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第十章）

这个时候，太监就能为皇帝提供通向社会底层的信息渠道和政治支持。

从这个角度来说，太监并不只是皇帝的家奴。他们是有自己独立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意识的。皇帝利用太监来监督文官集团，太监也会利用皇权来践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当太监和皇权密切结合的时候，类似于朱元璋时代的那种农民专政的局面就会再次回归。

这个时候，已经沦为官僚地主和官僚资本利益代表的士大夫们就会惊呼“太监乱政”了。

其实这不是乱政，这只是代表了皇权向明朝立国精神的回归。

我以前读到有关明英宗朱祁镇的历史记载的时候，总觉得这个朱祁镇宠信太监王振简直莫名其妙。朱祁镇对王振是尊敬，而不是宠爱，他总是恭恭敬敬地称王振为“先生”——也就是老师。

王振并没有带着朱祁镇四处游玩讨小皇帝喜欢。实际上正好相反，他对朱祁镇管束还很严格。一次，朱祁镇与小宦官在宫廷内击球玩耍，被王振看见了。第二天，王振就当着大臣的面，向英宗跪奏说：“先皇帝为了球子，差点误了天下，陛下今天复踵其好，是想把国家社稷引到哪里去？”

王振到了中年才净身入宫，之前是个教书先生，连个举人都没有考中过。你说一个要什么有什么的皇帝，怎么会对这样一个低级教书先生如此敬重呢？他身边像杨士奇、杨荣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大儒，要是论知识水平，比王振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要说贪玩好耍，找聪明伶俐的小太监或者年轻漂亮的妃子、宫女一起玩不是更好玩？

王振到底有什么特殊才能，能够让朱祁镇对他敬重有加，乃至把军国大事都交给他去办呢？

后来土木堡之变，文官们都说是王振的责任，害得朱祁镇兵败被俘，在蒙古喝了好多年西北风，皇位也丢了，回国以后又被软禁在南宫。这跟王振应该是有深仇大恨了。但朱祁镇复辟以后竟然一点不怪王振，反而还对他非常想念，还要派太监去土木堡祭祀王振的亡魂，然后“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明史·王振传》）

这个事情非常不可思议。朱祁镇就像是被王振施了什么魔法，中了邪一样。不然怎么会这样愚顽不化？

从历史记载来看，朱祁镇智力正常，不管治国水平怎么样，理智是很清醒的，没发疯没中邪，工作勤奋不好女色，一心想治理好国家。

这样一个人，在经历了从皇帝到俘虏、到囚犯、再到皇帝的大起大落之后，心智应该是很成熟了，竟然始终对王振念念不忘。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王振可以给予朱祁镇某些他非常渴望得到，但身边的大臣、后妃、太监等人都无法给他的东西。

王振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在中国社会底层生活了很多年。比起那些年幼就净身入宫的太监，他对中国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有很深的了解。这是他身份最特殊的地方。

根据《明史》记载，王振取得英宗的信任之后，就一直劝他“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 。

这应该就是朱祁镇信任王振的原因了。

朱祁镇手下的那些“大贤臣”不断地告诉他，国家在他贤明的父亲明宣宗的治理下，一片繁荣昌盛、政治清明，而他只需要根据儒家经典的教诲，不改父道，孝敬太后，举止合乎礼仪规范，为天下作出表率，然后把国家大事交给贤能的内阁去处理，那么国家就会继续繁荣昌盛，人民就会把他歌颂成为伟大的君主。

只有王振说的和他们不一样。

他对年轻的小皇帝说：“陛下，您的国家现在贪腐横行，民不聊生！”

这句话不是史书上记载的，是作者猜测的。根据各种史料来分析，我认为只有这一种可能，才能让王振赢得朱祁镇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支持，而且让王振对朱祁镇而言无人可以替代。

从土木堡之变到夺门之变，朱祁镇虽然再次当上皇帝，但身边却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像王振那样告诉他国家最真实的一面了。

土木堡之变让大明王朝的勋贵几乎被一网打尽，文武力量失衡，文官集团占据了统治地位，他这个皇帝说的话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言九鼎了。这些，都让他禁不住想念王振。

第二次当上皇帝的明英宗朱祁镇应该是比较落寞的。年少的时候，他曾经被王振培养成了一个愤青，对帝国的弊政愤愤不平，立志要加以铲除。王振告诉他，要严刑峻法来整肃官僚集团，要注重发展军事力量而不宜过分信任文官，这些他都深以为然。但想不到却出现土木堡之变那样的灾难。

关于土木堡之变，我们在第一卷里面讲过。皇帝亲征却面临着后勤不足、严重缺粮缺水的局面，大军已经返回，进入了第一道长城防线以内，竟然还会遭到蒙古主力的攻击，而周围的军队也拒绝赶来支援。这些奇怪的事情共同导致了土木堡的惨剧。文官集团成为这次事变最大的受益者。朱元璋建立的文武制衡的立国体制被打破，文官一支独大的局面从此形成，直到明朝灭亡。四百年来，关于土木堡之变的阴谋论猜测不断——有无可能是文官集团故意在背后使坏呢？

这一类的猜测从现有史料来看无法找到有力的依据。我倾向于认为精心策划的阴谋不会有，但文官集团以各种借口拖延粮草供应，以便让朱祁镇和王振行军困难，这一类的小动作应该是有的。

不管怎样，第二次当皇帝的朱祁镇确实老实了很多。

他是向文官集团低头了吗？

也许痛失皇位的经历，让愤青皇帝朱祁镇变得保守了，不想再跟官僚集团拼个你死我活，那太危险太辛苦了。他只想舒舒服服地坐稳皇位就行了。

至于王振，他已经死了。朱祁镇在听到一些农民起义之类的消息的时候，难免会想起他曾经对自己说过的话，所以还是会怀念他。

其实不仅是王振，魏忠贤也是中年净身入宫的，入宫之前都娶妻生子了。刘瑾倒是幼年入宫，但他长大后跟老家还有联系。他是陕西兴平县一户农民之子。而且刘瑾掌权之前因为政治事件被贬过两次，被发配到南京海子口充军。两次基层生活的经历大大增进了他的人生阅历，被朱厚照重用的时候也五十多岁了。

算下来，明朝四个最有名的大太监，有三个都是人生阅历比较丰富的中老年太监，跟他们搭档的也都是二十岁以下的少年皇帝。他们都在皇帝登基以前，长时间的陪伴着他长大。

他们应该不仅仅是少年皇帝的工具那么简单，而是以自己的阅历去影响甚至塑造了皇帝的人生观、世界观，让皇帝能够在理学士大夫的重重包围之中，知道外面世界的一些真相，特别是底层人民生活和官僚腐败的真实情况。

这种历经生活沧桑的中老年太监，跟有理想有干劲的少年皇帝相结合，那就是天雷勾动地火，肯定会干出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出来，在历史上留下印迹。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太监王振专权、刘瑾专权和魏忠贤专权。①

这几个专权的太监，最后下场都不好。对此他们应该是有思想准备的。历史上的太监专权，大部分最后都被文官整得很惨。这点历史常识他们应该是知道的。

如果仅仅是仗着皇帝的信任，谋些权势和财富，他们完全犯不着跟文官集团结下血海深仇。明朝太监是正式的官位，像司礼监、御马监这些太监都很有权势，只要在职权范围内按部就班的干活，为人处事按照官僚集团内部的规矩来，不会缺权也不会缺钱。大部分司礼监、御马监太监，都不会出头整人，跟文官集团对抗，最后权势地位财富该有的都有，也得了善终。这不是很好吗？

如果王振、刘瑾、魏忠贤就是追求个人的权力地位，想要捞点钱发家致富，按照他们跟皇帝的关系，那是很容易的事情。他们没有必要去专权、去整人，跟文官集团搞得你死我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这就跟张居正要搞改革、海瑞要搞改革是一样的，就是想要干点事，对这个国家的现状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所以才挺身而出来干这种得罪人的事儿。

这种人物并不是皇帝想要搞点改革就随便能找得到的。大部分太监还是宁愿明哲保身，为皇帝做事可以很积极，但要得罪文官集团他们也害怕。所以像万历皇帝演练内操，只要首辅申时行发出威胁，那些太监马上就想办法让皇帝把兴趣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崇祯在最后关头哀叹国家快要灭亡了，有太监也跟着感叹说魏忠贤还在就好了，但却没有一个太监愿意再站出来去干魏忠贤干过的事了——一不小心就是杀头抄家的下场，太可怕了。

所以，那些敢于站出来整肃官僚集团的太监，都是有勇气、有魄力、有牺牲精神的人物。这跟文官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是一样的。如果张璁、海瑞、张居正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那么王振、刘瑾、魏忠贤当然也是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只不过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太监，所以才会被抹黑得特别厉害，结局也特别悲惨。

实事求是地讲，用太监来搞改革、来整人，确实不是正常现象。用文官集团的话来说，就是：“非圣明之世所宜有。”按照帝国的制度设计，太监就是皇帝的生活助理，科举文官治国才是治理国家的正道。太监没有经过寒窗苦读，文化水平低，又没有经过科举考试选拔，没有经过层层历练，仅仅因为能讨皇帝喜欢，就暴得大权，甚至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这难道不是违反了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吗？

这样的道理，接受过儒家教育的皇帝其实都明白，也非常认可。对于科举文官治国的优点，我们在第一卷里面也曾经大力赞扬过，深入剖析过。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套制度能够正常地运行，不被各种潜规则所扭曲，不受利益集团操纵。

比如科举考试，有利于从社会各个阶层选拔人才，在它诞生的初期，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如果徇私舞弊盛行，像周延儒、吴昌时当权的时候那样，连文盲都能靠送钱考中举人，那么它也就失去了选拔人才的初衷。

再比如，行政系统的层层选拔，有利于锻炼人才、发现人才，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到系统的顶端。但是如果贪污腐败盛行，层层选拔人才就会变成层层淘汰人才，不愿意同流合污的人被筛掉，选出来的全是无耻无能的极品坏蛋，那么这个制度也就失去了意义。

太监专权，就是在文官治国这一套正统体制失灵的情况下，皇帝为了治理好国家而不得不采取的非常之举。

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说：“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这个结论在历史学者中间应该是比较公认的。宦官专权的情况，确实是这三个朝代最突出。

但是，非常巧的是，这三个又都是寿命很长的大一统王朝。唐朝“宦官之祸”最烈，太监掌握了禁卫军的军权，不仅可以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还能够废立皇帝甚至谋杀皇帝，结果唐朝寿命最长，存续了290多年；明朝“宦官之祸”次之，专权的几个太监虽然能够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但还不能威胁皇权，结果寿命第二长，存续了275年；东汉的“宦官之祸”又要差一点，只能跟文官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还不能专权，结果存在195年，也很长寿。

西汉存在了210年，虽然没有太监专权，但是西汉有酷吏政治，酷吏在收拾贪官豪强方面力度不比太监差。清朝存在了260多年，也没有太监专权，但是清朝有满清贵族勋贵凌驾于文官系统之上，文武之间存在血统隔离，权力制衡得很厉害。

除了这两个以外，北宋没有太监专权，积贫积弱混了160多年就灭亡了；元朝也没有太监专权，100年就灭亡了；西晋也没有太监专权，混了50年就灭亡了。

比较一下四个最长寿的古代大一统王朝（清朝一半在近代，不算）：唐朝既有酷吏又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一；明朝只有太监专权，寿命第二；西汉只有酷吏，寿命第三；东汉酷吏和太监专权都有，但都比较弱，寿命第四。

我们不难发现，酷吏和太监其实是个好东西，对于延长王朝的生命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功能，就是可以帮助皇帝严厉打击贪官豪强集团。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王朝，就长寿；做不好的王朝，就短命。

太监专权往往会在一个王朝的中后期集中出现。因为一个王朝的正统官僚集团越到后期越腐败，皇帝就越是需要用太监来维持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