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萨尔浒之战：文官统兵制度的灾难性后果
万历这种勤勉而保守的做法，只能暂时性地缓解社会矛盾，维持外在的繁荣。深层次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的问题早晚会爆发。
万历四十六年，李成梁去世，已基本完成建州女真内部统一的努尔哈赤宣布脱离明朝独立，定国号为金，建都赫图阿拉。
那个五百年前毁灭北宋的势力再度兴起。
随后，努尔哈赤以李成梁曾经害死他的父亲和爷爷等“七大恨”为理由，发兵攻击明王朝。先后攻陷了靠近长白山的清河和抚顺，然后放火毁掉这两座城，劫掠了十多万人口退回到了长白山以东。
万历皇帝感到事态严重，经过廷议，大臣们推荐兵部左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主持辽东防务，从宣府、大同等边镇抽调了大约三万兵力，又从北直隶、山东、四川、甘肃、浙江、福建等地抽调了大约三万兵力，还让云南、四川等地的土司也派了数千人增援，又通知朝鲜、叶赫出兵策应。经过半年多的准备，明朝在辽阳地区集中了大约八万七千人的兵力。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二十五日，杨镐坐镇沈阳，命兵分四路围剿后金：开原总兵马林带领从北方抽调的约一万五千兵马，协同叶赫部的一万援军，从开原出发；山海关总兵杜松带领宣府、大同等抽调的精锐三万人，从沈阳出发，出抚顺关；李成梁的二儿子李如柏带领两万五千辽东本地的军队从本溪出发；四川总兵刘綎带领从四川、浙江等地抽调的一万七千人，会同朝鲜方面的援军一万三千人，从宽奠方向出发。
这四路大军原计划翻越长白山后，于三月六日会师，然后共同攻打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并没有在赫图阿拉坐以待毙。他当时手下可动员的总兵力大约六万，少于明军的八点七万。但是他决定集中优势兵力逐个消灭来犯之敌。三月一日，努尔哈赤亲自带领约五万人在萨尔浒伏击杜松带领的三万人。
杜松并不知道后金大军已经做好了埋伏。因为看见前方浑河对岸的界凡寨有后金兵几百人在筑城，挡住前进的道路，于是自己带领一万人渡河攻击，另外两万军队留在萨尔浒山麓上扎营休息。就在渡河完成之后，努尔哈赤的大军突然出现，围攻后方的两万人，而守城的人数也增加到了上千人。杜松既无法渡河回来，也不能攻下城堡，眼睁睁看着两万大军全军覆没。第二天，杜松所带的一万人也遭围歼。杜松本人身中数箭而死。
消灭了杜松部以后，努尔哈赤立即率军北上。三月三日，歼灭马林部。马林带数千残军逃回了开原。叶赫部落的援军得到消息，马上就撤退了。
与此同时，南路刘綎率领的一万多人连续攻克了多座后金军队沿途设下的堡垒，开始逼近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也回到了赫图阿拉。他这一次没有亲自出征，只派了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带领四万人前去消灭刘綎部。而自己留下一万多人马防备李如柏的辽东兵来攻打赫图阿拉。刘綎经过两天的血战，最后终于寡不敌众被全歼，刘綎本人战死。朝鲜援军全程在旁边观战，见到明军失利立即撤退。
李如柏得知了杜松全军覆没的消息，又得知刘綎正在被后金军队围攻。此时他距离刘綎不过半天的行程，如果急行军过去支援刘綎，战局仍然可能发生变化。但他已经收到杨镐立即退兵的命令，更何况他本人也绝无勇气去跟后金大军决一死战，最终决定撤退。
最后的结果：杜松、刘綎两部被全歼，马林部大部分被歼灭，李如柏部全身而退。明军最终损失人数四万五千人，把总以上将官阵亡三百多人，刘綎、杜松、赵孟琳、王宣等几个明军当时最出色的总兵战死，丢失战马、骡子两万八千多匹，大小火器枪炮两万余件。
后金方面战死大约四五千人，只有明军阵亡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且缴获了大量的军事物资。这一仗打下来，后金和明朝在辽东的强弱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逆转。
萨尔浒之战的惨败，被认为是明朝灭亡的一大关键点，这是比较公认的。而这次惨败的直接原因：就是分兵冒进。如果八万多明军共同行动，努尔哈赤要带着五六万女真兵一口吃掉，几乎不可能。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军采用这种分兵冒进的错误策略呢？
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缺饷导致的。因为户部预算辽东军费是三百万，万历皇帝从内帑中拿了一百万两银子出来，户部等政府银库里面只有一百三十万两，还差七十万两。但是万历皇帝却拒绝再从内帑中增发军费，而是根据户部的建议，增派两百万两的“辽饷”来补充军费。
由于加派的“辽饷”是派到土地上的，给农民制造的负担很重，官员们也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兵饷不足的问题，大臣们反复催促杨镐赶紧进兵。比如孙文良、李治亭《明清战争史略》里面就说：“朝议只恐师久饷匮，大学士方从哲、兵部尚书黄嘉善、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等皆不顾边防实际，每天发红旗催战。方从哲写信促杨镐急发兵，杨镐惶惧计无所出。”
当然，还有人说万历皇帝本人也多次催促杨镐进兵。
不管是万历皇帝催促，还是文官们催促，反正最后给杨镐制造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在军队尚未齐聚的情况下，选择了分兵冒进的策略，以希望速战速决，最后酿成了悲剧。
如果这个“缺饷-催战-冒进”的因果关系是正确的，那么万历皇帝就应该对战争的失利负重要责任。因为他死后，内帑留下了大约七百万两银子，但是他却只愿意出一百万两以支援军费，岂不是太抠门了么？
但仔细考量之下，这个因果链条有很大的问题。
首先，这次征辽的军费比较充足，并不匮乏。户部的花钱预算一般都会超标计划，以此作为向皇帝内帑要钱的理由，不能说没有300万两银子就没法打仗了。抗日援朝的前两年，4万多明军入朝，中间歇了一年，最后一年增加到了8万人，四年下来总共才花了800多万两银子。在朝鲜打仗后勤补给的距离比辽东更远。按照这个花钱速度，首批实发的230万两银子，至少足够支撑8万大军打半年仗。更何况还有后续的200万两辽饷加派。430万两银子，打一年没问题。朝廷希望能够尽可能地节约经费，不管军饷够不够用，肯定有想要少花钱。所以，用催战反推出当时军饷非常匮乏的逻辑不成立。
更重要的是第二条：分兵冒进并不能减少用兵时间，相反，还会增加进兵时间。所以，分兵冒进和朝廷催战没有一点关系。
这一条很多人不理解，大家看看上面那张地图就可以理解了。从山海关外的陕西、山西、四川、云南等地调兵，都只有一条路线，就是山海关出关之后，前往辽阳，再从辽阳分派到各地。
当时八万七千人马已经齐聚辽阳了，也就是说已经合兵一路了。在分兵四路之前，还在辽阳搞了一个誓师大会。而且总指挥杨镐，以及马林、杜松、刘綎、李如柏四大总兵都在辽阳开会，讨论战略。如果要快速进军，最快的办法就是走最大的一条路。八万七千人从辽阳前往沈阳，出抚顺关，往赫图阿拉一路杀过去就行了。这是最快的，一点不耽误时间。
抚顺关那条路就是杜松带三万兵马走的路线，沿着浑河河谷往东一直走，走四十公里，到达浑河和苏子河汇合处（萨尔浒附近），然后往东南方向走七十公里，就可以到达赫图阿拉了，都是平坦的河谷道路，所以杨镐安排杜松带着攻城的大炮从这里走。大炮都能拉过去，通行八万人马没有问题。最多走得慢一点，在山里多走一两天就到头了。
而分兵四路的办法，马林就要带一万多人先北上开原，跟叶赫部援军汇合，再掉头南下；刘綎则必须提前两天出发，先带一万多人南下宽奠，跟朝鲜援军汇合，再掉头北上。杜松和李如柏都要等刘綎出发两天之后，再出兵。所以分兵是一个更加浪费时间的方案，因为朝廷催战而分兵四路的逻辑也不成立。
皇帝和大臣们的催促，从内容上来看，既没有明确限定时间，措辞也不严厉，远没有到可以让主帅杨镐担心晚三五天发兵就要被临阵撤换、追究责任的程度。我们不能因为萨尔浒打败了，战争之前有朝廷的催促，想要尽快打完好省钱，就想当然地认为战争的失败是缺钱和催促造成的。
分兵冒进的主要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主帅杨镐水平太低。而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宋朝和明朝的文官们搞出来的“文官统兵”制度。
首先说这个主帅杨镐。廷议为什么要推举他来当主帅，万历皇帝也同意了呢？因为他之前在辽东地区打过不少仗，比较有亮点的是曾经和李如梅（李成梁的第五个儿子）一起突袭蒙古粆花部落取得了胜利。但都是小胜利，次数也不多。
但是，他这些小胜利加起来，都不如他打过的一次大败仗影响大。就是抗日援朝的第二阶段，因为李如松在北方与蒙古作战意外身亡，杨镐成为朝鲜战场的实际负责人。他带兵进攻日军占领的蔚山。当时日军只有五千人，而杨镐带领了四万明军去打。当时他就祭出了“分兵合围”的法宝，分三路去进攻。其中前锋部队已经攻破了日军的前面两道防线，还有最后一道也马上要攻破了。杨镐却突然下令停止攻击，因为他觉得前锋部队功劳太大了，而他的老朋友李如梅带领的那一支队伍还没有到，他想把功劳留给老搭档。
等李如梅赶到的时候，日本的援军也到了，数量超过了明军。杨镐见势不妙就率先逃跑，引发了混乱的大撤退。日军乘势追击，明军阵亡一万多人。李如梅也在逃跑中落马，摔成了残废。
这次惨败几乎把前几年对日本作战的胜利全部输了回去。万历皇帝极其恼火，想要把杨镐抓起来杀掉。但是杨镐很会走关系，得到了沈一贯、赵志皋等内阁大臣的庇护，最后只是被撤职回家了事。
这种败军之将，竟然被再次推举为征剿后金的主帅，实在不可思议。但廷议的结果选择他，又是必然的。原因很简单：杨镐是文官，进士出身。
在文官里面，杨镐还算比较能打仗的，起码有过一些小的胜利。虽然蔚山打了败仗，但在文官将领当中，已经算是辽东作战经验最丰富的。要想从文官里面挑出来打仗资历、对辽东情况的熟悉程度比杨镐高的几乎是没有了，所以只能选他。
但是，当时显然有比杨镐更适合当主帅的人选。刘綎和杜松都比杨镐适合。其中刘綎的级别最高，除了总兵，还有一个左都督的头衔，是正一品的武官，在武将中仅次于李成梁。而且刘綎战功也极为显赫，当时就有明朝“第一猛将”之称，智勇双全，多次运用伏击、突袭等方式大败敌军，大小打过一百多次仗，从无败绩。杨镐跟刘綎比起来，就是绵羊和猛虎的区别。
刘綎年轻的时候就曾经带三万四川兵打败了入侵云南的十万缅甸大象兵，因此被晋升为副总兵。两次朝鲜之役刘綎都参加了，第二次就是杨镐蔚山之败后，他带兵攻击日军主帅小西行长的部队，取得胜利。战争结束后，刘綎被评为战功第二，仅次于李如松的副手麻贵。
后来平定播州杨应龙叛乱，刘綎带领的三万四川兵，一路过关斩将，攻破天险娄山关，把杨应龙逼到海龙囤（贵州遵义附近）。然后他又与各路兵马一起攻城，刘綎率先攻破外城。杨应龙自知内城已不可守，自杀身亡。刘綎因此被评为战功第一。
刘綎战争经验丰富，南方打过缅甸，东北打过日本，西北在青海打过蒙古，西南打过杨应龙等土司，每一次都战绩辉煌，是真正南征北战的猛将，威震海内，在军队中威望很高。从各方面看，都比杨镐更适合担任主帅。
但是刘綎不能当主帅，因为他不是文官。
如果要论对辽东的熟悉程度，那么曾经接替李成梁当过辽东总兵的杜松也比杨镐更合适，而杜松之前打仗的战绩也比杨镐好得多。
但是杜松也不能当主帅，因为他也不是文官。
在文官统兵制度下，打了大败仗的杨镐可以当主帅，而百战百胜的刘綎、杜松则绝无可能当上主帅。他们不仅当不成主帅，连军事决策层都进不去，只能被动地服从文官们的命令。
在大军齐聚辽阳之后，明军方面就组成了一个决策小组，小组成员是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辽东巡抚周永春、辽东巡按陈王庭，清一色的文官。几位真正要带兵出征的武将全部被排除在外。
对于这个小组作出的“分兵四路”的决定，三大总兵全部表示反对。马林明确地说：“王师当出万全，宜并兵一路，鼓行而前，执取罪人，倾其巢穴”。但他们的反对意见被拒绝采纳，只能按照命令进军。
分兵进攻是不太懂战争规律的文官们非常喜欢的作战套路。他们自己没胆量也没能力亲自带兵上阵，但是也不愿意由一名武将全权指挥整个军队——那样他们的兵权就会被架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地图上画上几条路线，让几个武将各自带一路军队，分兵前进，自己在后方“坐镇指挥”。打赢了就是自己统筹全局，指挥若定，功劳最大；打输了死的都是武将，自己大不了被撤职，没有生命危险，还可以找机会东山再起。
后来民国时期，蒋介石围剿毛泽东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喜欢用这种“分兵合围”的战术。原因也是一样，就是老蒋并没有真正统一全国武装力量，也不可能放心地把几十万军队交给某一个将军来统率，所以就从各地调集军队，让各路将领分头进剿，自己在后方遥控指挥。毛泽东采用了跟努尔哈赤一样的战法，主动出击，集中优势兵力打伏击战，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或者冲到最前面的先给干掉，后面的那些援军马上就跟着溃败或者逃走了。
分兵合围的办法，杨镐打蔚山的时候用过。之前的播州之役，文官总指挥陈化龙也是这种方法。他让刘綎、麻贵等将领，分兵四路，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进攻播州。当时明军总共有二十万，每一路军队大概五万。杨应龙的军队总共有十五万，但杨应龙只采取分兵拒守的策略，被明军一路攻城略地，最后给合围成功了。
如果杨应龙跟努尔哈赤一样会打仗。他用两三万军队拖住其中三路大军，然后集中十二三万军队围歼战斗力最强的一路，再趁胜歼灭挨得最近的另外一路。那么剩下的两路就只能退兵。萨尔浒之战的惨败就要提前十七年上演了。
在“文官统兵”这个制度下，因为主帅往往不熟悉战争的规律，也没胆量亲临第一线指挥，难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战场形势，又对武将猜忌防范，不肯下放一线指挥权，军队的战斗力就必然被限定在某一个水平线以下。这个战斗力水平，大体就是镇压农民起义和依靠城墙搞好防守的水平。如果跟蒙古、女真这种正规军硬碰硬的野战，就只能碰运气。对方统帅水平一般的，也能打一打；遇到水平高的，就难免要一败涂地。
播州之役打杨应龙，属于运气好，对手水平太差；宁夏之役和第一次朝鲜之役，是因为有李如松。他仗着皇帝的信任，不把文官统兵这个规矩放在眼里，把文官统帅丢在后方管后勤，自己亲领大军在前线作战，所以明军四万人就能打败日军七八万人。李如松死后，文官出身的杨镐马上就开始搞分兵合围，跟日本人一打就惨败。明廷最后增兵派了四万明军入朝，兵力翻了一倍才取得胜利。
等到萨尔浒之战，李如松和李成梁都死了，努尔哈赤又是一流的军事家，明朝的好运气就结束了。
兵分四路的战法，并不是主帅杨镐迫于朝廷的压力很仓促作出的决定，而是很动了一番脑筋的。他的基本思路是：杜松这一路为主攻方向，马林带着叶赫部协同；而刘綎这一路是用来吸引努尔哈赤注意力的，让刘綎轻装快速前进，最先给努尔哈赤制造威胁。这样努尔哈赤就会调兵南下，被刘綎拖住，然后李如柏跟进。那么就可以为杜松和马林攻击赫图阿拉赢得时间。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部署，杨镐把大炮等攻城的重装备交给杜松部携带，杜松带的兵也以火枪兵为主，基本没有冷兵器部队；马林所统帅的则是火枪骑兵部队，走得快一点，所以让他北上开原再南下，这样速度就跟杜松差不多。而为了让刘綎能够快速逼近赫图阿拉，杨镐交给他的内地兵武器都以冷兵器为主，而且比马林和杜松要提前两天出发。李如柏的辽东兵也是一样，以冷兵器为主，但安排的时间进度比刘綎要晚一天。
这个部署背后还有一个很恶毒的意图，就是牺牲刘綎，让刘綎带着一万多内地兵去送死，为另外三路人马立功创造条件。
杨镐跟刘綎有过节。杨镐带兵打蔚山的时候，刘綎就是他手下的总兵，坚决反对分兵三路的策略，跟他拍桌子。结果蔚山大败，杨镐不仅不承认自己不如刘綎，反而心存忌恨。
这次围剿后金，刘綎再一次反对杨镐分兵冒进。杨镐直接亮出了万历皇帝给他的尚方宝剑，声称敢违抗军令者斩，把刘綎给压了下去。刘綎出发的时候，杨镐又特别派了两名亲信带令旗随军督战，并给他们下令：如果刘綎进军缓慢，就夺了他的兵权，自己带兵前进。
刘綎这种军事天才，对杨镐的想法洞若观火。他跟朝鲜援军汇合之后，就跟朝鲜主帅姜弘立说：“杨爷目前与俺不相好，必要致死。俺亦受国恩，以死自许。”
在四大总兵中，杨镐跟李如柏关系最好——毕竟是老搭档李如梅的二哥，当然要特殊照顾。他给李如柏安排了一个最安全的位置：带着两万多军队跟在刘綎的后面，等刘綎跟后金拼杀得差不多了，杜松等人开始逼近赫图阿拉，努尔哈赤被迫回兵救援，李如柏就可以从后面追击，捡个大便宜。所以三大总兵都反对分兵进攻的方案，只有李如柏没意见，最后也果然只有他这一支安全撤退。
杨镐这种充满私心的安排，导致了一个比简单的分兵四路更糟糕的局面，就是冷兵器军队与热兵器军队分开作战，彼此不能协同。
冷兵器与热兵器军队分开的后果极其严重。明军当时已经大量配备了鸟铳，也就是火绳枪，杀伤力是比较大的。但是还没有线膛，精度很差，而且不能连发，发一枪之后必须花时间重新装填火药。热兵器部队因为不需要与敌人搏杀，也就没有配置盔甲，基本没有防护能力。在这种装备水平下，热兵器部队很难独立作战，必须有冷兵器部队的配合才能打好野战。也就是先由火枪兵放枪杀伤对方骑兵，然后本方的骑兵步兵上阵杀敌，火枪兵利用这个时间重新装填火药。
努尔哈赤当时已经很了解明朝的火器装备，知道鸟铳的射程大约在30米到50米之间。后金骑兵在面对明军火枪队的时候，就进入50米的范围，但是不到30米。这样明军就会开火射击，后金骑兵穿着牛皮做的盔甲，火枪如果打到人头上就能打死，打到身上就只能打疼。由于火绳枪的精度很差，正中头部的概率很低。等一排枪响之后，骑兵就快速冲击。
30米的距离对骑兵来说就是三四秒钟的时间。一旦冲到面前，没有防护装备的火枪兵就成为可以随意屠杀的对象。这个时候就最需要有本方的骑兵或步兵冲上来保护，为火枪兵退后装填弹药进行下一轮攻击赢得时间。但骑兵和步兵都被杨镐分配给刘綎和李如柏了，杜松和马林没有。
杜松部队被打得最惨，毫无还手之力。三万人被歼灭，对手只损失了几百人。马林的前部也是同样的下场，很快就被全歼。还好有潘宗颜带领的数百人占据了一处险要的山头据守。努尔哈赤在消灭马林主力以后，急于返回赫图阿拉攻击刘綎，被迫强攻。潘宗颜的火枪兵据险固守，在山上往下开火，打死女真兵上千人之后，才被后金突破防线，全军覆没。这也是萨尔浒之战中唯一一场明军伤亡小于后金的战斗。
最后真正给后金造成麻烦的还是刘綎带领的冷兵器部队。后金以四万人攻击刘綎一万多人，打了两天，损失了数千人才取得胜利。如果李如柏的两万五千辽东兵能以最快速赶来支援，明军仍有获胜的可能。
归纳起来说，萨尔浒之战的惨败，主要原因有三条：
第一，分兵冒进，导致本来数量占据优势的明军在每一场战斗中人数都处于劣势；
第二，冷兵器部队和热兵器部队分开，导致热兵器部队的战斗力完全无法发挥；
第三，战斗力最强，跟后金有过交战经验，对地形和天气最适应的李如柏带领的辽东兵被放到了最后，不能发挥作用。
这三条，都跟万历皇帝有没有多发内帑，跟军饷是否缺乏，朝廷有没有催战是没有关系的。第一条是因为主帅杨镐不懂军事规律，这是他无能。第二条和第三条，则完全是他个人的私心造成的，这是他无耻。
这场战争中，明军装备是比较好的，四万多军队配备了两万多件火器，还包括多门大炮。这也说明在万历皇帝治下，明军军费是有保障的，才能购置那么多好装备。潘宗颜部队的火力杀伤效果也说明，枪支弹药的质量都还可以，不是假冒伪劣产品。如果八万多人的明军合成一队出征，以冷兵器的骑兵和步兵为火枪兵提供保护，协同作战，则军队战斗力将远强于后金骑兵。努尔哈赤不管有多大的军事天才，都无法吃掉这支队伍。等大军兵临城下，又有火炮攻城，赫图阿拉必不可守。
在这场失败的战争中，明军一线将士们表现得非常英勇。老将杜松和刘綎都力战身死。马林虽然带领几千人败走了，但随后后金进攻开原，仍然拼力死守，最终战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刘綎部中的四千浙江兵，这是戚继光留下来的队伍，组织纪律性极高，他们的先辈曾经在剿灭倭寇的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在主将刘綎战死、大部队已全军覆没的情况下，他们仍然严格按照戚继光留下来的阵法作战，外排的官兵倒下就马上有后排士兵顶上，阵型始终不乱，在八旗骑兵的重重围攻之中坚持到了最后，杀敌千人以上。
连监军的太监也表现得英勇无畏。杜松部的监军张铨被俘，誓死不降，被处死。
但是，所有这些人的英勇牺牲，都无法改变主帅的愚蠢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所谓“一将无能，害死三军”，就是对萨尔浒之战最好的形容。而这个无能无耻的统帅杨镐，之所以会被选拔出来，根本原因就是文官集团的整体无耻无能：一方面夺取兵权，搞文官统兵，防范和打压武将，外行领导内行；一方面徇私腐败，在蔚山惨败后为杨镐提供庇护，让他逃脱了军法处置，为其在萨尔浒之战前东山再起创造了机会。
通过对萨尔浒之战的分析，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宋朝对外战争会如此一塌糊涂？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官统兵制度会保证主帅中大量出现杨镐这样的人物。
明朝军法极严，文官统兵打了败仗也会被严厉惩罚，甚至处决。嘉靖年间，北京被蒙古军队围攻，兵部尚书丁汝夔就被杀掉；张经和李天宠没有及时击败倭寇，双双被嘉靖皇帝下令斩首；兵部尚书石星，因为用沈惟敬瞎搞外交，引来日军第二次侵略朝鲜，被处决；杨镐虽然逃过了蔚山之败的追责，但萨尔浒之战以后也被抓起来杀掉了。就这样，明军才能在文官统兵制度下，维持比宋军强得多的战斗力。
而宋朝不杀士大夫，文官将领不管怎么丧师失地，临阵脱逃，都没有性命之忧。大不了丢掉官职，过几年再托关系东山再起。这就跟杨镐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他们也都跟杨镐指挥萨尔浒一样，喜欢在地图上画线，让武将们按照他们画好的线路分兵前进，自己在后方坐镇指挥。一般也就会被辽兵、金兵、或者西夏兵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所以宋朝对外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就是萨尔浒之战，动不动就全军覆没，损失几万甚至十几万军队。最后只能一边死守城池，一边压榨人民来向敌国进贡，以勉强维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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