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兵入塞：冤杀毛文龙的严重后果
袁崇焕未经皇帝批准擅自杀掉毛文龙这个事情，性质是极为恶劣的。毛文龙是持尚方宝剑代表皇权节制一方的大将，没有皇帝明旨就杀掉他跟造反没啥区别。
中国古代持皇帝符节、代表皇帝执掌一方兵权的将领被称为节将。节将除了皇帝谁都不能杀，这是常识。明朝立国260年，节臣杀节将，尚方宝剑杀尚方宝剑，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没跟皇帝说一声就杀掉节将，又没有造反或投敌的大臣，好像也只有袁崇焕一个。用杜车别在《明冤》中的话来说，这突破了“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国家的底线”。
其实，即使没有尚方宝剑，毛文龙是都督、总兵，是一品官；而袁崇焕以兵部尚书衔督师蓟辽，是二品官。虽然有以文制武的惯例，二品文官未经皇帝批准就杀一品武将也是不可想象的。
这件事的恶劣程度，远远超过了秦桧杀岳飞。秦桧再怎么冤枉岳飞，可是把该走的法律程序都走完了才下的手。也就只有史弥远在上朝路上截杀韩侂胄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了，但它给国家带来的危害又远远超过了史弥远杀韩侂胄。
袁崇焕杀毛文龙的时候，应该是有伪造圣旨的嫌疑。根据他自己的说法，他下令杀毛文龙的时候，对毛文龙及其手下将领声称：“皇上赐我尚方宝剑正为此也！”这个“为此”可以作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说皇帝泛泛的授权袁崇焕整顿军队纪律、统一事权，事实也就是如此；第二种解释，就是皇帝有明确的旨意，让袁崇焕带尚方宝剑来杀毛文龙。在当时的情形下，恐怕很多人都会理解为第二种，有这么一个具体的旨意。这种含混其词的说法，既可以事后逃过伪造圣旨的罪名，又可以当场镇住东江诸将，让他们不敢马上反抗。
杀了毛文龙之后，袁崇焕安抚他手下的各位将官，给东江发了一大笔粮饷。然后才紧急向崇祯汇报。他自己在奏章中也承认：“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所以向皇帝请罪。
在这封奏章中，袁崇焕上来就把东林党给卖了。他说：“九卿诸臣无不以此为虑，臣谓徐图之。辅臣钱龙锡为此一事，低回过臣寓私商。臣曰：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之崇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当时九卿诸臣大部分都是东林党及其盟友，钱龙锡则是东林党魁。袁崇焕用公开上奏的方式，把幕后密谋直接给捅了出来，告诉天下人：这事儿是六部九卿在背后支持的，内阁辅臣钱龙锡是主谋，我只是执行人。
此言一出，就把东林党跟自己绑在了一起。东林大佬们如果要想卸磨杀驴，把杀毛文龙的责任全推给袁崇焕就不可能了。这个黑锅必须大家一起背，要没事大家都没事儿，要完蛋大家一起完蛋。
然后，他又把崇祯也拖下水，说我对东江实施禁运等一系列针对毛文龙的措施，都是“赖皇上大纵神武，一一许臣”——全都是皇上您批准的。这段话说得相当含糊，比如东江运粮要经过宁远，崇祯确实知道。但他完全不知道袁崇焕是想借此来杀毛文龙。袁崇焕把这些事情混在一起，让不知道内情的人看了还以为是崇祯在背后指使。
崇祯收到这份奏报以后，大为震惊。但内阁和九卿确实是早就想干掉毛文龙了，东林内部对此已有准备，他们当然尽力为袁崇焕掩饰，声称毛文龙罪有应得，袁崇焕此举实在是逼不得已等等。
崇祯此时已没有选择：朝廷文官集团意见一致，袁崇焕手握重兵，毛文龙又已经死了救不活了。他只能承认袁崇焕的行为合法，下旨谴责了毛文龙的罪状，并夸奖了袁崇焕一番。这个事情从表面上就算过去。
应该说，杀毛文龙之后的局面和崇祯皇帝的最后决定，都在东林党和袁崇焕的算计之中。从给毛文龙罪名，策划杀毛，到时机、地点、方式的选择，无一不恰到好处，看起来很惊险，其实每一步都算的很准。在皇帝明确要保毛文龙的情况下，愣是把人杀了还要皇帝追认表彰，可以说是内斗杀人的经典之作。
但是，以“内斗内行，外战外行”为特征的东林文官集团，千算万算，有一点确实没算好，就是皇太极并不愿意配合他们演这么一出好戏。
得知毛文龙被杀，后金方面置酒狂欢。毛文龙是崇祯二年六月初五被杀的。十月初二，毛文龙死后不到三个月，没有了后顾之忧的皇太极准备完成，亲自带领数万大军开始远征。
在喀喇沁部落的带领下，金兵从北方绕过了关宁防线，到达蓟镇防区，十月二十六日开始发起进攻，于十月二十七日攻破喜峰口，长城防线失守！
当时不仅蓟镇守军不足，山海关的守军数量也很少，大部分都被袁崇焕调往关外了。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得知军情，紧急带着四千兵马前往支援。但是很不幸在路上遭到了后金的伏击，全军覆没，赵率教战死①。
袁崇焕对金兵入寇一事毫无察觉。虽然他之前提出过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没有做任何准备，对后金的这一次行动完全不知。金兵突破喜峰口的时候，他并不在宁远，而是在沿着锦州到山海关一带巡视军队。金兵突破喜峰口长城之后三天，才收到紧急报告，开始准备支援。
十一月初一，袁崇焕带了九千骑兵从山海关入关。此时金兵已攻克了遵化，开始向蓟州进军。崇祯皇帝对袁崇焕仍然非常信任，把阻截后金进攻北京的前线指挥权交给了他，各路援军都归他指挥。袁崇焕信心满满的向皇帝保证，他一定可以把后金拦截在蓟州，“必不令越蓟西一步”。
但令人费解的是，袁崇焕自己带兵进入蓟州城以后，却下令把各路援军纷纷派遣到其它地方去：让昌平总兵尤世威带兵返回昌平，守卫皇陵；让宣府总兵侯世禄去三河，守卫通州；让蓟辽总督刘策带兵去守密云；又让大同总兵满桂带兵去北京，协助京营守城。看起来根本不像要在蓟州拦截金兵的样子。
后金也非常配合袁崇焕，根本就没有去攻打蓟州城，直接就从城边绕过去了，直奔通州！蓟州防线一仗没打就被金兵突破。
袁崇焕这种反常做法，有人就怀疑他是不是通敌，故意放后金过去。其实根据袁崇焕一贯主张的“坚城大炮”战略，他这样做是必然的——带兵守住蓟州城，等着金兵来打，有坚固的城墙，后金肯定一时半会儿打不下，就跟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一样。所以他才信心满满地跟皇帝保证，绝不让后金越过蓟州。根据宁远的经验，九千人守城是足够了，所以连援军都不需要，各自回去守各自的城去。
但他完全想不到，后金会直接绕过蓟州。
为什么当年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绕过宁远直接去打山海关，而这次要绕过蓟州去打北京呢？因为宁远到山海关只有一条路，绕过宁远，山海关打不下来，金兵的后路就很有可能会被切断，被包饺子。而且辽西走廊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被围困以后完全无法取得后勤补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是北京南边和东边都是大平原，绕过蓟州以后，后金的骑兵就进入华北平原，可随意纵横驰骋，四处攻城略地获得补给，明军很难围堵。袁崇焕对运动战一无所知，只想着占了个城市人家就一定会来攻打，所以才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
袁崇焕得知金兵已经南下去打北京了，这才赶紧带兵出城去追。在半路遇到了金兵，对方隐藏在山林之中，不知道有多少。袁崇焕不敢贸然下令进攻，对峙了半天，只能下令放炮。一通炮火之后，对方开始撤退。袁崇焕也不敢追，继续在原地等候。直到确认金兵已经走远了，才命令部队继续前进。
实际上这是一支后金的殿后部队，只有两百人。就这两百人，白白地阻挡了袁崇焕一天的时间。这事儿是袁崇焕身边的亲信周文郁在《辽西入卫纪事》中记录的，后来为袁崇焕鸣冤的程本直在《白冤疏》也这么说。从此事可以看出，袁崇焕和他带出来的关宁军胆小无能到何种程度，离开了城墙和大炮，就不会打仗了。
周文郁劝袁崇焕在三河布防，阻挡后金，被袁崇焕拒绝了。
就这样，金兵一路根本没有遇到阻截，畅通无阻地打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带兵到了北京城下，要求皇帝让他带兵进城。他还打算继续依靠北京城来搞好防守。
崇祯皇帝当然拒绝了这个请求——北京城城墙那么高，那么厚实，还有好几万京营守卫，需要你那九千骑兵来守城么？而且，袁崇焕受命指挥援军阻截后金，竟然遣散援军，没有跟后金打一仗就让金兵顺利通过蓟州、三河直抵北京城下，这种诡异的行为，已经让崇祯皇帝和北京城内的许多大臣们开始严重怀疑他的忠诚度了，岂能让他再带兵进城？
后金打到通州的时候，北京方面收到情报，说金兵一路宣传是袁崇焕把他们带进来的。后来有人以为这是皇太极的反间计，想要除掉袁崇焕。其实像袁崇焕这种对手，皇太极应该生怕他被换掉或者打死，爱护还来不及，怎么会搞什么反间计呢？比较合理的推测是：这种说法不过是金兵对袁崇焕的嘲讽——如果不是他杀了毛文龙、裁撤蓟镇和山海关的兵力、遣散援军、龟缩防守，他们怎么会如此轻松地杀到北京呢？所以就开玩笑说：“我们是袁督师邀请来的！”结果被当成情报送给朝廷，搞得好像后金还挺重视袁崇焕似的。
后金主力到达北京，就在京城北面的德胜门跟满桂和宣府总兵侯世禄带领的宣府、大同援军展开激战，京营在城墙上负责放炮放箭提供支持，互有杀伤。袁崇焕带兵来到以后，就驻扎在京城东边的广渠门。皇太极并没有派兵去打他。但三贝勒莽古尔泰一看，哟，关宁军来了！欢迎欢迎！就带了两千人冲了过去。想着用这两千人就顺手把关宁军给灭了算了。
关宁军果然是一触即溃。根据周文郁的记载，袁崇焕差点被后金兵砍中，他和袁崇焕身上都中了好几箭，幸亏盔甲比较厚，才没有大碍。而且，王承胤带领的一支部队竟然“徙阵南避”——也就是连总司令袁崇焕被围攻，关宁军的其它部分竟然还开始逃跑，而不是前去救援。这种一碰到金兵就开跑的风格，也是关宁军的一贯特征。
在城楼上观战的京营实在看不下去了，副总兵施弘谟、袁信带了两营兵马从左安门出城，从南面突袭金兵。莽古尔泰想不到侧翼会突然出现一支援军，措手不及，金兵被击溃，死伤近千人，京营也付出了数百人伤亡的代价。
广渠门之战是开战后明军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崇祯皇帝很高兴，拿出内帑两万两银子奖励了京营的诸位将士，施弘谟、袁信一人得了五十两。
广渠门之战的当天晚上，袁崇焕再次要求带兵入城，再次被拒绝，只能在城门下扎营。但是袁崇焕本人和主要将领被允许入城。进城的时候，袁崇焕提出一个奇怪的要求：带一个喇嘛随同他一块进去，而且态度坚决。
这件事是一个历史之谜。那个喇嘛是干什么的、跟袁崇焕什么关系不知道。从之前的历史记载来看，袁崇焕派人去给努尔哈赤吊丧就派了一个姓李的喇嘛去，后来皇太极跟袁崇焕秘密议和，皇太极又派了一个姓白的喇嘛到宁远来。那个时候藏传佛教已经大规模传入蒙古，后金的王公贵族们也受了影响。喇嘛往往成为王公贵族们的亲信，充当翻译、使者等角色。那这次要带进城的喇嘛是袁崇焕这边的，还是皇太极那边的呢？
这个喇嘛不太可能是袁崇焕这边的。因为袁崇焕进北京城，不需要带翻译，带自己这边的喇嘛没用，应该是皇太极那边的。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袁崇焕在入关以后的某个时间，竟然跟皇太极接上了头，还让他派了个喇嘛过来。而袁崇焕要带他进城的目的也不难猜测，就是作为皇太极的使者直接跟内阁甚至皇帝沟通议和事宜。兵临城下之际，这个喇嘛的出现相当可疑，以议和的名义在北京城里面干点奸细内应之类的事情也是可能的，所以无论袁崇焕如何请求，都被朝廷坚决拒绝了。
第二天皇帝召见袁崇焕、满桂等人，主要是加以勉励，没有说什么别的事情。袁崇焕在大臣们面前大谈金兵如何厉害，声称除非议和否则无法退敌，但是见了皇帝，却绝口不提。看起来他仍然是希望文官们先达成议和的共识，再去逼着皇帝接受。
大臣们对此表现得十分冷淡。他不知道的是，京城里面关于他通敌的传闻早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文官集团内部也出现了对他怀疑猜忌的声音。高官勋贵们在京畿地区的庄园等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对袁崇焕极为不满。
决定性的时刻在十一月三十日到来。
这一天，满桂仍然带兵在城下与后金交锋。打着打着，打到了关宁军驻防的城门附近。混战之中，飞来几支箭正中满桂。满桂当时还以为是金兵所射，等战斗结束以后，拿下箭头来检查，发现竟然是关宁军射的。去年崇祯接见袁崇焕的时候，曾经吩咐所有供应关宁军的武器都要有工匠和监造官员的名字，因此十分容易辨别。
满桂大惊失色，因为他之前一直跟袁崇焕有过节，而且对袁崇焕通敌的传言也有所耳闻，不知袁崇焕是想报复自己，还是真的通敌。不管哪一种，都是极为严重的罪行。再联想到其擅杀毛文龙之事，更加不敢怠慢，连夜进城向皇帝禀报。②
看到满桂的箭头和身上的伤势，崇祯皇帝终于彻底对袁崇焕失望了，自从毛文龙被杀以来的所有疑惑积累起来，压垮了他对袁崇焕的全部信任。
“袁崇焕辜负了我。”崇祯皇帝对自己说。
①赵率教援蓟，并非出自袁崇焕的授意，应该是自己决定或者奉旨前往。袁崇焕的奏章中说：“臣于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后所一闻蓟警，即发援兵，而赵率教于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调即行”。袁崇焕的增援令到达山海关之前，赵率教就已经带兵出发了。 ②关于满桂受伤这个事情，《明史》上说是京营在城墙上放炮误伤的。但是《崇祯实录》里面说得很明白：“桂前被流矢，视之，皆袁军矢也。崇焕按兵不动，物论籍籍。”《明季北略》说得更清楚：“清兵攻南城，崇焕复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与清一日二十战。清兵益盛，桂不支而走，经袁营，竟不出救。俄桂中流矢五，三中体，二中甲，拔视，乃袁兵字号。桂初疑清将反间，伪为袁号耳。及敌骑稍远，细审，果为袁兵所射，大惊，入奏。” 《崇祯实录》成书于清朝顺治年间，距离此事不过二十年，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奏章，应该当时就在明朝中央政府工作，用记流水账的方式记录了崇祯皇帝的日常政务材料，这是最权威最客观的；《明季北略》成书于康熙初年，距离此事约四十年，是一本专门记录明朝与后金战争的史学专著，也是很权威可靠的，里面记录的很多历史事实，都可以跟《三朝辽事实录》、《两朝从信录》等史料相互应证。 而且，而崇祯在朝堂上当众质问袁崇焕为什么射伤满桂，这个事情很多为袁崇焕辩护的史料也都记录了。此时满桂就在北京。对于逮捕袁崇焕这种重大决策，崇祯一定是问过满桂本人，得到肯定的答复才能作出的决定。满桂不会连自己是被京营的炮炸伤还是被关宁军的箭伤都分不清楚。所以满桂被关宁军箭伤的事情，史料证据充分。 而《明史》成书于清乾隆年间，距离满桂受伤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其间多次因为清朝皇帝的意见而反复修改，雍正上台大规模修订一次，乾隆上台又大规模修订一次，里面政治性、主观性的东西很多。 《明史》排除了满桂受伤与袁崇焕的关系以后，把袁崇焕被捕归结为皇太极的反间计。说是皇太极抓了两个太监，然后故意让他们偷听到后金派人去跟袁崇焕联络的对话，再故意让两个太监逃跑回到北京城。崇祯因为听信了太监的话，就把袁崇焕抓起来杀了。这个故事明显是编造的，是模仿《三国演义》中《蒋干盗书》的情节编出来的。崇祯上台以后，就撤回了军队里的太监监军。京城在刚得知金兵进入喜峰口以后就开始戒严，宫内的太监怎么会出现在北京城外，而且还被后金抓了两个活的？除此以外，他们还能去哪里抓崇祯皇帝身边的太监？而且仅仅因为两个被捕太监的说法，就捕杀大官，崇祯也不可能这么笨——万一太监是被后金策反，当了奸细呢？ 《崇祯实录》里面说广渠门之战击败金兵的是京营，而误伤满桂的是袁崇焕；《明史》正好颠倒过来，说误伤满桂的是京营，在广渠门打赢了金兵的是袁崇焕。综合参考多种史料，《崇祯实录》的记载有多种史料可以印证，比如《明季北略》以及户部《度支奏议》中关于奖赏京营的档案记录等。《明史》成书时间最晚，里面的说法又是孤证，应该是故意篡改的，把责任推给京营，把功劳送给袁崇焕。这也是东林党投降清朝以后编修《明史》故意篡改历史的一大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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