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明朝灭亡
在明朝灭亡的最后关头，东林党又抓住机会小小的“众正盈朝”了一把。温体仁下台以后，崇祯皇帝还是继续任用了几个跟温体仁关系比较密切的官员来当内阁首辅。但这些人水平也是一蟹不如一蟹，不如温体仁清廉，也没有温体仁整人的本事，镇不住党争，干不成事，都很快被东林党搞掉。
到了崇祯十四年，内阁首辅薛国观因为收受贿赂案发而被处死。此案让崇祯对温体仁一派的态度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东林党便趁机推举自己人进入内阁。
当时东林党相中的候选人是周延儒。周延儒并不是东林党人，但他是温体仁的政敌，之前当过内阁首辅，被温体仁挤下去了。东林内部找不出够资历、能够让皇帝接受的人选出来，因此和周延儒达成交易，推举他上台。
当时有一个叫“复社”的政治组织，成立于崇祯二年，主要由翰林、生员组成，可以视为东林党中的书呆子派，观点比普通东林党更加激进。复社领袖是翰林院庶吉士张溥（《五人墓碑记》的作者），正好是周延儒的门生。为了让老师入阁，张溥就找到了复社中的另外五个骨干成员，每个人出一万两银子，共计六万两银子，交给礼部侍郎吴昌时去打点关系。
经过一番运作，周延儒果然获得了首辅的职位。这并不是说首辅的位置花六万两银子就能搞定，这只是在资历背景合格、有政治势力支持的前提下，打点关系获得会推资格的钱。这个事情验证了我们在前面引用过的黄尊素的说法：“大拜之事，相传必用间金数万。”
能够参与内阁首辅会推的，是帝国顶级的那么几个高官。在国家危在旦夕的时刻，这些早就富得流油的大佬们，竟然还在大收黑钱，出售帝国首辅这种关键职位，真是丧心病狂。
周延儒上台以后，立刻就开始大力卖官，由他的幕僚董廷献出面收钱，巡抚、总兵等职位全都明码标价；然后又任命自己的门生范志完担任蓟辽督师，此人除了贪污军饷以外什么都不会干。作为交易，复社那边为他跑官打点关系的吴昌时掌握了票拟权，内阁负责处理的奏章都会先交给吴昌时看并提出处理意见，再行票拟。吴昌时也趁机专擅权势，纳贿行私。
周延儒上台之前，张溥曾经交给了他一张名单，上面都是东林-复社的政治死敌，要求他按照名单来杀人。不过张溥很快就病死了，此事并没有落实。但周延儒的施政方针仍然体现东林-复社的特点，主要就是进一步减免各种赋税，然后起复大量被温体仁整下去的官员。一时间“言路大开”、“众正盈朝”的局面又开始出现了——其实就是言官们围绕党争打嘴仗，东林党开始大量占据朝廷要职的意思。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又来了，从蓟镇的防区墙子岭入塞。蓟辽督师范志完不敢有任何动作。清军直入山东，攻陷北方大运河上的最繁华商贸中心城市临清并屠城，杀八十万人，一路上纵横千里，南下都打到淮河了，最东边打到了山东半岛的顶端。连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没有明军敢与之交战。
周延儒惊慌失措，找来了僧道上百人，在北京城中日夜作法，颂《法华经》七卷，祈祷清军早日离开。
对于清兵南下洗劫山东之事，崇祯皇帝并不知道，消息都被官僚集团捂得严严实实的。等到清军饱掠一通，俘获人口三十六万余，牲畜五十五万头，金银数百万两，以及众多财物，开始浩浩荡荡的北返，路过河北涿鹿等地的时候，崇祯才接到报告。他非常愤怒，命令周延儒亲自督师出战，断敌归路，务必全歼。
这个时候确实是袭击清军的最佳时机，因为他们长途奔袭，疲劳不堪，又携带着沉重金银等财物、押送着几十万人口和牲畜，战斗力必然大幅度下降。这个时候袭击清军，就算不能大获全胜，但斩获一些首级，抢回一部分人口和财物应该不成问题。当时从天津调往山西代州当总兵的周遇吉，走到半路得知清军离他不远，立刻带数千兵马返回突袭，大战三天三夜，杀伤清军数千人，创造了明清交战史上罕见的明军以少胜多的战例。
但周延儒如何敢真的去跟清军作战？他跑到通州城里住下，每天就和幕僚、随从、统兵大帅在城中饮酒作乐，好像根本没有要打仗的任务一样。
每天下午，督师衙门开门办公、收受公文，然后早晚两次向宫中飞报“大捷”。①
就这样，清军不紧不慢地又从蓟镇返回了长城以北。
崇祯皇帝刚开始收到周延儒的捷报，还很高兴，下旨大力表彰他。但是毕竟还有锦衣卫和太监的报告，崇祯很快就知道了真相，下令把周延儒逮捕下狱。周延儒在狱中自己请罪戍边，看起来他还认为自己死不了。
但是墙倒众人推。很快，他利用董廷献卖官弼爵的事情被告发，范志完在蓟辽督师任上贪污军饷、纵兵淫掠等罪行也被捅了出来。吴昌时为周延儒代办票拟的事情也很快就曝光了。还调查出来一个大案，就是最近一次的南京乡试，完全由吴昌时替周延儒经办，只手遮天，上榜的除了周延儒、吴昌时的亲戚故旧，就是交纳了巨额贿赂的人。周延儒的弟弟、儿子一起上榜，录取者中间竟然还有不识字的！
最后，周延儒、吴昌时、董廷献、范志完都被判处死刑。②
但这个时候做什么都晚了。明军在松山精锐尽失以后，农民起义军和明军的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孙传庭在陕西新练了几万人的兵。这些新兵都没有见过打仗是什么样，崇祯十六年八月出潼关与李自成大军交战，被李自成派轻骑兵切断粮道，明军很快就陷入恐慌，开始崩溃逃窜。孙传庭带几千残兵逃入潼关据守，又被李自成攻克，孙传庭战死。
这样，在整个中国北方地区，除了守城的老弱以外，已经基本没有可以出战的明军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一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顺”，然后立即开始东征北京。
当时明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已经彻底崩溃，再也拿不出钱来招募新的军队了。崇祯异想天开，想了一个歪招，派内阁大学士李建泰去督师山西。因为李建泰家里是山西巨富，他去督师，虽然没有钱粮，但那是在保护他们家的财产，他自己应该也愿意掏钱。李建泰自己也信誓旦旦，要倾尽家资来养兵与叛军决一死战。
正月二十六日，崇祯皇帝举办盛大的仪式送李建泰出城督师，还给了他一千五百名京营的士兵，赐尚方宝剑，亲手写了“代朕亲征”四个字给他。
但李建泰一离开北京，就立刻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地方官员都害怕他来索要粮饷，以至于堂堂内阁辅臣代皇帝督师，竟然连县城都进不去，必须发兵攻打，好像进入了敌国。
没过多久，李建泰就跟朝廷失去了联络。崇祯皇帝责问兵部尚书张缙彦为什么不上报李建泰的最新消息。张缙彦告诉他，现在朝廷连派骑兵外出侦查的钱都拿不出来了，只能被动地等待李建泰派人送信。
其实李建泰根本没打算为朝廷尽忠，不过想带兵回老家保卫财产而已。走了没多久，听说老家曲沃已经被大顺军攻占，也就放弃了抵抗，投降大顺。
大顺军一路基本没有遇到太多阻碍，大部分地区都闻风投降，偶尔有据城顽抗的，也不过能守卫个两三天而已。
只有山西代州总兵周遇吉凭城固守，坚持了十多天，然后又退守宁武关。周遇吉悉力拒守，最后火药用尽，开门力战而死，全身矢集如猬毛，夫人刘氏率妇女二十余人登屋而射，全被烧死。
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李自成克宁武关，前后死将士七万余人，伤亡惨重。李自成甚至因此产生了带兵返回陕西的念头，因为这一仗就死七万多，他手下这二三十万兵马，也经不起这样打几仗。
但宁武关之战以后，李自成就一路顺风顺水了，于三月十五日左右抵达北京城下，开始攻城。
在北京城内，崇祯皇帝为挽救江山社稷做了最后的努力。崇祯自己一直省吃俭用，节衣缩食，宫女不够用了，也不敢扩招，他甚至把宫里的金银器皿、大殿里的铜壶都当掉了，充作军饷。史料记载，崇祯还把宫里储存的人参等物品也变卖了。此时财政已经完全枯竭，皇帝内帑也已经没钱了。
他放下皇帝之尊，去哀求大臣和亲戚们捐款，给防守北京城的士兵发军饷。结果：皇亲国戚一毛不拔，满朝文武装疯卖傻。
崇祯的意思是“以三万为上等”，但大臣勋贵的捐款中没有一笔达到此数，内阁首辅魏藻德，只捐了五百两，其他官员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内阁大学士陈演坚持自己是清官，一分钱也拿不出来。更多的权贵在哭穷、耍赖、逃避，一时间什么奇葩事都出来了：有的把自家锅碗瓢盆拿到大街上练摊，有的在豪宅门上贴出“此房急售”……反而是太监捐的比较多，太监王永化、曹化淳、王德化各捐了五万两银子。
崇祯想让自己的岳父周奎带个头。他知道周奎有钱，派太监徐高上门拜访周奎，希望他能捐十万两银子。周奎一听，马上哭得死去活来的，说：“老臣安得多金？”他还试图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勤俭节约的清廉官员，举例说家里穷得只能买发霉的米吃。他坚定地给皇帝女婿的计划打了个一折，只肯捐一万两。
崇祯听到徐高回复，很郁闷，也不好逼国丈大人太甚，但一万两实在太少了，怎么做榜样呢？于是把数额从十万两变成两万两。周奎眼看糊弄不过去了，就进宫去找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深明大义，要求父亲也要深明大义，作出表率。她拿出五千两银子给父亲作为帮助。周奎又干了一件奇葩的事：他把女儿给的银子克扣了两千两，最后总计捐出一万三千两。③
官员权贵们知道改朝换代已不可避免，都在积极准备着如何投靠取悦新主子，一份开城迎接大顺皇帝的名单安排已经在大臣们中间秘密流传。响应募捐，不过是给老主子一点面子，算是帮他送葬的份子钱罢了。
三月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大顺军入城，北京陷落。
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此时崇桢带著太监王承恩上煤山瞭望，大臣皆己逃散，只有几个太监还陪在他身边。
崇祯见山下四处都是乱兵，知道自己已无路可逃，在一棵树上自缢身亡。太监王承恩也陪他一同上吊。
在最后的日子里，崇祯多次自言自语：“大明江山，奈何亡于朕手？”有个以前服侍过天启皇帝的太监在一旁听了，感叹到：“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崇祯听后无言，悄悄地派太监到西山碧云寺为魏忠贤立了一个衣冠冢，以示纪念。④
最后一次上早朝，大臣们并没有讨论如何守城，还在争论应该用谁贬谁。有人说：“冯铨当起”，有人说：“杨维垣当用”，还有人说：“封刘泽清为东安伯”，等等。崇祯看着手下这些人，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提笔在桌子上写了几个字，让身边的太监王之心看。看了之后随即抹去。这句话是：
“文臣个个可杀。”
明朝灭亡。
①参见樊树志：《晚明史（下）》，第951页。 ②崇祯一朝，诛戮大臣甚多。内阁首辅多有被杀的，兵部尚书这个位置除杨嗣昌外几乎全都不得善终。后来东林党就把他描写成猜忌多疑、残忍好杀的君主。其实我们看看袁崇焕、周延儒、张凤翼、范志完这些人的罪行，全都是该杀的，死得并不冤。明朝处理官员贪污和失职的刑罚极严，所以才能维持二百七十多年。 《大明律》中其中有两条死罪很有代表性，一条是地方官“激变良民，斩”，一条是军事将领“丢失城寨，斩”。崇祯后期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城池失陷不计其数，根据法律，出现这种事情地方官和守将就是死罪；长城防线被突破、北京被包围，兵部尚书就是死罪。这些都是法律规定的，并不是崇祯想起来杀人就随意杀人的。有些事情不全是地方官和守将的责任，主要是大形势造成的，我们可以说崇祯在机械地执法，有些人被杀错了，但并不是因为残忍猜忌多疑而胡乱杀人。 ③参见樊树志：《晚明史（下）》，第999页。又见学习时报：《明朝灭亡前满朝文武个个争做“影帝”》。 ④《燕都日记》、《再生纪略》、《明季遗闻》、《流寇志》、《明季北略》等书皆载崇祯收敛魏忠贤事，其中不乏“甲申国难”的亲历者；而东林党人杨士聪写的《甲申核真略》则力斥其伪，考虑到杨士聪本人就是明末的造谣专业户，其说并不足信。
十二、清军入关
李自成进京以后，大臣们纷纷跑去求官，希望在新朝能够再次得到重用。但遭到了冷漠的对待。大顺军开始大规模追赃，把京城里的权贵官僚们都抓起来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出金银财宝。
起义军追赃并不是从进北京以后才开始的。之前他们每攻占一个地方，都会把当地的贪官污吏、缙绅豪强抄家，将其财产没收。这是一种战略性的后勤补给方法。正是因为他们能够强力地没收地方官员和豪强的财产，才能够打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旗号。起义军可以依靠打击豪强来获得足够的军费粮饷，不需要再从老百姓手中征税，因此不管打到哪里都会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把他们视为解放者。
反之，负责剿灭起义军的官兵的处境就很糟糕。由于朝廷财政收入极为困难，他们能够拿到的饷银很少；地方政府征收赋税的压力也很大，满足不了过往军队的粮饷物资需求。这种情况下，明军要想打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纵兵劫掠。吴桥兵变之前孔有德手下的士兵出去偷鸡就是这种做法。
有很多文献记载了明末军队纪律溃散，到处祸害老百姓的事情。对有些军事将领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政府没有发够粮饷，又要让士兵们出去打仗，替你去卖命，这怎么行？所以并不敢认真管束军队，只能让他们自己去找吃的，其实就是到处抢掠。他们跟农民起义军的区别就是，不太敢去动当地的官员和豪强，因为这些人在“上面有人”，往上面告状，将领就可能受到责罚。所以士兵们只能去抢劫那些普通人家。像左良玉的军队，每到一个城市，就呼啦一下窜入民居中居住，一时间家家户户都住着兵。这些兵在人家里，要吃要喝，抢粮抢钱，甚至奸污杀人等事情也时有发生。
两相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起义军和官兵的“阶级属性”了。起义军以打击贪官豪强为生，免征老百姓的钱粮，当然是符合底层百姓的利益的；官兵不敢动贪官豪强，因为政权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就只敢去抢普通百姓，这是一支代表了贪官豪强利益的军队。这种阶级属性是很赤裸裸的。
那么，从经济基础来看，如果贪官豪强已经榨干了老百姓的财富，社会财富绝大部分都集中到了统治阶层手中，起义军的做法就能够很轻松地获得大量补给；而官兵要想取得补给就很困难：老百姓早就没钱了，把他们杀了也拿不出钱粮来，真正有钱有粮的大户人家又不敢动。
到了这种局面，胜负之势就可以基本确立了：起义军越打越有钱，可以养更多的兵，日渐壮大；官兵则越打越穷，不停地发生溃逃和兵变，日渐萎缩。改朝换代就成了必然趋势。
所以，底层革命能否取得成功，与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是直接相关的。贫富差距不仅会引起革命，而且会滋养革命。
大顺军经过追赃，那个捐了500两银子的首辅魏藻德拿出了数万两银子，一毛不拔的大学士陈演也被迫捐献了4万两银子；国丈周奎则被彻底抄家，抄出来了53万两银子。
最后，大顺军从北京总共追赃追出来了7000万两白银。
这并不是京城权贵们的全部财富，因为进城之后二十天，四月八日，李自成就下令停止追赃，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金额，一律释放。这样做一方面是觉得钱已经够多了，一方面也是不想跟这些权贵彻底闹翻，毕竟国家还没有统一，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进入北京以后，李自成立即派人带着礼物和亲笔信前往山海关招降关宁军，许诺投降以后给吴三桂封侯。派去的人是刚刚投降的前居庸关守将唐通。之所以派他去，可能是唐吴二人有私交，唐通可以现身说法告诉吴三桂大顺军对降将的态度。
吴三桂果然马上就投降了，把山海关防务交给唐通，自己带着关宁军前往北京朝觐李自成。但是走到半路，不好的消息不断传来，他听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占为己有了，他们家在北京的财产也被充公，此外还有诸多关于大顺军在北京以及其它地方大力追赃、打击贪官豪强的事情。
吴三桂慢慢地改变了态度。他们父子二人贪污的军饷应该是不少，朝中大佬与他们的关系也很密切，现在这些人都遭到清算逼赃，自己又是最后投降的，并无多大功劳，将来被秋后算账的可能很大。
最后，吴三桂改变了主意，带兵杀回山海关，重新夺取了山海关，同时派人向满清投降，表示愿意献关。
满清这边当时皇太极已经死了，他的儿子福临继位，九弟多尔衮摄政，掌握实际权力。多尔衮刚一得知李自成攻下北京的消息，就亲自带领满洲兵和蒙古兵的2／3，汉军的全部出征，准备从喜峰口入塞，进攻北京，与李自成争夺天下。
清军走到半路，收到了吴三桂的投降信。多尔衮大喜，立即命令大军改变方向，从山海关入关。
此时李自成已经派刘宗敏带了十几万大军前来攻打山海关。吴三桂带兵出战，经过一天一夜的厮杀，关宁军逐渐败退。这个时候隐藏在山海关后的清军突然大举冲入，大顺军完全无法抵御，死伤极为惨重，大将刘宗敏也负伤，只能逃回北京。
得知大顺军兵败的消息，很多新投降大顺的地方纷纷反叛，杀死大顺派来的官员，投降满清。
清军趁势追击。李自成在京城内仓促地举办了一场皇帝登基大典后，带兵撤往陕西，想要依靠潼关据守。但时代已经改变了，清军调来红夷大炮，昔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很快就被轰塌，潼关失守。李自成放弃西安，逃往湖广一带。
吴三桂因为投降满清，献出山海关而被视为大汉奸。他当然是汉奸，不过献出山海关这个事对明清换代的影响可能没有那么大。在吴三桂降清之前，满清就已经抽调了它能动员的最大兵力，倾国而出，准备从蓟镇入塞去跟大顺军进行战略决战。从山海关入关肯定是要方便一些，而且关宁军也帮忙消耗了一部分大顺军的实力。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
满清一直在有意识地利用农民起义军来淘空明朝。一遇到农民起义军陷入低潮，清军就大举入塞，间接地救援起义军。明军的精锐也基本都是被清军帮忙消灭的。比如孙传庭本来自己带出了一支队伍号称“秦兵”，把李自成杀得毫无还手之力。但没过多久秦兵就被洪承畴带到宁远去全军覆没了。孙传庭再次出山，从新招募士兵训练，结果就一败涂地。
这种情况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其实可以算是“温室中长大的花朵”，是在清军的“精心呵护”下发展壮大的，经历的艰难困苦还是太少——相对于统一中国这个任务的难度来说。胜利对他们来说来得太容易。
李自成第二次出山，带着几百人在河南发展，很快就发展出来十几万的大军。看上去很厉害，其实关键在于明军的生力军都在松锦大战中被清军消灭了，没有像样的军队来跟他打。从陕西打到北京也是一路凯歌，在宁武关周遇吉带着几千人拼死防守，李自成亲自带着几十万人去攻打，阵亡七万人才把宁武打下来。这种战斗力遇到满清铁骑是不堪一击的。
李自成刚一打下北京，清军就举国来战，这个时机把握得非常好——让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再去打，比合在一起要容易征服得多。江南地区是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朝税负的大头，而北部中国早就被清军入塞和农民战争淘空了，没有南方的支持，大顺军要对抗清军基本不可能。而且李自成在北京立足未稳，清军一旦进攻北京，周围的明军不仅不会来救援，还会趁机叛乱。
清军在山海关击败大顺军以后，大顺军就一溃千里，毫无还手之力。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大顺军进北京以后腐化堕落所致。这没有道理。大顺军进北京以后军纪相当好，只是对权贵进行拷打追赃，很少有侵害普通百姓的记录。而且从进京到开往山海关只有一个月，腐化堕落也不可能堕落这么快。真实原因是他们进北京之前战斗力就比较差，改变流寇作战的方式在陕西建立根据地才一年，尚不能称之为一支正规军。
所以，即使吴三桂不献出山海关，不替清军打头阵，清军从蓟镇打进来，大顺军也不太可能是清军的对手。历史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由吴三桂献关这个偶然事件所决定的。
清军进攻大顺的局势，跟五百多年前蒙古灭金非常相似。当时蒙古在北方，南宋在南方，金帝国夹在蒙古和南宋中间。成吉思汗带兵三次围攻北京，两次从居庸关和紫荆关附近突破长城防线，一次从古北口，虽然三次都没有攻克北京城，但是大肆劫掠北京周边地区，彻底破坏了京畿地区的经济。金帝国无力维持北京的城防，被迫迁都开封，没过多久金帝国就灭亡了。
满清决策层对这一段历史一定非常熟悉，因为金帝国就是他们的祖先建立的，努尔哈赤定的国号就是金。对他们来说，这也是亡国之祸。现在蒙古怎么灭金，他们就要怎么消灭大顺。他们已经征服了漠南蒙古，也可以随意选择从大同、宣府、居庸关、古北口、喜峰口等地进攻北京；他们也是执行的焦土政策，破坏北方经济而不强攻北京。蒙古灭金的历史表明，漠南政权征服中国华北地区，并非一定要走山海关。
满清的统治者们是一群目光远大的军事战略家。他们的军队战斗力很强，但仍然在尽最大努力，以最小的损失换来最大的胜利。他们对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一再出手相救，让他们四处流动作战淘空明朝根基，等着他们去打下北京再来捡便宜。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明朝如果没有在野战中打败清军的能力，要想跟满清议和，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的。满清的战略家们不会笨到让明朝歇口气去专心镇压农民起义。和谈只是一种骗钱骗粮和让明朝决策层内部分裂的手段，真要达成了和议，收到钱之后第二天就毁约也正常。因此也就不存在明廷内部的主和派和主战派谁能拯救明朝的问题。
清军正在和大顺军争夺北方的时候，南京的明朝留守政府，已经拥立了福王朱由崧为新的皇帝。南明政权的官员们对清军入关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在帮助他们平定乱贼。就像当年南宋的士大夫们跟蒙古结盟消灭金帝国一样，他们也制定了“联虏平寇”的战略，派人去跟清军联络，共同消灭大顺。多尔衮没有理睬他们，占领陕西以后，立刻就挥师南下，兵锋直指南京。
在这个危急关头，南明这边竟然又自己闹出一件大祸事出来：在湖广的左良玉宣布朱由崧不是合法的皇帝，自己奉崇祯太子的密诏，带兵到南京勤王。
这个事情是东林党的杰作。他们本来坚决反对拥立福王朱由崧，因为他们在万历年间“争国本”事件中得罪过朱由崧他爹朱常洵以及他奶奶郑贵妃。但是朱由崧还是成功即位了。为了反对朱由崧，东林党就拿出看家本领：造谣。
他们先说福王朱由崧是假冒的，洛阳城破的时候已经死了，这个新福王来路不明。又说从福王府中有一个王妃南下，朱由崧不敢相见，只是把她关进宫中，就是怕被认出来。而且朱由崧荒淫无耻，每天都热衷于让大臣们进献童女和春药，不理朝政，把权力都交给“阉党余孽”等等。
这时候，一个自称是“崇祯太子”少年出现了，说自己在北京城破以后东躲西藏、辗转来到南京。对于这个少年的身份，民间的传言也是一浪高过一浪。
其实，朱由崧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洛阳城破他逃出来的时候，还有王府二百多名官员侍从跟他一起跑出来，有长史、承奉、典膳等等，还有福王妃费氏的兄弟等五人。他们找到河南巡抚，经河南巡抚核实然后报告中央找地方安置的。一个人可能假冒，二百多号王府官吏是没法假冒的。至于崇祯太子，那才是孤身一人突然出现在南京的。南明政府找了几个之前给太子当过讲官的人看过，都认为是冒充的。不过朱由崧也没有杀他，而是软禁在宫中。
关于朱由崧荒淫等传言，也都是假的。比如炼春药这种事，不过是端阳节宫女出宫去抓蟾蜍，这是当时的风俗。因为据说蟾蜍是炼春药的原料，就产生了这样的谣言。还有人给朱由崧起了个外号，叫“蛤蟆天子”。非东林的名臣李清则在《南渡录》中力为朱由崧辩冤，说他 “于声色罕近也” 。
真实的朱由崧是一个很有魄力的皇帝，上台不久就下令重新刻印魏忠贤编的《三朝要典》，并启用了身列崇祯“阉党逆案”的阮大钺。同时，对反对他即位的东林党中的名士，仍然加以任用，让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当了礼部尚书，没有搞党派清洗。他对大臣们说：“潞王（朱常淓）是我的叔叔，贤明可立。你们有人想要拥立他当皇帝也是情理之中。”力图避免党争，维持政局稳定，大家齐心协力一起挽救危局。
但东林党显然不领这个情。《三朝要典》就是魏忠贤揭露他们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当中干过的坏事的历史记录，魏忠贤一死，东林党就把它禁毁了。重印《三朝要典》就意味着可能给魏忠贤翻案，这是东林党绝对不能接受的。于是谣言四起，在江南的老百姓、官员、士兵中间都产生了很糟糕的影响。大家一看：国家都这样了，皇帝还在奸淫童女炼春药，还是个冒充的，谁还愿意为你卖命？军心民心因此溃散。清军南下之际，很多将领纷纷不战而降。
远在襄阳的左良玉也听说了这些谣言。这个时候正好李自成被清军赶出陕西南下，要来打襄阳。左良玉不想跟李自成硬碰硬，于是声称自己取得了“崇祯太子”的密诏进南京勤王。这个密诏他给沿途的地方官员看过，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不知道是他自己伪造的，还是南京方面有人在捣鬼。反正这让左良玉有了借口，离开襄阳向南京进军。
消息传到南京，朝廷一片恐慌。不得不将防备清军的兵力拿出一部分去打左良玉。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中，清军已经打到了扬州。
扬州城墙高大，冷兵器时代是很难攻克的。但清军调来了红夷大炮，对准城墙轰了一天，于1645年四月二十五日晚把城墙轰塌，扬州城陷落；四月二十六日，在此督师的兵部尚书史可法战死。清军占领扬州以后，清军统帅多铎以不听招降为由，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逾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沦陷以后，南京也就失去了屏障。朱由崧出逃，南明政权的大佬们集体投降。此时距离崇祯皇帝上吊也就一年零一个月。没过多久，朱由崧被清军追上抓住，押赴北京处死。
至此，满清统一中国的大局已定，明清换代基本完成。
对这一过程，有个人曾经预料得很准，他说：
“唯恐东江破（东江镇被消灭），属国叛（朝鲜投降），而逆虏长驱（后金围攻北京）”；“其捷径尤在喜峰口（第一次入塞处）、一片石、潘家口、强子岭（第四次入塞处）等处”；“又恐关门指日动胡笳之咽（清军入关），而登（登州）、津（天津）、淮（淮河）、扬（扬州）不久成饮马之窟矣（清军南下，扬州十日）！”
这个人叫毛文龙。可惜，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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