这个解释可以接受。但这两个家伙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屑于向赵文华解释，据说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可问题是赵文华是皇帝派下来督战的，名义上是张经和李天宠的临时上级，你们对谁保守军事机密也不能对皇帝的特使保密啊。这两位好像脑子进水了一样，对钦差大臣不理不睬，天天吃吃喝喝，至于抗倭问题则一问三不知。

根据《明史》的记载，张经和李天宠这么做是因为赵文华非常飞扬跋扈，浙江官员纷纷不要脸地去讨好赵文华，而这两位却不去讨好他。所以他们是正人君子。

如果这个记载是正确的话，那说明二人也是被理学思想洗脑洗成脑残了。那个时候严嵩的奸臣名头已经很响了，赵文华是严嵩的亲信，当然也被认为是奸佞。根据君子和小人不两立的原则，他们拒绝和赵文华配合。问题是他们一个总督江南军务，一个巡抚浙江，是抗倭前线的一把手和二把手，别的官员可以不理睬赵文华，就是他们两人不能不理。你们要显示君子风范，可以不请赵文华吃饭，不跟他说闲话，但该汇报的事情得汇报啊。大敌当前，甚至是国难当前，还因为一些可笑迂腐的原则搞内部对立，也着实是可笑可恨。

站在赵文华的角度看，问题就很明显：沿海地区不断遭受倭寇荼毒，人民深受其害，而两位最高指挥官成天大吃大喝，对抗倭情形毫不关心，他反复督促出战的命令被置之不理。在这种情况，当然要弹劾告发，而且要往死里告。如果不弹劾不告状，那才说明赵文华良心坏了。

赵文华的弹劾奏章递上去以后不久，援兵到了。张经和李天宠这才组织力量大举进剿，取得了对倭寇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斩首一千九百多。二人连忙上奏这次辉煌的胜利。严嵩也都很及时的把赵文华的弹劾和张李二人的捷报都给嘉靖皇帝递了上去。

这个过程赵文华和严嵩都没什么错，正面反面的情况都跟皇帝汇报了，让皇帝裁决。嘉靖皇帝看了两份奏章之后，作出判断：张李二人长期畏战，得知被赵文华弹劾以后，才被迫出战。结果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说明倭寇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主要就是这两个人胆小畏战，才导致了倭寇长期危害沿海一带。于是下令把二人斩首。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这两人确实是被冤枉的。但这个责任也确实不在赵文华和严嵩。张经和李天宠错误地处理了自己和钦差大臣的关系，然后又因为一系列巧合，让嘉靖皇帝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匆忙的杀掉了二人。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这是嘉靖皇帝为了加强皇权而杀一儆百。因为赵文华是皇帝的钦差，他和严篙都可以算是“帝党”，也就是皇帝的亲信，因此被文官集团视为奸臣。张经和李天宠有文官集团撑腰，拒绝和赵文华合作，本质上是对抗皇权。军队不服从皇权而跟文官集团搞到一起，这是嘉靖绝对不能容忍的。嘉靖并不是判断错误，只是找了个借口把他们杀掉。实际上不管他们打胜仗打败仗都必须杀，这样才能在战争时期统一号令。

嘉靖皇帝在诛杀大臣方面，在明朝十多位皇帝中，是仅次于朱元璋和朱棣的。手下好几个冤案。但他又缺乏朱元璋和朱棣的责任心，没有把治理国家太当回事，天天就知道修道。虽然修道期间也坚持每天批阅奏折，但主要是出于抓权的考虑，不让大权旁落，心思没花在治国上。杀人还是不杀，往往只凭借一时的主观判断，而缺乏周详的考虑，害得严嵩被文官们指着脊梁骨骂，背了一个大奸臣的黑锅。

不过嘉靖这样的做法也并非一无是处。由于他这种冷酷无情的风格，臣下干活丝毫不敢松懈，总比明孝宗那种宽厚仁慈的作风要好得多。像抗倭名将俞大猷，多次被问罪，又多次被破格提拔，就是因为嘉靖对事不对人，反正打胜仗了就奖励，打了败仗就严惩，管你是谁，管你以前立过什么功劳，一概不卖帐。俞大猷打仗次数多，胜负掺杂，打赢了就升官，打输了就降级或者变成大头兵戴罪立功，起起落落了很多回。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战争，皇帝这样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皇帝治理国家，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最好的层次是嘉靖前十四年那种表现，跟张璁一起励精图治，大力改革国家弊政；第二等的层次就是嘉靖后三十年的表现，不求改革创新，但是严刑峻法，保证官僚集团能够努力工作而不至于松懈；最差的层次就是明孝宗那种“仁政”，官僚集团无所顾忌，国家加速向下堕落。

当然还有更差的，比如隋炀帝杨广这种，属于极端情况。

隋炀帝和嘉靖都被传统历史学家视为暴君。但我们要区分清楚，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暴”。隋炀帝的暴政主要是祸害百姓，先大力营建东都洛阳，又修大运河南下游乐，连续三次发动远征高句丽的战争，导致民不聊生；嘉靖的暴主要是诛戮大臣，没有干什么大规模劳民伤财的事情，与隋炀帝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