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时代与历史时期的分水岭 中国社会三大基本矛盾主要方面发生的上述根本变革，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即广大奴隶和部族民众与王族和诸侯代表的奴隶主贵族阶级之主要矛盾向“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转变，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由奴隶和部族民众争取摆脱王朝统治和分封制束缚的斗争，转变为 “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毛泽东 1939）。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发展动力的这一根本转变，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由史前时代转变成历史时期。由此，史前时代与历史时期的分水岭便定格在公元前220年，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秦朝为标志。 这样一来，以秦朝为开端的中国历史时期，就为以全国通用文字书写首部成文史书、即中国之为统辖整个疆域之国家的成文史的产生准备了充分兼必要的前提条件。可见， 司马迁成为中国历史之父， 其《史记》成为中国之为整个中国成文史的开篇，被后世尊为24史之首，绝不是偶然的，其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必然都是中国文化原生以来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之使然。实际上，此前的一切史书， 包括《逸周书·史记》、《春秋》、《左传》、《战国策》、《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等，记载的都是中国局部地区、局部时期的历史,且互不连续，因而不能被称为整个中国的首部成文史；只有司马迁的《史记》才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整个中国的首部成文史。 正是铁器使用普及化的趋势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间在欧亚大陆日趋广泛的展开， 所标志的各地社会生产力的根本变革，使各地社会的生产关系随之发生了根本变革，其主要标志，就是氏族制度的彻底解体，土地私有化的加速进行。于是， 欧亚大陆的东西两边几乎同时出现了社会经济基础制度的改革: 雅典发生了“克利斯提尼革命(公元前509年)最终……推翻了氏族制度的最后残余”；秦国实行“商鞅变法”( 公元前356-前350年)，废除“井田制”等氏族制残余和实行土地私有化。 为何中国氏族制度彻底解体乃至历史时期开端的年代比雅典晚三、四百年？这是由于中国猿人群居习性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演进成智人氏族以来，各地氏族在中国境内经历的由氏族→胞族→部族→族团→民族和国家的数万年发展中，其氏族制度经历上十万年的自然选择和社会选择而充分发展得非常适应中国境内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特性，以致中华先民依赖集体协作求生的的原始共产主义思维习以为常、根深蒂固。这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性。即使是距今5300年前后的黄帝有熊国建立开始出现氏族解体趋势后，随之而起的缓冲趋势的“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军事民主制度也发展起来，到距今4300年间的唐尧时期将各地氏族制度规范化成十进制氏族组织后，这种民主选举制度进而规范成“豪杰俊英”制度，造成“氏族组织里面保存着许多旧规矩旧习惯，一时还不容易打破这个局面”， 直至夏商周三代作为其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仍主要依靠各地氏族成员的集体协作，而奴隶劳动尚处于其次的地位（张政琅 1951）。这就是三代社会经济体制基于奴隶制与氏族制残余的混合之上，一直未能出现奴隶占人口绝大多数局面的原因。 而以雅典为代表的西方各国的氏族，是在近东距今5500年业已存在的等级社会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Schmandt-Besserat 1997），只经历过数千年发展，其氏族制度的社会基础及其规矩和习惯远不如中国氏族那样深厚，因而其解体的进程快的多，其军事民主制度也就因此而直接演变成单纯维护奴隶主个人自由、民主的奴隶制。中国氏族制度如此根深蒂固，不仅决定中国不可能有那样单纯的奴隶制出现，而且其社会意识形态上的惯性，使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天下为公”的信仰，历来农民起义都以“平贵贱，均贫富”的旗号展开，一次又一次地扫除了贫富两级分化造成的阻碍社会再生产的极度腐败，成为推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以致归结于公的中华文明范式，由西周初期的《逸周书·谥法·立制及众曰公》到战国时期的《礼记·礼运·天下篇》、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进而到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直至当今绝大多数人追求“共同富裕”为大道之信仰所贯彻， 与归结于私的西方文明范式由古希腊罗马维护奴隶主自由民主的奴隶制，到西方的殖民主义进而帝国主义、直到美国的霸权主义贯彻至今，恰成尖锐对立。正如龚忠武（2023）所言：“中西文明的矛盾，最终可化约为软实力的文明范式(paradigm)之争”。 在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都发生根本变革的基础上，概括上层建筑的国家制度得以充分扩展。于是，欧亚大陆的东西两边几乎同时出现了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 雅典国家于公元前594年的“这个设施（梭伦制度）对氏族制度起了双重的破坏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种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装起来的全体人民的公共权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亲属集团而依共同居住地区为了公共目的来划分人民”，奠定了城邦奴隶制社会的政治的基础；“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于公元前221年起在武力统一全国的基础上立法建立中央集权统治下的郡县制，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基础。 附：《中国史前史》第一卷中文版在德国出版 中国史前史 第一卷 人类与科技在中国的起源：人类与球形器协同进化二百万年史 978-620-2-41370-1 无论是回答黑格尔（1823）所强调的“世界上唯一持久耐变的王国”为何、如何出现的问题，还是破解李约瑟难题(1965)——“中国古代科技为何领先世界”，我们都必须探索中国史前史。因为正是在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持久耐变特性就已形成；中国算术、历法、陶器、农业、玉器、象形文字等传统科技和产业的根系也随之生长。为了追溯中国文化最早的根源，通过系统化430个先秦遗址和同期国外遗址的考古数据，进行人类与器物的协同进化研究，发现球形器是所有人造器物中唯一具有超百万年连续进化谱系而可溯源至最早的人造器物，因而可作为追踪人类进化过程的示踪元素， 用来跟踪中国境内人类认识与球形器协同进化过程， 其研究结果被写入本书，构成中国史前史第一卷。这卷证实了球形器见证的中国大地上“从猿到人”、“从氏族到国家”和“从原始文化到成熟文明”连续不断的历史。她为不同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大量系统的史前史证据，也提出并验证了人类认识与人造器物协同进化论和科学起源理论，可供公众和专业人士共赏。 Authors 邓宏海 Book language Chinese Published on 2023-07-10 Publishing house Number of pages 484 Price (EUR ) €66.80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