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抗税运动：隐藏在愤怒群众背后的利益集团
文官们无力抗拒皇帝裁撤高级官职的行动，但对皇帝主动派出的征税太监还是有办法的。
各大城市掀起的抗税运动，若根据文官的记录，都是太监横征暴敛甚至打死人命引发的人民反抗。他们完全站在了主持正义的一方，坚决地检举揭发宦官暴行。其实宦官们也向皇帝提出了辩护意见，可惜的是这些辩护意见完全没有被记录下来。
这里边并非没有可疑之处。如果相信文官们在奏章上所说的内容，那么万历中后期的中国，就到处都是暴乱，被征税太监们搞得民不聊生，经济萧条。
但是，在文官们的记录之外，另外一些非官方的民间记录则显示当时的中国社会远没有那么恐怖。明末清初的文人丁耀亢，写过一首《古井臼歌》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句：“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丁耀亢是山东诸城人，万历二十八年出生，这首诗写于清康熙八年年间。他显然用不着拍前朝万历的马屁。不仅如此，夸奖前朝还有被文字狱的风险。这几句忆旧的诗，发自肺腑，当无疑义。
这首诗里面说，神宗（万历皇帝的庙号是明神宗）年间，人民生活的一个特点是“门少催科”，也就是很少有税吏上门催收钱粮赋税的。大家都可以放心地睡懒觉，在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里生活的都很舒服。
还有一首同样写作与清朝康熙年间的《长安秋月夜》里面也有这么一句：
“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
这首诗里把万历在位的年景称为“静穆年”，也是说的社会生活一片安静祥和。人民耕作如常，安居乐业，享受和平的生活，歌颂皇帝的伟大。这里的“绝烽烟”显然是指万历二十九年三大征结束以后的和平时期。作者能够活到清朝康熙年间，此时距离万历皇帝去世已过去了四十多年，能体会的应该也是万历后半段的“怠政”时期。这和万历派出税监的时期重合。但他看到的景象，却与文官们描写的税监四处骚扰，搜刮民脂民膏的景象完全对不上。
另外一位在万历年间生活过的文人顾梦游有一首《秦淮感旧》，里面写到：
“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
顾梦游把万历治下的中国称为“太平”、“全盛”的时代，也跟民不聊生，经济萧条毫无关联。
清朝初年的一本通俗历史小说，《樵史通俗演义》第一回里面也说：
“传至万历，不要说别的好处，只说柴米油盐鸡鹅鱼肉诸般食用之类，哪一件不贱？假如数口之家，每日大鱼大肉，所费不过二三钱，这是极算丰富的了。还有那小户人家，肩挑步担的，每日赚得二三十文，就可过得一日了。到晚还要吃些酒，醉醺醺说笑话，唱吴歌，听说书，冬天烘火夏乘凉，百般玩耍。那时节大家小户好不快活，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皇帝不常常坐朝，大小官员都上本激聒，也不震怒。人都说神宗皇帝，真是个尧舜了……至今父老说到那时节，好不感叹思慕。”
这段可以明显看出，文官们描写的万历时代，跟普通人的感受差别简直判若云泥——文官们奏章里面写的如同地狱，而老百姓却是“大家小户好不快活”，而且“南北两京十三省皆然”。
这段文字还把文官们骂皇帝的奏章叫做“激聒”。聒，就是聒噪，制造噪音的意思；激，就是刺激，以言辞相激的意思。文官们的那点小心思，大家看邸报都看出来了，就是故意说些废话想刺激皇帝发怒，跟国家大事毫无关系。人民群众并不像文官那样，觉得皇帝不批复就是“堵塞言路”或者“怠政”，反而觉得万历皇帝看了这些东西竟然不生气，简直就是尧舜之君了。连老百姓都知道，那些奏章就是在故意找抽，看了之后震怒才是应该的，不震怒说明皇帝脾气好、宽宏大量。
谈迁在《国榷》中谈到万历的时候说：“今吏民嗷嗷，追念宽政，讴吟思慕，虽改代讵一日忘之哉！（现在的官员百姓众口嗷嗷，追念万历时的宽政，讴吟思慕，虽然已经改朝换代，却没有一日忘记啊！）”
《国榷》成书于清初，作者谈迁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万历去世的时候他已经二十四岁，对万历中后期的生活也是有直观感受的。他在书中也把万历时期的政策称为“宽政”，而不是“暴政”。
上面这些资料只不过沧海一粟，我们前面在“商业帝国”、“浮华世界”这两节里面早就已经详细地讲过明末万历时期城镇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奢华的状况了，列举过很多的材料。这些材料反应的情况跟文官们在奏章中所说的情况，完全相反。该相信哪一个呢？
有趣的是，很多人两个都相信。比如樊树志在《晚明史》（上卷）里面，《导论》第二部分就叫《商品经济的高度成长与市镇的蓬勃发展》，里面引用的资料大部分都说的是万历年间，极言当时的繁华景象。可是到了书的第五章谈到万历税监问题的时候，又说万历“把整个国家搞得民穷财尽、经济萧条”①。
同一个作者写的同一本书，对同一段历史时期的中国城镇经济社会所描写的状况，竟然前后截然相反，前面说“高度成长”、“蓬勃发展”，后面说“民穷财尽”、“经济萧条”。这是为什么呢？
对比樊树志先生所引用的材料，在说万历时期经济高度繁荣的时候，引用的主要是地方志或者民间文人的笔记等，还有一大来源是外国人的记录和葡萄牙、日本等国当时和中国做贸易的档案文献；而在说万历时期矿监、税监带来的危害的时候，则全都是引用的文官的奏章、笔记或者墓志铭上的内容，还有就是后来东林党主持编修的《明史》，除此以外就没有其它来源了。
两相对比，我认为前者更可靠一些，来源比较多，可以互相印证，尤其外国贸易材料，那可真是通过生产价廉物美的商品把葡萄牙和日本人白花花的银子赚过去的，作不了假。如果商家都破产歇业、经济萧条了，拿什么让人家把从南美洲那么远的地方抢来的银子漂洋过海给你送过来？难道是看你“民穷财尽”跑来做慈善、搞救济来了？而文官们的记录，则主要是他们的一面之词，能够印证他们说法的其他来源不多。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如果文官们的记录不可靠，该如何解释那些遍布全国的大小数十起民变呢？
暴乱本身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也有太监向皇帝控诉，说这些暴乱是地方官在幕后操纵的。
太监们的话有可能是真的。就是这些暴乱，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普通老百姓忍无可忍自发起来造反，而是文官集团和本地权贵势力煽动甚至组织了一批人，暴力攻击征税太监及其随从，然后根据这个上奏皇帝，诬告太监在征税过程中残害百姓，引起社会不稳定，威胁政权安全，以此欺骗皇帝让他收回税监。
如果太监们的申诉是事实，那么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文官们的奏章上全国上下到处都是暴乱，而同一时期的普通文人却记录的是“门少催科人昼眠”的太平盛世。因为参与暴乱的“人民群众”只是权贵集团的爪牙，真正的人民群众一直在家睡觉，听见外面闹得凶就把门一关，等他们打打杀杀几天，要么地方官被皇帝抓走了，要么太监被打死了或者召回了，事情就完了，大家继续该干啥干啥，不影响正常生活。
这个推测有没有根据呢？直接的证据不多，侧面的、间接的证据还是有一些的。
比如抗税运动中规模最大的湖广民变。具内阁首辅沈一贯上奏称，此次民变遍及武昌、汉口、黄州、襄阳等县，声势浩大，就是为了反抗征税太监陈奉的暴行。紧跟着，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就弹劾陈奉九大罪状。陈奉则反告冯应京阻拦收税，欺凌税使。
万历皇帝下令把冯应京逮捕到北京审问。结果圣旨到的当天，武昌就发生民变。“愤怒的群众”包围了陈奉的税监府，把陈奉的手下六人丢入长江淹死，殴打锦衣卫，还把税监府一把火烧了。为了平息文官们声称的社会动乱，万历皇帝被迫把陈奉召回。
这个事情从文官的记录上看不出什么破绽。但这个冯应京是谁呢？就是万历二十八年，组织了一批地痞流氓伪装成“愤怒的群众”去打砸龙潭寺，火烧芝佛堂，然后借机驱逐李贽的那个家伙。也就是说，幕后组织人打着群众的旗号干坏事这种事情，冯应京是干得出来的。
而且此时在朝廷中呼应冯应京的，是内阁首辅沈一贯，就是指使张问达向皇帝诬告李贽在佛堂聚众淫乱，教年轻人拦路抢劫的沈一贯。在夸大政敌的罪行，编造谎言诬告对手方面，沈一贯也是干得出来的。此外，沈一贯的贪污劣迹也十分昭著。他曾经收受楚王朱华奎黄金一千两、白银一万两的贿赂，替楚王和湖广巡抚赵怀可掩盖其迫害宗人（朱家天子的旁系后裔）的罪行。结果激起宗人愤怒，火烧湖广巡抚衙门，打死赵怀可，酿成了万历时期轰动一时的一个大案。
在沈一贯的领导下，冯应京的亲自指挥下，有没有可能那些“愤怒的群众”是被他们煽动组织起来的，而陈奉的罪行、暴动的规模都被他们严重夸大了呢？
鉴于这两位在其它方面的表现，我认为是很有可能的。他们用类似的方法迫害李贽，被记录了下来，那是因为李贽是著名思想家，有很多文人朋友，他们在李贽被迫害之后把这些事情揭露了出来，替李贽洗刷了冤屈。而太监文化程度低，也没有文人朋友替他们辩解，所以今天我们就只能看到沈一贯和冯应京的一面之词了。
我们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李贽没有著作传世，也没有文人朋友替他洗冤，今天我们只能看到冯应京的墓志铭，张问达的奏章这种材料，是不是也会得出“李贽这个人是个狂生，借口讲学散布淫乱思想，诱奸妇女，激起民愤被驱赶，其随从拦路抢劫、骚扰民众，被抓捕下狱而死是罪有应得”的结论呢？这是很有可能的。
除了煽动群众对抗以外，文官们收拾太监的方法还有很多。比如太监潘相，他被派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提前下令，禁止百姓供给他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②
漕运总督李三才——就是那个用皇帝修宫殿的木头给自己盖豪宅的那个家伙——因为太监陈增沿河征税，影响了他管理的漕运收入，就想了一个天才的主意出来：买通监狱里的死囚，让他们诬告陈增的随从是自己罪行的幕后主使，然后李三才就立刻把这些人抓捕下狱拷打至死。
除了这些有确凿记载的事情以外，还有两次民变也十分可疑。
第一个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五月的福州民变。“愤怒的群众”围攻税监高寀的驻地。高寀情急之下，策马挟剑突入福建巡抚衙门，劫持地方官吏作为人质。然后，“愤怒的群众”看到官员被高寀挟持了，就不再继续追杀高寀，在地方官的劝说下散去。
这个事的可疑之处在于：如果群众真的是自发起来反抗暴政，无组织无纪律，愤怒之极，怎么会给地方官那么大的面子呢？人民造反，追杀官员，该官员竟然可以用别的官员当人质以威胁造反群众的，还真是闻所未闻。太监高寀是怎么想到这一招的呢？是不是他早就知道这些人其实是地方官在幕后组织起来收拾他的呢？
在所有民变中，最著名、最值得深入分析的，则当属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的“织佣之变”。
万历二十七年，皇帝派太监孙隆到苏州督促工商业税收。并没有增税，只不过要求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标准把该收的税收上来。但在苏州仍然引起震动，机户停机，商户罢市。孙隆不得不宣布，城内的交易暂不征税，而在城外交通要道开设关卡，只对跨城贩运的商品收税，这才算平息了风波。
到了后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九年，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孙隆宣布每台织机加派三钱银子，每匹丝绸加派三分银子。这下又引起了苏州工商业的集体抵制。商户宣布罢市，机户宣布停机。所谓机户，就是纺织店的老板，他们拥有纺织机，雇佣机工、染工等从事劳作，给他们发工资。这已经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了。
机户停工，纺织工人和印染工人——也就是“织佣”就失业了。他们没有工资收入之后，时间长了就可能被饿死。于是大约两千名失业工人聚集起来，商量造反。在一名叫葛成③的机匠的带领下，这两千人分成好几拨，分头去焚烧孙隆手下的税使的房子，并把税使抓出来打死。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芟”就是割草、斩杀的意思，也就是税官全都被杀光了。孙隆的府邸也遭到围攻，但是他翻墙逃走了。
这个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织佣之变”。看上去像是一次普通的抗税事件，但里面也有很多疑点。
首先，这些人组织性很强，在一开始就明确了 “分别敌友，不取财物”的斗争原则。分成很多组，每组前往既定的目标，除了税使的住宅以外，其它居民的财物分毫不加损坏。打死税使以后就立刻撤退解散。
第二，工人们的反抗目标存在越级错位。
孙隆等人收税并没有向工人收税，而是对准的机户和商户，向每张织机征收三钱银子，商人贩运的丝织品每匹征收三分银子。实事求是地讲，孙隆增收的税并不多。一匹丝织品在当时最少值二两银子，增收三分银子相当于1.5%的税率，六十税一，加上原来三十税一的标准，也不过5%的税率，比今天我们6%的营业税还要低。至于一台织机三钱银子，就更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总之，肯定达不到收了税之后，机户和商户就要亏本无法继续经营的地步。但机户和商户却立刻展开了大规模的停工和罢市。反应如此迅速、步调如此一致，幕后难道没有人组织的？
停工罢市以后，工人们失业，生活无着，不去找解雇他们的老板理论，却直接就去杀人，而且杀的是并不向他们征税的国家税使，这个斗争目标又是如何被转移的？如果因为征税太重让工厂破产了，老板跑路了，失业工人去找征税太监算账，那还算正常。而现实是仅仅停机、罢市而已，老板没破产，人也在，钱也在，工人们为什么不去找老板要饭吃，却要冒着杀头的危险去打死皇帝派来的征税官员呢？是不是有人告诉他们，打死了税使就有工资了呢？
还有，工人们在分组行动的时候，手里已经拿到了一份列着税官们详细住址的名单。这份名单又是谁提供的？
第三，文官集团在这个过程中坚决站到了机户和织工这边。孙隆在府邸被围攻的时候，向苏州知府朱燮元请求派驻军镇压。但朱燮元拒绝了他的要求。朱燮元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我作为本地父母官，不能消灭胡乱征税的奸邪小人，让人民受苦，已经是罪过了，怎么还能去镇压人民呢？
太监虽然被文官们描写得罪恶万分，但他们并没有掌握兵权。地方兵权在文官手中。文官不配合，他们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孙隆只能逃走，跑回北京去向皇帝告状。
在皇帝追究责任的时候，朱燮元等文官上书为暴乱的工人们求情，说他们都是因为活不下去被逼反抗的，其行动只针对那些腐败的收税太监，没有造成其它损失，也绝不反政府。孙隆逃走以后这些人就已经散了，现在市场恢复了经营，社会秩序稳定。万历皇帝收到报告以后，下令暂停征税，只追究葛成等少数首领的罪责，其他参与者一概赦免。
最有意思的还是首领葛成的命运。作为暴动的首领，带人打死十多名征税官员，还焚烧多处税务衙门，这种罪名在古代无论如何都是死刑——今天也是，不被灭族或者凌迟处死就算运气了。但文官集团坚持认为葛成是勇于反抗暴政的义士，拒绝判处他死刑，最后只判处监禁。
葛成的墓志铭里面说得更神，说葛成主动到知府衙门投案。知府拒绝抓捕，说你是义士，为民除害，何罪之有？葛成说：为民除害，义也；杀人抵罪，法也。为义而犯法也是犯法，不管怎么说我杀了人，你不抓我就一头撞死。知府无奈之下才把葛成关进了监狱。
葛成在监狱里呆了十年后被释放。出狱以后，因为他有反抗暴政的好名声，“四方商贾之慕义者，醵百金遣之”，也就是说商人们纷纷上门给他送钱。有一个苏州的富豪还送了一名姓艾的美女（“艾姬”）给他做妾。根据葛成的墓志铭上记载，他把这些礼物全都拒绝了，但是笑纳了美女，不过并没有跟她同房，过了几天就把她归还给母家，另行婚配。这说明葛成是一个真正的贤士。
在这场“织佣之变”中，暴动者组织性很好，打击目标明确，得到的税官信息也很准确，事后又被文官集团庇护，参与者安然无恙，领头的葛成只坐了十年牢，出来之后要钱有钱，要美女有美女。要说整个事情就是织工们自发的抗争，恐怕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还是文官和大资本家合谋，官商勾结，在背后策划组织的一次暴力抗税行动。地方官员的吃喝都指望着从商业上来，大的商业店铺都是官僚们的亲戚朋友在经营，各种利益盘根错节，你个太监跑来征税，白白的分一杯羹，谁不跟急眼啊？
在这场运动中，广大的普通商户和机户也参与了，但也有两中可能。一种是他们也不喜欢被征税。征得再少也是征嘛，有人牵头抗税，他们也乐得参与，能少交点就少交点。
另一种更阴谋论一点，但也不是不可能，就是普通商户机户可能不想参加罢市、停机的运动。因为税收没收多少，交点税也无所谓，犯不着跟皇帝的税使对抗。但他们也必须考虑：如果不参与，可能会遭到文官集团和大资本家的打击报复——大家都在罢市停机，就你一家还在正常营业，以后你还想不想在苏州混了？给你扣上一个与太监勾结的帽子，你的生意就完了。地方上的官僚集团要想收拾几家小商户，那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哪天突然来一群“愤怒的群众”，说你在罢市期间向太监献媚激起民愤，把你家店铺烧了，甚至人都给打死了也是活该。所以税监在苏州遭遇强烈抵抗，还有一个“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的意思在里边。对普通商民而言，相对于皇帝派下来的税监，还是本地权势集团的威胁更实在一些。他们宁可得罪税监，也绝不能得罪地方势力。
如果说前面的民变还最多只是幕后组织煽动的话，那么万历三十四年的云南民变就更直接了。地方官员贺世勋、韩光大等直接带人冲进了税监的驻地，把税监杨荣及其随从两百多人杀死，然后把尸首投入火中焚烧。最后文官们调查上报的结果，当然是杨荣横征暴敛激起民众的愤怒，地方官员出于义愤才这么做的。万历皇帝听了之后绝食三天以示抗议，他说：“死一个杨荣不算什么，我痛心的是国家的纲纪如何废弛到这种地步？”
原来只听说过人民群众为了反抗专制而绝食抗议，想不到还有专制皇帝绝食抗议“人民群众”不遵守国家法律的，也算是一大奇观。
云南暴动，是地方官员抵抗太监征税行动的最高潮。受此事的影响，万历皇帝不得不停止征收矿税，而商税的征收也大幅度降低了。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万历三十四年，太监们差不多每年收了五六十万两银子的税，累计大约六七百万两银子。后来十多年还有一些，数量就少得多了。总共加起来，征了二十多年应该也就一千多万两，数量并不大。
有人认为，太监们私下贪污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向皇帝进献的数字。贪污的情况应该是有的，但不太可能像文官们说得那么夸张。因为太监从皇宫被派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收税，而地方官僚始终对他们虎视眈眈，不仅不提供任何支持协助，反而不断找茬，一有问题就马上弹劾举报，这种监督力度是很足的。太监们对上必须要完成皇帝布置的征税任务，对下必须要处理好跟地方上的关系，不然随时会有人民暴动，他们的生命都有危险；贪污被抓到证据的，皇帝就会下令把太监抄家，那就鸡飞蛋打了。他们夹在中间，能够自由回旋的余地其实很小。万历真的有几次听信文官们的举报，把好几个征税太监给抄家了，但最后抄出来也没多少银子，与文官们控诉的数量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综合以上的材料，可以认为：万历税监和矿监给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远没有文官们说的那么夸张。之所以在很多城市激起民变，有很大程度上是地方官员在幕后组织煽动起来的。这并不一定说明太监们在坑害老百姓，官逼民反。相反，很有可能说明太监们在认真负责地工作，真的把税征到了地方富豪权贵之家的头上，让他们恨之入骨，必欲杀之而后快。
万历皇帝之所以不相信文官们的话，是因为文官们的弹劾往往缺乏证据，耸人听闻，夸大其词。真正有证据的，万历都很快把太监召回甚至抄家了，并没有完全偏袒所有太监。对于大部分所谓的“暴动”，皇帝也没有像对待农民造反一样，组织军队镇压或者大规模的秋后算账，只处罚少数几个带头的，闹得最凶的，最后不得不召回了大部分税监，做出了妥协退让。
矿监和税监的征税，极大地缓解了国家财政危机。虽然这些税收都是进入了皇帝的内帑，并不直接归户部管理。但这些钱很大一部分被用于救灾和军费。比如万历四十三年的大救灾，就有多处发内库的记录。保定巡抚的上奏中提到“皇上又大发帑金，出通、德二仓粮平粜”，内阁大学士叶向高在万历四十五年的奏章中回顾救灾，也说皇帝“曾以大旱发帑金、仓粟赈济”；首辅方从哲在万历四十六年又上奏说：“近发帑金十万，人心无不感激（后面的内容是发的还不够，请继续发）”。这些记录里的帑金，都是指的皇帝的内帑银两。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兵部报告边关经费紧缺，万历就下令将内帑银三十万两及户、工二部银八十万两支边。皇帝的内帑银子和政府的财政基本按照一比二的比例用于军费。
万历四十六年六月，户部的一份奏章里面写道：“辽东兵饷，经议需用银三百万两。今内帑已发一百万两，南京户、工二部五十万两，太仆寺及水衡八十万两，总计二百三十万两。”在准备打击努尔哈赤的兵饷中，来自于皇帝内库的银两占了差不多一半（按预算还是一比二的比例，但皇帝的一百万给足了，政府那两百万两只出了一百三十万两）。
万历皇帝去世以后，在内帑中留下了大约七百万两的银子。这些银子大部分也被发为辽东军费了。万历去世后一年之内，就发了二百万两出去。内阁首辅叶向高还上书说：“皇祖（指万历，他是天启皇帝的祖父）当年大力征收矿税、榷税的时候，我们曾经大力反对，觉得天下的财富都是皇帝的，收那么多银子起来做什么？这几年辽东用兵，我才感觉到原来皇祖思虑深远，是留下来为将来的战乱做准备的。”
叶向高作为东林党大佬，这段话并不是良心发现，开始赞同收商税了，核心意思是通过夸奖万历，打着祖训的旗号劝天启皇帝把积蓄的内帑银子全都拿出来当军费，最后他也基本达到了目的。
除了这些开支以外，内帑中还有一部分则是积攒起来，准备修缮三大殿。三大殿是国家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在万历二十五年遭到雷击被烧毁了。如果重修的经费找户部、太仆寺、工部要，那么这些财政库中用来兴修水利、救灾和打仗的钱肯定就会被大幅度的挤占。
对老百姓来说，国家财政系统是一个整体，总的花销最后都要由他们来承担，征上去的钱归户部管还是归皇帝管对他们来说没有区别。三大殿被雷击烧毁，这是谁也不想碰到的事，要修就得花钱。明朝皇帝从来不在皇宫以外修建离宫别院，避暑山庄之类的，但三大殿是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场所，老祖宗两百年前修的大殿没了，还是应该重修的。既然这笔额外的经费开支有了别的来源，就可以不用挤占军费救灾等开支了。间接来说，也对国家有利。
这些开支如果不采用矿监和税监的方法来征收，而是交给地方官员去征收，那么问题只会更严重。当时国家的税收制度，基本上是以农业税为主的，农村地区土地兼并又很严重，权贵之家大量占据良田却不交税，加派钱粮只会大规模的加到普通农民头上，那才会真的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相反，税监和矿监只驻扎在大城市征税，征收对象大部分是富家商户，以当时明王朝位居全球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而言，二十多年才收了一千多万两银子，每年五十万两，相对于庞大的商业利润来讲可谓是九牛一毛。对商业活动影响不大，反而可以宽解普通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税收负担。
这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文官们上书控告太监们的那么多罪行，声称全国到处都是可怕的暴动，但非文官集团的各种文献纪录，却普遍的认为万历中后期是一段“门少催科”的太平盛世。
万历皇帝取消了一大批高级官员职位，精简了政府机构，放弃了通过行政系统向老百姓加税的努力，直接派遣太监对矿业收税，在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征收商业税，让帝国的财政来源得以优化，降低了农业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这样，老百姓负担减轻，工商业繁荣也没受影响，对外战争却不断取得重大胜利，这才是真正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张居正去世的时候，给万历留下了七百万两银子；万历去世的时候，也留下了七百万两银子给他的继承人，并没有浪费。张居正死后的三十多年，万历皇帝在朝廷党争不断，官僚集团腐败问题严重的情况下，常年忍受着足疾带来的痛苦，忍受着言官们的疯狂辱骂，尽心竭力治理国家，独自撑起国家大局，在西北清缴了内外勾结的蒙古反叛势力，在辽东击败了日本人的进攻，在西南把杨姓土司的地盘收归国家直管，开创了官方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先河，别出心裁地遏制了腐败的危害，解决了政府财政困难，减轻了底层人民的负担，营造了一段难得的天下太平的好时光，将“嘉靖-万历大繁荣”推向了顶峰。在一个王朝的末世，还能出现这样一番景象，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明神宗万历，不能算是雄才大略的君主。他治下的盛世，主要是嘉靖皇帝时期的张璁变法，以及大力剿灭倭寇打下的基础，又赶上了大航海时代的曙光，大部分的功劳不能归结到他头上。但他显然也努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没有选择用强有力的手段来整肃吏治、改革国家制度，进而抓住大航海时代的历史机遇改变中国的命运，这是他的不足之处。但在改革派已经全面从政府高层中消失，理学思想早已系统性地控制了整个社会的情况下，这样的要求对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来说可能有点不切实际。
总的来说，这是一位勤勉的、负责的、优秀的君主。对于过去四百年来，理学文官们特别是东林党人加在他身上的不白之冤，应该予以澄清，还他一个公道。
①樊树志：《晚明史》（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4月第2版，496页。 ②《明史》卷305《宦官二》。 ③《明神宗实录》记载为葛贤，但根据墓志铭应为葛成，可能是当时民间尊称其为贤士，被混为真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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