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党争误国
一、末世变法：张居正与王安石变法的异同
张居正变法跟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很大的区别。
他们在财政税收方面的改革，基本一样。张居正丈量土地平摊税负，在王安石那里叫做“方田均税法”，完全一样；张居正搞“一条鞭法”简化税收程序，在王安石那里叫“免役法”，就是要劳役变成交纳“免役钱”的方式来代表，内容也是一样的。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失败了，而张居正的变法总的来说取得了成功。这里面最大的差距，就在我们前面说的，张居正变法的真正重点在于考成法和监察机制的改革。这是王安石变法没有的。王安石变法只改革财政税收制度，而没有对官僚体系进行整顿。
中华帝国是郡县制、官僚制国家，跟封建制国家不一样，官僚系统在国家运行中居于核心地位。各种社会财富分配制度改革，都要通过官僚体系去执行。改革措施是一样的，执行的人不一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正好相反。
王安石只是在中央层面获得胜利，然后推行自己的变法。但他对地方官僚完全没有掌控能力，甚至对那些中央的反对派的处理方式就是把他们贬到地方上去做官。这样的变法，不可能取得成功。相反，很容易就被搞成了一场灾难。
王安石曾经向皇帝保证，只需要“理天下之财”，就可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是不可能的。古代社会财富总量增长缓慢，短期内大幅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定会相应的减少民间的财富数量。所以问题的关键绝不是“理财”，而关键在于财富的重新分配，在于新增的国家财政收入是从哪一部分“民”那里来。
如果是从权贵阶层那里来，那么“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就可以实现。这些人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对下掠夺民脂民膏，对上侵吞国家资产来获得的。把这些财富转为国家财政收入理所应当。国家财政充裕以后，可以用来救济灾民，降低底层人民的税收负担，修建有利于经济增长民生幸福的公共工程等等，这就是改革的最佳效果。
反之，如果不能够对权贵阶层增税，而把税收负担压到老百姓身上，那“国用足”就是一场灾难。
王安石变法，最终的效果就是后者。因为北宋官僚集团已经完全腐朽，他们自己就是最大的权贵阶层，一切变法措施经过他们执行，最终都成为掠夺老百姓的新工具。比如“免役法”到了他们那里，很简单，不就是收钱吗？马上给老百姓加税就是了，以后大家要新交“免役钱”了啊。至于以前的劳役杂税，照收不误。
“方田均税”，新查出来了土地要增税，当然继续加派到老百姓头上就是了。
王安石还搞了“均输法”，设立政府机构，在粮食等物资下降的时候收购，在粮食价格昂贵的时候销售，以平抑市场物价波动。到了腐败的官僚集团手里，这个新的机构就专门抢购紧缺物资，哄抬市场价格，囤积居奇谋取暴利。
最后，官僚们看起来努力地执行了王安石的变法措施，新丈量出来的土地的田赋交上来了，免役钱也收上来了，国库充足了。但同时人民也快要暴动了，国家也快完蛋了。
出了这么多问题，他们当然归结到王安石头上。说你这个变法，其实就是与民争利，就是来抢劫民间的财富，让人民流离失所。各种人民的惨状被汇报给了皇帝，还向皇太后打小报告。在太后的压力下，皇帝不得不罢免了王安石，变法失败。
然后，文官集团就大书特书，把王安石变法给国家人民带来的灾难记录下来，以告诫后人：千万不要学王安石。
从北宋一直到明朝，大家都公认王安石变法是很糟糕的事情。朱元璋更是听到“理财”两个字就要抓狂。有人跟他建议，说其实还有很多该收的税没有收上来，好好地理一下财，国家财政还有很大的增加空间。朱元璋听了就大骂，说北宋就是被王安石这种理财专家给搞垮了，政府理财就是想办法抢人民的血汗钱，以后谁再跟我谈理财我就杀了谁。然后定下规矩，锁定国家财政收入总量，不准增加。
张璁变法的时候，也说：“王安石主行新法，遂致天下大坏”，所以“过高之论，不可行之事，纷更法度，吾虽死，不敢苟同也”。①张璁变法虽然也在整顿官僚集团，但总体改革力度比较保守，主要就是受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影响。张居正刚开始变法的时候，反对派就质问他：“你是不是想学王安石？”张居正也不敢正面回答。
与王安石变法相似的，还有唐朝后期的“两税法”改革，在宰相杨炎的主持下，把所有的税收、劳役都改为夏季和秋季分两次征收的单一税。具体做法，其实就是重新调查天下的人口和土地数量，然后重新把国家税负分配到这些土地和人口头上去，让税负更加公平一些，让那些隐匿土地和人口的权贵之家多交点税，以保证国家财用充足。
但“两税法”最后的效果也跟王安石变法一样，刚开始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效果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横征暴敛。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很快就形同虚设了。②
一个王朝的后期，一定会出现较大力度的财税制度改革。这是因为原有的财税制度，经过上百年的发展，权贵阶层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逃避税收、把税负压给老百姓的成熟方法。到了一定程度，一定会出现人民税负沉重、国家财政却入不敷出的情况。这就是明孝宗很郁闷地问刘大夏的那个问题：“我百般节省，人民苦不堪言，财政却还是不够用，天下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看得出来，钱都到权贵腰包里头去了。所以就要改革，一方面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一方面降低人民负担。两头得好处，必然就要求对上贪污、对下掠夺的官僚权贵阶层出血。所以不管是唐朝的两税法、王安石的方田均税和免役法、还是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和丈量天下田亩，都不是什么很有创意的改革措施，就是换个方式收税而已。
这个措施并没有触及到帝国衰落的核心问题，只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
不去对官僚集团进行换血，不打击腐败、澄清吏治，不提高政府效率，财税制度改革就不可能取得像样的成功，最多维持几年，然后新的逃税和转移税负的模式就会被普遍使用，一切又恢复到改革之前的状态。改革者改革的初衷：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同时，降低人民负担，注定只能完成其中一个：增加国家收入，而人民的负担反而会加重。这样反而有可能加速王朝的灭亡。王安石变法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张居正改革比王安石变法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他在财税制度改革的同时，对官僚体系进行了整顿，推行考成法和改革监察机制。监督着他们按照改革者的本意去执行变法措施。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此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张居正之前的张璁变法，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选拔了一批富有实干精神的人才进入政府。张居正变法的时候，这些人正值壮年，他们在各个部门和地方为张居正提供支持。从张居正和海瑞等人的书信文集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各个地方都有一批志同道合的人跟他们通信交流，彼此引以为同志。而王安石变法之前，没有这样的用人体制改革为他打好基础。
不过，王安石变法虽然失败了，王安石本人却全身而退，没有遭到任何清算；张居正变法虽然成功了，张居正身后却遭到了清算。因为王安石在个人操守上没有一点瑕疵，而张居正却未能做到这一点。
①《张文忠公集》奏疏卷2《公职守》。 ②张有义、张娜：《唐朝“两税法”：中国赋税改革的分水岭》，载《法制早报》。 二、人亡政息：保守派对张居正的清算
万历十年，张居正因为痔疮手术的术后并发症不幸去世。
无耻文人王世贞，因为向张居正求官不成，给张居正送礼，又被退回，遂深恨在心。后来写作《嘉靖以来首辅传》的时候，就捕风捉影，说张居正是好色过度，胡乱吃春药而死的，甚至污蔑说是戚继光送的春药。这是没有一点根据的胡说八道。张居正在私人通信中多次提到他的病是痔疮，已经很多年了，非常痛苦，最后下决心拔掉。当时医术很不发达，手术后如何避免感染内出血等问题都没法解决，结果出现严重的术后并发症，终于不治。此外，这个王世贞的父亲因为边关打蒙古吃了败仗，被嘉靖皇帝判处死刑。他就跑去苦苦哀求严嵩帮忙。因为严嵩没有能够救得了他的父亲，他也在《首辅传》里面大力抹黑严嵩。今天有关严嵩的负面材料，很大部分也都是从王世贞这本书里面来的。
张居正死后，一场反攻倒算的大戏立刻上演。
文官们先是从太监冯保下手，因为冯保确实有贪污问题，而且在万历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向李太后打小报告的角色，万历本来就有点讨厌他。很快冯保就被下狱抄家，结果抄出来了100多万两银子，这让万历皇帝感觉这是一种不错的发财方式。文官们就趁热打铁，不断攻击张居正有经济问题。
有些事情也确实存在，特别是张居正一边严格教育小皇帝要勤俭节约，这里不让花钱那里不让花钱，自己却非常乐意接受一些官员提供的奢华享受。这种两面派作风，让小皇帝尤其生气。比如张居正回家省亲，竟然坐的是三十二个人才能抬得动的轿子，里面有卧室、有客厅，简直就是一栋移动的豪宅。
张居正在这些方面确实有些不注意，包括我们前面说的衣服穿的鲜美耀目，一天都要换好几身衣服等等。但其实他还是挺清廉的，基本不会收受贿赂，经常有地方官给他送东西被他给退回去的记录。
张居正的收入应该主要来自于官场的常例钱，也就是按照“官场潜规则”，逢年过节、还有官员和官员夫人的生日，下级部门向上级送的礼物。这个钱不对应具体的人情和事，你在某个位置上，下级哪些部门什么时间该送多少钱，都有约定俗成的标准。收了之后也不欠谁的人情。这已经成为了官员准合法收入的一部分，类似于官僚集团自己给自己发的岗位津贴。
因为明朝后期官员的工资确实太低。朱元璋定的标准其实还可以，足够养家。但是后来物价上涨，工资标准却没有变过。如果大家都按工资生活，那就都跟海瑞一样，只能天天吃青菜馒头了。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陋规”。最终来源是征税的时候所加收的“损耗”。比如所谓“火耗”，就是收银子的时候，声称银子要重新铸造，用火烧化，过程中会有损失，这个损失要由纳税人来交。征收粮食，也会声称在装卸过程中有损失，需要多收一些。其实就是找个名头来征收一笔附加税，官员们就用这笔附加税来给自己发岗位津贴。
皇帝也知道有这笔钱，不会有人因为收了这个钱而被告贪污。它已经基本合法化了。这也是明朝一直不给官员涨工资的原因，因为上至皇帝下至吏员都知道官员们有这么一笔收入来源，没必要再涨工资。一直到清朝雍正皇帝改革，“火耗归公”，把这笔钱纳入国家财政，然后给官员们大幅度增加岗位津贴——“养廉银”，才把这种做法改过来。不过等雍正一死，一切又恢复原状。
这笔“常例”是正工资的十倍以上。算上这笔收入以后，明朝的官员完全可以不再贪污受贿，就能过上非常殷实的生活。所以有人把明朝官员贪污归结到工资太低上，是不对的，甚至归结到朱元璋头上，就更是大错特错了。在常例之外还要再伸手拿钱的真正的贪官污吏，主要还是自己良心坏了，过度贪婪。
明朝的所谓清官，一般就是指除了这种常例以外，不再因为个别请托事项另外再收贿赂的官员。按照这个标准，张居正可以算是清官。没有任何他收了别人的钱帮人办事，或者主动索取珍宝古玩，别人不满足他的索贿就整人的记录，反倒是有很多他退回各种礼物的记录。
至于生活奢侈，张居正确实是有一点过度讲究。但衣服穿得精美一点也不是什么罪过。像坐豪华大轿子那是确有其事。但似乎也可以理解为为了不耽误办公。他是整个国家军政系统的神经中枢，他一不干活，系统运行马上就会放慢。坐着轿子啥事也不干在路上走一天，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得相当于多少台大轿子呀？回家一趟来回在路上得一个多月，如果都坐在轿子或马车里面不动，那才是真正的浪费。
但是墙倒众人推，张居正的这些生活上的小问题，都被文官们挖出来添油加醋地向皇帝报告。终于完全改变了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印象。认为张居正在严厉管束皇帝的同时，不知道背后贪了多少钱，于是下令给张居正降罪，抄家。
地方官员一听到要抄家，为了争功，马上下令包围张家，不准任何人进出，以免他们转移财产。等到抄家官员来的时候，家里已经饿死了好几口人。但最后包括他六个儿子在内的整个一大家子，只抄出来了十万两银子。抄家官员绝不相信就这么点钱，对其全家反复拷打审问，还逼死了他的大儿子张敬修，最后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财富。
抄家的结果表明张居正在经济问题上是比较注意的，但也显然注意得不够。
他真正的错误在于，在子女问题上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他的三个儿子参加科举，竟然全都中了进士，命中率高达100%。明朝科举乡试的录取比例大概4%，会试的录取比例大概10%，加起来，一个人中进士的概率应该是千分之四。三个儿子都考取进士的概率大概是一千五百万分之一。这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因为张居正是天才，23岁就中了进士。考虑到遗传因素，他的儿子们应该都很聪明。然后他教子有方，也延请了最好的老师。三个儿子都中进士的可能仍然是存在的。目前也没有证据说明他就作弊走关系了。我看了很多种材料，关于张居正科举作弊的说法基本都是野史传闻，没有切实的依据。而且他的大儿子张敬修在万历二年第一次参加会试还没有考上，过了几年再去考才考上的。
但是，他的二儿子参加殿试中了榜眼（第二名），三儿子参加殿试中了状元，这就是很赤裸裸地走关系作弊了。虽然这个走关系看起来是合法的。
殿试的排名由皇帝最终决定。万历皇帝在出成绩的时候就跟张居正说：“先生大功，朕说不尽，只看顾先生的子孙。”也就是明着告诉张居正：你儿子当了榜眼，不是因为考试表现好，而是为了表彰你为国家做的贡献。张居正欣然接受，并没有反对。
也许我们可以说，这是皇帝主动定的，大臣无权或者不应该反对。张居正自己问心无愧。
但这个理由并不能成立。因为皇帝还没有成年，即使是他自己的决定，如果不妥当，张居正有劝诫的权力，也有劝诫的责任。万历皇帝有时候想要花钱修缮宫殿，想要给李太后家的亲戚封官，张居正都会拦着，要求皇帝花钱不能花太多，封官也必须符合制度不能封太大、数量不能太多等等。在这些方面，他对皇帝要求严格，要求皇帝为全天下臣民作出表率。但是皇帝公然破坏科举制度的严肃性，给他的两个儿子走后门，点为榜眼、状元，他却没有拦着。这就是不对的，而且影响极坏。
《明史》里面说：“自居正三子连登制科，流弊迄今。”万历年间的礼部郎中高桂也说：“自从张居正的儿子全都中了进士之后，大臣们的儿子再中进士，天下就再也没有人相信是硬考的了（自故相子一时并进，而大臣之子遂无见信于天下者）。”
这种影响，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应该可以考虑到。就算他的三个儿子中进士没有作弊，他也必须认真考虑公众的怀疑及其负面影响。如果他认真考虑了，而且出于天下国家的公心，那么皇帝给他的三儿子点状元的时候，他无论如何应该拦着。前面没拦着也就罢了，这还不拦着，国家科举考试的公信力就毁了。
但是他不仅没有拦着，还很得意、很高兴。众官员去向他祝贺的时候，他竟然说：“我虽然已经有两个儿子中了三甲，但真正能为我光耀门楣的，我看还要数我的四儿子。”言下之意，等他四儿子长大了，也还要考状元才行。
这开了一个很坏的头，给科举制度带来的损害不可估量。在张居正的儿子们连续高中以后，阁臣吕调阳、张四维、申时行以及吏部尚书王国光、吏部侍郎王篆等人的子弟也跟着沾光，纷纷考中进士。科举制度遂急剧败坏。
蒋星熠在《中华文化史论》中指责道：“万历年间科举营私舞弊有着显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内阁的首辅、次辅以及一般的尚书、侍郎们，不再有任何顾虑，公然不要廉耻，直接出面为自己的子侄出谋、钻营，以求在各级考试，主要是会试中能够名列前茅。从而增加自己的政治羽翼，壮大自己所组织的政治集团，以达到把持朝政的目的。”并认为张居正就是这种“为私利而一意孤行的典型人物”。①
蒋先生的评价似乎有点过于苛刻。明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败坏显然也不是因为张居正一个人，而是大的趋势决定的。不是说张居正的儿子不中进士，科举就不会败坏；中了进士，科举就败坏了。但张居正确实应该以身作则，那么至少可以大大降低它败坏的速度。
严嵩、徐阶这种直接贪污钱财，是一种腐败；张居正不怎么收受贿赂，以清廉自许，但利用特权地位为子女谋前程，破坏科举制度的严肃性，其实也是一种腐败，而且是更糟糕的腐败。
张居正死后的谥号是文忠公，跟张璁一样。人们常津津乐道，明末有两个张文忠，都是大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改革也有很多地方是效法张璁的，包括在科举录取标准方面一样努力提倡文风朴实，同样采取了完善监察制度来保障改革落实，裁撤政府冗员等等。“一条鞭法”的名称也是张璁变法时期提出来的。但是，他和张璁相比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己的要求、对子女亲戚的要求不够严格。张璁回家就带一个大箱子，他回家就要坐三十二人的大轿子。张璁有三个儿子，全都没有考中进士；他的三个儿子全部高中进士。所以改革措施虽然相近，张居正掌握的权力还要更大，但若论实际效果，张璁的效果明显更好。张居正的改革做成了事，却坏了人心；张璁改革做成的事不如张居正大，但没有把人心坏掉。所以第一个张文忠之后，还有第二个张文忠。第二个张文忠之后，就不再有第三个张文忠了。
①田澍：《嘉靖革新研究》，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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