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瑞罢官：明末主要政治派系之争
海瑞的政绩，实则是心学思想在政治实践中的成功。当然也为落后保守的理学士大夫们所不容。所以，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大佬，虽然在政策主张上有所区别，但在打击海瑞这个问题上，完全一致。特别是徐阶和高拱这两人本来水火不容，为了狙击海瑞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功，竟然尽弃前嫌，联合起来赶走了海瑞。
海瑞罢官，也就意味着心学学派谋求政治改革的努力基本失败。
明朝中后期的发展路径，就是张璁改革带出来海瑞变法。海瑞变法失败以后，心学学派退出政治舞台，带有根本性改革的希望就消失了。
所谓根本性的改革，是指通过改革，让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掌握政权，为中国进入近代打开道路。海瑞的改革当然不可能直接造成这个效果，但如果能大力肃清贪官污吏，实现官僚体系的大换血，让一大批清廉正直的心学学派官员进入政府。那么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改革，为近代工商业发展扫清道路。等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再来搞君主立宪就是可能的了。海瑞的改革措施能够带来这种希望，赶走了海瑞，就连希望也没有了。
海瑞失败以后，理学士大夫内部也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也就是张居正变法。改革内容只停留在富国强兵的框框内，通过强化行政效率来增加国家收入。这个改革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但因为没有对腐败的官僚集团进行换血，只不过依靠皇帝的特别授权逼着一群不愿意配合的人好好干活，也就注定了人亡政息的结局。
张居正遭到清算以后，温和改革派也被逐出了政治舞台。此后官僚集团就不再谋求任何积极的改革，只剩下反改革的保守派与东林党人争权夺利。
万历皇帝倒还记得海瑞，张居正死后他就想再次重用海瑞。但遭到了文官集团的一致反对，最后只给海瑞安排了一个南京留守政府的虚职。
海瑞此时已经七十二岁。他知道自己在南京既干不了什么事，也没有时间等待更多的政治机会了。既然有官职在身，就可以直接给皇帝上疏了。他写了一封奏章，最后阐述自己的治国理念。他说：
陛下励精图治，但效果并不显著，关键就在于对贪官污吏的刑罚太轻了。陛下身边的大臣不仅不提醒陛下，反而说皇帝应该善待士人，以此为理由一再要求宽容贪腐行为。这样对官员倒是很仁义，但对人民却很残忍。
太祖皇帝当年对贪官污吏采用剥皮实草的刑罚，又在《大明律》中规定贪赃八十贯以上就处以绞刑。当时政府多廉洁之士，人民无侵夺之苦。可见严刑峻法和礼法善政并不是矛盾的。在官员和人民的利益之间，太祖皇帝作了很好的权衡。
但是这个好政策在弘治、正德年间被改变了（指弘治年间颁布《问刑条例》一事，见前文）。嘉靖的时候，霍韬曾经上书说，《问刑条例》竟然把贪污的罪行跟杂犯死罪放到一起加以宽免，实在是很荒谬。我赞成霍韬的说法，贪腐行为给人民带来的灾难，远远超过了普通的死罪。
当前贪污最厉害的，是巡抚、巡按这一级的官员。但是吏部根本不把清廉与否作为选拔抚、按官员的标准。这些官员到了地方，又继续容忍下面的官员腐败。这样贪腐之风怎么可能不越来越烈呢？①
后面海瑞又列举了很多各级官员的腐败方式，总的意思，就是必须用严刑峻法来对待贪官，这是治理好国家最重要的一条。有人据此说海瑞要求恢复剥皮实草的酷刑，其实海瑞只是强调了朱元璋时期用严刑来打击贪腐的正确性，没说一定要搞剥皮实草。
但这已经足够让官员们震惊了。他们纷纷弹劾海瑞。山东道御史梅鵾祚说“清平之世，创闻此不祥之语”，不利于让皇帝成为圣贤的君主；监察御史房寰则说这是“妄引剥皮实草之刑，启皇上好杀之心”。海瑞看到这些弹劾，一再要求辞职。
吏部针对各方对海瑞的弹劾，以及海瑞的辞呈，写了一个意见，说：海瑞当年上书嘉靖皇帝，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忠君爱国之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那份奏章确实有违公论。海瑞这个人“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所以建议还是让海瑞照旧供职。
这份意见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意思说海瑞其实就是一个书呆子，干不成事，只能靠着清廉的名声来给大家当个活着的偶像而已。
这句话应该是很伤海瑞的心。有很多文章说这句评语是万历皇帝写的，证之于《神宗实录》，这是吏部在上奏皇帝的奏章中所说的。后面跟着三个字“上从之”，万历皇帝只是同意了吏部不接受海瑞辞职的处理意见。吏部在奏章的前半部分大力夸奖海瑞的长处，但在关键之处把海瑞否定了，前面的夸奖只是为后面的否定打掩护，为的就是显得客观公正，让万历皇帝接受他们给海瑞下的这个“当局任事，恐非所长”的结论。
这个招数取得了成功，不仅骗过了万历皇帝，还把后世的中国人骗了四百多年。真实情况跟他们说的完全相反，“当局任事”正是海瑞最擅长的方面。海瑞是实干家，职业官僚，他的文笔一般、口才一般、理论水平一般、长相也一般，除了做官以外其它几乎什么都不会，只有让他当局任事，才能扫荡官场的颓风，不然就于世无补。
不管怎么说，万历皇帝最终并没有采纳海瑞的建议。这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激烈了。作为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一个从小接受标准儒家教育的皇帝，一个只能通过文官集团的奏章来了解他所统治的帝国的皇帝，海瑞说的那些人民的困苦对他来说太遥远了，只能给他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不可能像父母双亡、沿街乞讨的朱元璋那样，对此有切身的感受。仅仅因为海瑞几百个字的奏章，就要他对手底下的大臣们大开杀戒，这不是他可以做得到的。
在对海瑞的各种弹劾中，还有不少攻击他私生活的。因为他前两任妻子都被他休了，第三人妻子又自杀了。这难免不让人怀疑海瑞的个人品德问题。
从各方材料来看，海瑞有一个脾气很厉害的母亲。她年轻守寡，独自一人把海瑞拉扯长大，对海瑞的教育十分严厉。海瑞是独子，又一直没有生儿子，这让她非常不满，因此婆媳关系很糟糕，逼着海瑞休妻。
这种事情，海瑞夹在中间是很难办的。海瑞的母亲年轻时候就一直守寡，那种坚韧的性格到了晚年可能会变得非常难与人相处。即便海瑞认为他母亲提出的要求不对——我们假设——如果他母亲上演“一哭二闹三上吊”，海瑞不离婚就要拿着刀自杀，拿着绳子要上吊，这种情况下海瑞能怎么办？把老娘赶走？
男人们都知道老婆搞“一哭二闹三上吊”是很让人头痛的，但如果亲妈也搞这个，那就要恐怖十倍以上。老婆还能跟她吵个架，赶回婆家什么的，亲妈那是真没办法。特别是如果你妈只有你一个儿子，而父亲又已经去世，而且还是你妈独自从小把你抚养大的，她一寻死觅活，你能怎么办？就算是海瑞这种铁汉，恐怕也就只能跪在地上痛哭求饶，老娘说什么就是什么了。海瑞谈起自己的家庭不幸，也说是：“每一思及，百念皆灰”。他的内心也是很难受的。
要说海瑞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有照顾好家庭，对家庭悲剧负有责任，这是可以的。但要以此来攻击海瑞是伪君子、封建卫道士，则缺乏可靠的依据。只能说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句话用在海瑞身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①《明神宗实录》卷171。
五、杀死异端：东林党对李贽的迫害
万历十五年，七十五岁的海瑞在南京去世。
在此之前七年，另外一位心学学派的先锋人物，五十三岁的云南姚安府知府李贽，辞去了官位，开始专心著书立说。离职的原因，是因为他无法继续忍受官场的生活。
李贽跟海瑞早年经历几乎一模一样，都是只考中了举人没有中进士，第一份工作也是县城的教谕。为官清廉，穷的要死，但做事的政绩无可挑剔。二十五年下来，竟然一步一步升到了知府（市委书记）的职位上。离任的时候，“士民遮道相送，车马不能前进”。他走了以后，当地人民还给他建了生祠来怀念他。①
李贽于隆庆初年在北京礼部当一个不入流的小官，开始接触到王守仁的心学思想，都是身边的同事向他推荐的。当时官场内研究和赞同心学的人很是不少，但官位品级都比较低。后来李贽又到南京担任虚职，这期间王守仁的几个著名弟子多次来南京讲学，李贽也深受影响。在礼部和南京的官位都比较闲，所以他花了很多时间来读书学习，理论修养比海瑞要高很多。
李贽思想的核心就是“童心说”，他认为人的心应该像童心，智慧可以深邃老成，知识可以渊博高深，但心中的良知则应该始终像儿童一样干净透明。李贽死后两百多年，丹麦作者安徒生写了一篇《皇帝的新装》，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如果一个人没有穿衣服，不管周围有多少人说他穿了衣服，哪怕连皇帝都这样认为，也要坚持自己看到的事实而且勇敢地说出来。
李贽坚持这个原则，就把他所看到的、所想到的都写了出来。李贽辞官之后做的主要工作，就是天天写文章揭露道学家、理学士大夫的真面目。
他说道学家是“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开口谈学，便说你为自己，我为他人；你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全是为自己打算，“无一厘为人谋者”。
对官场，他的评价就是：“当今从政之人，只是一个无耻！”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就是在“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归水浒”。他指斥当权的官吏是“冠裳而吃人”的虎狼，“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
李贽写的这些书当时就非常畅销，江南地区市民争相传阅。可以说是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
如果只是简单的批判，那么李贽还算不得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当了二十多年官，政治思想主要有三条。
第一条就是官员应该向海瑞学习，建立清廉高效的官僚体系。
李贽、海瑞都是心学学派的改革先锋，李贽当然是力推海瑞的。他在《寄答耿太中丞》一文中批评道学家虚伪无耻，“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一时”，然后笔锋一转，说：“欲得扶世，须如海刚峰（海瑞号刚峰）之悯世，方可真扶世人也。”
李贽很明白地指出了海瑞和道学家的区别，就是海瑞有一颗悲天悯人之心。道学家的扶世，不过是拿着一些教条在嘴上说说，心里面没有真想明白，不能理解人民的苦难，所以他们扶不了世。那些道学家当中，即使有一些所谓的“清节之士”，也不过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任栋梁”，百无一用的。只有海瑞这种人物才是“青松翠柏”，可以成为国之栋梁。②
第二条，要大力鼓励工商业自由发展。
李贽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货，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商人的财富是经过辛苦努力挣来的，社会应该予以尊重。而且还提出了建立自由竞争市场的主张，认为自由竞争能够“各遂千万人之欲”，也就是满足人民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当时官商勾结、官商一体的普遍现象，李贽认为责任主要在官、不在商。商人也是被逼向官员进贡，从而获得经商的便利。相反，道学家们以圣人自诩，但心里却打着赚钱发家的主意，从商业人辛苦经营获得的收入中“抽丰”，还嫌别人送得太少了，这才是无耻的获利行为。
第三条，政府要理财，要富国强兵。
李贽认为理学士大夫所谓的“君子不言利”的说法非常虚伪，其实就是只有他们自己能算计利益，而不准别人去获利。所以李贽虽然为商人说话，却并不反对国家正常的收税。他很推崇张居正，认为“今日真令人思张江陵也”，“不言理财者，绝不能平治天下。”他反对的是官僚们对工商业的过分盘剥。
李贽同时也反对让一群完全不懂打仗的儒家文官去搞什么“以文制武”，说“孔子似未可以谋军旅之事”。他还专门学习《孙子兵法》并做了注释，出版《孙子参同》一书，赞同“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的说法，认为文武应该并重。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也是李贽的理想。
从各个方面来看，李贽的思想都已经非常成熟，在人格上，主张思想解放、人格平等；要求改革宗法制度，支持妇女解放；在经济上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在政治上要求整肃吏治，重用心学学派官员；在军事上主张文武并重、富国强兵。这是一套完整的、代表了中国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市民阶层利益的思想体系。它以“童心论”作为理论起点，推出关于个人人格、伦理道德、社会结构的基本准则，再用这套东西来分析政治、经济、军事的改革思路。就其完整，成熟的程度来说，已经大大地走到了西方宗教改革家们的前面。
这些建设性的思想，跟他痛骂道学家无耻虚伪，是一体两面、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道学家及其代表的贪污特权利益集团，就是这套改革方案最大的障碍。只有当政者大力清洗这些伪善的道学官员，他的变革主张才能得以实现。
对于李贽这种赤裸裸的打脸行为，道学家们完全不能容忍。不停有地方官员想要逮捕他，不过也有一些赞赏李贽思想的官员愿意为李贽提供庇护。李贽就到处东躲西藏。
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万历二十八年。李贽在湖广龙潭寺芝佛院讲学，因为他宣传女性解放嘛，所以有不少女粉丝来听课。于是地方上的道学先生们就开始造谣，说李贽把女人叫到佛堂里面去淫乱。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他是东林党大佬、张居正“夺情”事件中主动申请廷杖的邹元标的学生——做出了“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的决定。
在冯应京的幕后策动下，一批地痞流氓假装成愤怒的群众，打着抗议李贽聚众淫乱的旗号，冲击龙潭寺，把龙潭寺砸了个稀巴烂，还放火把芝佛堂给烧了。官府趁机带人以制止暴乱为名，逮捕了一大批李贽的信徒。李贽因为受到了别的官员的保护，得以逃脱。
李贽跑来跑去，最后竟然往北京跑。理学士大夫们听说他要到北京来，如临大敌。正在拼得你死我活的保守派和东林党人立刻搁置争议，一致对外。保守派大佬、内阁首辅沈一贯幕后操纵，东林党言官张问达出面向万历皇帝诬告李贽成功，锦衣卫立即前往通州把李贽逮捕下狱。没过多久，李贽就在狱中自杀身亡。然后礼部就趁热打铁，上书请求皇帝焚毁所有异端邪说，驱逐西方传教士等等。不过没有被万历皇帝批准。
远在江南的东林党精神领袖顾宪成，听说李贽死了，在个人笔记中幸灾乐祸的写道：李贽一直讲心学，告诉大家要关注“当下”、“自然”的内心。如今“被人论了，一去拿他，便手忙脚乱，没奈何却一刀自刎”，这是哪门子“当下”？哪门子“自然”呢？
对此，《李贽评传》的作者许苏民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以往的说法是，李贽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而死的。不错，他是死在皇城的牢狱中，是万历皇帝亲自下令将他逮捕究治的，幕后的主谋是东林党人的政敌沈一贯。从这一视角看，他无疑是被封建统治者迫害致死的。但细一考究，就觉得这种说法不完全对了。向万历皇帝告发李贽的，是被我们称之为“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的东林党人张问达。在李贽被迫害死后，民间兴起愤怒的抗议浪潮之际，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却表现出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究竟东林党人与李贽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有什么非诉诸政治权力来解决问题不可、非将李贽置于死地而后快的利害冲突呢？③
这段话指出的矛盾，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东林党人并不是什么“早期市民阶层的经济政治利益代言人”，李贽才是。
李贽写的书，一直非常畅销，深受江南地区市民喜爱，被焚毁禁止以后，私底下仍然广泛印刷流通。而东林党先生们的高论，则只有官僚和大富豪们出钱资助他们办书院讲授，但他们的书丝毫不受民间待见。就好像海瑞和东林党都以气节著称，但民间只崇拜海瑞而不理会东林党人一样。
东林党人是大官僚大资本大地主的代言人。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商业利益，是在腐败的官僚集团控制下的垄断性商业利益，就像徐阶家族控制着北京黄金地段的门面经商这种商业利益。
这种利益与真正的草根工商业者和市民阶层的利益有接近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他们不过是打着维护工商业和市民阶层利益的旗号，对上拒绝缴纳正常的国家税负，对下搜刮欺压普通商人、市民，试图用古老的宗法尊卑等级制度和官僚特权，来控制新时代的工商业资本主义生产，攫取暴利。
东林党人代表的“官商一体”的利益集团和民间工商业资产阶级、市民阶层的关系，就好像国民党当政时期，控制着巨额财富的四大家族等官僚资本，跟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虽然大家都是从工商业活动中赚钱，但却属于两个相互对立的阶层，二者之间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
以李贽为代表的革命性心学思潮，要求打破官僚特权、宗法体制，建立平等公正的商业环境，这就与包括东林党人在内的整个贪腐官僚集团存在不可调和的利害冲突。所以他们当然要迫害李贽，烧毁他的住所、毁禁他的著作，驱逐他、迫害他、诬告他，对他的死亡拍手称快、幸灾乐祸。
令人奇怪的是，现在主流的思想史中，始终把迫害李贽的东林党人视为近代工商业阶层的代言人，而把真正为民间工商业阶层利益说话的思想先驱李贽边缘化。许苏民先生更是感叹说：“张问达诬告李贽，导致李贽惨死狱中。但现在大家都不知道张问达是东林党人。现今没有一本中国思想史或历史书会告诉你张问达是东林党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①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0页。 ②潘叔明，许苏民：《〈万历十五年〉对李贽著作的误读》，《东南学术》2000年05期。这篇文章指出了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认为李贽把海瑞说成是万年青草的错误。从李贽的原文来看，万年青草说的那些道学家中的清节之士，而把他们和青松翠柏一般的海瑞相对比。而且，黄仁宇专门找了这一段容易误读的文字来证明李贽对海瑞的批评，对李贽在其它文章中对海瑞毫无歧义的大力赞赏则视而不见。除此以外，此文还指出黄仁宇对李贽的女性观、个人气节、阶级立场等方面的质疑都是严重有失偏颇的，认为“造成如此误读的原因在于其学术偏见支配了他对史料的失实处理，其学术偏见是：像中国这样的社会，根本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经济、新思想的萌芽,只能在外力作用下‘被现代化’”。此文对黄仁宇的批评是十分中肯的。 ③许苏民：《李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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