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吴桥兵变：一只鸡引发的悲剧
刘兴治作乱期间，东江镇的将领孔有德、耿仲明等人逃往登州，在登莱巡抚孙元化手下做事。
孙元化原来是宁前道，被孙承宗和袁崇焕多次提拔，也是“坚城大炮”战略的忠实粉丝，在登州城里面仿造或购买了很多红夷大炮，还请了很多葡萄牙技师来训练指导。孙承宗第二次当督师以后不久，就把他任命为登莱巡抚。当时山东有大约十万从辽东过来的难民，孙元化就从中招募了三千人加以训练。没过多久金兵围攻大凌河，孙元化就让孔有德带着这三千人去救援。
明朝军队国内行军的粮饷，由所经过的地方负责安排筹措。这也是文官们“以文制武”的重要制度安排：军队出行不能准备充足的粮草，只能走到一个地方要一点，过一个地方再要一点，每次供应不超过三天的粮饷。这样军队的命脉就完全掌握在行政系统手中。
但当时辽东难民和山东居民的关系处得很不好，山东兵和辽东兵也关系紧张，地域矛盾突出。山东军政官员也大都很反感辽东难民和辽东兵。这里面的原因应该是辽东战争和难民给山东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带来了极为沉重的负担。
所以这次孔有德带兵出征，所过之处，地方官员纷纷下令闭门罢市，拒绝提供粮饷。走到济南以北大约一百公里的吴桥这个地方的时候，地方官员又没有安排军粮。此时士兵们已经饥饿难耐，驻扎下来之后只能自己出去找吃的。有一个士兵到农家偷了一只鸡，想不到这只鸡是山东士绅望族王象春的田庄养的。
王象春是东林党人，在魏忠贤《东林点将录》里面被称为“浪里白条王象春”，之前当过南京吏部尚书。退休以后，到济南大明湖畔的百花洲买了一座豪宅，修了一些楼台亭榭，成天吟诗作画，交往名士，好不自在。但他这种悠闲高雅的生活，是靠着权势欺压老百姓得来的，王家的庄园遍布山东、北直隶各地。吴桥离济南很远，也还有王家的庄园。
王象春的家仆把这个偷鸡的士兵抓起来，押送到军营，要求处理。军官们也不敢得罪这种缙绅豪强，赶紧赔礼道歉认错。这个家仆不依不饶，要求必须杀掉。最后，这个士兵被处以“穿箭游营”的处罚，也就是用箭把耳朵扎透，挂着在军营中示众。
士兵们无法忍受这种侮辱，发生哗变，把王家的家仆杀掉。王象春的儿子得知此事，立即要求地方官员逮捕杀人者。哗变的领袖李九成带兵去找孔有德，声称三千士兵们都已经立誓：谁敢让王家来逮人，大家一起把他杀了。要求孔有德带着大家一起造反。
孔有德仍然犹豫不决。李九成对孔有德说：
毛大将军带两百孤军，跋荒涉海，历经万死以复疆土，却蒙冤而死。我们也不过是朝堂之上那些人案板上的肉罢了，再为这个国家尽忠还有什么意思？”①
孔有德终于决定率众叛变。王象春的儿子一家被叛兵所杀，王象春本人紧急逃出山东，史称“吴桥兵变”。
“吴桥兵变”看来起是因为一只鸡偶然引发的，但背后的根源还是相当复杂。
首先是政府财政能力严重匮乏，不能为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军饷。地方官员后勤压力很大，人民负担也很重，不想为军队提供帮助。正好看不惯辽东兵，就干脆不给提供。这跟我们前面讲的赴京勤王部队哗变、溃散差不多的原因。
第二个原因地域矛盾，但核心还是官员素质问题，没有大局观。人民群众见识短浅一点可以，地方官员应该知道辽东战争是全国的大局，不能因为打仗是辽东的事情，与山东无关，因此把气撒到辽东士兵头上，拒绝提供粮饷。说到底还是吏治问题和中央权威衰落的结果。
第三个原因就是东林党人王象春这种地方豪强的存在。依靠权力背景大量兼并土地、营建田庄，把战争成本推到普通老百姓头上，造成国家财政困难，引起老百姓对辽民不满。其家仆在地方上无法无天惯了，偷一只鸡就要把士兵穿箭游营，最终激起变乱。
这三千人把王家踏平之后，随即倒戈杀向山东半岛，接连攻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数城，然后开始围攻登州。于崇祯五年正月攻陷登州，掳获了山东兵六千人，援军一千余人，马三千匹，饷银十万两，红夷大炮二十余门，西洋炮三百门。孔有德和手下的东江兵感激孙元化收留他们，打算拥立孙元化称王。但孙元化拒绝了。
孔有德最终还是放走了孙元化。孙元化回到北京后，被朝廷处死。其实他真应该叛乱的，明王朝已经腐朽堕落到这个地步，谁也挽救不了了，早点灭亡早点好，可以使人民少受痛苦。至少可以不让这些兵马物资落入后金手中。
随后，叛军又攻下黄县，围攻莱州，山东地区一片糜烂。
大凌河之战结束以后，朝廷赶紧把军队调往山东平叛。经过一年多的战争，双方都死伤上万人以后，叛军终于在山东难以立足，夺取船只出海。于崇祯六年四月，在镇江——当年毛文龙带两百人上岸的地方——投降后金。皇太极闻讯欣喜异常，率百官出城十里，以女真族最隆重的礼节迎接孔有德等人。
吴桥兵变对明朝伤害极大，登莱局势彻底糜烂，山东腹地也遭到蹂躏。明廷丧失兵力数万人，良将十多员，战舰、大炮、粮钱损失无算。从此登莱荒芜，东江动摇，海上牵制不再被提起，战略进攻更是无人问津。
后金因此获得了明朝的海军船只和红夷大炮。有了红夷大炮，长城防线就更加不堪一击，他们可以随便找个关口用大炮轰塌就打进来了。明朝对后金的防御体系已经全面崩溃。
①东林党人杨士聪编写的野史《玉堂荟记》却把孔有德叛乱的原因说成是感愤于袁崇焕被“冤杀”，他说：“辽东兵溃，数多皆言以督师之忠，尚不能自免，我辈在此何为？……孔有德之乱，得非伤辽人之心而然欤？”这显然是在颠倒黑白，因为孔有德是毛文龙的部将、义孙，袁崇焕是他的大仇人，他不可能因为朝廷诛杀袁崇焕而叛乱。就连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将《玉堂荟记》收入四库中时，也特地注明此书：“以为由于诛袁崇焕失辽人之心，殊非实录”，金庸在《袁崇焕评传》中，掐头去尾地引用杨士聪的言论，导致谬说流传甚广。 杨士聪是典型的东林党人，小时候就受到东林党大佬邹元标的赏识，后来成为皇太子朱慈烺的老师。李自成进入北京后，杨士聪命妻妾自尽，并杀死六岁的亲生女儿“以报先帝”，然后投靠李自成，当上了大顺政权的兵政府少堂（国防部副部长）。清军南下后，杨士聪又很快降清，“入国朝，官至谕德”。他写的《玉堂荟记》和《甲申核真略》站在东林党极端派的立场上，编造了许多谣言来污蔑宦官、武将和皇帝，同时极力歌颂袁崇焕等文官。著名的“太监曹化淳献北京城门”、“崇祯亡国时内库藏银3700万两”、“袁崇焕广渠门一战人心始定”等谣言，始作俑者都是杨士聪。东林党人在修编《明史》时，不少内容就取材于杨士聪的著作。
九、最后的兵团
掌握了红夷大炮之后，皇太极没过多久就又来了。
崇祯七年七月，皇太极率后金军从长城独石口再次入塞，在延庆大败明军。八月，后金军猛攻昌平，遍蹂京畿，杀掠不计其数，历时四个多月，史称“丙子虏变”。
这次入塞的时间应该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当时正好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部农民起义军经过多年的围剿，已经被明军包围。即将被消灭的时候，金兵来了。明军主力部队接到调令往大同抗金，被围农民起义军趁机突围。
崇祯八年，多尔衮、萨哈璘、豪格等率后金军出征林丹汗的河套地区，顺便入塞抢掠了太原府所属的忻州、定襄、五台等州。这是第三次入塞。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改国号为“清”，清帝国建立。
此前，皇太极已经把族名由女真改名为满洲。
这些做法，都是在为消灭明朝、入主中原做政治准备。
根据阴阳五行学说，每个朝代都有自己的“德”以配天地。明朝是火德，在汉字里面，明由日月两字合成，日、月、明三个字都跟火相关，因此又被称为三重火德之朝。而满、洲、清三个字都带水，以三水灭三火之意十分明显。用汉字的特征以配五德之说，也是满洲政权加速汉化的标志。
一整套帝国政府机制也随之建立起来，过去那种部落统治模式被彻底改变，大量的汉族文臣武将进入政府获得正式职位。这也是在为成为中原政权做准备。
至于把金的国号改掉，把女真的族名也改掉，则是为了照顾汉族人民对当年两宋时期金兵入侵的历史记忆，尽可能地消除他们对新政权的抵触心理。
显然，在这个时候，皇太极已经十分确信，他的帝国取代明朝统一中原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称帝以后，皇太极立即出征朝鲜，迫使朝鲜彻底投降，从明朝的属国变成了清朝的属国。并且顺便派兵把那个已经没有存在感的皮岛给平了，东江镇覆灭。
随后，皇太极又派阿济格率清军入塞，五十六战皆捷，共克十六城，俘获人畜十七万。清军艳服乘骑，奏乐凯归，砍木书写“各官免送”四字，以羞辱明军，明称“戊寅虏变”。这是第四次入塞。
当时三边总制洪承畴已经基本把陕西境内的农民起义军清缴完了，张献忠、李自成这帮人全部跑到河南、山西去了。洪承畴率主力出潼关，在河南信阳大会诸将，准备对起义军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结果清兵一来，啥也别说了，卢象升等最厉害的队伍全被调过去打清兵，围剿的事儿也就只能缓一缓。
崇祯十一年，李自成遭洪承畴和孙传庭军袭击，败走岷州。与此同时，张献忠在南阳被左良玉军击败，张献忠自己也中箭，败退谷城。九月，五省总督熊文灿进攻郧阳、襄阳两地的农民军，斩获二千首级，获得重大胜利。
但是，也就在九月，清兵又打进来了。多尔衮、岳托各率领一路清军，一入墙子岭，一入青山口，至通州会师，到涿州分为两道，一路沿太行山，一路沿运河，四下劫掠。
朝廷一看，赶紧命令熊文灿跟起义军谈判招降事宜，不要再打了，调兵来抗清。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战功最为显赫的宣大总督卢象升与清兵交战中阵亡。次年初，清军攻下济南，全城焚毁一空，全城百姓死亡十七万之众。二月，清军退兵。
这次入塞共五个月，转战两千里，攻下七十余州县，俘获人口四十六万余，金银百余万两。这是第五次入塞。
清军入塞，抢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国力日益强盛。而大明却遭受了空前浩劫，城破人亡，无数城市被屠杀一空，千里荒无人烟，再也无力与清军作战。
清军入塞并不仅仅以抢掠毁坏为主，而且还很明显的在故意策应农民起义军。每当农民起义军面临困境或即将被消灭之时，清军就大规模地入塞，调动明朝兵力，使被围困的农民起义军绝处逢生。
总的来说，清军入塞是一种极为高明、同时也极为残酷的消耗战略。它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目标，而是以充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消耗敌方的战争资源为目标，淘空敌人，壮大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清军想要攻克并长期占据某些大城市，并不是做不到，但是那样就会牺牲他们骑兵的机动性，难以集中兵力完成最主要的战略目标——毁灭明朝存在的经济基础，大规模调动明军以消耗他的军队和粮饷。
这个时候的清帝国决策层，才是真正的战略家。在他们制定的战略面前，孙承宗这种靠东林党文人吹出来的“堡垒开疆”式“战略家”，就被打回原形了。
对耗尽明朝国力建设的宁远和锦州堡垒，清军早就有能力攻克了，但是他们就让它在那里存在着，让明政府每年花费几百万两银子养着好几万只有在领工资的时候才有意义的军队、守着几座在战略上全无价值的孤城。
一直到崇祯十三年，李自成被洪承畴杀得大败，只剩十八人逃入陕西南部的大山之中；同时张献忠跟左良玉交战再次大败，逃入四川。皇太极为了“策应”农民起义军，才开始对锦州发起新一轮大规模的进攻。
这一次，还是围城打援。
锦州城的守将，还是“飞毛腿”祖大寿。
上次大凌河之战，祖大寿已经投降过一次了。但后来找了个借口，说愿意给后金在锦州城里当内应，又跑了回来。朝廷不仅没有处罚他，还让他继续守卫锦州。对比孙元化、耿如杞等抓起来就被判处死刑，朝廷在对待关宁军将领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宽容。吴襄临阵脱逃也没死，他儿子吴三桂还能接替他当总兵，而祖大寿更是屡次临阵脱逃外加杀本方将领投降敌人竟然什么事儿没有，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辽东军饷这块大肥肉朝廷上吃的人太多，有很多重臣一而再、再而三的为关宁军将领提供庇护。
这一次锦州围城，攻守双方配合默契：清兵说什么也不攻城，祖大寿说什么也不出战。祖大寿在城里老老实实地呆着着等待援军，粮食吃完了就吃马，马吃完了就吃人——这都是老套路了。
明军这边蓟辽督师变成了洪承畴。他是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农民起义爆发的时候正在陕西做官，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得力被迅速提拔，一直做到了三边总制，崇祯十二年基本消灭了李自成部以后，调任蓟辽督师。
清军此时已经拥有了孔有德投降带过来的十多门红夷大炮，可以熟练地在长城上轰开缺口入塞了，要想轰塌锦州城墙并无困难。但是他们故意围而不打。用了一年才完成了对锦州的包围，还在锦州附近修了一座城堡，作为士兵休息和后勤补给基地，摆明了就是要长期围城，让锦州陷入粮食断绝的境地。
得知锦州被围的消息，明廷命洪承畴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吴三桂八总兵，步骑十三万（史料如此，实际应该没那么多，可能有七八万），“刻期出关”，会兵于宁远，解锦州之围。
锦州这个地方，就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给明朝挖的一个大坑。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从北边打过来比较容易，从南边宁远方向去救援比较困难。
从宁远到锦州有三座小山头，从南到北依次是：塔山、杏山、松山，把本来就不宽的辽西走廊道路进一步压窄。只需要少量的兵力，就能在这三个三头附近把道路封锁。过了松山，还要过小凌河，才能到达锦州。从宁远去救援锦州有上百里地，又有这些阻碍，很容易被敌军挡住或者切断后路。
300年之后，1948年的辽沈战役，共产党的东北野战军在东北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展开决战。国军占据了长春、沈阳、锦州等重要城市，共军占据北边靠近苏联的哈尔滨、四平等城市，以及一些小县城和农村地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打算从北往南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打，先打长春再打沈阳，最后打锦州。而毛泽东则坚持越过长春和沈阳，先打锦州，因为锦州是辽西走廊的咽喉，打下了锦州整个东北的国军就没法跑了。而且，毛泽东也知道，锦州从北边打容易，从南边救援困难。
东北野战军一围困锦州，蒋介石就急忙派兵从山海关出发去救援，还派舰艇紧急运输部队从宁远附近的葫芦岛登陆。共军就在塔山这个地方布置防线，展开阻击。一直到锦州被打下来，国军也没有能够越过塔山防线。
锦州一丢，长春和沈阳的国军就跑不出东北了，在共军的围困下，相继投降。
这一次清军围攻锦州，形势跟东北野战军打锦州很相似，都是从北边来攻打锦州，同时阻挡南边过来的支援。但是战术不同，东北野战军是强攻锦州，阻敌支援；清军是包围锦州，围城打援，重点不是攻城，而是把关内的明军调动出来一举消灭。
洪承畴也是实战打出来的领兵大臣，看出来冒进的危险，在宁远长期屯兵不战。但是这显然不行，大军云集来救援锦州，你呆在宁远有啥意义？毛文龙在的时候还能指望他从背后偷袭一下沈阳什么的，迫使清军回撤。现在毛文龙没了，清军就把锦州围了一年，都开始在城外修房子、屯田了，再等下去锦州的守军就该饿死光了，宁远这边的粮饷开支也受不了。朝廷天天督促尽快出战。
这个事情历史学家一直怪朝廷不该催战。其实这个局面在战略上就没办法，不出战等死，出战找死。唯一的办法是不要锦州了，援军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但要放弃锦州早就该放弃，熊廷弼广宁之战后就放弃了，魏忠贤在天启七年把袁崇焕撤职之后也把锦州放弃了。袁崇焕和孙承宗又去当个宝贝一样，捡起来重新修缮、驻军。现在里面有几万大军，宁远也云集了全国调过来的数万大军，就这样眼看着锦州守军被饿死或者投降，丢失城池，谁也不敢下这个命令，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洪承畴也并不是朝廷一催战就开打的，他等了好几个月，确实没办法了，必须进军。
崇祯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洪承畴在宁远誓师，率八总兵，数万人马，开始进军，二十八日抵锦州城南松山一带，粮草则在杏山和塔山之间。
这个时候对清军来说，策略很明确，就是要切断洪承畴大军的后勤供应。
皇太极那段时间正在生病，听说洪承畴大军已经到达松山，大喜过望，高兴得连病都好了——天启七年打锦州无功而返的场景犹在眼前，等了十四年，终于等到了今日！
皇太极决定亲自指挥这场战争，立即带领三千精锐骑兵前往松山前线。到了之后，密令阿济格绕过松山，抢夺并烧毁了杏山、塔山之间的粮食。第二天早上，洪承畴起来一看，自己的大军已经被清军切断了归路，而且山下还竖着皇太极的皇帝大旗。
他知道：完蛋了。
再能征善战的军队，一旦没有粮食吃没有水喝，很快就会崩溃。当时明军随身只带着三天的粮食。明军粮食缺乏，很快就陷入了恐慌。这个时候什么援助锦州之类的就没法去想了，怎么让这七八万大军活着跑回宁远才是关键。
最后，洪承畴和八总兵商定在某个时间突围。结果吴三桂等关宁军将领抢先开跑，部队遂陷入混乱，八总兵开始带着各自的军队竞相逃命。
清军人数有限，不可能完全堵住这么多军队的突围。“围师必阙”是《孙子兵法》里面的八大作战原则之一，就是包围敌人以后一定要留个缺口让他们感到有逃跑的希望，不然他们会作困兽之斗，拼死抵抗，对包围的一方来讲并不利。而且让敌军朝一个方向逃跑，动起来，阵型混乱，有利于包围方从后方和侧翼进行追杀截击，大规模地杀伤敌军。
见到明军大举突围，清军故意放了一部分出去。而放出去的这部分，主要就是吴三桂的关宁军，内地调来的大部分没跑掉。联系到吴三桂率先开跑的举动，难免让人怀疑关宁军与清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默契。
总之，突围行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灾难，明军被清军各种追击截杀。吴三桂等一部分跑得快的，在死伤惨重后跑了出来，大部分又被压了回去，重新围困。
经过多次的这种突围、救援。最后，崇祯十五年二月十八日，松山沦陷，洪承畴被俘后投降。
二十天后，三月八日，祖大寿开城投降，锦州失陷。
据《清太宗实录》记载：
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骆驼六十六、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
明朝最后的生力军，就这样葬送在了孙承宗的得意之作“宁锦防线”上。
锦州距离山海关有三百多里，孤悬关外，只能通过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关内连接。对处于战略防御态势的明朝来说，它离本方主要防御阵地——长城防线太远了。如果把锦州作为进攻基地，是合适的；如果用来防守，就是兵法上所说的“死地”。
清军充分利用这个“凸出部”，采取围而不打的方式，调动明朝主力大军远离长城防线前来救援，以达到在自己后勤补给线最短，敌人后勤补给线最长的位置进行战略决战的目的，取得了接近于完美的胜利。它对明朝来说是一场恐怖的灾难，但如果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它跟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绕过长春和沈阳先打锦州一样，都是一场史诗般的战争经典，清军方面战略战术手段之高明，值得写进每一本军事教科书。
《明朝那些事儿》里面说，一直到明朝灭亡，宁锦防线都没有被完全攻克。这是对的，因为宁远和山海关都还在。但明朝存亡的关键显然不在于宁远和锦州有没有守住，而在于北京有没有守住。宁锦防线对明朝来说，就是一个无底洞，一个花钱的无底洞和一个死人的无底洞，怎么填也填不满。为了保卫宁远和锦州，每年花费五百万两银子，激起无数民变，最后却让原本应该保护整条长城防线或者镇压农民起义的军队全部葬送于此。
在清军已经多次越过长城防线打到北京的情况下，明朝的当政者们竟然还死守着长城防线数百里之外的锦州不放，把重兵囤积到那样一个孤立而又遥远的点上，然后又以倾国之力前去救援，简直愚蠢到了极点。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简单，这些在科举考试中胜出，然后经过层层选拔，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步步高升，最终进入帝国决策层的文官精英们绝不可能愚蠢到这种程度。他们主要应该不是愚蠢，而是贪婪。他们都很聪明，只不过把聪明用错了地方。宁锦防线在政治上是一条利益输送通道，把国家的大部分白银收入输送进贪官大佬们的口袋。大部分军饷还没有离开北京就被截流了。它让无数中国老百姓耗尽自己的全部收入和财产，来供养好几万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军队”。腐败的官僚集团不惜把整个国家送进绝境也要维持它的存在。①
明朝的灭亡已经迫在眉睫。
①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宁锦防线的创建者孙承宗故意设计的，而是官僚集团腐败的必然结果：只要财政新增一大笔开支，就会形成一个从这笔开支中牟利的利益集团，然后这个利益集团就会拼命维护这笔开支的存在，即使它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比如，我们国家以前有计划生育政策，一个家庭只能生一个小孩，超生就会被罚款。这笔罚款是很大的数目，一年可能有好几亿。为了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就设立了计划生育委员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都有一大批人，他们的收入都要从计划生育罚款中来。那么就可能形成一个从这笔罚款中牟利的利益集团。等中国人口已经增长放缓了，劳动力紧缺了，应该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了，这个利益集团仍然会努力想办法继续维持计划生育政策。假设利益集团足够强大，可以左右中央决策，那么就会出现中国人口已经减少，还要继续搞计划生育的奇怪局面。这种奇怪的局面会不会发生，取决于官僚集团的清廉程度：如果决策者都是一片公心，没有私利，那么自然就会根据人口变化的客观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及时放宽计划生育政策；反之，如果官僚集团腐败，计划生育罚款被大量贪污，那么即使人口减少，这个政策就还会继续被严格执行。 宁锦防线，应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刚开始为了抵御后金入侵，搞了这么一群堡垒，每年征收几百万两银子砸进去建设它。由于官僚集团的腐败，围绕这笔巨款迅速形成一个分赃格局，很多人吃喝就都要从上面来了。这笔钱足够大、明末官僚集团也足够腐败，所以，它制造的利益集团的力量也就足够强大，足以左右国家政治决策。即使战争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再继续坚守锦州已经失去意义，利益集团仍然继续维持其存在，而拒绝作出调整。
|
E_mail: redchinacn@gmail.com
2010-2011http://redchinacn.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