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十章）

七、太监救国：宦官专权的真相

这一节专门讲讲太监问题。

太监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不幸的一群人。被阉割本身就是一种酷刑，遭受这种生理上的残害以后，好不容易混出头来想要干点事，还被文人们拼命丑化抹黑。连底层民众往往也难以理解他们，乐得参与这种丑化抹黑的活动，通过鄙视太监来获得心理上的优越感。

太监制度是一种非常黑暗和没有人性的制度，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从这一点推不出来太监是一群黑暗和没有人性的人，同样也是非常清楚的。太监是太监制度的受害者，就好像奴隶是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抨击奴隶制度黑暗而连带着把奴隶的人格也鄙视一番。

要成为太监必须先经过阉割。这个程序保证了太监一定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而且没有办法世袭。但凡生活能勉强过得去的家庭，都不会把自己的孩子阉割了送进宫里当太监。虽然太监可能获得一些权势地位，但只要有的选，大家肯定还是送孩子去读书走科举道路考取功名更合算，考不上也还有别的出路。只有穷到需要卖儿卖女的家庭，才会把孩子送去当太监。而如果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当了太监以后飞黄腾达，把整个家庭带了起来，他的家里也就不会再愿意送孩子去当太监了。

这就造成一种局面：官僚权贵集团始终没有办法彻底切断皇帝与中国社会最底层的联系。

太监的这种地位，在一个王朝建立的初期是不重要的。因为官僚集团负责向皇帝提供信息。建国初期的时候官僚系统比较清廉高效，而且很大部分也来自于社会底层，他们就可以很好地向皇帝反馈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各种问题，帮助皇帝作出决策，然后负责执行。

这个机制如果正常运行，那么太监在政治体系中是没有位置的，只能帮皇帝伺候后妃，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洁性就可以了。

但随着官僚集团的腐化，官僚系统就逐渐地不能公正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了，而是只反映跟他们一伙儿的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利益诉求，向皇帝隐瞒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状态和自己的种种贪污腐化活动。

这种格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瞒上欺下”，对上隐瞒信息，对下按照自己的利益来执行中央政策、行使政府权力。这个时候政府机构的运行就失灵了，皇帝也失去了对官僚体系的控制。他不知道他所统治的帝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也不知道他的命令被执行得如何。时间长了之后，皇帝也会发现，这里面问题很多。

比如明宪宗朱见深用太监汪直，最开始就是因为京城闹妖怪，搞得皇宫里面也人心惶惶，所以才派汪直乔装打扮出去打听消息。万历十二年，山西五台一带多有矿贼，啸聚劫掠，官员们就一直捂着不报告皇帝。万历皇帝因为派人到五台山进香，才得知消息。

这种小道消息不断被印证之后，皇帝就会对官僚集团失去信心，而试图开辟新的渠道来发现问题。而最容易开辟的新渠道就是太监。

等官僚集团腐败到一定程度以后，太监的作用就会显得越来越重要。太监可以向皇帝反应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甚至向皇帝提出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的改革建议。因为他们就来自这个阶层。

在这方面，皇帝和太监比较容易取得一致。皇帝是希望国家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的。他们也知道，必须要让老百姓活得下去，皇位才能稳当，他的子子孙孙们才能接着做皇帝。反之，老百姓活不下去，就要造反。国家灭亡了，皇帝的存活率很低，皇帝自己那一家人大部分都会被杀。所以皇帝治理好国家的动力和压力都特别足。

而且，掌握治理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是一件极有成就感的事情，比全天下任何事情都要吸引人。不用人催，皇帝自己就知道天天拼命干活，努力想把国家治理好。至于物质上的享受，或者贪恋女色之类的事情，享用过度了自然就会兴趣索然。站在皇帝的位置上，这些都是想要多少有多少，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跟行使皇权处理军国大事比起来诱惑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俗话说，“权力是男人的春药”。现在好多中学生玩模拟帝国争霸之类的战略游戏都能废寝忘食，更何况是玩真的呢？所以我们看明朝的皇帝，每一个人都劲头很足，虽然能力有差异、治国理念有差异、治理的效果有差异，但态度都是没问题的，全都在认真负责的想要治理好国家。清朝的皇帝，也是一样。明朝有十六个皇帝，清朝有十二个皇帝，总共二十八个。在这二十八个人当中，对治理好中国这件事没兴趣的、贪恋女色或者游玩而不理朝政的皇帝的比例为零。这个样本够大了，足以说明问题。

明清之前的历史记载，只有文官们编写的所谓“正史”，缺乏“实录”等更客观详尽的资料可供考证，所以没办法去证实或证伪。但是根据明清的二十八个样本，我们有理由认为：明清之前大部分朝代的皇帝，也应该是这样的，真正的昏君、暴君必然是极少数。关于皇帝好色怠政等方面的记录大部分应该都是文官集团编造出来的，为的是把国家衰落的责任推到皇帝头上。通过对明朝皇帝的研究，我们也可以知道此类谎言是如何出炉的。

绝大部分皇帝都会努力想要治理好国家，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这是皇帝制度的基本设计逻辑决定的。但官僚集团作为皇权的代理人，他们的想法就跟皇帝不一样。

官员们的位置不如皇帝那么稳当，随时可能在政治斗争中失势，官位也不能传给子孙，而且自己又不是最终决策人，很多事情也是执行命令，缺乏主动性和成就感，国家灭亡了自己未必遭殃，说不定换个皇帝也还能够继续当官……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官员们为国家考虑的动力和压力都比皇帝小了很多。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选择：自己贪一点，贪的全都归自己，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基本不用由自己来承担；自己努力一点，给国家和人民的好处也不归自己，不归自己的儿孙。官员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关联度，跟皇帝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关联度比起来，就要差很多。

所以，在帝国制度下，官僚集团日渐腐化堕落，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他们越腐败，跟皇权的冲突也就会越严重。这跟民主精神没关系。明朝的文官越到后面跟皇权抗争得越厉害，不是说他们有民主精神，只能说明他们越来越腐败，从皇权的代理人变成了自己这个贪腐权贵阶层的代理人，所以跟皇权才会从合作走向对抗。

我们在前面说过，朱明皇权，是农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在朱元璋时代，它就是代表农民阶级利益的，说它是农民专政也可以。皇帝制度这个东西，就是古代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设计。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国家政权代表哪个阶级、哪个阶层的利益，要看情况，不是一定的。不仅不同的朝代不一样，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时期也会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僚集团不断腐化，官僚地主和官僚资产阶级就逐步地篡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成果，把它变成了权贵阶层统治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工具。

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用“粮长”这个职位的变迁来观察。

“粮长”就是农村地区负责给官府缴纳粮食的人。这个人的主要责任就是把他那一片地区的农民应该缴纳的粮食收起来，交给官府。这个位置没有特别的权力可以支撑他去强制从农民手里收粮，收不起来的粮食就得粮长自己补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位置。在明朝开国初年的时候，粮长一般都由村里的地主富户轮流担任。这就表明，缴纳粮食的责任主要落在了地主富户头上。这种制度安排符合普通农民的利益，体现了农民阶级掌权的特点。

但是到了明朝后期，粮长就逐渐变成了由普通农民担任，而地主乡绅等富有阶层不再担任了。对此，黄仁宇在《十六世纪明朝的财政与税收》中大惑不解，他说，大户在农村地区比较有地位，让他们担任粮长有利于粮食的征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后期会让贫农担任，让贫农去找大户要粮，难度会大大提高。这导致了明朝后期的农业税征收困难。

显然，这种变化不会是因为明朝后期的官员不如前期的官员聪明，不知道农村地区地主大户更有地位。粮长身份的变化，是因为官员和地主勾结起来了，让地主大户可以逃避缴纳粮食的责任，而把这个责任推给普通农民。粮长身份的变化，就是明朝国家政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逐步转变的一个生动体现。

政权组织形式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当然它们确实有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革命的胜利成果被篡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并不是农民领袖一当上皇帝整个政权就变质了。没有那么快。

一直到明朝灭亡，朱明皇权的农民起义特质都还存在。明朝的皇帝都会反复阅读朱元璋自己写的造反历程和感悟。受此影响，他们几乎都认为，只要农民造反就是官逼民反，责任肯定在官府。所以明英宗朱祁镇听说荆襄地区农民起义，官员请求镇压，才会说：“那些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怎么能够派兵镇压？”而是力主招抚。

其实荆襄地区的农民造反主要还真不是官逼民反，因为那个地方就没有官，都是自生自灭的。后来朱见深采取先铁腕镇压，再改善治理模式的手段，才解决了问题。

到了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对农民起义的态度也是但凡能够招抚的一律招抚。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流寇也是朕的赤子。”他也知道那些人是吃不饱饭才造反的，只是当时明朝已经没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去招抚了。

在皇帝一心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情况下，已经腐化变质了的官僚集团，要让皇权服从自己的利益，就必须要切断皇帝跟底层人民的联系。他们向皇帝提供的信息，就是经过层层筛选、严重扭曲的；他们对皇帝的命令，就是故意曲解，往歪了执行。

皇帝察觉了这一情况之后，首先会想办法整顿官僚集团。如果官僚集团整体已经腐朽，在皇帝能看得到的官员范围内，已经找不出合适的人选了。那么，他很自然地就会转向让太监来给他提供信息和参与决策，并监督甚至整肃官僚集团。

也就是说，皇帝在正常的政府体系之外，增加了由太监控制的信息反馈体系和监督体系。

由于太监数量有限、能力也有限，所以执行最终还是只能交给官僚集团去做，不可能完全取代官僚集团。但是在极端情况下，太监也可能负责部分实际执行工作，比如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就派出太监直接征收商税和海关税。

所以，太监干政，是正常的官僚体系运转失灵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太监不是乱政，而是对已经腐败堕落的官僚体系进行补救。由于太监不能世袭，而且全都来自社会最底层，他们也就很容易跟皇权结合，对贪腐集团进行镇压。太监主政，特别是明朝的几个太监执政，都是站在了底层人民的立场对腐败的官僚集团进行整肃。

文官们总结的明朝四大“权阉”，王振打击杨荣贪污和杀掉杨士奇的儿子，汪直整死杨晔、清查驿站并代表明宪宗巡视各地，刘瑾进行全国土地清丈和将贪腐官员罚米输边，魏忠贤整肃东林党和打击吴养春家族霸占黄山木材，都是在整顿吏治、打击豪强。

刘瑾当权的时候，太监内部就把他称之为“小太祖”，也就是小朱元璋。魏忠贤当权的时候，在打击贪官豪强方面，下手也相当重，很多人进了监狱就没活着出来。文官集团天天嚷嚷着要“恢复祖制”，其实就是打个幌子卖私货，比如不准增加商税、加强海禁之类的。真正实打实的照着朱元璋立国精神办事的，就是刘瑾、魏忠贤这些太监。

朱元璋立国精神的核心是以严刑峻法维持官僚集团的廉洁高效，其它的都是细枝末节。比如海禁，那就是出于治安考虑的权宜之计，到了朱棣时代郑和好几万人的船队就开到西洋做生意去了；低商税税率是为了扶持被战争打击的商业，恢复经济繁荣，真要到了商业大繁荣的明朝后期，换了朱元璋上他也肯定愿意多收商税而减少农业负担。

这些太监之所以能够秉承朱元璋的立国精神，就是因为他们跟朱元璋来自同一个阶层。他们知道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也知道这种艰辛是谁造成的，所以对贪官豪强下手特别重，这跟朱元璋是一样的。朱元璋就是被元朝的底层官吏整得全家死绝，自己当和尚讨饭，所以当了皇帝以后对待贪污腐败，那叫一个凶残。

朱元璋的子孙们当了皇帝，虽然知道老祖宗是农民造反起家的，对农民还是很有感情，但毕竟生长于深宫之中，又被儒家思想洗过脑，对社会的真实情况不了解，很多想法就难免脱离实际，容易被官僚集团操控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