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七章）

二、皇帝罢工：“万历怠政”的谜团与真相

文官们一向把征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现在皇帝竟然派太监出来抢他们的征税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一方面向皇帝控告太监们在各地征税的暴行，一方面在各地掀起了“人民群众”抗拒太监征税的浪潮。

按照文官们的记录，皇帝派出去征税的太监全都是十恶不赦之徒，征税已经征到了跟拦路抢劫差不多的程度，导致了无数商民破产，无数市民失业，民不聊生，国将不国。在南直隶、浙江、湖广、江西、山东、北直隶等多个地区的十多个城市，爆发了大小数十次针对太监的抗税暴动，他们罢市、夺矿、焚烧税监的房屋、杀死征税人员等等。光看这些记录，好像全中国都已经陷入了可怕的动乱之中。

而万历皇帝，却完全对此视而不见。对于文官们控告太监的奏章，要么不予回复，要么就是偏袒太监，处罚与太监作对的地方官员，活脱脱的一副昏君加暴君的嘴脸。

除此以外，万历皇帝还几十年不上朝，也很少和大臣见面，对大臣们的奏章，大部分不予批示回复，直接就留中不发。尤其是对官员的选任，他表现得非常冷漠，大批重要职位的官员退休或者去世了，空出来的位置大臣们推举上来的候选人他既不同意也不反对，就让那个职位在那里空着。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怠政”。

对此，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更是给它起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名字：“断头政治”。柏杨在书中说：

明王朝开始出现一种自从人类有政治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断头政治。中国历代王朝的皇帝，无论如何昏聩凶暴，总是经常地（甚至每天）都要出席金銮殿上举行的清晨会报，跟群臣见面，讨论国政。必要时还出席小型的在别殿举行的高阶层会报，听取并裁决大臣的意见，术语称为“早朝”或“视朝”。

然而，自一四六○年起，第九任皇帝朱见深（明宪宗）继承他冥顽不灵老爹朱祁镇的宝座后，他比老爹更冥顽不灵，索性不再露面。朱见深在位二十四年，始终藏在深宫，大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大臣……

明政府象一个断了头的巨人，在悬崖绝壁上，蠕蠕而行。

……第十四任皇帝朱诩钧（万历）更加愚暴。……最初，隔几天还出现一次，后来隔几十天出现一次，久之隔几个月出现一次。而到了一五八九年（万历十七年）的元旦，那是天经地义地必须跟群臣见面的重要大典，朱诩钧却下令取消。而且从那一天之后，朱诩钧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不再出现。

断头政治已够骇人听闻，而朱诩钧的断头政治，尤其彻底。他的祖先们虽然关闭深宫，国家事务，还利用“票拟”“朱批”，仍在松懈地推动。朱诩钧三十年的断头政治，连“票拟”“朱批”都几乎全部停止。官员们的奏章呈上去后，往往如肉包子打狗，永无消息。

明王朝的宰相不能单独行使职权，他的权力来自他自己的“票拟”和皇帝的“朱批”，二者缺一，宰相便等于没有能源的机器，毫无作用。朱翊钧时代的断头政治使二者全缺，全国行政遂陷于长期的停顿。到了一六一○年（万历三十八年），中央政府的6个部，只有司法部（刑部）有部长，其他五个部，全没有部长。六部之外的监察部（都察院）部长都御史，已缺十年以上。

……

世界上再找不出这种政治形态，宫门紧闭，人们无法进去，奏章投进去如同投进死人的坟墓，得不到任何轻微的回音。人民的哭号，官员的焦急，如火如荼的民变兵变，遍地的诟詈声和反抗暴政的革命，朱诩钧都无动于衷。

明政府现在已成了一个断头的僵尸。

这段描述实在是非常夸张。清人赵翼就说：“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皇帝不干活，也不让政府干活，既不作出指示，也不任命官员，天天派太监出去横征暴敛，搞得遍地民变，国家如何不亡呢？这个逻辑看上去还蛮有道理的。

但细细分析起来，里面的问题很多。

宪宗朱见深的故事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了。他是明朝的中兴雄主，不上朝但牢牢地控制着朝政，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宪宗之所以停止早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有口吃的毛病，说话说不太清楚，觉得这样在大臣面前有失体统，干脆就别说了，改为批阅奏章。

上朝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形式。皇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下面一般大臣每人奏报一两件事，都是事前写在朝笏（就是古装剧里面常见的大臣们拿在手里的长条形板子）上照着念一遍，然后请旨。在明朝早期，朝会还比较认真地讨论国家大事。到了后期，形式主义越来越严重，变成了走过场，每天例行公事：各部门按照规定的顺序、时间、规范报告一下日常事务，进京朝觐的官员来朝拜，得到封赏的人来谢恩，新科进士被授官、京官到外地任职的也要来请皇帝指示，还有王府和边镇武将差遣来给皇帝请安的使者，皇帝全都得接见一遍。大家见了皇帝都要先三拜九叩，什么身份说什么话，皇帝该如何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一套流程下来，几个小时就没了，啥正事也办不成，回头还是得靠批阅奏章来处理政务。这种形式主义的早朝，实在是没必要上。

阎崇年《明亡清兴六十年》里说万历皇帝怠政的表现主要是“不郊、不庙、不朝、不讲、不见、不批”。其中郊祭（祭天地）、庙祭（祭祖）、朝会、讲习经筵都是形式主义，就是浪费时间，特别郊祭、庙祭这种礼仪典礼，皇帝不去还能省不少钱。

所谓“不批”则不符合历史事实，《神宗实录》上皇帝一直在批阅奏章，不然万历三大征是怎么打赢的？

最后真正靠谱的指责就是一个“不见”。万历皇帝跟大臣确实的见得少，但有重要事情会临时把内阁首辅召进宫单独奏对，不能说是完全不见，只是不常见，不在正规场合见。

万历皇帝不愿意多见大臣的原因，他自己解释说是身体不好，尤其是有腿疾，“腰痛脚软，行立不便”，又说“足心疼痛、步履艰难”（申时行《诏对录》）。

文官们对此完全不相信，轮流上阵对皇帝进行批判。如果我们只看文官的奏章，言之凿凿，一定认为万历在说谎。但1958年，考古学家对万历皇帝的陵墓进行发掘，打开皇帝的棺材，发现万历皇帝两条腿骨不一样长，经过鉴定应该是因为长期的足疾而导致腿部筋骨萎缩，甚至身材都有些萎缩。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疾病，走起路来就痛，甚至可能不走路也痛。一条腿长期行动不便，不敢受力，几十年下来腿骨才会出现明显萎缩。

在详细记载新中国成立后发掘万历陵墓前后过程的《风雪定陵》一书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中说：“无论是棺内万历右腿蜷屈的痛苦形状，还是尸骨复原后，右腿明显地比左腿短的情形，都足以说明这位皇帝生前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另外从万历的尸骨看，他的腰部也有严重疾病，因此行动不便，请人代劳是可以理解的。”

可见万历皇帝并没有撒谎，他终生都在与足疾带来的痛苦对抗。从画像来看，万历皇帝在明朝皇帝中身材是最胖的，这应该也跟他行动不便、缺乏运动有关。肥胖可能诱发很多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那么他说自己“头晕眼黑，心满肋涨”等症状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如此看来，万历皇帝不怎么见大臣，而用批阅奏章的方式来处理朝政，跟明宪宗朱见深的原因是一样的，主要是由于疾病。

万历皇帝一直在不断地批阅奏章，但他对四种奏章不予理睬：

第一种是辱骂皇帝的。万历知道这些人是在搞政治投机，就是来找打、找罢官谋取政治利益的，这种人当然不用理他。

第二种是控告征税太监罪行的。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和信息渠道来判断，一般也不予理睬。这个后面解释。

第三是提一些大而空的意见的，说国家现在问题很多，我有十条建议，诸如广开言路、重用人才等等，却不针对具体的事情提出解决方案。说到底也是为了博取虚名，显示自己很有治国才能罢了。

第四种是文官集团之间互相攻击、争权夺利的，特别是为保守派和东林党党争服务的。

文官集团提交的奏章，绝大部分都是上面这四种内容，除了这四种内容以外基本就没啥别的事儿了。所以万历皇帝“怠政”，也是被动怠政，手下那帮官员除了争权夺利啥正经主意都提不出来，想在奏章上批示点有用的东西也难。万历想不怠政也可以，就得把朱元璋的办法拿出来，请海瑞出山，文官们又死活不愿意，那就真没办法了。

文官们真正希望看到的皇帝“勤政”，也不是想让他真管事，而把是征税太监都收回去，一切权力交到文官手里，然后天天坐到金銮殿上接受他们三拜九叩，按照规定流程说规定的话；退朝之后参加经筵，听理学大师讲解程颐、朱熹的高深理论，讲完之后大家一起欢乐地聚餐——明朝经筵之后吃得很好；此外还要参加各种复杂繁琐的礼仪典礼。把这些事儿干完之后皇帝也就也没时间看奏章了，只需要在内阁草拟的意见上面批示同意就可以了。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皇帝，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圣贤君主。

万历当然不喜欢文官集团给他安排的这个角色，但也狠不下心来整治文官集团，所以只能消极怠工。但真有正经事务的，他仍然会批复指示。万历三大征就是他直接指挥安排的，一个也没耽误，这就是明证。

三大征的最后一仗在万历二十九年结束。结束之后万历仍然没有闲着。从《神宗实录》里可以找到一些万历二十九年之后的政务活动记录，大家可以看看，万历到底有没有真的“怠政”：

万历三十年二月，万历以“今帑藏空虚，边饷告急，户部堂官互相嫌疑推诿，借词告病，不肯代君分忧，误军国大事”，勒令户部尚书陈蕖及户部侍郎张养蒙致仕——这是在处罚懒惰的官员；

万历三十年三月，根据官员上奏，把大运河河道衙门和漕运总督衙门分开——这是在改革官制；

万历三十一年一月，下旨要求户部会同兵部，前往九大边镇核实军队人数，以制止将官吃空饷，安定民心——这是在整顿军队；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户部上疏请改革并推广“一条鞭法”，提出了十一条改革建议。万历皇帝批示同意执行——这是在改革财税制度；

万历三十二年，总理河道李化龙请开泇河以解决黄河水患。万历批准同意执行。同年李化龙开河成功，黄河多了一个分洪渠道。第二年，又任命曹时聘为总理河道，在泇河分流地的上游朱旺口大修堤坝，建成一百七十公里大堤，从此后黄河水患大幅度减少。清人靳辅以此为“明代治河最大成就”——这是在兴修水利；

万历三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户部说：运司盐课，过去两年，两淮拖欠了一百余万两，长芦拖欠了十八万两，山东拖欠了七万余两。请求派人调查并处理相关责任人，确保国家盐业收入，以解决边防军饷匮乏的问题。万历批示同意执行——这是在整理盐政；

万历三十八年十一月初一日发生日食，礼部钦天监所推算的日食起止时间都不准确。礼部官员上疏说：来华传教士所带来的西洋历法，比中国的精确，请求找他们来帮忙。万历下旨召李之藻到北京，参与历法编订，因为李之藻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学习过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这是中国官方正式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开始；

万历三十九年四月，巡按辽东御史熊廷弼请设边镇常平仓，用来调节边镇地区的米价，以及储粮备荒。万历批示同意，并说：设常平仓有益于边镇，以后把常平仓的管理作为官吏考核的内容之一——这是加强边镇管理；

万历四十一年五月，鉴于廷臣结党交攻日益严重。万历下旨警告吏部、都察院：近年来廷臣纷争，议论混淆。朝廷已经一再优容。近日却有越演越烈的趋势，致大臣不安其位，杜门不出，甚伤国体。自今以后，务必秉公奉职，不准各立门户，结党乱政，互相纷争，颠倒是非。否则一定严加惩处——这是抗议文官党争（不过没有发生任何作用）；

万历四十三年、四十四年，中国河南、北直隶、山东、江淮等地区遭遇严重旱灾，发生大面积饥荒，不少人以抢劫为生，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万历连续下旨，发户部太仆寺银十六万两赈灾；令山东布政司库贮解户部的税银六万六千多两及本年临清应解的税解四万两，用于本身救灾；又发通州仓米七万石，发临清、德州二仓米十万石，并发北直隶各地备荒米以及收买邻近丰收地区的杂粮，资助饥民；又发淮安府库存白银一万六千余两，买米煮粥，以治饥民；在河南则留税银四万二千余两，籴谷赈济饥民；此外还大规模地减免受灾地区钱粮赋税……这一段时间万历皇帝对于各种救灾的奏章批复都很多，几乎是有奏必回。这次持续两年的大救灾，是明朝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赈灾行动之一——这是在组织救灾。

从上面这些记录来看，万历皇帝在文官们所说的“怠政”期间，镇压内部叛乱、打击外敌入侵、兴修水利、组织救灾、改革官制税制等等，好像该干的事儿都干了，甚至还让礼部编订历法的时候学习西方天文数学知识，开了中国历史的先河。他真的在“怠政”吗？

真正怠政的是皇帝，还是那些忙于党争的文官大臣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