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空饷黑幕：辽东军饷与关宁军数量之谜
第二天，十二月初一，崇祯就召见了袁崇焕，当着满桂的面问他：那个箭伤是怎么回事？然后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杀毛文龙？为什么一仗没打就让金兵到了北京城下？
袁崇焕对这三个问题都无法回答。
箭伤满桂的事情，应该是误伤。这是关宁军训练水平太低造成的——远远地看见有金兵就瞎放箭，没想到射中了正在与金兵激战的满桂。这个事情袁崇焕可能都不知道，也就无法回答。
杀毛文龙的原因之前已经上疏解释过了，现在皇帝再翻出来问，显然是不再接受之前的解释了。他也无法回答。
一仗没打就让金兵打到北京城下，是因为关宁军没有野战能力，只能凭坚城固守。想不到金兵竟然不攻城，绕道直接打到北京来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袁崇焕无能，也没法辩解。
崇祯见袁崇焕久久不说话，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下令锦衣卫将其逮捕下狱审问，并把各地援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满桂。
关宁军的二把手祖大寿眼见着袁崇焕被逮捕，出城以后立刻就带着关宁军往宁远走。《明史》里面说他“毁山海关出”，连宁远都没有停留，直奔锦州而去。这种做法已经跟叛变差不多了。
这个事情说明，关宁军将领也跟袁崇焕一样，目无法纪到了何等地步！国家的首都正在被敌国大军围攻，军事将领竟然带着部队从首都城下逃走。不管是为袁崇焕鸣不平，还是害怕自己受到牵连，都不能成为理由。这种做法也同样突破了“任何一个还有法律的国家的底线”。
关宁军临阵脱逃，朝野震动。崇祯只能下旨去请求袁崇焕给祖大寿写信劝他回来，又请关宁军的创建者孙承宗出面写信给祖大寿，保证绝不追究责任，求爷爷拜奶奶一样的，才把祖大寿和他的关宁军请回来。
从北京到锦州，再从锦州回来，虽然是骑兵，怎么也要十多天。这十多天北京城下没有关宁军，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回来了之后，也没跟后金开打。后金见北京城防坚固，无机可乘，就在华北地区到处攻城略地，“良乡破、固安屠、房山下、迁安陷”，京畿地区的人民惨遭杀戮。金兵在抢夺了大量的财物和人口之后，从容北上，再从喜峰口出塞。
这个过程中明朝最大的不幸，是满桂将军在与后金作战的过程中，因为被关宁军射中的伤口迸裂，落马而死。自从辽东陷落以来，在实际战斗中能带兵与后金野战而不至于吃大亏的将领，只有毛文龙和满桂二人。现在这两个人都死在了袁崇焕手下，后金的那些贝勒将军们再无对手。
这次后金入塞，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就是从头到尾关宁军都只有9000兵马入关。根据袁崇焕之前上报的材料，关宁军有12万多人。但后金都打到北京城下了，竟然只出现了9000人，还有10万多干人什么去了？就在辽西走廊呆着看热闹？
有人猜测袁崇焕是骑兵先行，想在北京城下拖住金兵，等着步兵赶来大军合围。但是步兵还没有到，袁崇焕就被捕下狱了。
这个猜测不靠谱。因为袁崇焕是十月二十九日接到金兵入塞的战报，然后于十二月一日被捕下狱的，中间隔了31天。从宁远到北京城路程大约800里，而且沿途基本都是大路，步兵一天走80里平路肯定没问题，10天就可以赶到。万历四十八年，四川石柱司总兵秦良玉带兵从今天重庆石柱县出发前往北京，路程大约3500里，十月初二出发，十二月十八日抵京，总共走了76天。按照这个速度，从宁远到北京最多也就19天。但从重庆到北京，中间要翻越很多大山大河，而宁远到北京都是大平路。所以无论怎么算，15天赶到是必须的。而实际情况是30天了都还没见踪影，可见根本就没有什么大部队赶来增援。
皇太极亲自带主力部队绕道千里、虚国远征。如果关宁军真的有12万人的话，不管是带9000还是两万人马入卫京师，剩下10人从宁远、锦州出发去攻打沈阳，绝对是收复辽东的好时机。但他们也没有这么干。
从各方面史料来看，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关宁军将领们吃空饷情况严重，上报了12万多人，实际上只有六、七万人。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下台以后，魏忠贤的亲信高第当辽东经略后不久，就上报朝廷，说原来孙承宗声称关宁军超过11万人，现在核查只有59000人，差了一半。
孙承宗对此的回应是：你说只有59000人，那你以后就按照59000人领饷吧。
没过多久，一大群“愤怒的士兵”就去把高第的经略衙门给包围了，找他发工资。高第很快就表示服软，上疏承认错误。如果真的按照59000人领取粮饷，估计马上就会发生军队哗变了。这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庞大，从内阁辅臣孙承宗，到负责管理发放粮饷的户部等中央机构，再到关宁军各级将领，都从中有利益，一旦认真查起来，恐怕难免地动山摇。
高第的上疏，应该是在魏忠贤指使下干的。这是魏忠贤想要在军队中整肃贪腐行为的信号。当时王化贞为了逃过丢掉广宁的罪责，已经背叛东林党，向魏忠贤提供了不少东林党贪污军饷的证据。高第上疏以后，紧跟着就有好多所谓的“阉党”轮流上疏，要求清查关宁军的粮饷花费情况。但这一阵浪潮最后没有转化成实际行动，应该还是天启皇帝保了孙承宗一把。
大规模侵吞军饷在明朝末年是普遍现象。比如，根据户部《度支奏议》，在宁远军粮中核查出来的，就有宁远委官闫栋在崇祯元年、二年、三年共侵吞米豆4万多石（600多万斤）；崇祯二年海运厅书役王昌等侵吞米豆2万多石；崇祯五年又查出来董懋夔、叶有光等侵吞米豆8000多石，等等。
再比如，毛文龙死后，朝廷继续给皮岛发军饷，根据《度支奏议》：“（崇祯）三年分岛粮饷十五万余，实收不过八万，侵没几半，法纪何存？”——军饷送到皮岛之前就被侵吞了一半，这还不算到了之后被将领们再侵吞的部分。在当时，军饷一到，立即全部进入官员手中，士兵分文未得的情况也很正常①。所以毛文龙不断向皇帝举报军饷被贪污，情况应该属实。文官们要对毛文龙下杀手，这也是原因之一。
正是因为关宁军从上到下都在贪污军饷②，所以空额问题尤其严重。关宁军吃空饷的比例，除了高第的奏议外，还有一条证据——崇祯四年八月，金兵围攻大凌河堡，崇祯皇帝命令当时的山海关总兵吴襄（吴三桂的父亲）出兵救援。吴襄对皇帝说“臣罪万死，臣按册兵力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食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崇祯说三万也不少了，比后金男丁都多，也可以打一仗的。吴襄又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绥寇纪略补遗》）
这段对话里面，吴襄给出的比例是：关宁军按照8万人拿军饷，实际只有3万多人，而能带出去打仗的只有3000人。能战斗的士兵占领饷的比例不到1／20！
此外，明末名臣、《几何原本》的翻译者徐光启在做官的时候，曾经核查过通州、昌平等地的军队，也给过一个数据：登记在册的军队数量是10600人，但实际只有7616人，其中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应该有一些是地方军官临时拉来应付徐光启检查的），能够拿得动武器上阵杀敌的大约2000人，真正可以训练成精锐的不过一两百人③。
孙承宗时期，关宁军空额占了大约一半，而吴襄时期则占了2／3；袁崇焕时期，按照12万人拿军饷，还能有9000人入卫京师，如果加上赵率教全军覆没的4000人，好歹出现了13000人，占了1／10，比吴襄的1／20高了一倍。孙承宗和袁崇焕在吃空饷方面，跟吴襄比起来还算是良心。
把吃空饷的数据扣掉，袁崇焕时期关宁军留在辽西走廊的真实数量应该也还有五六万人。
当然这个兵力数也不少了。但是为了执行孙承宗的堡垒政策，袁崇焕从山海关到锦州，修筑了前屯、中前所、松山、杏山、小凌河堡、大凌河堡、右屯等等大大小小十多个堡垒，每个驻扎个两三千人，再加上宁远、锦州、山海关各一万多，几万人就没了。
这种分兵驻守的堡垒政策，把数万兵力彻底分散，守卫的时候每一处都处于劣势，进攻的时候又难以抽调机动兵力，真打起仗来，守也守不住、攻也攻不出去。所以袁崇焕带9000入关，应该已经是当时他能抽调的最大兵力数了。
按照这种方法养兵打仗，明朝不灭亡才怪了。
①转引自林美玲：《晚明辽饷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14-116页。 ②在侵吞辽东军饷方面，孙承宗和袁崇焕应该都是有份的。孙承宗一直没被查处过，作为东林大佬，《明史》里面当然大力为他粉饰。但是在《明史·马世龙传》里面还是透出了些蛛丝马迹。《马世龙传》里面这样说： “当是时，承宗统士马十余万，用将校数百人，岁费军储数百万。诸有求于承宗者，率因世龙，不得则大恚。而世龙貌伟，中实怯，忌承宗者多击世龙以撼之。承宗抗辩于朝曰：‘人谓其贪淫朘削，臣敢以百口保其必无。’帝以承宗故，不问。” 马世龙是孙承宗的铁杆亲信，孙承宗甚至为他向天启皇帝请求尚方宝剑。马世龙因此成为第一个获得尚方宝剑的武将，毛文龙只能排第二。马世龙被大量弹劾存在贪污受贿的问题，孙承宗坚决力保马世龙，称“敢以百口保其必无”，把话说死了，查都不让查。天启皇帝给孙承宗面子，也就没有追究，但这里面应该是有问题的。领导自己不亲自收钱，让秘书亲信来干这种脏活，是常见手法。 至于袁崇焕，地方官的抄家报告上说，自从他被逮捕下狱之后，他的弟弟袁崇煜就“罄家而西，绝迹莞邑”——带着全部家产跑路了，只留下房屋等不动产。所以钱财没有抄到多少，但是抄出来了一个东西——盐本。这个东西只有官方认定盐商家里才有。明末盐商没有不是巨富的。在明末经营盐业就跟今天开银行一样，需要的钱不是一点半点，而且有钱政府也不一定让你开，必须既有钱又有足够的关系才行。袁崇焕出身并不富有，家里成年男子只有弟弟袁崇煜和侄儿袁兆基，袁崇煜负责管家。从袁崇焕中进士到下狱不过十年，家里就就成为盐商，财富积累速度显然不正常。 ③徐光启：《廵历巳周实陈事势兵情疏》，载《皇明经世文编》卷489。
五、千古奇冤：袁崇焕杀毛事件再分析
那么当时有没有不吃空饷的将领呢？应该还是有的。比如——毛文龙。
在毛文龙生前，文官们不停地控告他冒领军饷，声称毛文龙只有两三万的军队，却谎报有15万军队，所以毛文龙冒饷。
这个逻辑完全不对。朝廷给东江镇的军饷一直都是20万两左右，跟毛文龙说他有多少军队无关。按照关宁军的待遇，士兵每个月平均1.8两银子的工资，每年每人就是20多两。即使按照文官们多次考察认证的最低数量，毛文龙只有2.8万士兵，那也应该每个月发大约5万两银子，每年的军饷就是60万两。
但实际发给毛文龙的，只有1／3，相当于大约一万人的军饷。
毛文龙有没有冒饷，显然应该以他实际领到手的为准，而不是他向朝廷申请的为准。朝廷每年就给他发了1万人的工资，不要说毛文龙声称有15万兵马，哪怕他声称自己有100万、1000万兵马呢，也不能算冒饷吧？只有关宁军这种，声称有十几万，也实际按照十几万人来领工资，而实际只有六七万人，才能叫冒饷嘛，对不对？
实际情况应该是，那些从辽东逃难过来的、愿意上阵去跟金兵打仗的男丁数量有15～20万左右，毛文龙按照这个数量来申请军饷，有这个数量的军队，他就自信能够收复辽东。这也就是崇祯皇帝说的“荷锄是民，受甲即兵”的数量。而由于粮饷有限，勉强装备起来能够打仗的应该有五六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的装备仍然严重不足，而且分散驻守在很多地方。驻扎在皮岛、铁山、云从这几个大本营的军队应该是三万多人。
朝廷先后三次派文官来核查军队数量，第一次核查结论是6万，第二次是3.6万，第三次是2.8万，标准越来越严、人数越压缩越少，为的就是不给毛文龙增加粮饷。
但不管核查出来是多少，每年朝廷都是发的20万两银子左右，变化不大。
按照这个标准，毛文龙每年要养活五六万士兵，负责金州、旅顺、皮岛、宽奠的几千里战线，还要接济几十万逃过来的辽东难民，是远远不够的。大部分难民需要依靠屯田自己养活自己，然后，毛文龙又让朝鲜半自愿半被迫地每年支援10万石粮食，还有就是招揽商船通过皮岛来跟朝鲜做贸易，然后运点东北特产人参、貂皮之类的出去卖。
总的来说，东江镇的收支必然是极为紧张的。除了养活这么多人，还要购买马匹、火药、铁器、皮革、枪支、大炮、箭杆、翎毛等等。因为打仗需要大量的消耗军事物资。战死了的士兵，需要抚恤；立下了功劳，需要奖赏，这些全都需要钱。朝廷给的银子连花销都不够，更别说发工资。
关宁军号称十多万人，实际只有六七万，从来不出去打仗，每年光银子就要花掉五六百万两；东江镇也有五六万军队，经常出去打仗，每年银子却只能从朝廷领到20多万两银子，可以想象有多么拮据。但宁远那边四个月不发工资，就发生士兵哗变；毛文龙这边被袁崇焕搞物资禁运，断粮八个月，也没有发生哗变。这是为什么呢？
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好几万人的军队，全都吃不饱穿不暖，没有工资，还要让他们时常深入后金腹地，与金兵厮杀。怎么样才能做得到？
这些人杀金兵杀起来都不手软，如果毛文龙贪污军饷、享乐腐化，却让士兵们没工资没饭吃，他们早就造反把他杀了。拿着毛文龙的人头去投奔后金，保管吃穿不愁，何须等袁崇焕来杀？
但东江在毛文龙治下，八年之间，就靠着朝廷那相当于关宁军一万人标准的粮饷，硬是撑了下来，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士兵哗变。
唯一的可能，就是毛文龙坚持了公平分配的原则，而且以身作则，与士兵们同甘共苦。
之前，对于文官们弹劾某些太监、武将的贪污情形，我一般都会说，估计多少是有一些，但程度没有文官们说得那么夸张。但对于文官们对毛文龙所谓“冒饷”的弹劾，我认为，最符合实际的应该是——完全不存在、一点也没有。
正因为毛文龙自己没问题，所以他才敢那么大胆地多次向皇帝举报负责给他运钱运粮的登莱巡抚方面克扣粮饷。他不断地向朝廷抱怨，东江这边多么艰苦、多么艰苦，请朝廷多给钱、多给钱。就是在为东江的士兵们讨一个公道：同样都是大明朝的兵，为什么关宁军可以躲在城里领着大粮大饷却不跟后金打一仗，而东江兵孤悬海岛，远离故土，舍生忘死的与后金交战，人均领到的粮饷却只有关宁军的1／3甚至1／5甚至更少？难道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
在文官们看来，东江兵就是小娘养的，只有文官带的兵才能算是大明的嫡系部队，武将带的兵就是野孩子，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还敢嚷嚷吃不饱，还敢说我们克扣，这不是大逆不道是什么？
幸好天启皇帝和魏忠贤还支持毛文龙。文官们于是又按照自己的理解，认为这都是毛文龙加入了“阉党”，阿附魏忠贤的结果。
但遍览毛文龙给朝廷写的所有奏疏，里面却没有一个字提到过魏忠贤，好像权倾天下的魏公公根本不存在一样。包括抗击后金入侵的那一仗，魏忠贤可是紧急给东江调集了粮草和银两支持的。登莱巡抚的报告里面，都特意说了：“皆赖厂臣（指东厂太监魏忠贤），沉谋秘算，授计行间”，皇上还批复“说的是”。这显然是拍魏忠贤马匹的最佳时机，但毛文龙的战报里面还是没有提到魏忠贤。魏忠贤倒台以后，也没有说魏忠贤坏话，依旧当他没有存在过。
在毛文龙的奏疏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的名字，是前辽东巡抚王化贞。王化贞当辽东巡抚的时候，毛文龙要向他汇报工作，二人多有联系很正常。但是等广宁失陷，王化贞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判处死刑以后，毛文龙竟然还不断地提到王化贞，每年都会。
天启五年九月初四日具奏：“辽东抚院王化贞，牌委臣以二百之众，从东渡江。”
天启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上年六月间，臣曾具疏请内臣一员，并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
天启七年二月十六日具奏：“臣于天启元年，奉广宁巡抚王化贞令，率一百九十七人抵镇江。”
天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具奏：“臣以偏裨，受旧抚王化贞之遣。”
崇祯元年十月初八日具奏：“臣于天启元年奉抚臣王化贞令，诣攻镇江。”
崇祯二年闰四月十八日具奏：“臣初以都阃，蒙旧抚王化贞授卒一百九十七名，直入虎穴，擒叛贼于镇江。”（节选自《东江疏揭塘报节抄》）
毛文龙每次简述自己创建东江镇的事，都会说是王化贞把我派过来的。照理说，老领导提拔了你，你当然应该报效知遇之恩；但是如果老领导因为贪污腐败、玩忽职守等罪名进去了，在政治上完蛋了，就应该主动跟他划清界限。这是官场生存的基本法则。但王化贞都判死刑了，毛文龙依然在公开上疏中对他念念不忘。这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的品行如何了。
毛文龙生于“钱塘自古繁华”的江南温柔之乡，却喜好兵法，孤身北上到东北参军，很有一番“投笔从戎”的理想。但官职太小，干不成事。眼看着辽东沦陷，自己却无能为力，壮志难酬。是王化贞给了他这个机会，让他带着两百人去突袭镇江，使他这样一个小人物能够为国家建功立业，官居一品，天下闻名，不负平生之志。对王化贞，他是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所以在奏章中不断地提到王化贞，就是不停地提醒朝廷：王化贞是有功劳的，我的东江镇就是他支持开创的。希望能够救王化贞一命。
天启六年，文官们建议派一个文臣去东江节制毛文龙。毛文龙干脆就直接提议：“请旧抚王化贞出海督臣。”这就是摆明了请求朝廷把王化贞从监狱里放出来将功赎罪，为此不惜把王化贞请到东江来管着自己。
毛文龙最后一次提到王化贞是崇祯二年的闰四月十八日的塘报。在这份塘报后面，有一条后人的批注：
死矣，毛文龙！还撇不下王化贞吗？其笃于感恩图报若此！
一个多月后，他就被袁崇焕杀了。
相比之下，袁崇焕在这方面就比较不厚道了。他是孙承宗提拔上来的，但是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因为“柳河之败”被免职之后不久，他就在一封奏疏中说：
若听逃将、懦将之做法，以为哨探之地，此则柳河之故智，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终是不得。（《三朝辽事实录》卷15）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他在跟高第争论，反对放弃锦州。他说：如果按照胆小怕事的逃将、懦将们的做法，把锦州一带当成巡逻之地而不加以防守，那么就好像柳河之败一样，打赢了就说是我们主动出击，打输了就说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天下人可欺，你自己的内心是说不过去的！
袁崇焕这里主动揭孙承宗的伤疤，狠狠地打了孙承宗的脸。其实你说要守卫锦州就守卫锦州嘛，把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非扯上“柳河之败”来作对比呢？这可是孙承宗最丢人的一件事啊！又说什么“成则曰袭虏，不成则曰巡河”——孙承宗柳河之败以后，就向皇帝报告说这是巡河小分队的遭遇战，以掩饰自己的惨败，被大家揭穿了的。如果孙承宗的谎言没有被揭穿，你站出来揭穿，那是坚持真理、勇于直言。但它已经被揭穿，孙承宗都下台了，袁崇焕还要旧事重提，如此讽刺贬损孙承宗，那就很不厚道。当时孙承宗已经失势，魏忠贤正准备清算关宁军吃空饷的问题。袁崇焕这么干，有落井下石，跟孙承宗划清界限的嫌疑。
划清界限以后，袁崇焕就开始不停地拍魏忠贤马屁，只要能跟魏忠贤扯上关系的地方，奏疏里面都要大谈厂臣的功劳。比如在天启六年十月二十二日，他就在奏章中写道：“厂臣魏忠贤功在社稷，海内之共见共闻，业已铭刻金石，无容职赘。”
当然，拍马屁的顶峰还是申请在宁远给魏忠贤建生祠。
建生祠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明朝应该是一个常见的风俗。李贽在云南任知府，当地人民就给他建过生祠；打击李贽的冯应京在湖广据说做官做得也很得民心，也有人给他建生祠。所以有些官员用建生祠的做法来给魏忠贤歌功颂德，天启皇帝也很支持，还每次都给生祠亲笔题词。第一个生祠，天启皇帝题词为“普仁”；袁崇焕建的生祠，天启皇帝的题词为“元功”。
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为袁崇焕辩解，说：“各省督抚都为魏忠贤建生祠，袁崇焕如果不附和，立刻就会罢官，守御国土的大志无法得伸，因此当时也只得在蓟辽为魏忠贤建生祠。”这是不对的。毛文龙就没有给魏忠贤建生祠，不仅没有被罢官，魏忠贤还要给他增加军饷。所谓“立刻就会罢官”云云，过分夸张，不符合事实。
实际上，在给魏忠贤建生祠的督抚当中，袁崇焕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全国各地先后总共给魏忠贤建了四十多个生祠，在《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中都有记载。按申请建设的时间顺序排名，袁崇焕排第九，很靠前的。看起来不像是害怕被罢官的被动之举，而是反应比较迅速的积极主动之举。
而且袁崇焕申请建生祠的时间也选的很好：天启七年四月。正好是后金入侵朝鲜，毛文龙在率军与金兵血战，而袁崇焕拒绝救援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还忙里偷闲给魏忠贤建生祠。
不过魏忠贤对这些东西不是太看重，所以袁崇焕再怎么拍马屁、建生祠，朝鲜之战、宁晋之战打完，发现袁崇焕总是拒绝援助友军，金兵一来就龟缩在城里啥也不管，立刻就把他撤职了。而毛文龙完全不理会魏忠贤，魏忠贤却让天启皇帝把东江镇的军饷增加到了一百万两。毛文龙是大将风范，魏忠贤是政治家风范，两人之间才是真正的国士之交。
以袁崇焕的认识水平，他当然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关系。在他看来，老子拍马屁、建生祠，魏忠贤都不理我，还撤我的职，你毛文龙竟然还被增加军饷，肯定是比我干得还厉害，偷偷摸摸地给魏忠贤当干儿子、送钱行贿、修庙建祠了。所以他杀毛文龙的时候，还给毛文龙列了一个罪名：攀附阉党、结交近侍。
这条罪名不仅没有丝毫证据，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罪名。因为崇祯二年三月十五日，皇帝已经下旨，打击阉党到此为止，此后不再追究攀附魏忠贤之罪，“纵有遗漏，亦赦不问①”——即使有没发现的、遗漏的人和事，也一律不再追责。但袁崇焕在崇祯二年六月还是打着这个旗号把毛文龙杀了。
类似的事情还有袁崇焕说毛文龙与皇太极议和，大逆不道。其实毛文龙跟皇太极通信都是上报朝廷了的，为的就是骗几个人过来杀掉，皇太极派去皮岛的四个使者就被毛文龙抓了送到北京杀了。而袁崇焕当了督师以后跟皇太极议和，双方互派使者你来我往都好几趟了，白喇嘛到宁远一住就两三个月，崇祯皇帝一直都被蒙在鼓里。
所以，袁崇焕杀毛文龙，概括起来说，就是：
一个按照十几万人领军饷，实际只养了六七万人，打仗只有一万多人的官员，以冒领军饷的罪名，把一个按照一万人领军饷，实际养了五六万人，接济安顿百万辽民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给魏忠贤拍马屁、建生祠的官员，以攀附阉党的罪名，把一个从来没说过魏忠贤一句好话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跟后金秘密议和的官员，以勾结后金的罪名，把一个将后金议和使者绑送北京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把大量粮食和布帛卖给敌国同盟的官员，以非法贸易的罪名，把派人到敌人地盘去挖人参、捕貂皮的将领给杀了；
一个缩在城里从来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的官员，以畏缩不前，数年无功的罪名，把无年无月不与金兵交战，获得的敌人首级仅经过文官集团查验过的就有二千八百多的将领给杀了②；
一个敢瞒着皇帝与敌国议和，瞒着皇帝送粮食给敌对联盟，敢在战时抗旨拒不救援友军的官员，以不服朝廷节制的罪名，把一个持有皇帝尚方宝剑的将领给杀了。
翻开中国的历史，颠倒黑白到如此程度的事，厚颜无耻到袁崇焕这种程度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
还好，跟秦桧谋害岳飞，史弥远截杀韩侂胄不同，这一次，袁崇焕没有能够逃脱惩罚。
皇太极亲率大军打到北京，大获全胜，威望提高，也可以开始整顿内部问题了。在退出长城的时候，留下二贝勒阿敏带着五千兵马守卫喜峰口旁边的遵化等四座小城。这明显是在坑阿敏。五千人留在长城以里，孤立无援，根本不可能守得住。皇太极实际上给了阿敏两个选项：要么战死或者被俘，要么承担失守城池的责任。
崇祯派孙承宗带着祖大寿等各路援军，去收复遵化。阿敏得知明朝十多万大军朝着遵化城开过来，就把城池焚毁一空，带着五千兵马和财物退出了长城。皇太极抓住机会，把阿敏抓起来论罪，又在岳托等人的指证下，把他当年去打毛文龙结果改打朝鲜，而且打算在朝鲜称王的事情翻出来算总账。廷议的结果，判处阿敏死刑。皇太极宣布宽大处理，改为终身软禁，消除了阿敏这个最大的内部不安定因素。
这次收复遵化，明军其实根本没有跟后金交锋。不过也算是孙承宗和祖大寿立下了功劳，崇祯非常高兴。孙承宗和祖大寿于是趁机上疏为袁崇焕说情。崇祯见了，对袁崇焕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觉得关宁军还是能打仗的。而且经过调查，满桂被箭伤的事情至少应该不是袁崇焕故意的。于是，崇祯在孙承宗、祖大寿的求情奏章上批复说：“袁崇焕鞠问明白，即着前去边塞立功，另议攫用。”③这就是要放袁崇焕一马了。
但是真正“鞠问明白”之后，崇祯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改变。
袁崇焕私自与皇太极互相遣使议和的事情被揭露了出来。袁崇焕上疏说杀毛文龙跟钱龙锡协商过，但钱龙锡给皇帝的解释是，这不过是礼节性的闲聊，最后告别的时候提过一句担心毛文龙不受节制。但调查显示，在这种过程中，袁崇焕跟钱龙锡、兵部尚书王洽长期秘密通信，反复协商密谋，岂止是提过一句那么简单？
崇祯皇帝愤怒了：边臣与敌国元首谋款议和，使者往来如梭，辅臣与边臣协商斩帅，信件传递不绝，他竟一无所知；杀毛文龙哪里是什么逼不得已，完全是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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