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心学革命：从陆九渊到王守仁
明朝后期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显然比东林党人所期待的那种“理想社会”要好的多。特别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妇女改嫁的情况仍然十分普遍，不缠足的风气也在兴起，殉葬的风俗遭到了强烈的抵制。这是因为一个新的商业阶层、市民阶层正在兴起，他们具有改革创新的气质，从本能上反抗那种等级森严的宗法体系和它背后的思想支撑。
官僚体系的爪牙固然伸得很长，但控制最严格、破坏最厉害的还是在农村地区，对城市化和近代工商业繁荣带来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个古老的官僚体系控制起来还缺乏经验。
官僚贵胄集团纷纷利用特权经商，大发横财，但是一些草根的工商业从业者仍然能够获得生存的空间。特别是大航海时代带来了广阔的贸易机会，城市近代手工业兴起，庞大的增量财富被创造了出来，整个财富分配的格局，就不再像农业时代那样是“零和博弈”了。既然官员们自己经商也能发大财，那么他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精力去盘剥普通商人。那是一个一起做大蛋糕的时代，所以在分蛋糕的问题上，官僚集团和草根工商业阶层还能够和平共处。
农村地区严重土地兼并，大量农民因为不堪承受沉重的赋税而被迫抛弃土地进入城市，从事近代手工业。富商们也因为土地上的税和劳役太重，积累的财富不是去购买土地，而是大量投资于纺织、炼铁、造船、瓷器等实体手工业。近代资本主义开始在东南沿海萌芽。这种状态，非常类似于英国历史上的“圈地运动”，而且正好发生在同一时期。明朝的工商业经济发达程度和城市人口，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的英国，纺织技术和冶金技术也都领先于欧洲。
因为这种经济结构的变动、新的社会阶层的产生，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它也是儒家学派的一个分支——心学。
心学诞生于南宋末年，跟理学是同一时期。心学的创始人叫陆九渊，他提出了心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陆九渊对心学的贡献，类似于韩愈提出了“道统”的概念对道学的贡献。在蒙古灭亡南宋以后，心学发展一度中断。
心学的再次振兴是在明朝正德年间。平定宁王叛乱的南赣巡抚王守仁，对心学思想进行了系统化、哲学化的构建。王守仁对心学的贡献，就类似于程颐、朱熹对道学的贡献。程颐、朱熹改造后的道学被称为理学，王守仁改造后的心学被称为王学。一般现在谈理学就是“程朱理学”，谈心学就是“陆王心学”。
心学的基本思想，就是反教条、反宗法，认为天理不是脱离人心客观存在的东西，天理就在人心之中。人心才是衡量天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儒家经典或圣人语录。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儒家“六经”这些东西在陆九渊看来，只是学习的工具，不是神圣不可动摇的真理。
心学也是儒家思想的一派，不是对孔孟思想的背叛。孔子、孟子在提出他们的思想理论体系的时候，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思想，一个方面就是把“君臣父子”的礼法体系视为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另一个方面就是民本思想，也就是以人民的生活幸福为一切政治体系构建的基本出发点。
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在孔子和孟子那里是一致的、不冲突的。因为孔孟生活的是乱世，国家分裂，诸侯并起，民不聊生。以人民生活幸福为出发点，就需要建立一个有稳定秩序的国家，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家都按照自己的身份各安其位，各自履行自己的义务，享受自己的权利。国君统治国家，军队守卫边疆，大臣负责行政，人民安心劳作，合理缴纳赋税。这样一个社会，当然是符合民本思想的。后来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就真的是这样发展过来的。所以孔子、孟子是伟大的思想家，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到了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宗法体系逐步发展，就开始跟“民本”的要求产生矛盾了。这个时候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再是战乱，而是宗法体系中的上层统治阶级，贪得无厌、腐败无耻，严酷剥削劳动人民，导致民不聊生。这个腐败特权阶级所索取的利益，已经完全突破了孔子、孟子所描述的宗法体系规定的范围。宗法体系就走到了民生幸福的对立面，人民开始不断反抗这些特权阶级的宗法统治。
在这种情况下，孔孟的思想就分裂了，坚持宗法体系的思想和以民为本的思想出现了冲突。那么，就有一派人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进一步强化宗法体系，加强镇压和对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让他们完全认可这一套东西，继续各安其位。强化的方法就是把宗法体系加以神化、宗教化、仪式化。这一派就形成了道学、理学思想。
而另一派则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坚持以民为本，不利于民生幸福的东西，就应该废除，或者至少是大幅度地修正。修正的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基本的人性。人民喜欢什么、讨厌什么，这些东西儒家学者也是可以去体验到的。体验的方法就是求诸于自己的本心。因为大家都是人，人心是相通的：你喜欢喝酒吃肉，人民肯定不愿意吃糠咽菜；你喜欢娇妻美眷，女人们肯定也不愿意年纪轻轻就守寡；你喜欢健康长寿，女人死了丈夫也不愿意自己去寻死。这些东西只要到自己内心去真诚地反思，再结合外部的体验、实践和学习，都是不难想清楚的。所以为人做事，真诚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外部的学习。这一派就是心学思想。
很显然，孔孟只是把宗法体系当成实现民生幸福的工具，而不是绝对真理。所以，在继承孔孟的思想上，理学得了孔孟之道，心学得了孔孟之魂。理学必然走向固步自封、僵化保守，而心学则是开放进取、除旧布新。理学代表了宗法体系下的既得利益群体，心学则代表了反抗宗法统治的那部分人群的利益。
心学的诞生晚于道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也晚于理学，所以它同时也是对理学思想的反抗。它是儒家学派中一些心存正义的人，对道学家们表现出来的伪善感到无法容忍的结果。王守仁的理论强调“知行合一”，就是针对那些嘴上说一套背后干一套的人来的。知行不一的人就是伪君子，不是心学门徒。心学学派的基本要求就是：要别人干的事自己首先得做到。
公元16世纪——也就是王守仁生活的年代，欧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核心诉求，就是不再承认罗马教廷对《圣经》的垄断解释权。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声称，每个信徒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圣经》，无需跟罗马教廷保持一致。而同时期中国的心学学派，则喊出了“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的口号，要求打破理学家对天道的解释权，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诚心正意来理解天道。宗教改革派和心学学派的改革理念，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东西方同时出现的这两场思想改革运动，都代表了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寻求人格平等、思想解放的政治诉求。一场伟大变革的曙光，同时出现在了欧洲人和中国人面前。
心学大师王守仁生于1472年，马丁·路德生于1483年，东西方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年龄只相差了十岁。王守仁“龙场悟道”的时间是1507年，马丁·路德发布宗教改革的“九十五条论纲”是在1517年，也是只相差十年。
东西方社会此时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阶段几乎并驾齐驱，正在极力争夺未来工业时代的领导权。
三、海瑞变法：一场被误读的改革
王守仁发动的心学革命，在儒家学者中间引起了轰动。一大批尊崇心学的士人进入政府当官，对于维护明朝中后期政府中的正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张璁变法就是在心学思想驱动下进行的。欧阳堔在考察了大礼议中支持皇帝的文官与心学的关系以后说：“赞礼诸臣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守仁）王门高第。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王学与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①
“大礼议”中文官集团的分裂，其实就是心学学者反抗理学权威的成果。张璁、霍韬这些地位低下的官员，敢于坚持真理，与整个文官集团对抗，靠的不仅是勇气，还有独立思考的人格。不管你是多大的权威，不管你对礼法的研究论证看起来多么神圣深奥，你要求一个人管自己没见过面的伯父叫爹就是不对，经不起良知的考验。而且礼赞派都对自己要求严格，后来身居高位而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从不以权谋私，就是有王守仁“知行合一”的教导在背后支撑。
后来徐阶和张居正都跟心学思想有渊源，徐阶自己还公开讲授过心学。但他们都不算心学学派的士大夫。他们把心学当成一种“权谋之术”，所谓“应用之妙，存乎一心”，不用坚持道德原则，而可以随心所欲，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择手段。这是对心学的曲解。所以徐阶用那么卑劣的手段打倒严嵩，张居正也是靠诬告高拱来获得权力。他们在本质上还是传统理学士大夫，所谓“心学”不过是一个好用的工具。
真正的心学学派政治家，在张璁、霍韬等人之后，最有代表性的是海瑞。
海瑞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刻板而保守的道学家。以至于当时就有人传言，说海瑞七岁的女儿吃了男孩给的食物，他认为这违反了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学原则，竟然命令女儿自尽。把海瑞描写得跟那些丧尽天良的道学家一个模样。
海瑞名满天下，文人墨客听到有关海瑞的事迹就会记录到自己的笔记中去。此事并没有海瑞身边的人记录过，我认为是不可信的。
这个传闻之所以不可信，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海瑞完全不是道学家、理学家，还有什么封建卫道士之类的。海瑞是一个反理学的人，是心学革命的先锋。他被任命为应天巡抚以后，刚到任就颁布了《督抚条约》，里面就有一条：不愿守节的寡妇应立即改嫁，溺杀婴孩一律停止。②
“溺杀婴儿”也是当时重男轻女搞出来的恶习，一般被溺死的都是女婴。海瑞对礼教这种东西，相当不感冒。他曾经多次写文章大力批判朱熹。要说海瑞是道学家，那可真是冤枉死他了。海瑞对朱熹的批判，挑两段出来给大家欣赏一下：
朱熹把读书放到正心诚意的前面，搞一些像蚕丝牛毛那么细小琐碎的学问，还有人说他是集大成的学者。我看，要说他能够学习诸子百家的观点，做些编撰整理工作，还是有贡献的，但要说他搞的那个东西是儒家的大道，那就不然了。朱熹从小到老，每天都在阅读各种经史子集。（要是大家都像他这样，光做学问不反诸内心，）圣人的真谛和儒家的大道就会变得支离破碎，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大过失。
功过相比，朱熹的功劳在于使人博学，过错在于让人忘掉了本心，总的来说过错大于功劳。像朱熹这样读书读成书呆子的，实在是太多了。朱熹认为自己是一代宗师，现在全天下也都把他认为是宗师。所以我别人不骂，就骂他，就是他开的坏头。③
朱熹说陆九渊的学问好像禅宗，只讲究内心的顿悟而对天下国家无用。朱熹学习知识却不经过自己内心的反思，拿过来就指导天下国家。摇头晃脑地读半天，说书上某句话是这样说的，书上某句话是那样说的，就这样就能搞出有用的学问来了吗？陆九渊的心学虽然有时候会陷于流俗，但大的道理是明白的。朱熹则天天捧着他的《楚辞》、《阴符》、《参同契》、《韩文》，搞他的训诂之学，要训诂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呢？
孔子的学生颜回大家都知道是圣贤，但他一本书都没有写过。如果像朱熹这样，舍去本心，日日从事于古典文献研究，搞得什么章句注释，其实不过是出于好胜之心、好名之心。靠这样的动机来做事，不可以入尧舜之道。④
《海瑞集》里面还有很多夸奖陆九渊和王守仁的，说圣贤之道是“子思、孟子传自尧舜，陆子得之”等等，就不列举了。总的来说他的理论水平一般，但立场鲜明，把理学大圣人朱熹一脚踢出“尧舜之道”的正统，说陆九渊才得了孟子的真传，作为铁杆心学粉丝是跑不了的。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把海瑞描述为“古怪的模范官僚”，不顾社会现实，就知道恢复朱元璋的祖制；《明朝那些事儿》则说海瑞是比较笨，读成书呆子，只能墨守陈规，按照书上的教条来做事。这些都是对海瑞的误解。
海瑞脑子灵活得很，简直就是离经叛道，根本不承认从孔孟传到韩愈，再传到程颐、朱熹的那个什么“道统”，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成是专门研究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忘记了真正的大道。读书读傻的人说不出来这种话。
朱熹的《四书章句》等注释儒家经文的书，是明朝科举考试的命题和评分标准，海瑞却说这些“章章句句”不入尧舜之道。他考了很多年才考中举人，死活考不中进士，估计跟他这个思想有很大关系。张璁也是考到四十多岁才中的进士，应该也跟他喜欢心学而对朱熹不太感冒有关。这些做了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的人物，智商应该都没有问题，老是考不好科举应该主要是立场问题。
至于说海瑞主张恢复朱元璋的祖制是不是保守落后，其实东林党人也要恢复祖制，“大礼议”派也要恢复祖制，张居正也要恢复祖制，张璁也要恢复祖制。祖制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政治工具箱，各个政治派别都跑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东林党人看出来要减税，海瑞看出来要严惩贪污，大家各说各的，跟思想保守不保守并无关系。
海瑞是王守仁“知行合一”理论的忠实践行者。他跟道学家的区别在于：道学家那一套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而海瑞的道德规范是用来要求自己的。道学家是“严以律人，宽以待己”；海瑞才是真正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海瑞做事情并不僵化。比如前面讲的驿站招待标准，真按照朱元璋的规定淳安县一年只需要九十两银子，而他实际开销是九百多两银子，多了十倍。就是考虑到物价问题，而且考虑到“朝廷大员须稍存体面”，还要供应鱼和鸡。这个标准比他自己的日常饮食水准高了许多，可以保证过客吃饱吃可口。所以他虽然把接待经费压缩了90%，也没有因此闹出什么大事，过客们虽然吃的不够爽，但也不至于吃不饱，吃不下。
他在应天巡抚任上要徐阶退田，若完全按照法律来，徐阶的田应该全都退，甚至像后来蔡国熙那样直接把徐阶家的土地没收。但海瑞采取的办法是写信给徐阶，要求他退超过一半就可以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带头作用，才能让海瑞的退田政策在松江府推行下去。像徐阶那样象征性地退个几百亩确实是不行。松江府上上下下几十万双眼睛都盯着呢，你家占了二十多万亩地只退几百亩能服众吗？
海瑞大的原则是要在江南地区抑制土地兼并，这个原则不能贯彻他就决不让步。但是只要能够贯彻这个大原则，他也希望降低改革阻力，不要把徐阶逼的太急太过。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徐阶太强硬，死活不肯让步，结果海瑞罢官，换上蔡国熙，直接就把徐家土地给充公，儿子给充军了。从后来的事情看，不管对海瑞的改革还是徐阶个人的利益来说，退田一半都是最佳选择。徐阶要是真退了一半，不跟海瑞闹，海瑞不用走人，徐家还是巨富，也没有充公充军这些事儿了。
海瑞到任应天巡抚的这一年，江南地区恰好发生了特大水灾，万顷良田泡在水里，庄稼面临绝收，老百姓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严峻的形势，海瑞一面治水，一面救灾。海瑞坐上小舟亲自赴灾区，实地进行测量勘查，然后组织饥民疏浚吴淞江和白茆河。
这种做法是相当高明的，一方面用本来就应作救济的粮食治理了河道；另一方面，饥民既有饭吃又有事做，稳定了饥民的情绪，防止了社会动荡的产生。更重要的是由于吴淞江、白茆河的治理，在一段时期内消除了三吴地区的水患。
就连当时反对海瑞的大地主、松江人何良俊后来也说：前几年海瑞任应天巡抚，大力开浚吴淞江。后来隆庆四年、五年这个地区皆有大水，百姓没有遭受水害，即开吴淞江之力。如果没有海瑞倡开吴淞江，怎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功呢？
海瑞应天巡抚衙门坐堂审案的时候，提出一个原则：“凡讼之可疑者”，兄弟打官司，尽量照顾哥哥；叔侄打官司，尽量照顾叔伯；贫民和富豪打官司，尽量照顾贫民；老实人和奸猾之徒打官司，尽量照顾老实人。官僚士绅跟小民打官司，如果是争财产的，尽量照顾小民，以维护社会公平；争言貌的，尽量照顾官宦，以保存其体面。
这个原则说明，海瑞对于社会改革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看法，而且认真思考过：怎么样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上面的原则就是他思考的结果。
有人批评海瑞这种做法：“不是想方设法去弄清案件的是非曲直，而是按照一套古老的道德标准，根据当事双方的身份和地位来做出判决……仅凭此一点，我们就不能说海瑞是个明察秋毫的明官。恰恰相反，称他是个糊涂官倒是有点名副其实！”
这种批评直接就把海瑞这句话中的“讼之可疑者”这五个字的前提给吃了。海瑞判案当然是先要搞清楚事实，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但作为有着丰富的一线断案经验的官员，他很清楚：有很多案件，根据双方的证言和提供的证据，是没有办法搞清楚事实的；或者说，虽然知道事实，但按照法律条文也很不好判决，在两可之间。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根据儒家扶弱除强的理念，尽量作出有利于贫苦弱势群体一方的判决。同时，在涉及到名分地位上的争议，海瑞也愿意承认官僚士绅们的特权地位，照顾他们的面子。此外，还应该尊重民间长幼有序的习俗，尽量作出有利于长辈、兄长的判决。
海瑞就想用这套原则，在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同时，努力推进社会公平。他并不想一下子颠覆社会秩序，来个大革命；但是也绝不想保持现状，不对它做任何改进。
这套断案原则，可以在极大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尽可能地保证公平。如果每一个案子都要穷尽精力去办，那么挤压在海瑞案头的上千个案子就都别办了。批判海瑞糊涂的人，自己才是真糊涂：缺乏实践经验而对实干家横加指责，这是一种迂腐之见。
海瑞从来不曾迂腐过。就像他批判朱熹一样，他对理论教条没什么兴趣，只想着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他从最底层的教谕到知县，一步一个脚印的做上来，只要是有实权的岗位，他全都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做事，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处世，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跟那些伪善的、清谈误国的东林党人完全是对立的两个极端，不可混为一谈。
海瑞在应天巡抚的任上只干了七个月，却整顿了驿站——他曾经把借用驿站证明信的人抓起来严刑拷问，查出是谁违规出借驿站凭证；又澄清了吏治，完成了救灾，治理好了河道，推动了退田，打击了豪强，审结无数的陈年旧案，探索了“一条鞭法”的改革。这种办事能力，令人叹为观止。
所以，海瑞不仅是一个清官，还是个实践经验丰富、精明干练的行政能手。
应天巡抚任内，是海瑞政绩最辉煌的时期，正是由于这一点，他才获得了老百姓的爱戴。江南百姓听到海瑞被解职的消息，都“哭泣于道”，大家不忍心让他离去，家家绘制海瑞之像，年年祭之。海瑞死后，江南百姓都十分悲痛。出丧那天，商民停业，平民百姓都来给他送葬，“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
如果我们把这种成功，仅仅理解为海瑞是一个保守的、古怪的清官，那么其实就是在说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愚昧无知的，只要立一个道德偶像起来，他们就会发了疯一样地崇拜。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中国的老百姓是很实在的，也是很不好糊弄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哪怕是清官也是要被骂的。海瑞之所以能够得到江南老百姓的爱戴，清廉只是一个方面，但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方面是他真抓实干干出了成绩，老百姓真的得到了好处，而且是很大的、受益面很广的好处。所以人民才会这样爱戴他、纪念他。
就好像现在，毛泽东已经去世几十年了，中国许许多多家庭还要挂毛主席像。有些人无法理解，就说这是因为中国底层人民都很愚昧无知，被几千年的封建思想奴化了。这是不对的。中国人民崇拜毛泽东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毛泽东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是他们几千年来没有得到过的。中国人民不信神，但是讲良心，谁给了他们好处他们就感谢谁。东林党人以气节自诩，在历史书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描写成道德模范，有好多人官做得也比海瑞大，人民群众怎么一个都不鸟？
①田澍：《嘉靖革新研究》。 ②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③“朱子则先意于此，读书为先，求心反为后，茧丝牛毛，识者以集大成归之。谓择诸家之训什而纂其长，则亦可矣。谓道在是，则朱不然矣。夫朱子自少至老，无一日不在经书子史之间……圣真以此破碎，道一由此支离，又不能不为后人之误。功过并之，而使人繁于枝叶，昧厥本源，其过为大。……学之陷溺如朱子者，比比是也。朱子欲以其学位天下宗，天下亦因此信宗于朱子，故予不及其他，独指朱子为过。”（《海瑞集》，324、325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④“朱子指陆为禅，然则将不讲其心，就外为天下国家之用。呻吟其佔毕，而曰某章句如此，某章句如彼，然后能为学欤？……陆子不免少溺于俗，然心知其然。……朱子则《楚辞》、《阴符》、《参同契》、《韩文》，皆其年年训诂之册。不知此一训诂何日能已也？……夫颜子曾有一著述乎？……舍去本心，日从事于古本册子，章章句句之。好胜之私心，好名之为累，据此发念之初，已不可以入尧舜之道矣。”（《海瑞集》，第323、324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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