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七章）

第七章 万历盛世

一、万历三大征

万历皇帝对发生在皇宫外的这些关乎国家命运的斗争几乎一无所知，或者说虽然知道一点，也完全不理解其中的意义。他所知道的，就是文官们越来越令人讨厌了。

朱常洛在万历二十九年被立为太子。但东林党人还不算完，为了解除后患，又逼着皇帝抓紧把福王送到他的封地洛阳去，离开北京。后来又折腾出了所谓的“妖书案”和“梃击案”。

“妖书案”，就是有人写了一份传单，说郑贵妃一直在试图废掉太子，另立福王，而且得到了内阁首辅沈一贯和大学士朱赓的支持。

“妖书”在京城广为传播，震动朝野。锦衣卫多方搜捕，最后抓了一个落魄书生当替死鬼给杀了结案。但传单里面的内容涉及到不少朝廷和皇室的内部事务，不太可能由一个没背景的书生写成。最有可能的还是朝中政敌想要把郑贵妃和沈一贯、朱赓一起打倒，这正是东林党人最痛恨的三个人。

这份“妖书”最后还有公开署名：“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这两人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是东林党。

这样分析下来，此事很有可能就是东林党在幕后搞出来的。

“梃击案”则是有个叫张差的人，拿着一根木棍闯入太子东宫，见人就打，但很快就被人制服了。经过审讯，张差是蓟州人，语言颠三倒四，精神有些不大正常。但东林党人、刑部主事王之寀再次提审，单独对张差进行审问，最后审问出来说张差因为赌钱输光了家产，被郑贵妃的两个亲信太监给了饭吃，派来刺杀太子的，并许诺刺杀成功以后有重赏。

那个诬告害死李贽的张问达再次出马，严词弹劾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擅权枉法，认为是他在背后搞鬼。郑贵妃则惶惶不可终日，向万历哭诉。皇帝和太子不愿深究此事，以疯癫奸徒罪将张差处死。但东林党仍然不依不饶，要求审讯郑贵妃的两个太监，结果啥也没审问出来，这两个人就死在了监狱里。

这个事情不大可能是谋杀太子的阴谋。干这种杀身灭族的大事，哪里有随便在路边找一个吃不饱饭的家伙，给他一根木棍就去杀人的？而且那还是太子东宫，里面房间也很多，没人带路找到太子都很困难。大白天的拿着一根木棍从正门闯进去，也不注意行踪，见人就打，就这样想把太子打死，幕后操作者的智商似乎不太可能低到这种程度。

王之寀审讯的过程也让人难以置信。之前御史和刑部反复审问，张差都是胡言乱语什么没说。王之寀私自审讯的结果，据他说也没用什么酷刑，就是跟张差说：“你饿不饿，说实话我就给你饭吃，不说就让你饿肚子。”还只是威胁，没真的饿他两天，张差就招供了刺杀太子的惊天大阴谋。这种情节过于离奇，实在是不能相信。

后来魏忠贤主持编撰《三朝要典》，指出东林党制造的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荒谬之处。东林党人遂把《三朝要典》视为大毒草，坚决查禁封杀。不过明朝禁书的力度一般，民间总会有人流传。明朝灭亡，东林党人投降清朝以后，再次要求皇帝查禁。最后他们利用满清文字狱的威力，成功消灭了这本揭露他们真面目的历史文献。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三朝要典》的部分残篇。

总的来说，这应该就是一个偶发事件，一个精神有点问题的家伙误打误撞进了宫门，没多一会儿就被抓住了，就这么简单。却被东林党人利用来再次对郑贵妃发动政治攻击。

这是“争国本”事件之后最大的两个案件，其实平时一直有各种小事，东林党和保守派争来斗去，有时候又联合起来攻击郑贵妃。总之就是不干正事。

什么才应该是正事呢？就是如何治理好国家，改革财税制度、解决政府财政危机；打击贪污腐败，加强官员政绩审核，让干出成效的官员得到提拔；打击土地兼并，促进社会公平；完善军事体制，打击吃空饷、侵占军屯等军内腐败问题；加强对外联系，甚至恢复下西洋开展海外贸易等等。这些才叫正事，这才是中央政府官员们应该努力去关心的事情。

可这帮人天天就揪住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纲上线，或者无中生有地制造政治案件，互相攻击，争权夺利，连选拔地方官员都要靠抽签才能摆平，更不要说干别的事儿了。但凡皇帝主动想要干点什么事儿，言官们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不分青红皂白立刻上书辱骂，想尽千方百计博得大名，好为自己谋个好前程。礼部给事中张问达，因为诬告李贽，弹劾郑国泰立下大功，被不断提拔，任太常少卿、右佥都御使、湖广巡抚，最后竟然官至吏部尚书。

此时文官集团无能无耻的程度，已经基本达到了可以亡国的标准。

万历皇帝困坐皇城，对此一筹莫展。对于他不满意的官员，他可以赶走，但却不能选择让谁来接替——实际上他也没得选，改革派已经完全从皇帝的视野中消失了。他只能接受文官集团“廷议”推举的候选人。换来换去，往往是一蟹不如一蟹。总的来说当朝的还是保守派，更为激进的东林党人正在背后虎视眈眈。皇帝真把保守派也赶走了，换上来东林党那帮激进分子问题可能更严重，所以也不敢换得太猛。保守派的大佬们也怕犯了错误被东林党抓住，只能坐着茅坑不拉屎，天天和稀泥。

到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决定不管这个乌七八糟的文官系统，自己派出太监去征收矿税，稍后又开征榷税。矿税就是对开矿抽税。矿产资源本来就是埋在地底下的存量财富，应该归国家所有，对开矿征税天经地义。

榷税就是商业税，对商业经营活动征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章讲过，明朝商业税税率极低，只有1／30，更要命的是连这1／30都别想征多少上来。官员往往拒绝征收商业税，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里面举过几个例子，有的税关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收完之后就不收了；有的则商人想交多少就交多少，完全不查看货物。核心原因就是官员的家属全都在经商发财，或者收受商人贿赂为其提供庇护。这样，收商税多的人就被视为奸臣，而不收税的则被视为贤臣。这种情况下，普通商贩也能跟着沾点光。但经商确实应该交税嘛，不然国防安全，修路修桥，维护治安，给官员发工资的钱从哪里出？工商业利润本来就比农业高得过，还不交税；税负全都压到农民头上，农民会活不下去造反的。

所以万历皇帝征收这两项税，是非常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英明的。让商人、开矿的多交点税，农民就可以少交点。至于派太监出来征税，原因很简单：张居正死后文官们控制的征税系统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老是厚着脸皮报告说收不上来税，每年只能完成不到一半的任务。但实际上农民负担非常沉重，苦不堪言，国家财政却穷的要死，中间的差额就被官僚集团贪污了。如果让他们去征新税，要么就征不上来，要么就跟王安石变法一样，横征暴敛，朝廷收一块钱，下面收十块钱，而且这十块钱全都得底层老百姓出，权贵之家一分钱不出，非逼得人民造反不可。

万历皇帝只能绕开官僚集团，直接让太监下去征税，这样还能减少中间环节，降低征税成本，多收点税上来。

为什么开征矿税、榷税会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呢？因为之前打了两场大仗，花钱太多。

第一仗是宁夏蒙古人哱拜造反。哱拜原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投降明朝以后在边防军中任职，屡立战功，被提拔为副总兵。但是慢慢的，他把一大批投降明朝的蒙古人纳入麾下，形成了一股分裂势力。万历二十年，因为兵饷老是被拖欠，哱拜就联合居住在河套地区的蒙古部落首领著力兔发动叛乱，内外夹攻，宁夏陷落、陕西震动。

万历皇帝派三边总制魏学曾去带兵平叛，结果打得惨不忍睹。魏学曾说这是因为诸将不听调令造成的。万历又赐给他尚方宝剑，将帅有不听命的，可以于军前斩首示众。但是这个魏学曾还是不行，根本就不敢再进兵，反而向皇帝提出招安。万历大怒，下旨训斥：“这招安事信不得！堂堂天朝，因此幺么小丑，连兵累月，未克荡平，岂不辱国？”

万历很快就下令把魏学曾下狱论罪，另遣都御史叶梦熊为总指挥。同时调遣李成梁的儿子、辽东总兵李如松前往征剿。叶梦熊是文官，不太会打仗，但他很有自知之明，干脆就把前线指挥权全权交给李如松，自己在后方呆着就行了。这个策略是正确的，李如松很快扑灭了叛乱。明朝内部的蒙古分裂势力被彻底清洗。宁夏地区因此一直到明朝灭亡都始终保持稳定。①

第二场大仗就是著名的朝鲜之役，也就是抗日援朝战争。日本第一次入侵朝鲜是万历二十年，跟宁夏之役重合了。万历皇帝一收到日本入侵朝鲜的战报，马上就下令兵部支援朝鲜。但兵部那帮废柴，根本没有搞清楚情况，竟然只派了三千人入朝参战，把日本人当成是流寇武装了，一战就全军覆没。

万历下令让兵部侍郎（副部长）宋应昌②亲自带兵前去征剿。宋应昌一边走一边不停地问朝廷要钱粮、要武器，走到山海关就不走了。被御史弹劾，他就顺水推舟想要辞职。皇帝不准，没办法只好继续往前走，走到辽东死活不肯去朝鲜了。有个叫张君就的道士来献策，说自己有神奇的法术可以退兵。宋应昌大喜过望，认为这是老天帮助他灭倭。他按照张道士的要求，到民间征用了两百张桌子，堆成好几丈的高台，让张道士登台作法。张道士在上面焚香画符、披头舞剑，然后宣称，三天以后将会有十万天兵去消灭倭寇。结果当天晚上，这个张道士拿着从宋应昌那里骗来的钱出去嫖娼，跟一个武将发生了争执，眼睛都被打瞎了。这个丑闻传出来，张道士自己觉得脸上挂不住跑了。这让宋应昌大为沮丧。③

宋应昌根本没打算去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断的和兵部尚书石星商议与日本和谈。石星就找了一个会说日语的市井无赖沈惟敬，去负责跟日本人沟通谈判。这个沈惟敬是怎么被石星发现的呢？因为石星的妾的父亲袁某喜欢修道炼丹，正好沈惟敬在北京靠这个骗吃骗喝，两人就熟识了。袁某听说石星想要找人去日本谈判，就推荐了沈惟敬。沈惟敬是浙江人，以前听家里人讲过倭寇的事情，就靠着江湖术士的口才跟石星一通乱吹。石星以为发现了人才，就派他去日本了。

结果闹出了很大的外交笑话。日本人提出的议和条件是均分朝鲜，明朝根本不可能同意。沈惟敬则直接把所有条件抹掉，声称日本人只求能够朝贡称臣就愿意退兵。明朝就据此准备了诏书，前往日本给丰臣秀吉封王，当然被丰臣秀吉拒绝。

这个事情也充分说明当时明朝中央政府的官员愚蠢无能到什么程度。好歹之前明朝跟倭寇打了十多年大仗、几十年小仗，两国隔得又不远，民间交流很多，一旦日本有什么动静，朝鲜总是第一时间向明朝报告，万历皇帝也多次下旨要求提防日本人。兵部对日本起码应该加强监控，对日本的政局变化要有所了解。结果日本人都打到鸭绿江了，连日本有天皇这回事都不知道，把丰臣秀吉当成国王。堂堂大明朝竟然连个会说日语的、靠谱一点的外交人员都找不出来，找了个卖仙丹的市井无赖出去搞外交，简直把军国大事等同于儿戏！

还好宁夏战役及时结束，万历赶紧把李如松又派往朝鲜。李如松还是很能打的，经过一年多的征战，终于把日本人给赶跑了。第一次抗日援朝战争结束。

打仗是花钱如流水的事情。平定哱拜叛乱花了两百万两白银，第一次抗日援朝又花了四百多万两银子。我们前面讲过，张居正变法十年，存下来的白银大概是七百多万两。明朝的财政基本是满负荷运行，每年花得干干净净，剩不下来钱，有特别事务都要另外加派。张居正死后十多年，也不会有太多新增的收入能够存下来。这两场仗基本就是花的张居正留下来的老本。打掉了六百多万两，剩下的就不多了。

万历二十四年，明朝派遣使者前往日本册封丰臣秀吉。当时明朝还没有发现沈惟敬是个大忽悠。但是日本能否接受册封始终是个未知数。万历皇帝必须作两手准备。这年六月，明朝派遣的使团达到朝鲜的釜山港口，结果石星推荐的代表李宗城因为害怕去日本竟然私自离队，潜逃回国。没办法只能让副使节代为出使。与此同时，万历皇帝就下令开征矿税。四个月后，又派遣太监外出征收商税。

十二月四日，蓟辽总督向朝廷紧急报告，丰臣秀吉正在积极准备第二次攻打朝鲜。万历皇帝得到消息，立刻下令把石星和沈惟敬抓起来下狱论罪，判处死刑。同时命令兵部开始准备打仗。

最后，又花了300万两银子，打赢了第二次抗日援朝战争，彻底把日本人赶下了大海。

两年之后的万历二十七年，四川播州又发生了土司杨应龙叛乱。明朝又花了300万两银子镇压。这次镇压的成果是把杨应龙控制的地盘完全纳入了国家行政体系。播州那个地方从唐朝开始就由杨姓土司自治，只是接受明朝的官职，并上交税赋，算是半个独立王国。这次就一劳永逸地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这三场大仗在历史上被称为“万历三大征”，总共花了1300万两银子，把张居正留下的老本给彻底打干净了，万历皇帝还收了几百万两的矿税和商税上来，勉强把账给做平了。

①这一次大规模叛乱是明朝内部的蒙古人和河套地区的蒙古人联合发动的。隆庆年间高拱、张居正促成的“封贡贸易”一直在正常进行。所以，有些人幻想的只要有贸易就会带来和平的说法，再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明孝宗当年也这么想。但不管他对小王子多么优待，要封赏有封赏，想贸易就贸易，但小王子还是不断地来侵犯边关。高拱搞的封贡贸易只是在抗倭战争已经结束、北方有戚继光这种猛将镇着的情况下，才能带来和平。只有实力才能保障和平，贸易只能在此基础上促进和平，让大家更好地享受和平带来的好处。贸易本身不能带来和平。打不过蒙古，蒙古就不会跟我们搞贸易，而是明抢；打不过葡萄牙人及其支持的倭寇，他们也不会跟我们搞贸易，而会用对待东南亚、美洲、非洲国家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好战必亡，忘战必危的教训必须时刻铭记。

对这一点，万历皇帝看得比文官大臣深远，由《神宗实录》里面的这样一段对话可见——申时行等言：“自俺答献逆求封，赖皇考神谟独断，许通款贡，已二十年，各边保全生灵何止百万。”上曰：“款贡亦不可久恃，宋事可鉴。”时行等对：“我朝与宋事不同。宋时中国弱，夷狄强，原是敌国。今北虏称臣纳款，中国之体自尊，但不可因而忘备耳。”上日：“虽是不同，然亦不可媚虏。虏心骄意大，岂有厌足？须自家修整武备，保守封疆。”

②跟《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不是一个人，也无亲戚关系，注意区别。

③《定陵注略》卷2《建言诸臣》，万历二十年七月条，转引自樊树志《晚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