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杀毛议和：东林党与袁崇焕的秘密约定
袁崇焕出关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平息宁远兵变。士兵哗变这种事情，有钱就好处理。皇帝给了他120万两的内帑，用一小部分给士兵们发拖欠的工资，然后把带头闹事的人杀掉，问题就解决了。
第二件事就是把老冤家满桂一脚踢走。满桂在宁远之战后跟他平分战功，宁锦之战后受到表彰而他却被免职，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宁远之战后袁崇焕就想把满桂赶出辽东，但经略王之臣竟然坚决反对，把他留在了山海关。现在王之臣已经走人，袁崇焕成了辽东老大，满桂就别想在辽东呆下去了，他的山海关总兵一职被赵率教取代。还好朝廷还有人认可满桂的才能，把他调到大同当总兵去了，让袁崇焕眼不见心不烦。
第三件事就是再次派兵占领锦州，又开始重新修建锦州、大凌河、右屯等城堡。
第四件事是大力削减蓟州镇和山海关的兵力，调往关外，充实锦州等地的防守。这就造成了蓟镇兵力薄弱的情况，把天启和魏忠贤大力加强的蓟镇防御体系给破坏了。
第五件事就是派人与皇太极秘密议和。
第六件事就是对东江实施禁运。袁崇焕下令，所有开往朝鲜、皮岛方向的船只，不管是官方的运输船还是商船，都必须取道宁远、觉华岛。只有到宁远取得辽东督师的关防以后，才允许出海。因为天津、登莱等地都归袁崇焕节制，这一条命令被执行得相当彻底。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这后面的四件事，每一件都是在为金兵从蓟镇突破长城防线攻打北京创造有利条件。所以老有人怀疑袁崇焕是叛徒。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他还真不是。其实这四件事都可以从文官集团的一贯策略中推出来。
像议和这种事儿吧，文官集团就特别喜欢议和。北宋对辽国有“檀渊之盟”，秦桧要杀岳飞议和，史弥远要杀韩侂胄议和，都是一贯的风格。和平当然是好东西，但如果一个国家原来固有的领土都被别人抢走了，议和实际上就是承认别人的侵略成果嘛，更何况还要每年倒贴钱，这肯定有问题对不对？就好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占领东三省，咱们也跟日本议和，不仅东三省不要了，每年还给日本一大笔钱让他别来侵略我们，那不就是卖国吗？
核心的原因其实还是打仗打不过，越打越吃亏。其实中原政权的人口数量、战争资源、技术装备都比少数民族政权要有优势，怎么会打不过呢？关键就是文官集团自己不行，内部腐败不说，还要防范武将。为了防止武将勋贵掌权，宁可对外议和，也不能让武将掌兵，立下收复故土的盖世功勋。
对文官集团来说，他们去指挥战争，最有把握的就是修城。把城墙修的又高又厚，然后躲在城墙后面指挥大家防守，不管是放箭还是放炮，都比较简单。袁崇焕的坚城大炮战略就是文官统兵的必然选择。打野战对文官来说太难了，要排兵布阵、穿插包围，打埋伏、反包围，佯攻、佯败，冲锋、反冲锋，变化太多，有时候还要主帅带头上阵跟敌人对砍，必须经过长期马步骑射的训练和积累大量的实战经验，非行伍出身的专业武将不能胜任。
所以，大部分文官只会打两种仗，一种是对农民起义这种战斗力很差的队伍，官兵处于绝对优势的时候，他们就会指挥武将“分兵合围、大举进剿”，这是我们前面讲萨尔浒之战的时候分析过的；第二种就是面对战斗力很强的北方骑兵部队的时候，他们带出来的兵，就只能缩在城墙里面固守，不敢也没有能力跟对方野战。
在城墙里面固守的问题就是：无法大规模地消灭对方有生力量，也无法恢复已经失去的领土，最好的结果就是维持现状，把现有的防线守住。这种消极防守策略一般都会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因为野战能力更强的攻击方可以选择的策略太多了，可以围点打援，也可以绕过难啃的防线攻击你的后方，或者攻击你的首都等战略要地迫使你出城救援，实在不行就长期围困，切断你的食物来源，活活饿死你。
正确的防守必须是城墙堡垒防御和主动进攻相结合的方式。比如明宪宗时期，王越守卫河套，虽然没有大规模清理河套的实力，但小股精锐部队具备较强的野战能力，蒙古骑兵南下的时候，能够时不时地抓住机会偷袭其后方，迫使他撤兵回援，此时城内的守军就可以追击斩杀其殿后部队。这才是积极防御，才能真正防守得住。不然好几千里的长城，敌人可以随意集中兵力攻击任何一个点，几万兵马怎么守？
除了王越这种极少数天才以外，大部分文官将领都不会训练和指挥部队进行野战。这样，消极防御带来的被动挨打的局面也就无法改变，因此只能求助于议和。袁崇焕在辽东混了那么多年，城外有敌人的时候从未出过城，连野战打起来是什么样都没见过，更别说自己去指挥了，所以非常迷信坚城大炮战略。这必然导致他积极主张议和。东林党当然也完全支持。
除了要议和以外，东林党还想国家少收税，想省钱，所以还需要减少军费。但是东林党又跟整个文官集团一样，有贪污的毛病，军费里面也少不了他们的一份。这样一算下来，宁远-锦州堡垒群是孙承宗开创，袁崇焕建设的，都是自己人，这个钱可以大手大脚地花，大家该贪污继续贪污，但是其它地方的军费就要坚决裁撤，比如蓟镇和东江镇等等。这些地方虽然一直很穷，但还必须继续裁减。这就跟让腐败的官僚体系去征税一样，越是有钱的官绅豪强之家越不交税，越是没有背景的穷人越要多交税。
所以，袁崇焕督师辽东，实际上是代表东林党去执行他们的辽东战略：为了防范武将，坚持文官统兵，必须实施消极防守的策略，推动议和；为了省钱，必须裁撤蓟镇和东江镇的开销；为了贪污军饷，必须继续在修筑锦州等城堡上大手大脚花钱。不用假设袁崇焕是汉奸卖国贼，也能想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反过来看，东林党和袁崇焕要杀毛文龙的理由也很简单了：毛文龙身为武将却不受文官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该杀；毛文龙从辽东海州卫起家，自从他抗金以后全家老小各种亲戚几百口人都被后金杀了，他跟后金有血海深仇，绝对不会赞成跟后金议和，该杀；毛文龙天天想着主动进攻，不停地向朝廷索要军饷，想要在东江组建一支庞大的军队彻底消灭后金，花钱太多，该杀；毛文龙因为军饷不足，多次向皇帝举报文官集团克扣贪污东江镇军饷的事情，该杀。
毛文龙有这四大该杀之罪，文官集团早就看不惯他了，这还不仅是东林党的事儿。魏忠贤当政时期，文官集团就一直各种弹劾毛文龙，但是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能镇得住文官集团，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崇祯这里，魏忠贤被干掉，文官集团中的极端分子东林党上台，他们就决心向毛文龙下手了。
其实这个事情还是有可能和平解决的——只要皇帝下令把毛文龙撤职让他回家养老就可以了。但崇祯皇帝在别的地方糊涂，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一点不糊涂。
在天启七年九月，崇祯刚刚登基，毛文龙上疏抱怨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请求辞职。崇祯批示安慰他说：你远驻海外，孤悬敌后，备尝艰苦，屡次建立功勋。忠诚不贰的心迹不言自明。我正对你寄予厚望，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要求让别人来接替呢？还希望能更加奋发努力，让我宽慰。
在崇祯元年三月，毛文龙上疏说粮饷器械都不足时，崇祯皇帝又安慰他说：毛总兵在海外劳苦，我非常想念（“该镇劳苦海外，朕甚念之”）。现在内地的粮饷，都已经陆续发送解运，海天寥廓，不会送一次就够了。我会严禁解运官员侵占贪污，一定要让饥饿的军队填饱肚子。
崇祯元年五月，毛文龙再次上疏陈述自己处境之艰难时，崇祯再次安慰他说：毛文龙本就是激于大义，挺身而出，开辟东江的抗金基地数年，这其中的苦心，我是深切了解的，别人的诽谤议论，何足置辩？
崇祯元年七月，毛文龙就军队数量问题上疏辩白，说上次朝廷派大臣来东江检查，只认可有36000名士兵，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他没有去查验，东江兵远远不止这个数。崇祯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大臣核验的结论，但也对毛文龙的申诉表示理解。他回复说：辽民为了避难，屯聚在海岛之上，扛上锄头就是百姓，接受盔甲器械就是士兵（“荷锄是民，受甲即兵”），不能和内地招募军队规定军饷当成是一回事情。你应该乘机奋勇，等有了显著的功劳，谁能用糜饷作为借口来攻击？我寄于深切期望。
还有崇祯元年十二月毛文龙再次上疏说被诽谤的冤枉，崇祯依旧下旨勉励他尽力去建功，人言自然平息，不必太理会那些诽谤。①
崇祯之所以会干掉魏忠贤，而坚决保毛文龙，是因为魏忠贤的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的高层内幕他当藩王的时候不知道，所以相信了东林党的谣言；但毛文龙的问题比较公开透明，各种来往的文件都会摘录到塘报、邸报上发布，大家都能看得到。他的功劳和东江镇的战略地位非常明显，任何不带偏见，真心为国家考虑的人都很容易想清楚。
所以，给袁崇焕尚方宝剑的时候，崇祯把满桂和王之臣的尚方宝剑收回来了，却没有收毛文龙的，就是明确毛文龙还是归皇帝直接管。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保住毛文龙。
但是他想错了。东林党人的无耻已经突破天际，超过了崇祯想象力的范围。
通过崇祯的批示和尚方宝剑的处理方式，东林党也算是看明白了：不要说让崇祯杀毛文龙，就连让他把毛文龙撤职都不可能。那么，要实现明金和议，除了背着皇帝把毛文龙杀掉以外，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为了诱杀毛文龙，袁崇焕才决定对东江实施禁运。所谓船只需要到宁远获得批准才能驶往东江只是一个幌子，其实根本没有船只获得过批准，不论官船民船，所有运输渠道都被切断。
东江镇孤悬海外，在北方寒冷的海岛和山岭之中建立根据地，靠自己屯田是无法自给的。士兵以及部分难民的吃穿都要依靠后方的接济。袁崇焕这一招，就是断了大家的活路，连续八个月的物资禁运，让东江出现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毛文龙在塘报中称：“东江缺粮，饿死多命”、“东江各岛绝粮，地上又无野菜，兵丁饿死”，出现了兵丁想要夺船逃亡的事件，而且为了争夺船只，自相残杀。
这些事情被后金获悉，又趁机发兵来打，东江兵“粮饷不敷，士皆菜色，马匹、甲胄、器械全无”，难以与之为敌，导致大量被东江恢复的领土又再次失去。
在战争史上，将士在前方打仗，后方官员腐败无能而后勤供给不足的情况多有发生。但像袁崇焕这种，为了内部斗争的需要，主动对自己国家在前线作战的士兵和人民实施物资禁运，不惜将他们饿死在前线的事情，可谓古今罕见，必须无耻狠毒到一定境界才能干得出来。不管毛文龙有罪没罪，该不该杀，袁崇焕的这种手段，都是对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犯罪，被千刀万剐也一点不冤枉。
更让人完全不能想象的是，袁崇焕一边禁运饿死自己的将士和同胞，一边却拿出大量的粮食布帛去接济已经背叛明朝、投降后金、与后金结成同盟的喀喇沁蒙古部落。
喀喇沁蒙古部落的位置正好位于后金与蓟镇的中间，后金要从攻打蓟镇，必须经过喀喇沁的地盘。喀喇沁在一段很长的时间内都是明朝的藩属，与后金为敌。但是天启七年，后金打朝鲜、打毛文龙的时候，袁崇焕不仅不去援救，还跟后金议和。这让蒙古部落对明朝非常失望。王之臣当时就跟朝廷报告说，蒙古部落对此提出了严重抗议：“你汉人全没脑子……你自家驮载许多金帛，着喇嘛替他吊孝求和，反倒教别人与他为仇，我等不如也投顺罢了！”②后来皇太极通过军事政治压力，逐步地也就招降了这些部落。
从崇祯元年的三月，到崇祯二年的一月，包括喀喇沁在内的漠南诸多蒙古部落先后投降后金，与其达成盟约。盟约的内容明确规定：
各部蒙古诸贝勒……若征明国，每旗大贝勒各一员、台吉各二员，以精兵百人从征，违者，罚马千驼百。③
有了这样直接针对明朝的军事同盟条约，喀喇沁部落就跟后金可以视为一体，都是明朝的敌国了。
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袁崇焕是否清楚，但大同总兵满桂的情报非常迅速，在盟约还在准备的过程中，他就向皇帝报告，称喀喇沁部、速不的部、伯彦二部等朵颜三十六家全部叛变投敌，归附后金。崇祯曾经派人去争取过，希望这些部落改变主意，但是被拒绝了。
所以，袁崇焕在崇祯二年三月，还以救灾为名，卖给喀喇沁部等蒙古部落粮食、布帛等物资，就是在资敌。蒙古部落从袁崇焕这里买了大量的粮食布帛运走，不仅自己吃，还拿去帮助同样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后金。实际上，根据到前线视察的官员汇报，在蒙古部落派来买粮买布的队伍中，就有上百女真人混杂在其中。
崇祯皇帝当时对袁崇焕十分信任，基本上他奏报什么就批准什么。唯一的一次驳回袁崇焕的请求，就是这个事情，而且措辞极为严厉，不容商议：
着该督抚严行禁止！……如有疏违，以通夷罪论处！
但是袁崇焕并没有遵守这个圣旨，继续偷偷摸摸地卖米给蒙古部落。他的理由是，蒙古这边饥荒严重，如果不接济他们，他们就会倒向后金。同时他向皇帝保证，喀喇沁部“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袁崇焕之所以敢下这样的保证，并不是觉得喀喇沁部会忠于明朝，而是因为，他认为后金正在积极争取与明朝议和。根据袁崇焕自己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议和成功，后金根本就不会来打明朝，当然也就不会有喀喇沁部协助后金入犯的事情发生了。
当时的情况看起来确实如此，皇太极对议和的事情再次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什么条件都好谈，对袁崇焕在锦州和大凌河堡的工程也不那么介意了。他崇祯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求和信中表现得非常谦卑，说：“我等小国，岂敢征讨大国耶？”又说：“我愿和好，共享太平。是以诚心遣使，如何议和，听尔等之言。”
显然，皇太极在说谎，因为就在他写这封信的同时，他跟蒙古部落的盟约里面明确规定了“若征明国”的战争条款。他正在积极为远征明朝做准备。
至于具体的条件，皇太极在四月二十五日给袁崇焕的信中简直就是对明朝卑躬屈膝了：“尔铸金国汗印与我。至於以修好之礼、相馈财帛，尔等计之。勿待我如察哈尔汗，则我不能允。”④他竟然请求明朝赐给他金国汗印，这就跟称臣差不多了。而且连每年向明朝索要的钱，也不再像上次一样狮子大开口，什么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之类的，提都不提了——你们看着给就行了，比给蒙古林丹汗（察哈尔汗）的条件好一点就可以。
皇太极怎么会突然变身和平主义者了呢？他刚刚收降了蒙古朵颜三十六家，正处在发动进攻的绝佳位置上，好好的议什么和？
显然，诚心议和是不可能的。议和的目的无非那么几个，一个是骗点钱来花，一个是让明朝方面放松警惕，三是让那些蒙古部落知道明朝已经无意与后金为敌，加速他征服蒙古的步伐。
皇太极不仅给袁崇焕写信，还给朝廷写信。当时兵部尚书王在晋坚决反对与后金议和，他回复说：没有议和，只有投降。投降之后，归还全部辽东土地、人民以及叛徒，才有和平。不然只有大兵进剿一条路。
这个王在晋不是东林党，熊廷弼下狱后接任辽东经略，后因反对孙承宗建宁远-锦州堡垒群，给贬到南京去了。这是因为天启皇帝支持孙承宗，跟魏忠贤没关系。但魏忠贤被打倒以后，他被东林党错误地当成受魏忠贤打压的“忠臣”给提拔了回来，当了兵部尚书。东林党在这个关键人事安排上看错了人，议和的事情因此遭到严重挫折。
袁崇焕得知议和遭到王在晋抵制，非常生气，就私底下写信给钱龙锡、王永光等权臣说：要想辽东做事方便，非换掉王在晋不可。
此前不久，东林党大佬、内阁大学士刘鸿训因为收受贿赂，在任命惠安伯张庆臻总督京营的诏书上面增加了四个字——“兼辖捕营”，就是把北京的巡捕治安也划给张庆臻管了。买官卖官在当时已是常事，但这个刘鸿训也太大胆了，直接就让内阁中书篡改皇帝诏书。京营和捕营按照惯例是不能一个人兼任的，这个突破常规的任命很快被人举报，事情败露。刘鸿训被下狱审问，又查出来一堆其他贪污受贿的事情。
这个案子本来是东林党自己犯的事情，跟王在晋没关系。但他们把王在晋给牵连了进来，刘鸿训被皇帝免职，王在晋也跟着被削籍为民。⑤
新任兵部尚书王洽是个真正的东林党，上了魏忠贤《东林点将录》的。袁崇焕给王洽写信说：“辽东议和，内阁已有主张。现在王在晋被拿下，就剩毛文龙了。他要是能同意议和当然好，要不同意的话，只能把他杀了。我愿意当这个提刀之人。”⑥
这句话是现存文献资料中关于“议和与杀毛文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个结论的重要证据，是袁崇焕自己白纸黑字写在跟东林党人的秘密通信中的，无可辩驳。
经过几个月的封锁，东江镇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袁崇焕这个时候对毛文龙说，我可以给你粮饷，但是你要多宁远来一趟，有些事情当面商议一下。
毛文龙意识其中的危险，但还是去了。
去了之后，双方谈了半天，没谈出什么结果。袁崇焕给了毛文龙一些粮食，就放他回去了，说下个月亲自去东江视察，看看情况才能决定给你们发多少粮饷。
崇祯二年的六月，袁崇焕带兵前往辽东半岛最南端、旅顺海外的一个小岛，叫双岛。他要在这里再次会见毛文龙。
袁崇焕之所以在宁远放过了毛文龙，是因为如果在宁远杀了毛文龙，无法向皇帝交代。宁远是他的大本营，他完全可以把毛文龙抓起来，然后向皇帝请旨如何处置，无需杀掉。所以必须进入东江镇的防区，才能以情况紧急、不得不先斩后奏的借口，告诉皇帝自己在毛文龙的地盘无法把他带走，只能冒险杀掉。
但是，如果真的去东江镇大本营皮岛、铁山、云从岛这些地方，那又太危险，可能杀不了毛文龙，甚至自己陷入危险境地也是可能的。袁崇焕经过精心考虑，才挑选了双岛。这里既算是东江镇的防区，又远离皮岛，没有什么东江兵驻守，是下手的最佳地点。
毛文龙因为上次从宁远平安归来，也就放松了警惕，没带多少人就去了。袁崇焕早已经布置妥当，在那里等待多时。他以有机密事情相谈为由，让毛文龙的亲兵在帐外等候，然后把毛文龙带到在山上设立的一个大帐之中，随即下令左右将毛文龙拿下。
袁崇焕拿出尚方宝剑说：“皇帝赐我尚方宝剑，有专杀之权，就是为了诛杀你这种乱军之将！”不容毛文龙辩驳，即下令：推出帐门斩首！
①杜车别：《明冤》，三联书店2013年版，212页。原始出处为《藏钞本崇祯长编》。 ②《三朝辽事实录》卷16。 ③《清太宗实录》卷5。 ④书信内容记载于《满文老档》。 ⑤此事见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1：“先是，奴酋托西虏根根儿通禀乞和。晋甚恶‘和’字，语之曰：‘当乞降，降则还我辽东土地、人民及诸叛臣，乃题请，不则惟有剿耳！’揭达，阁部不敢闻，乃奴中叛臣阻之，事遂寝。比袁崇焕为督师，于御前力任五年灭奴，且矢誓焉。后知奴不能即灭，乃阴许奴和。有通官参将张定者，进京至兵部，与奴讲款。余时为本兵，立叱之，知余之不可绐也。崇焕乃致语冢宰王公射斗曰：‘要边上做事，须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图避路，而奸党搆谋，借惠安敕书事，侍御吴玉与余为难矣。余归而崇焕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诱，先杀毛文龙除奴肘腋之患。” ⑥原文见《崇祯实录》卷2：“崇焕与王洽书言：‘关东款议，庙堂主张已有其人，文龙能协心一意，自当无嫌无猜；否则，斩其首，崇焕当效提刀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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