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81页。 [2]《当代中国外交》,第159页。 [3]1962年毛泽东与武元甲的谈话记录。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俄国新解密档案,即将发表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7/1998年冬季号。 [4]《当代中国外交》,第159页。 [5]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文进勇的谈话记录。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55页。 [7]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记录。 [8]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越方陈辉燎说美国进攻北越只是威胁性的,主要是想摆脱他在南越的败局,是在失败中的挣扎。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为什么他过去不讲,现在讲呢?就是他没有把握,打了三年了。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的谈话记录。另见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文进勇等人时刘少奇的插话。 [9]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0]1964年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记录。 [11]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2]1964年11月19日苏驻河内使馆给莫斯科的绝密信:“关于南越的政治形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0,案宗631,第253页。转引自I.V.盖杜克:《苏联与越南战争》(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芝加哥1996年,第16—17页。 [13]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12日毛泽东与拉美十五国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14]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记录。 [15]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13、514页。 [16]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记录。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记录。 [17]《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73页。 [1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9、440、442页。 [19]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从战备需要出发,按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1964年8月初,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办汇报时指出:关于一、二、三线的划分问题,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有二线、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等地。(《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62页。)据此,第一、三线之间的省、区为二线地区,而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小后方称为小三线。1970年9月国务院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将三线确定为“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 [20]《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1、442页。 [21]参见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71—472、476—477页;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48、250页等。本文发表后,《罗瑞卿传》作者之一来电话指出:据他们所阅的档案材料,1964年6月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十三陵水库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战略防御设想、方针的分歧主要在于防御地点问题,而非假想敌的不同。林彪在1962年时曾提出“北顶南放”的设想。毛此时则提出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这里主要是针对美日而言。在60年代初、中期,中国的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最近,笔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军方的有关专家,更为详细地了解到,自5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只是其实施的基础在于“以苏联为依托”。1964年6月毛泽东与林彪在战略防御设想上出现的分歧是,毛认为,此时苏联已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而林尚未摸清毛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笔者觉得,后一说更符合毛当时的思想实际。它表明这时毛已在注意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考虑其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上述两说,笔者虽未能见到相关的档案材料,但认为他们提供的线索及意见非常有益,其启发笔者在研究此问题时应进一步掌握材料,作更深入的分析论说。 [22]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的谈话记录,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 [23]《罗瑞卿传》,第385页。本文发表后,《罗瑞卿传》作者来电话指出,毛泽东此处主要是针对美日而言(详见前注)。笔者这里材料的使用应有误。 [24]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另,笔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军区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见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军区司令部向总参呈报的“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条。 [25]《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65、54页。 [26]《罗瑞卿传》,第385、668页。 [27]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见普罗霍罗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12月版,第211页。 [28]《罗瑞卿传》,第669页。 [29]《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页。 [30]《罗瑞卿传》,第385页。 [31]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32]1968年6月29日周恩来接见越南范雄、黎仲迅等人的谈话记录。过去普遍认为中国是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的,现在看来显然是一种误解。 [33]1968年6月20日国防工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军管会“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34]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61,案宗558. [35]1965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备忘录记载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远东事务小组委员会报告的此类消息。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24页。 [36]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03页。 [37]1965年10月26日备忘录:《关于苏联对北越军事援助的评估》,美国哈里曼文件,特卷:越南,总卷第520盒。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59页。 [38]盖杜克前引书,第247页。 [39]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1968年4月29日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会谈记录。 [40]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2页。 [41]盖杜克前引书,第37页。 [42]1965年3月26日谢尔巴可夫与黄文进会谈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0,案宗721,第117页。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38页。 [43]盖杜克前引书,第39页。 [44]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1]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7月10日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4—395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94页。 [3]1967年4月7日、4月10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4]1967年5月13日乔冠华与越南驻华大使会谈记录。 [5]《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0页;《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0页。 [6]克利斯廷·奥斯特曼:《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 [7]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1月8日周恩来与胡志明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 [8]夏义善编:《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21页。 [9]盖杜克前引书,第27,31-32页。 [10]《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第51页。 [11]1966年8月23日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8,案宗262;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61,案宗558. [12]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与法国外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54、455页;1965年12月17日陈毅与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记录,12月19日周恩来与阮维桢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 [13]1967年12月22日毛泽东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谈话记录。 [14]1968年4月13日、4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8年5月7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24页;1968年6月29日周恩来与范雄会谈记录,1968年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 [15]1969年4月20、21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16]1966年3月23日、4月13日黎笋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7]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18]1966年8月26日毛泽东与范文同、武元甲、黎笋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3日与黎笋的谈话记录,1966年11月8日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9]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20]1966年4月13日越中代表团会谈记录。 [21]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与黎笋会谈记录。 [22]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23]1966年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24]《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2页。 [2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02、528-531页。 [26]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另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35页。 [27]1969年8月15日苏军情报总局给克·弗·罗沙库夫的报告。 [28]《当代中国外交》,第162页。 [29]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上的讲话。 [30]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1]《当代中国外交》,第161页。 [32]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3]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60页。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回忆说:林彪的战略思想就是只搞游击战,希望你们把美国人拖住。我就希望你们搞运动战,能歼灭敌人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第919页。 [35]参见1971年5月21日苏驻越大使谢尔巴可夫的报告:《关于越劳党解决印支问题的政策与我们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 [36]1971年3月7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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