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穷途末路：内忧外患之下的明王朝
袁崇焕被下狱后不久，钱龙锡和王洽也被下狱受审，王洽死在了监狱里，钱龙锡被充军。崇祯开始重新启用太监和非东林人士，东林党的势力遭到了削弱。“众正盈朝”的时代又草草结束了。
明朝末年，东林党“众正盈朝”、全面当权的时期加起来不过四年，也就是天启皇帝刚刚上台的两年和崇祯皇帝刚刚登基的两年。在第一个两年里，东林党一上来就把熊廷弼拿下，把辽东经略和巡抚换成自己人，然后接连丢了沈阳、辽阳、广宁，后金从长白山打到了辽西走廊；第二个两年，东林党先干掉魏忠贤，再杀掉毛文龙，引出了李自成，让后金直接打到了北京城下。这战斗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第一次“众正盈朝”之后，明朝还有得救，或者说至少在理论上还有抢救的余地。经过天启皇帝、魏忠贤、毛文龙等人的努力补救，局面基本稳定下来了，开始朝好的方向发展。
第二次“众正盈朝”之后，明朝就彻底没得救了，可以下病危通知书了。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东林党上台压缩军饷和减少政府收入引发的两件“小事”，受后金围攻北京的影响，都继续扩大了。
为了解北京之围和收复关内四城，朝廷从全国各地调集援军前来勤王。甘肃、陕西、山西这些地方靠近边防重镇，军事实力比较强，所以勤王兵马主要从这些地方抽调。但这些地方也是农民起义闹得比较凶的地方。精锐部队被抽调走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这些人就借机发展壮大起来。不仅陕西全境糜烂，起义还开始波及山西。崇祯三年二月，正是孙承宗带着全国援军收复遵化的时候，陕西农民起义军开始渡过黄河，大举进军山西。
但最严重的问题还不是这个。
明朝军队的粮饷，在防区内由自己解决，有固定的来源。一旦有军事行动，离开防区，就由国家财政另外发放粮饷，被称为“行粮”。援军四集，中央财政就得花钱。东林党既不让多收税又变不出钱来，只能拖欠。山西巡抚耿如杞带了五千士兵入援，兵部没钱给他们发饷，就在三天之内连续把他们调动三次：由通州调到昌平，再从昌平调到良乡，故意用这种方法逃避发饷。因为军令规定，部队到达驻地之后第二天才发饷，所以兵部就让他们不在任何一个地方驻扎超过一天。士兵们沿途辛苦劳累，连续三天都不发饷，还要被没完没了地调来调去，就沿途抢劫。
金兵撤退以后，朝廷以失职罪逮捕耿如杞，判处死刑。这五千人就一哄而散。
遭遇同样情况的还有甘肃巡抚梅之焕带领的部队，也就是因为粮饷短缺，走到半路就发生了哗变，逃跑了上千人。
陕西的延绥镇总兵吴自勉更奇葩，在抽调兵马进京的时候，还在克扣军饷，赴京的不发钱，想要不去北京的还需要给他交钱。结果部队还没有出发就发生哗变，大量士兵逃走。延绥巡抚张梦鲸忧愤而死。①
这些溃散的士兵无处可去，于是纷纷跟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结合。
这一下麻烦就大了。
农民起义军一般都是乌合之众，数量虽然多，无组织无纪律的，很容易就被镇压。但士兵们都是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大规模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以后，马上就成为起义军的中坚力量。农民起义军的战斗力立刻大增。要想在短时间内彻底镇压下去，基本上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变兵和变民相结合，是明末农民起义最主要的特征，明朝中前期的农民起义，都没有这种特征。所以也有人说，明朝不是亡于变民，而是亡于变兵。
这样，明朝就面临着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勤王部队刚赶走入塞的金兵，就要调去镇压农民起义；农民起义镇压得差不多了，后金又打过来了，于是马上又要把军队调过来抗金。
明军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还凑合，关宁军被吹成所谓的“关宁铁骑”，就是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吹出来的。但他们没有与后金骑兵作战的实力。那个时候军队已经十分腐败，大部分老弱病残是没人管的，只能种地。各个将领都会养几百几千个“家丁”作为自己的私人军队，待遇稍微好一点，训练得也好一点，这是他们保证自己权力地位的基础，哪能去跟后金硬碰硬的消耗掉？都是跟在金兵屁股后头跑，好像在追击，完成朝廷的任务，其实离得很远，根本不交战。各路人马也都各自为政，就好像金兵的仪仗队一样，远远地在他们周围跟着走，都希望金兵去找别人的麻烦。
于是金兵就在华北平原毫无阻拦地到处烧杀抢掠，系统性地摧毁中国北方的经济基础。抢的杀的差不多了，就再从喜峰口出关，回去消化胜利成果。
等后金走了，李自成、张献忠那边又发展壮大成了十几万、几十万的大军。勤王部队又赶紧调回去跟起义军开打。眼看又要把起义军灭了，后金又打进来了，赶紧去勤王……
就这样，两头受敌、内外夹攻，而且两边的敌人都是机动性极强的军队，农民起义军本来就是流寇战术，在陕西、山西一带到处跑。后金骑兵跑的更快，在北直隶、山东地区四下抢掠。明军在长达数千公里的战线上不断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来回奔波，疲于奔命，不断地被消耗，毫无取胜的希望。
崇祯二年的金兵入塞，以及随之而来的变民与变兵相结合，是明朝命运的关键转折点，使明朝完全丧失内政改革的余地，只能在内外交攻中快速灭亡。东林党和袁崇焕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把明朝置于必亡之地，让这个庞大的帝国像山崩一样的倒塌，无可挽回。
这个时候再谈什么改革复兴，已经完全没有时间和空间了。中央枢机哪里还有精力来研究如何反腐败、改革税收制度、人才选拔机制、整顿军队之类的东西？每天就是焦头烂额地调动部署军队和想办法收税筹钱。
为了支持这些绝望的军事行动，苟延残喘，朝廷必须开足马力征税。商税就别想了，东林党宁可亡国也不让多征，只能主要往农业税上面想办法，按照土地加派。
从表面上看，加派的银两并不多，每亩地才九厘，最多的时候加派过一分二厘银子，相当于每亩地多收几斤粮食。把所有加派和正税加起来，一亩地总共也就收五六分银子，相当于二三十斤粮食，占亩产的10%～15%左右，税率还是不高。但当时土地兼并已经很严重了，官员士绅们享有诸多优免特权，占据良田万顷基本不用交税，地方官员只能把这些全都压到普通农民头上。农民负担就被成倍的加重。此外还有很多私派钱粮，为官僚集团的腐败买单的，这个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这些因素加起来，才让看起来很合理的辽饷加派，变成了亡国暴政。
农民不堪忍受逃亡、造反。逃走农民的税就会再摊派到还没有逃亡和造反的农民头上，逼着这些人继续逃亡、造反。形成恶性循环，农民起义军的队伍越来越大，局面遂完全不可收拾。
①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二章第二节，“勤王兵的哗变”。
七、围城打援：大凌河之战
袁崇焕死后，崇祯皇帝出于政治考虑，没有敢像天启皇帝用魏忠贤那样彻底整肃东林党——因为那意味着要给魏忠贤翻案，这是崇祯皇帝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袁崇焕一死，就有人上疏要求给毛文龙平反，被崇祯严厉驳回。崇祯小心翼翼地回避“党争”这个话题，将袁崇焕、钱龙锡的问题局限为个人问题，而不再进一步牵连。所以东林党只是被削弱了，并没有完全失势。
在这一点上，崇祯跟他那被称为“木匠皇帝”的哥哥比起来，要少了很多魄力。天启皇帝在“移宫案”后信任东林党，也根据东林党的意思下了圣旨严厉谴责李选侍、魏忠贤等人，大力表扬移宫诸臣和太监王安，还把上书反对移宫案的大臣贬黜。可是等他看到东林党在辽东接连丧师失地以后，他马上就翻脸不认人，重用魏忠贤，清洗东林党人，而且下旨公开说以前那些圣旨是错的，是东林党趁我年纪小忽悠我，我亲爹尸骨未寒就让我违背遗诏驱逐李选侍，陷我于不孝。这种作风崇祯皇帝是没有的。
所以，分析袁崇焕死后的国家政局，跟天启年间东林党“掌权”和“倒台”那种黑白分明的局势不同。东林势力只是因为袁崇焕的案子被削弱，他们的政治路线没有被否定，他们作为一股政治势力没有被打倒，在朝力量仍然十分强大，足以左右国家政局，只不过不再能够一支独大而已。
这种局面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袁崇焕虽然被杀，但他的城墙大炮战术没有被否定，消极防御的战略更没有被否定。孙承宗重新出山，担任蓟辽督师。作为“堡垒战术”的祖师爷，宁锦防线的创建者，孙承宗当然继续大力修城。锦州已经被袁崇焕重新修好了，孙承宗就再接再厉，加固大凌河堡。
大凌河堡快修好的时候，皇太极就带着大军打过来了。这是崇祯四年的七月。
之前打宁锦大战的时候，皇太极还攻了三次城。这次打大凌河堡，金兵根本就不攻城，上来二话不说就给包围起来。明军在里面修城墙，金兵在外面修城墙，还挖壕沟，彻底给围死——你不是喜欢守城吗，我就让你守个爽。
大凌河的守将是祖大寿，人送外号“飞毛腿”——不是古人送的，是今天的网上明史爱好者送的，意思就是他跑得快。当年金兵打广宁，围攻西平堡的时候，王化贞派兵去救援，孙得功先跑，祖大寿第二个跑，虽然速度比孙得功慢了半拍，距离则远远过之，他从西平堡南下一口气跨过大凌河、小凌河，经过宁远，渡海向东，直接跑到觉华岛上去，才觉得安全；后来袁崇焕被抓，他又从北京城跑回锦州，一口气跑了1000多里。这不是飞毛腿是啥？
被围起来以后，“飞毛腿”也跑不动了，只能干瞪眼。
努尔哈赤打宁远，只围了两天就撤了；皇太极打锦州，围了24天也走了。袁崇焕洋洋得意，认为这是他的坚城大炮战术用的好。毛文龙牵制无功，杀了就杀了。结果毛文龙一死，后金绕道千里去打北京就不说了，打大凌河也是来了就不走，一口气围了三个月。
孙承宗跟袁崇焕比起来有一点强，就是敢派援军。但这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
孙承宗连续派了四次援军。第一次是离大凌河堡最近的松山堡的2000守军过去救援，有去无回；第二次是吴襄带着他那领了八万人的军饷才养出来的3000精锐，再加上别的地方抽调的3000人前去救援，因为天气原因没怎么打就退兵了；第三次还是这6000人，被皇太极带着200亲兵就给打得溃不成军。吴襄率先逃跑，也因此被崇祯逮捕下狱治罪。第四次，是从关内调集了3万多军队前去救援，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皇太极还嫌援军来得不够多，自己找了一批金兵，假装成明军来救援大凌河，一路冲杀，眼看就要杀到城下了。祖大寿一看，援军大胜，金兵溃败，赶紧带兵出来接应。结果走近一看，全是金兵伪装的，被杀得人仰马翻又逃回城里去了，从此打死他也不敢再出来。
祖大寿在大凌河堡里面弹尽粮绝，吃完了粮食就开始杀马来吃，马也吃完了就开始杀人，先把施工和后勤人员给杀来吃了，吃完之后还有一些蒙古兵，也给杀了吃了。最后剩下的都是关宁军自己人，没办法，只能投降。副将何可纲反对，祖大寿就干脆利索地把何可纲也给杀了。这样，大凌河里面的一万多守军全部投降后金。
大凌河之战，也就标志着孙承宗堡垒战术的破产。因为它无法回答一个问题：在野战能力不行的情况下，敌军长期包围你的堡垒你怎么办？
答案是：没有办法，只能坐以待毙。
对此，毛文龙在天启七年五月的塘报中就说，有内线告诉他，后金有个王子声称：“西边（指宁远、锦州）全靠几个火器，兵如死鬼，点阅时东挪西补。马匹用来驮载柴火过日。我今只带三千人马，困他月余，不得薪水，便死在我手。”（《东江疏揭塘报节钞》卷6）
毛文龙挑选这段话来写进塘报里去，就是借后金王子的口，告诫皇帝和袁崇焕——关宁军这样一边吃空饷、不训练，就想依靠大炮、城墙来防守是不行的，人家一把你包围你就完蛋了！
天启皇帝应该是听进去了，可惜没多久就死了；袁崇焕没听进去，很快就把毛文龙杀了。
战后，孙承宗无可奈何，只能再次辞职，此后就再也没有出过山。他一辈子就跟后金打了两次仗，一次是柳河之战，一次是大凌河之战，两次都是惨败。就这样，还被《明史》和《明朝那些事儿》吹成“明末最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没有争议的民族英雄”，简直笑死人。
这边大凌河之战开打，那边农民起义也就越发壮大。三边总制杨鹤费了天大的劲，花了很多钱，才招抚了神一魁等几支陕西境内重要的起义军。但金兵一开始包围大凌河堡，军队都调去辽东，陕西救灾经费又没有着落，神一魁等人马上重新叛乱。杨鹤被崇祯下旨切责，忧愤而死。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应该牵制后金的东江镇也正在忙着搞兵变。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为了防止东江不受节制，就把东江镇分为两个协，一个协由毛文龙的亲信陈继盛负责，一个协由袁崇焕的亲信刘兴治负责管理，以求双方互相制衡。这个制衡效果确实好，东江兵从此忙于内斗，再也无力牵制后金。
刘兴治原来是辽东将领，辽东沦陷后投降后金；但在后金混的不如意，又投降毛文龙。毛文龙把他留在手下干活，但是没有重用。他又不满意，偷偷地跟袁崇焕联络，打毛文龙的小报告。袁崇焕就把他当成了在东江的内线，杀了毛文龙以后，就把他提拔上来。
这种叛变了无数次的家伙，当然不在乎再多叛变一次。陈继盛在东江还是有威望的，刘兴治压不过他。袁崇焕死后，刘兴治觉得自己失去了政治靠山，又秘密跟皇太极联络，准备投降。皇太极当然乐于接受。刘兴治就设下圈套，把陈继盛及其11人杀死，然后请皇太极派人过来协商具体的投降事宜。
皇太极回信说：照理说是该派个人过来，但是前年毛文龙假装议和，骗了我几个使者过去杀掉，现在大家还有心理阴影，不敢去东江，暂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你干脆就直接举兵造反吧，我会派兵协助你的。
刘兴治一看皇太极这么说，心里又犹豫起来。这时朝廷又派人过来招抚，表示不会追究兵变的责任，刘兴治又重新归顺朝廷，想着当个军阀独霸东江，不一定非要投降皇太极。但没过多久朝廷又派总兵黄龙过来管理东江，刘兴治当不成老大，又图谋作乱。最后杀来杀去，刘兴治自己也被杀了。总之就是一团糟。
可怜东江兵，从辽东千难万险逃出来，身负国仇家恨，想要灭金复辽，此时却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只能自己人内部自相残杀。这是一出怎样的悲剧啊。
就像陆云龙在《辽海丹忠录》中慨叹的那样：
尝闻东江辽兵最耐苦，持炒一升，可支十许日，昼伏夜行，卧草餐霜，能出不意杀人擒人，皆一班可用之士。今其士固在也，谁其用之？谁其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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