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引子：赵烈文的预言 公元 1867 年，清穆宗同治六年。这一年，曾国藩五十七岁。 三年前，这个湖南出生的汉族文人，破天荒的被清政府授予了一等侯爵，并世袭罔替。其它如太子太保、大学士等荣誉头衔，更是不一而足。这些惊人的荣誉，当然都是为了表彰他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功劳。 不过，朝廷宠幸看起来总是那么反复无常。就在去年，因为镇压北方的捻军起义长期未见成效，他又被严旨责备，丢掉了剿捻督师、钦差大臣的头衔。但念其劳苦功高，朝廷也不再追加其它更严厉的处罚，让他回任镇压捻军之前担任的两江总督，管理中国最为富庶的江南地区。 曾国藩不仅战功赫赫，而且知人善任，他在镇压太平天国期间提拔的将领很多在仕途上走的不错，多有担任巡抚总督等封疆大员，可谓门生故吏遍天下，权势惊人。甚至有坊间议论，曾国藩若是举旗一呼，召集门生故旧、湘兵楚勇，推翻满清朝廷，恢复汉人江山，自己当皇帝，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跟这些耸人听闻的传言不同，曾国藩本人并没有什么野心，一心一意要做个忠臣，为清廷鞠躬尽瘁。到任两江后，便立刻投入到了造轮船、办铁厂的“洋务运动”中，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和工业设备，使出浑身解数挽救这个在内忧外患中千疮百孔的大清帝国。 公务倥偬之外、茶余饭后之间，与脾气相投的幕僚闲谈古今人物、指点天下大事，也是曾国藩的一大爱好。 六月二十日这天，晚上八点过，曾国藩又来找他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叙谈。他对赵烈文说：“最近北京那边有朋友过来，讲了一些京城的新闻。说现在北京很乱，抢劫杀人之类的大案时常发生，已经到了明火执仗的地步；大街上乞丐成群，有些穷人家的妇女甚至连裤子都穿不起。京师之地，竟然民穷财尽到了这样的地步，恐怕天下会有异变。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赵烈文对曾国藩说：“天下一统已经很长时间了，盛极而衰、合久必分是必然之理，无法改变。现在朝廷权威犹在，各方势力仍然不敢轻举妄动，短期来看，国家应该不会很快土崩瓦解。据我观察，将来真正的异变，肯定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天下无主，陷入军阀混战。这样的剧变大约会在五十年内发生。（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这一番直白的预测大出曾国藩意外，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皱着眉头愁了半天，才憋出一句：“那是否可以效仿西晋和北宋的故事，南迁避祸，延长国运呢？” 赵烈文摇头道：“恐怕只会一次性覆灭，无法重复西晋和北宋故事了。（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曾国藩仍不甘心，说道：“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本朝的历任皇帝都工作努力、勤勤恳恳，对天下国家非常负责任，与前朝的皇帝不同，是不是可能避免这样的命运？或者起码国运比前朝更为长久一些？ 对这个“君德”之说，赵烈文毫不客气的给驳了回去：“本朝君德确实比较正，但也已经享国两百多年，回报不可谓不丰厚。真正的问题在于本朝在建国初期，杀人太多，夺取天下的手法过于简单粗暴。后来的皇帝虽然努力以德泽加以弥补，但相对于当年惨重的杀戮而言，还远远不够，不可能因此扭转天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这番话说的很露骨，把清朝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抛出来了。话说至此，曾国藩无力再辩，只得叹气道：“那我就只能日夜忧叹，希望自己早点死掉，以免亲眼看到国家社稷覆灭了。（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祐之陨。）” [1] 这段对话被赵烈文记录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死于 1872 年，赵烈文死于 1894 年，都未能看到清王朝最终的结局。直到四十六年后的 1912 年，清朝终于灭亡。覆灭的方式是清帝退位，清政权一夜灭亡，没有再割据偏安的机会。此后果然天下大乱，中国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之中。赵烈文的预言，精准的让人吃惊。 仔细回顾这次对话，赵烈文的预言，有一个根本出发点：两百多年前清朝统一中国的方式，对王朝最终的命运，有很大影响，那就是——杀人太多，简单粗暴。这让清廷的统治合法性相当脆弱，一旦中央权威垮塌，王朝就会在迅速土崩瓦解，不可能还有机会偏安一隅、割据一方。 赵烈文，江苏常州人。常州位于扬州和嘉定之间，北距扬州约一百公里，南距嘉定约一百五十公里。明清换代之际，清军南侵，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为代表的大屠杀给江南人民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后来的满清统治者虽然不惜利用“文字狱”来试图彻底消灭关于那场大屠杀的一切文字记录，但这样的“努力”，终究还是失败了…… [1]赵烈文，《能静居日记（二）》，1068 页，岳麓书社，201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 （第三卷-1-1）亿万生灵 原创 李晓鹏 1982 李晓鹏博士 2018-12-24 11:27 收录于话题#重述伟大中华史（第 3 卷）31 个 第一章 改朝换代 一、亿万生灵：明末人口总量估算 改朝换代，哪有不死人的道理？但清朝定鼎，杀的人确实也太多了。 明清换代，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毁灭事件之一，只有蒙古帝国崛起的过程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根据杜车别（孙海宁）在《明末清初中国人口减少之谜》中所作的估计，直接或间接死于清军屠刀之下的中国人，超过了两亿。这就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全球死亡人数的总和。 一直以来，很多历史学家、人口学家认为，明朝末年中国的人口当在六七千万左右，最多也就一点几亿。但明朝初年的人口就已经达到七千万——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为了制定收税标准，对全国户口和土地进行过普查登记，根据这个普查资料可以推算出明朝人口大约在 7000 万左右。这个数字是很靠谱的，因为当时国家已经统一了二十来年，各级行政机构运行成熟。在朱元璋的治理下，政府机构的清廉高效保持的相当不错。 此后两百多年，明朝内部始终保持总体的和平稳定，人口应该会持续增长。具体的增长率，明朝之前，北宋时期的人口增长率，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 980 年）到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 1109 年）的 129 年间，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千分之九点二，人口达到了一亿一千万。明朝之后，中华民国时期，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千分之八点二。明朝的社会稳定程度超过了北宋和民国，增长率只会更高，不会更低。 即使按照千分之八的增长率计算，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和平时期，人口总量也可以从七千万增长到五亿，即便增长到两三亿以后增速放缓,打个折，超过四亿总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多人，当时的生产力能否养得起呢？答案是不仅养得起，还能丰衣足食甚至奢侈享乐。就土地的供养力来说，明朝后期张居正主持变法，对天下田亩进行测量统计，明朝全国耕地面积是 12 亿 2542 万亩。耕地测量的数字是拿来给国家交税用的，只会少量不会多量。明末农耕技术高度发达，江南地区亩产可以达到四五百斤，北方地区也可以达到两三百斤，偏低的估计是全国平均亩产 260 斤（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偏高的估计是平均可以达到 400 斤（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即使按照 260 斤算，一亩半土地的产量养活一个人绝无问题。 明朝中后期，大量的耕地并没有被用来种植粮食，而是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棉花、桑树等等，以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耕地之所以用于经济作物的种植，那也是在粮食够吃的基础上才能有土地剩余。经济作物普遍种植和手工业的高度繁荣，也说明当时不存在土地供养人口能力不足的情况。 12 亿亩的耕地，只需要一半的土地也就是六亿亩用来种粮食（实际比例更高），就可以养活 4 亿人没有问题。剩下的用来种植蔬菜油料、动物饲料或者棉花桑树等为手工业服务的经济作物，供四五亿人吃穿用度，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可以创造极大的农业剩余，供上层阶级奢侈享乐。 为什么明末的实际人口数量会大大高于官方的统计数据呢？ 明朝征税实行土地税和人头税（含劳役）并行的制度。土地数量曾经多次重新丈量，以作为征税的新依据。但征税的户口，两百多年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重新调查登记，都是各个地方根据人口的死亡出生等每年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到了中后期已经完全沦为形式：一年一年原样照抄，或者随意做一点增减的调整，以免看起来没有任何变化。登记在册的纳税和服劳役的户口数，洪武二十年是一千零六十五万户；到了两百年之后的万历六年，竟然还是一千零六十二万户，还少了三万户。 纳税人口和实际人口之间的比例，万历年间出使中国的西班牙人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举了两个实际的例子：“有个叫夏苏的人对我们说，他户内有七十人，但他只纳七个人的税；另一个人对我们说，他户内约六十人，他只交四个人的税。”在这个记录中， 第一个例子的纳税人口与实际人口的比例是 1 比 10；第二个例子是 1 比 15。若是 1 比15,则 7000 万的纳税人口，就要对应超过十亿的真实人口；若是 1 比 10，则对应七亿的真实人口。就取一比十，再打个八折，也已经超过五亿了；若打个六折，也就是一个纳税人口后面还隐藏着五个未纳税人口，人口总数也可以超过四亿。这样的估算很粗略，样本也太少。但确实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支持了我们根据人口增长率算出来的结论，也就是明末人口在四亿到五亿之间是合理的。 除了总量的计算以外，对 4 亿人口的空间分布，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也有详细的测算和史料分析。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是南京和苏州，人口大约三四百万；杭州、北京、广州则在两百万左右。这种估算有第一手史料作为依据，比如，史书记载，杭州最主要的粮食供应仓库，每两个月就要消耗 60 万石粮食，这个数量足够养活 200 万人；1650 年清军在广州屠城，事后和尚收集尸体就收了七十万具。 一般地区级别的商业中心城市或政治中心城市，如扬州、济南、福州、开封、武昌、临清、南昌、西安等，人口则在百万左右。此外，府城、州城的人口数当在十万至五十万之间，县城人口在两万到十万之间——崇祯元年，湖北荆州公安县一场大火就烧掉了五千多 间房子，受灾人口在 2.5 万以上。而公安县只是一个偏僻的普通县城，不是区域商业或交通中心。 公元 1558 年，陕西华阴县地震，死亡人数统计出来，有名有姓的竟然超过了 83 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人口死亡最多的一次地震记录。陕西在明朝属于偏远地区，人口和华北、四川、华中、江南等地比起来是比较稀少的。一场大地震，震中只在县城而不在省城西安，就死亡约百万人，当时中国人口密度之高可以想见。我们可以作一个对比，1920年，宁夏海原地震是人类有记录以来烈度最高的地震，也就死了 24 万人。 此外，当时还有很多乡村集镇，这些集镇在沿海地区因为手工业发达的缘故，也可以聚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江西景德镇就聚集了数万制作瓷器的工人。[1]明朝有一千四百多个县，若县城平均人口五万，就有七千万城镇人口。再算上大中城市和商业手工业集镇，则明末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一点五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再看农业人口，根据明朝典籍《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数据，嘉兴、湖州地区一位常年雇工可耕种稻田八亩，同时再负责管理桑田四亩，一个人可耕作的土地是 12 亩。何良俊在《四有斋从说》中提到，松江地区，西边平坦的土地上，一对夫妇利用水车等工具，可以种植 25 亩地，若勤劳肯吃苦可以耕作 30 亩地；但东边是丘陵地形，耕作施肥引水都非常麻烦，一对夫妇就只能种植 5 亩地了。全国各地平原耕地和山地上的耕地的比例不太好说，若简单算术平均一下，（30+5）/2=17.5 亩。但一般来说平整的耕地往往用于种粮食，坡耕地则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即使考虑平地种粮、山地种桑的特点，人均可以多种点地，全国平均下来一对夫妻耕作二十亩地应该是上限。再参考“一个常年雇工可以耕种稻田八亩，桑田四亩”，雇工应该是男性，耕种能力更强，女性耕种数量较少，主要起辅助作用。则男女平均大致每人平均可耕种约 10 亩地——男性 12 亩，女性 8 亩，不会更高了。明朝 12 亿多亩的耕地，就需要一亿两千万的劳动力（含女性）。 古代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大致是 50%，另外一半就是十五岁以下的青少年和五十岁以上的老人。1.2 亿劳动力，大约就对应两亿四千万的总人口。但明朝的城镇人口中“流民”居多，也就是没有城镇户口，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流民”必然以青壮年为主，老弱更多的会留在农村，则农村人口中老弱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这跟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进城，老人妇女儿童往往留在农村是一样的。这样，农村人口两亿五千万肯定是有的。把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相加，也有四亿人。 总体而言，我们用多种方法进行估算，明末人口数量都应该在 4 亿人到 5 亿之间。基本逻辑是：明朝初年有七千万人，经过两百年的和平，就算按照北宋和民国的增长速度打个折，也可以轻松超过四个亿；再看土地产量，养活四亿人口很轻松；再看城市人口数量，各种一手资料的抽样调查表明，它可以支持四亿人口的推论，四亿人分布在什么地方可以说清楚。至于官方统计的人口为什么会大大低于四个亿，也有合理的解释。以 4 亿为基数来计算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只会少算不会多算。 [1]更多相关资料参考《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 2 卷中对明末经济繁荣状况的介 绍。 二、底线战争：明清换代的三方交战模式 这 4 亿多人，到了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还剩多少呢？ 顺治十二年，中国人口统计数据大约是 7000 万。康熙四十三年，“三藩之乱”后二十多年，统计结果是一个亿。到了乾隆二十七年，中国人口达到 2 个亿。顺治十二年，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统计数据偏差可能较大。但乾隆二十七年的数据应该是很准确的，因为乾隆的父亲雍正皇帝推行了“摊丁入亩”的税收改革，取消了人头税。税收只和土地挂钩，不再和人口数量挂钩。人口统计不再需要瞒报来逃避税赋了。按照和平时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来倒推，“三藩之乱”结束以后，也就是清朝初年最后的腹地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全国人口应该在 1 个亿左右。 从 4 亿多人减少到了 1 个亿，这就是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三亿人口的死亡，绝大部分都是清军造成的，也即清军直接或间接杀掉的人数应该不少于两亿。 为什么清军应该对明清换代的人口损失负主要责任？ 明清换代，主要是三股势力作战：明军、清军（1636 年之前为后金）和农民起义军。农民起义军和明朝政府军之间的战争，是一场“文明人的战争”，双方极少对未参战人员进行有组织的无差别屠杀，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 明军军令极严。嘉靖时期，剿灭沿海倭寇的浙江总督朱纨因为未经批准就杀了九十六个在交战期间违反禁令向倭寇销售食物和淡水的商人，被告到了皇帝那里，就被临阵撤职，逮捕进京问罪，朱纨愤而自杀。崇祯三年，后金围攻北京，进京勤王的山西巡抚耿如杞，因为军队缺乏粮饷而放纵部下沿途抢劫，在北京解围后即被判处死刑。到了后来，中央政府财政破产，完全没办法给军队发放粮饷，只能放任部队的劫掠行为，军队纪律废弛，抢劫成为普遍现象，奸污杀人等事情时有发生，但仍然没有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行为，甚至连大规模杀降的事情都没有干过。 农民军由吃不饱饭的贫民和领不到工资的士兵组成。他们的打击对象主要是地方豪强士绅，对普通百姓不仅不会烧杀抢掠，反而发放救济、免除赋税。在起义初期，因为鱼龙混杂，一些地痞流氓土匪强盗也趁火打劫，干了一些烧杀抢掠的事情，但很快就被战争形势所淘汰——要么被纪律更好的农民军消灭，要么因为失去民众支持而被明军镇压。 由于农民起义最后失败，目前能看到的历史记录都是仇视农民军的文人们写的。他们把农民军描写得特别坏，走到哪里都是一路杀人放火过来。但就算在这样的文献记录中，我们也可以发现，真正无差别滥杀的行为基本没有，无非都是一些“杀掠甚惨”、“焚杀甚酷”之类的修饰词汇。《豫变纪略》是亲历过明末农民战争的的文人郑廉所作，基本立场也是反农民军。这本书里边，提到李自成军队攻克过的城市总共有五十四座。根据杜车别的整理，这些被攻克的城市，郑廉大概有三种记叙模式[1]： 第一种是说贼破某城，某知县骂贼而死，某举人骂贼而死，或者是投井自杀之类，没有滥杀的记录。这种情况占了四十五个，比例为 83%。 第二种情况是除了点名被杀的官员士绅以外，还要加上一句“杀掠甚惨”、“死者甚众”之类的话。这种情况的城市有五个，占 9%。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合城屠戮”、“怒而屠之”、“屠某某城”，这种情况的是四个，占 8%。 但是经过仔细的考证，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城市中，大部分都是修辞性质的渲染，没有实际事例。比如对李自成军队打下襄城县的记载说“当是时，全军覆没、合城屠戮”。但分析上下文，“合城屠戮”其实只是为了跟“全军覆没”对仗而做的修辞，并非实指屠城。根据郑廉的记载，襄城县被破以后，参与守城的一百九十多个生员被割了鼻子作为惩罚。连守城的人都不杀，当然也就没道理屠城。唯一靠谱的就是归德府，城破以后，有组织的杀了一万多人，原因不明。大规模杀戮的比例是五十四分之一。 起义军不仅不滥杀百姓，对官员士绅也会加以区分。郑廉记载，商水县城有一个乡绅张质，在山西当过知县，很有清廉的名声，退休在家。商水县被起义军攻破以后，军中有很多山西人，感激他在山西时候的德政，不但不杀，反而请入营中款待。起义军围攻开封的时候，专门开了一条逃生通道，放出城中妇女老幼三万余人。围攻商城县，也是一样，《豫变纪略》里面还记录了当时守城的知县和生员王承统的一段对话。知县说，这些乱贼还知道网开一面，是不是也有仁慈之心啊？王承统说，那不过是让老百姓都跑掉，好削弱守城的力量而已。 ——围城的时候，城里人越多，粮食消耗越快。守城的一方，一定会把青壮年都组织起来参与守卫，不会放他们逃走。即使围城的一方故意放人，能从城里逃走的也只能是老弱，不会削弱守城力量。放走平民对攻城弊大于利。兵法虽然有“围师必阙”的说法，但开一个口子是为了让被围的敌人放弃抵抗逃跑，在逃窜中好予以冲杀的。起义军放开一个口子却不在两边布下埋伏杀人，当然是因为怜惜普通百姓而不是为了方便攻城。 总之，明军和起义军双方虽然彼此恨之入骨，但大体上还是遵守了“文明的底线”，无差别大规模屠杀的情况极少发生。尤其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和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东南沿海，包括今天的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以及安徽、江西东部，明末农民军主力从未进入过这些地区。明军与农民军反复拉锯的主战场一直在人口相对较少的河南、河北、山西、陕西等地。因此，战争对全国人口总量的影响不会很大。即使把饥荒的因素考虑进来，人口减少也应该在千万这个数量级。 ——与此相对照的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人口损失。元末高峰时期人口数量不足九千万[2]，朱元璋洪武二十三年约 7000 万。绝对损失人口约两千万，比例大约四分之一。纯粹的农民战争对人口的破坏基本就是这个量级。而明军的纪律比元军好的多。明军和农民军交战于西北、华北、华中地区，没有波及明末人口最密集的江南、华南地区，其涉及到的总人口也就一亿多不超过两亿，人口损失数量可以与元末互相印证。 相反，满清对明朝的征服，则是一场“野蛮人的入侵”，有组织的屠城和对抵抗地区人民的无差别屠杀成为了一种常规做法，以此作为彻底消灭对方战争潜力和抵抗意志的战略工具，这才导致了超过两亿人的死亡。[3] ===================================================== [1]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中国发展出版社，37-47 页。 [2]北宋人口高峰在宋徽宗时期，金兵南侵之前，大约 1.2 亿。此后金灭辽、灭北宋、南侵（女真军队杀遍了当时中国经济最繁荣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一系列的屠杀导致人口锐减），战争连续不断。然后又是元灭金（中国北方人口被屠杀殆尽）、灭西夏、灭南宋（人口高峰不到 6000 万）。元灭南宋后，中国人口应在六千万以下。从元朝统一中国（1278 年）到元末农民起义爆发（1351 年）之间，只有七十三年的时间。所以元末高峰期人口不会超过一个亿（《元史》记载的户口数推出来的高峰人口数也就六千万）。对照主流学者对元朝人口的诸多估算证据和结论，对元末高峰期人口的不超过九千万应该是靠谱的。 [3]还有一种说法，说明末中国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瘟疫，造成了人口减少超过一半。这样的说法经不住史料考证。在当时的各种第一手史料中，包括现在能找到的墓志铭，有名有姓的人死于瘟疫的比例低于千分之一。在大臣们的奏章中，也找不到有爆发大瘟疫的记录，没有一支明军曾经报告过因为瘟疫而大规模减员。所谓大规模瘟疫，不过是后来满清统治者为了掩盖其屠杀行径而编造的谎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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