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回光返照：崇祯皇帝的最后努力
等历时两年的松锦之战打完，李自成又拉起了几十万的队伍。
崇祯十一年，他带着十八个人逃进大山。崇祯十二年，清军开始包围锦州。这为李自成东山再起创造了良机。崇祯十二年他出山的时候，带了不到一千人出来，开始进军河南。这个时候河南就没有能出城打仗的兵。但凡身体健康能拿得动兵器打仗的，都被抽调到宁锦防线救援锦州去了。地方上留下的基本都是老弱病残，能守个城门就不错了。
李自成毫无阻力地随意发展。他很快就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然后不停地攻打州县，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这次出山，李自成最大的变化就是开始使用知识分子，采取有政治头脑的斗争策略，正式打出了“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每攻打下一个地方，就放开粮仓救济饥民，引得四方流民归附，一年多的时间就发展到了几十万人。
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率军攻打洛阳。这个时候洪承畴的大军正在松山被围，朝廷注意力全在宁锦防线，对洛阳被围这种事情全无精力顾及，没有派出任何援军。李自成轻松攻克洛阳，杀了万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消息传到北京，崇祯皇帝除了痛心疾首以外，没有一点办法。
另外一支起义军，张献忠的队伍，在崇祯十二年被熊文灿招降。但其实双方都各怀鬼胎。张献忠是被左良玉和熊文灿打得招架不住了才投降，队伍也没有解散，就在襄阳谷城县一带屯田，随时准备反叛；明朝也是因为清军入塞，必须调兵回援，才不得不暂时放弃剿灭张献忠，接受招降。
等清军抢完了走人，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就跟熊文灿密谋，趁着“边氛暂敛”的时机，抽调大批军队秘密向郧阳、襄阳地区集中，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歼灭张献忠。①
但张献忠也早有准备，他通过贿赂买通了熊文灿手下的很多军官，及时获得了情报，再次发动叛乱。熊文灿急令左良玉带兵攻打，结果中了张献忠的埋伏，大败而回。
受此事件影响，其他很多接受招降的起义军队伍也纷纷重新起义。熊文灿被朝廷撤职问罪。
当年启用熊文灿和制定剿灭、招降、再剿灭策略的都是杨嗣昌，现在他只能自己前往湖广督师，亲自指挥与张献忠的战争。但左良玉拥兵自重，对这个中央下来的大官并不服气，违反杨嗣昌的命令，自己带着兵去找张献忠报仇。结果这一仗还打赢了，一路追杀，杀伤张献忠部一万余人，取得了空前的大捷。
胜利的结果就是杨嗣昌再也指挥不动左良玉。这样杨嗣昌指挥的其他明军就没法跟左良玉形成配合，结果被张献忠抓住机会，从明军的包围圈中跑了出去，从荆州进入四川。
杨嗣昌又赶紧带着军队追进四川。张献忠带着明军在四川兜圈子，出其不意地突然杀回湖广，奇袭襄阳。此时湖广空虚，襄阳一攻即下，襄王朱翊铭被活捉。张献忠对他说：“我想要杨嗣昌的人头，但是他远在四川。所以借你的人头一用，让杨嗣昌以失陷宗藩的罪名伏法。”于是杀掉了襄王。
五十三岁的杨嗣昌长途奔波、忧劳成疾，在四川已重病不起，得知襄阳失陷、襄王被杀的消息，忧愤而死。
在金兵入塞之后的大败局中，杨嗣昌算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他是三边总制杨鹤的儿子。杨鹤力主招降农民起义军，但招降的钱花完了之后，各路起义军马上就重新造反。杨鹤因此被朝廷判处死刑。杨嗣昌就上书请求代替他父亲受死刑。
崇祯皇帝看到上书以后说：这个杨嗣昌表示愿意替他父亲去死，应该是个忠臣孝子的好苗子。于是召见杨嗣昌，发现他见解不凡，越谈越对路。此时杨嗣昌已经是河南右参政，从三品的官员，又跟东林党和“阉党”都没有太多瓜葛。崇祯遂决定将他提拔重用。升任右佥都御史，巡抚山海关诸处，然后又授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军务。杨嗣昌在这些职位上都干的不错。
但是崇祯七年，杨鹤去世了。根据惯例，杨嗣昌必须辞官回家守孝。崇祯想要夺情，但自从张居正被清算以后，反对张居正“夺情”的官员被视为英雄，“夺情”也就被视为大奸臣、阴谋家的标志，就算皇帝想要夺情，被夺情的大臣也绝对不敢接受。所以在国家危亡的紧急时刻，被皇帝赋予重任的杨嗣昌竟然突然就回家休息两年多。真是荒谬得不可思议。
一转眼两年多过去了，杨嗣昌可以复职了，不料他的母亲又去世了。这下又要再守孝两年多。崇祯皇帝着急了，再次想要夺情。朝廷上那帮文官们坚决反对，认为守孝是事关天理人伦的大节，不守孝就是不孝，不孝的人肯定不忠，不忠不孝的人怎么能当官呢？根据这个逻辑，杨嗣昌绝对不能夺情起复。
正在这个时候，兵部尚书张凤翼死了，职位出现空缺。这个张凤翼是东林大佬叶向高的门生，王化贞当辽东巡抚不受熊廷弼节制就是他在背后策划的。崇祯九年，清军入塞打到了昌平附近，京师戒严。敌军打到京城一般都要追究兵部尚书的责任。张凤翼非常恐惧，就主动请命出城督师。但他出城以后根本就不敢带兵去跟清军作战，每天在军营里吃喝玩乐，搞末日狂欢。清军到处攻城略地，他知道自己死罪难逃，就服用慢性毒药大黄。这种药不会立刻毒死人，要每天服一点、每天服一点，时间长了才会被毒死，这样就可制造病死的假象，而不是畏罪自杀。吃了一个月之后，张凤翼终于如愿以偿地死掉了。
这下崇祯是真急眼了，什么也不顾了，立刻下令夺情，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杨嗣昌也顶着文官们的轮番弹劾辱骂来上任了，负责全面主持镇压农民起义，没过多久又兼任内阁大学士。
杨嗣昌认为，农民起义之所以会发展壮大到如此地步，关键是地方官员各自为政，互不救援，让起义军可以寻找到足够大空间在几个省的范围内四处流动作战，难以被歼灭。因此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增兵14万，加饷280万两，在西北任用洪承畴，在中原任用熊文灿总督五省军务。结果只用了一年，就大获成效，张献忠、罗汝才等农民军在多次惨败后接受招降，李自成在渭南潼关南原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
但这个时候清兵又打进来了，此计划功败垂成。杨嗣昌希望能与清军议和，又遭到了包括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内的一大批文臣武将的坚决反对。
回顾杨嗣昌从担任兵部尚书到因病去世的过程，其实他做的一系列决策基本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用。比如对农民起义军是不是该坚决镇压，不接受招降？当时的局面看起来镇压对明朝更有利，招降靠不住。所以杨嗣昌坚决镇压，但是清兵打进来了，没办法，用招降来作为缓兵之计。清兵一走，他就开始准备动手解决张献忠，时机把握得也相当好。我们今天就是穿越回去坐在杨嗣昌的位置上，恐怕也不会比他决策得更好了。但是官僚集团内部腐败，收了钱就敢向张献忠泄露军事机密，这种情况下决策再正确有什么用？
张献忠反叛以后，杨嗣昌又亲自督师。但是武将不听指挥。当时武将们带的都是自己的家丁亲兵，撤了他们说不定手下士兵就叛乱了，又是第二个吴桥兵变。指挥也指挥不动，换人也换不掉。这个时候你指挥才能再高又能如何？
杨嗣昌又想跟清军议和，但是有袁崇焕为了议和而擅杀毛文龙的恶劣先例在那里，武将和文官之间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信任。在武将看来，你们文官议和就是在卖国，一旦议和，就会像袁崇焕杀毛文龙，秦桧杀岳飞一样，拿有功将领的人头作为跟清军议和的交换条件，谁跟清军作战最勇敢，战功最高就先杀谁。
这并不是武将们疑心重，这是真有可能发生的。一旦议和进入到实质性阶段，清军提出这样的要求，文官们完全可能会同意，到时候随便找个罪名：杀良冒功、纵兵抢掠、贪污军饷、不受节制等等，抓起来杀了就完了。文官们要想杀武将，不就跟杀条狗一样轻松么？
杨嗣昌试图跟卢象升②解释，但这哪里是言辞沟通所能解决的？两人只说了几句话就不欢而散。
后来，卢象升在与清军的交战中为国捐躯，他个人并不怕死，并没有私心；杨嗣昌其实也是在为国家谋划大局，也没有私心，最后也死于征途。
两个没有私心的人，掌握重权重兵，在国家危急的关头，却不能够齐心协力，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并不是他们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系列历史的、体制的原因造成的。要打开这个结，仅靠双方坐下来谈一谈、交个心是不行的，需要做的事情太多。需要为毛文龙平反，需要清算东林党，需要打击贪污军饷的腐败集团，需要追究那些没有证据就胡乱上疏给毛文龙扣上各种罪名的官员的责任，需要改革言官弹劾制度，需要改革以文制武的军事体制……把这些事情做了，文武之间才能重新建立起信任，才能齐心协力共赴国难。
但当时哪里有可能去做这些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是地动山摇，都会给行政和军事系统带来巨大的冲击，只有在国内外局势比较平稳的前提下才可能推进。
这些改革不推进，军事机密泄露,武将不听指挥各自为阵,文武之间的猜忌等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任何正确的策略都会被消解于无形。
所以，这是一个死局。
处在最终决策者位置上的崇祯皇帝竭尽全力，想要打破这个死局。他每天没日没夜的工作，批阅奏章，召见大臣。
有一天，崇祯去看望其庶祖母刘太妃，坐下不久就打开始瞌睡，竟然睡着了。一觉醒来感到有失体统，忙向太妃道歉说：“神祖（万历皇帝）时海内少事，而今则多灾多难。连着两昼夜看文书奏章，未尝合一下眼。心里烦闷，不思茶饭。没想到在太妃面前，竟如此不能自持。”③
刘太妃听了，忍不住泣下。
明朝的皇帝，一头一尾两个最勤政，也就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和亡国皇帝崇祯。若要论辛苦的程度，恐怕崇祯还要更胜一头。他生活简朴，也完全顾不上吃穿，也不好色，时间精力几乎完全用在处理政务上。江南名妓陈圆圆，被权贵人家带入北京，想要进献给皇帝。崇祯就说，现在国家这么多困难，文臣武将无不尽心竭力为国辛劳，我还招纳什么美女名妓？因此拒绝。
崇祯这么废寝忘食地工作，应该说还是取得了一些成效，发掘出来了一批比较忠诚能干的文臣武将。崇祯三年六月，他在内阁里面逐步斥退了东林党势力，任用温体仁担任内阁首辅。温体仁为官清廉，从不结党营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地打击朝中东林势力。
东林党先是诬告温体仁收受贿赂、抢夺他人家产，但是没有找到证据，又改口说温体仁之所以不贪污是因为得罪人太多怕被报复，“以廉谨自结于上”，其实人品低劣，说他除了整人外啥都不会干。
其实当时内阁首辅最需要的能力就是要会整人，只有能整人，才能肃清党争乱相，恢复中央权威，让行政体系正常运转，地方上的税负粮食才能征收得起来，让军队有钱有粮去打仗。这方面，温体仁是干得不错的。
随后，崇祯又提拔了杨嗣昌，由他来制定军事战略。而带兵打仗的，陕西有洪承畴和孙传庭，山西有卢象升，中原五省有熊文灿和左良玉，这些都是能征善战的人物，实打实的靠战功升上来的。一时间要钱有钱，要人才有人才，军事战略也制定得当。所以才有了基本消灭李自成部，迫使张献忠部投降的巨大胜利。国家又显露出转危为安的势头。
但这终究只是表面好转，深层次的问题无一得到解决。很快，东林党设下政治密谋让崇祯对温体仁产生了怀疑，温体仁被迫走人，朝政再度陷入混乱；然后清军入塞，杨嗣昌与卢象升在议和问题上矛盾激化，卢象升战死；剿灭张献忠的机密泄露，熊文灿撤职查问；杨嗣昌亲自督师，与左良玉发生冲突，围剿失利；清军围攻锦州，洪承畴带兵救援，全军覆没；李自成东山再起，轻取洛阳；张献忠千里奇袭，失陷宗藩；杨嗣昌死、洪承畴降。大好局面瞬间灰飞烟灭。
①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第六章第二节《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再次起义》，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②卢象升是进士出身，身份上属于文官。但在带兵之前是知府，是级别较低的地方官，没有进入文官精英阶层。他自己募兵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才被逐步提拔上来的，走的是以军功升职的道路，一直都在直接带兵打仗。他带的兵被称为“天雄兵”，像毛文龙的东江兵、岳飞的岳家军、戚继光的戚家军一样，是他自己创建训练的，个人印迹明显，因此其利益和思维角度更接近于武将而非文官。 ③参见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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