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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第一章)

2023-8-30 05:59| 发布者: 井冈山卫士| 查看: 49306| 评论: 5|原作者: 李晓鹏|来自: 转载

摘要: 天下一统已经很长时间了,盛极而衰、合久必分是必然之理,无法改变。现在朝廷权威犹在,各方势力仍然不敢轻举妄动,短期来看,国家应该不会很快土崩瓦解。将来真正的异变,肯定是中央政府先垮台,然后天下无主,陷入军阀混战。这样的剧变大约会在五十年内发生。
十六、三藩肇乱:汉奸们主导的回光返照

在禁海令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就是“三藩之乱”。1662 年厦门海战之后,清军入关的精锐只剩下吴三桂、耿精忠(耿继茂的儿子)、尚可喜这三个汉族藩王控制的辽兵。清廷对他们极尽笼络,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镇守云南、兼管贵州;耿精忠为靖南王,镇守福建;尚可喜为平南王,镇守广东。三藩之中,吴三桂实力最强,入关主力保持的相对完整,还收编了不少大顺军、大西军余部。

三大藩王在其地盘内拥兵自重,军权政权一把抓,基本上就是土皇帝,不仅不向中央交税,每年还要朝廷拨付大量军费,供养他们的军队。一开始,对于他们的各种要求,清廷总是尽量予以满足。但随着全国局势的稳定,清廷开始逐步减少对三王的财政补贴,并限
制其特权。

1673 年,平南王尚可喜以年老多病、不适应南方的气候为由,上书请求回到老家辽东地区养老,同时请求让他的儿子尚之信继承王爵,继续镇守广东。清廷批准了尚可喜返回辽东的请求,但又说尚可喜既然还活着,王爵当然不宜由儿子继承。如今尚可喜要回辽东,平南王府这一套编制也应该跟着去,广东就不能再由平南王镇守了。

尚可喜本人对这个安排倒没什么意见,准备收拾收拾带着大家启程了。吴三桂却很受震撼,感觉这是朝廷要削藩的信号。他可不想跟尚可喜一样回辽东养老,还想在云南继续享受土皇帝待遇,并且让吴家子孙世代镇守云南。他就联络靖南王耿精忠,给朝廷上书,说我们也都想学习尚可喜回辽东养老,请朝廷批准。

这个上书的意思,是以退为进。因为云南还有不少小规模的少数民族叛乱、福建方面仍然面临台湾郑氏集团的威胁,吴三桂和耿精忠认为朝廷不敢仿效广东,撤去云南和福建的镇守藩王。实际上是想以辞职相胁迫,逼着朝廷表态:吴三桂和耿精忠及其子孙,可以永远镇守云南和福建,请你们放心。

奏章送到北京,在朝廷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一派主张趁机撤藩,一派主张向吴、耿妥协,确认他们长期镇守的地位。最终,刚刚亲政不久、年仅 19 岁的康熙皇帝决定撤藩。吴三桂和耿精忠遂联合发动叛变。尚可喜拒绝参加叛乱,但他的部将们想留在广东而不是去辽东养老,就在尚之信的带领下发动兵变把尚可喜软禁起来,参与吴三桂叛乱。这就是“三藩之乱”。

三藩之乱刚开始的时候声势浩大,吴三桂的老部下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也起兵响应。甘肃、四川、云南、广东、福建,再加吴三桂打下来的贵州、广西、湖南,有八个省被叛军控制。
不过,吴三桂的汉奸名声实在过于响亮。一个是献出山海关引清军入关,一个是从缅甸引渡永历皇帝到云南处决,这两个事情天下皆知。由他来“反清复明”实在有点搞笑。除了三藩及其亲信部将外,很少有其它势力响应。吴之茂和王辅臣只能勉强控制住四川和甘肃的局面,无法分兵出省。

三藩内部也问题重重——尚之信软禁其父,道义上不能服众,能控制广东局面已不容易,没有能力分兵北上配合吴三桂;耿精忠那边还需要防备台湾郑氏家族的进攻,也不敢把主力派出福建北伐。这样,“三藩之乱”虽然看起来声势浩大,其实只有吴三桂有机动兵力可以跨省发动主动攻击,其它几省只能消极防御,清军的机动空间就很大了。清廷三管齐下:主力挺进湖南北部,与吴三桂隔江对峙,遏制吴军攻势。同时派兵进入陕西,进攻王辅臣所在的甘肃平凉,重点解决对首都侧翼的威胁。对尚之信和耿精忠,则以优厚的谈判条件稳住,力劝他们放弃造反。

清廷对三藩的叛乱准备不足。康熙决定撤藩的主要出发点是他认为吴三桂不会造反,而不是想要刺激他造反。此时距离清军入关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入关的那一波八旗精锐早已老去。入关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满洲士兵,因为其一出生就享有特权地位,生活优越,虽然仍然会参军打仗,但已经不再具备父辈那种可怕的战斗意志。满洲新一代八旗兵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康熙皇帝只能大力提拔使用汉族将领,以此填补战斗力空缺。

清军仓促南下,新生代将领和士兵都缺乏战争经验,吴三桂如果大胆北上与清军主力决战,胜负尚未可知。但吴三桂已经六十三岁了,他手下的将领也大多年老,在云南贵州安家乐业多年、子孙满堂,不愿意冒险,倾向于利用有利局面与清廷和谈,争取划江而治,或者继续镇守云南也可以。这样,有利的战略时机迅速丧失。

没过多久,王辅臣在清军的围困和劝降下放弃抵抗,清廷侧翼威胁解除,战略局面立刻改观。尚之信见局势不妙,跟清廷达成妥协,接受平南王的爵位,不再造反。郑氏集团派兵开始进攻福建——两边都打,既打清军也打耿精忠,但也没有真想要反攻大陆,而是趁火打劫,从沿海抢夺物资运回台湾。耿精忠为避免腹背受敌,也宣布不再造反。吴三桂立刻面临着南北夹击的极大困局。

不过,清军的战斗力断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几次主动进攻均以失败告终。双方在湖南对峙数年,都没有太大的进展,局势非常胶着。一直到 1678 年,这年春天,六十七岁的吴三桂病重,在衡阳仓促登基称帝,然后开科取士、修建皇宫,过了一把皇帝瘾,五个月后就病死了。

吴三桂死后,他手下的将领吴国贵等人派遣使者回云南,想要将吴三桂的孙子吴世璠接到衡阳来继承皇帝位——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作为人质长期住在北京,开战以后就已被康熙下令处决。但云南方面的留守将领觉得把小皇帝掌握在手里更有利于自己的荣华富贵,坚
决反对。吴国贵在衡阳召开会议,众将领都想念云南的妻小和财富,想要趁机回家,于是和云南方面达成妥协,共同到贵州拥立吴世璠登基,只留下少量兵马留守湖南。至此,三藩之乱的战略胜负手才彻底明确。清军很快收复湖南,进军云贵,最终在 1681 年攻克昆明,平定了持续八年的叛乱。
在平定三藩的过程中,清廷的旨意已不再要求对抗拒者一律屠杀。“守城必屠”的军令不复存在,它是满清在入关建政的过程中逐步走向文明化的一种体现。但清军喜好屠杀无辜百姓的习惯仍然没有纠正,朝廷的态度无非是从公然鼓励转为既不提倡也不惩罚。康熙十八年(1680 年),湖南浏阳县知县曹鼎新在给朝廷的上疏中就说:“自甲寅吴逆倡乱……以至王师赫怒,整兵剿洗,玉石难分,老幼死于锋镝,妇子悉为俘囚,白骨遍野,民无噍类”。一些汉族大臣如魏象枢等人,试图学习明朝士大夫,向皇帝进言要求处理纵兵屠杀百姓的将领,遭到了康熙皇帝的痛斥。康熙在圣旨中为此类暴行公开辩护,说叛乱地区的士绅百姓“轻负国恩,相率从逆”,因此“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1]。

从 1621 年夺取沈阳,一直到 1681 年攻克昆明,清军对中国人民的大规模屠杀持续了六十年,至此才宣布告一段落。但在此后小规模的各种军事镇压中,各种“玉石俱焚”、“不分民贼”、“杀男留妇”、“民无噍类”的杀戮记录仍然不绝于官方史料。

回顾清军入关到最终荡平三藩之乱的过程,满清以不到五万的核心军事力量征服一个四亿人口的文明大国,最关键之处,就在于汉民族内部的“不团结”。大部分的仗都是汉奸带着打的,大部分人也是汉奸军队动手杀的。像姜瓖、李成栋、金声桓、吴三桂这种,先为了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而投降叛国、甘当汉奸,为异族卖命残杀本族同胞,然后又因为对清廷给的待遇不满而再度反叛的投机分子,是最可耻最可恨的一群人。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曾经“反正”,而对他们的投机品质给予任何正面评价。特别是吴三桂发动的“三藩之乱”,已经基本不再具有恢复中华的性质,而是大一统王朝的内部叛乱,清廷的镇压具有很高的正义性。

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像郑芝龙、陈邦傅这种只想保守自己势力地盘的军阀,力量也不容小视,但他们不愿意服从大局配合其他抗清力量作战,甚至随时准备以保住自身权势为条件投降清朝。清廷就根据局势,先以议和相诱,稳住他们,然后寻找时机集中兵力各个消灭。

所有内部矛盾中,最关键的还是南明政权和农民军的关系问题。南明政权对农民军的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那就是——你死我活。受理学思想影响,明末士大夫阶层对宗法等级制度有一种宗教式的绝对信仰。那些以暴力打破等级制度、以下犯上的“乱贼”,在他们眼里就是一群弑君杀父的禽兽、违背最高天理的异端,比存在“华夷之别”的野蛮民族还要可恶。但凡清廷还给他们留着一条活路——或者他们自己还在幻想可以有活路,他们就绝对愿意积极联合包括清军在内的各种力量镇压农民起义军。即使真的无路可走,勉强依靠农民军苟延残喘,也不断的制造事端,在农民军内部搞挑拨离间,破坏团结。这中间有一大批像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李如月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脑残,以为自己有理学思想加持,只要不怕死,干什么都是正义的,死后可以名垂青史供万世敬仰,其实除了搞内部斗争和拼命破坏与农民军的合作,啥事儿也干不成。

真正值得我们去反思和总结的,是农民军力量在这场斗争中的策略及其失败的原因。革命力量在与反动力量共同抵抗外敌入侵的过程中,必须掌握斗争的主导权。大顺军盲目发动怀庆战役,引火烧身,给南明政权暂时解围却害了自己。在李自成死后,他们内部没有推
举出新的领导核心,分裂成为几十支相互独立的部队,像土匪一样接受“招安”,完全服从南明反动政权指挥。这是大顺军失败的根本。

反之,孙可望立足于自身根据地建设,然后利用南明皇帝的旗号联合其它抵抗力量,对拒绝服从的反动军阀和顽固分子,坚决以武力消灭,以斗争促合作,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大西军在抗清斗争中取得的战果也因此最为辉煌。

但孙可望个人私心太重,没有打好南明皇帝这张牌,特别是不把皇帝接到身边控制,为反动势力利用皇权在农民军内部挑拨离间提供了机会,这是最大的败笔。如果皇帝就在孙可望身边,也就不会出现李定国绕过孙可望直接向皇帝报捷的问题,孙可望以皇帝的名义给李定国封王或下达命令也更为方便,孙李内讧说不定可以避免。后来,在红军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张国焘在草地会师时候的斗争中,红军也一度走到了类似于孙李内讧的边缘。张国焘也像孙可望一样,先试图用优势武力来对付革命同志,然后又在斗争失败后选择了投降敌人,证明了他是一个投机分子而不是纯粹的革命者。幸运的是,中共革命最终由毛泽东而不是张国焘来掌握领导权,历史的发展这才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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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评论

引用 斗日坛主 2023-9-28 21:45
这篇文章对明朝的人口和城镇人口的估算太过激进了......
引用 井冈山卫士 2023-8-30 11:39
远航一号: 把摘要改了
哈哈!改得意味深长嘛
引用 远航一号 2023-8-30 11:16
把摘要改了
引用 yiou 2023-8-30 09:16
史料血腥翔实,宝贵……
引用 guisun 2023-8-30 09:14
非常惨,要吸取明末的教训,这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
满夷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不能得到清算,流毒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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