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修罗杀场：清军征明中的屠杀记录 清军在明末清初对人民的大规模屠杀，从 1619 年萨尔浒之战后占领辽东地区开始，一直到 1681 年康熙镇压“三藩之乱”为止，持续了大约六十年。主要的屠杀行动可以分为那么几个大的阶段： 1.“辽东杀” 征服辽东之后，努尔哈赤颁布“圈地令”，剥夺大量辽民的土地归满人所有，建立田庄，将无数辽民变为庄丁——实际上就是农奴。习惯于自由耕作的辽民不堪忍受，不停的奋起反抗或者逃亡。努尔哈赤不断下令进行屠杀。 1623 年六月，努尔哈赤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和明朝“派来之奸细”暗通书信，准备叛逃，便派遣大贝勒代善等率兵两万前往.，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1624 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认为“无谷之人”对生产粮食贡献不够，活着就是在浪费粮食，于正月二十七日下令将这些人全部杀掉。 1625 年十月，努尔哈赤再次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经过持续多年的多次反复屠杀，辽东汉民几乎死亡殆尽。萨尔浒之战前辽东人口大约一千万，逃亡了约两三百万，粗略估计辽东屠杀数量在四百万左右。 2.“入塞杀” 辽东汉民被屠杀太多，以至劳动力严重不足，后金境内出现了“粮荒”。袁崇焕杀掉毛文龙以后，没有后顾之忧的清兵开始不断绕道蒙古，从喜峰口等地攻入长城以内，沿途不断的屠杀和劫掠人口，让河北山东等地为之一空。比较惨重的包括崇祯十二年攻克济南，屠杀约一百万人；崇祯十五年攻克临清，屠杀约八十万人。 这里面有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赵州，先后被李自成的军队和清军攻克过。根据明朝官方报告，起义军攻克之后的情况是“流寇犯赵，举人李让等死焉”——杀了以举人李让为代表的那么几个人；而清军攻克赵州之后的情况是“虏破之余，城内士民不满三百”——杀得还剩不到三百人，有名有姓可查的死者两万五千二百多，被掳走的四千八百多，还有一些寄居、旅居没有登记的人口死亡无法统计。 屠城之所以是普遍现象，直接原因就是清军有“守城必屠”的军规。攻城的时候只要敌方不投降，那么攻克以后一定屠城，以此制造威慑力。屠城对清军而言不是“泄愤”，也不是“习惯”，而是“军事纪律”。如《清实录》记载，顺治五年（1649 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南征的时候，圣旨就命他：“抗拒不顺者，戮之；不得以而后降者，杀无赦。”[1]这就是军令，不是下令屠某一个城，而是一个原则性的军事纪律。后来济尔哈朗在湖南屠城，就是依据的这个军令。 这也是北方野蛮民族的老规矩，成吉思汗时代就是这么干的。不过，清军所屠的并不限于城，乡村地区照样进行无差别屠杀；而且投降的也不一定不屠，比如河北永平城，虽然投降了，但后来明军打过来清军不打算守卫，临走之前还是屠了城再走的，为的是不给明朝保留人口资源。 在 1644 年从山海关入关之前，清军共有六次越过长城入塞杀掠，其中大规模劫掠人口的有四次，累计劫掠人口超过一百多万。根据赵州屠城和劫掠人口的数据，劫掠数和屠杀数大约为 1:6。则这四次入塞屠杀和劫掠人口就在八百万左右。另外两次没有劫掠人口的数据，但沿途诸多地方也被屠城烧杀。每次人口损失就算只有一百万。清军入塞所造成的人口损失也在一千万以上。 3. “南征杀” 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南下，进入中国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的江南地区，照样守城 必屠。 “南征杀”主要是三个阶段。首先大开杀戒的就是扬州城，也即著名的“扬州十日”，杀了大约八十万人。后来清军统帅多铎以此屠杀来威慑南京官员百姓，在《谕南京等处文武官员人等》中说：“天兵至维扬……官员终于抗命，然后攻城屠戮……嗣后大兵到处，官员军民抗拒不降，维扬可鉴。”《清顺治实录》中也记载，扬州城破以后，“其据城逆命者，并诛之”。南京后来开城投降，避免了被屠城的命运。 占领南京以后，满清统一中国的优势已经十分明显，很多地方望风而降。清政府有望以相对比较和平的方式实现改朝换代。但当时掌权的摄政王多尔衮眼见军事征服进展顺利，得意忘形，悍然颁下“剃发令”，要求所有男人把大部分头发剃光，只保留后脑勺一根长长的小辫。从汉族的审美标准来看，极为难看。凡是不愿意剃头的，一律除以死刑。 “剃发令”在辽东地区就执行过，为的是区分哪些辽民真的屈服于满清的统治，哪些不愿意。当时就遭遇到了辽民的激烈反抗，“剃发令”的执行本身也导致了清军对辽民的多次屠杀。现在江南再次执行，江南地区的人民再次群起反抗——人民的反抗并不仅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头发，而是无法接受清军仅仅因为留头发就要杀人的暴政。大部分起义者并不是因为自己被逼着剃头而造反，而是因为看到有很多人仅仅因为不剃头就被杀害而造反。清军也就掀起了第二阶段的屠城潮，著名的“嘉定三屠”和“江阴八十一日”就与人民反抗“剃发令”相关。 此后，南明各路抵抗军与清军在南方进行反复拉锯，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份的城市也因此也因此被清军多次屠城，这是南征屠城的第三个阶段。 4.“平叛杀” 随着南方地区的抵抗日益激烈，北方那些原本投降满清的军事将领也趁机起事。这些人造反，很多因为是对清军入关以后，自己的地位、待遇没有得到保障，看见全国反清斗争掀起高潮，也就跟着造反。 比较典型的就是大同总兵姜瓖。1644 年，李自成带兵从陕西出发攻打北京。起义军进入山西，攻克太原以后，姜瓖就投降了李自成。后来清军入关，他又杀掉起义军将领，将大同、朔州拱手让给满清。清廷任命他继续当大同总兵。 但是，1648 年，多尔衮派遣英亲王阿济格坐镇大同，借口大同汉人拒绝剃头梳辫，成天动手杀人，对汉族官员更是视如奴仆，非打即骂，就连姜瓖也经常受到指责。阿济格贪财好色，经常抢掠富户，并到处物色美妙女子。有一次，一个有身份的新娘被阿济格的兵从轿中抢走，姜瓖亲自找他们要人，被撵打了出来。姜瓖不能再忍，勃然大怒，率亲兵到他府上见人就杀。吓的阿济格从城墙逃走。 姜瓖知道自己闯了乱子，迟早要灾祸加身，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准备反清。他接收了大同周边残存的明军，很快聚起数万人马。1649 年，姜瓖在城门树起反清复明的大旗，自称平狄大将军，奉明正朔，易冠服，又在文庙里供起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神位。他在神位前首先带头拔剑割掉自己脑后的辫子，紧接着拉出几个满清的小官吏在孔子像前砍头祭天，公开造反。 清军围攻大同十个月后，才把大同攻克，然后就开始屠城。这次屠城的死亡人数应该在二十万以上。此外，朔州、浑源等跟随姜瓖反清的地方也都先后被被屠杀一空，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顺治六年，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这一波屠城的地方还有山西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地，统称“汾州之屠”，大概屠杀了四十万人。 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势力响应姜瓖起事的，地方百姓也跟着遭到屠杀。比如陕西蒲县，根据《清世祖实录》记载，1649 年满清“延安营参将”王永强响应姜瓖，反正归明，义军势力在陕北迅速扩大。满清调集陕西大军三路围剿，王永强战败殉国。蒲城居民固守不降，满清军破城后就大肆屠城，史称“蒲城之屠”。类似情况的还有山东曹州等。清军在镇压“三藩之乱”中的暴行，也属于此类。 5.“镇压杀” 除了地方军阀势力的叛乱以外，各地的老百姓也纷纷起义，反抗满清的残暴统治。这些起义与地方势力在战略上遥相呼应，但正义性更强。人民不是政治投机者，他们豁出命去反抗只是为了生存、自由和尊严。 除了李自成死后的大顺军余部和张献忠死后的大西军余部以外，全国各地各种人民反清起义风起云涌，几乎是无一乡无起义、无一年无暴动。就屠杀人数而言，这个部分的数量应该是最大的，比前面所讲的诸多屠城事件高出许多。但因为都是持续不断的小规模战斗，遭到屠杀的往往是一些偏远乡镇，记录十分零散，因此一直所受的关注度不高。 记录这些天量小规模镇压屠杀的史料，主要集中在《明清史料》之中。《明清史料》全称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是第一手档案。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总共有十编之多。每编共有十本，每本一百页，每编一千页。但这只是经历过晚清战乱特别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大肆焚烧劫掠后剩下的残余档案，原始档案数量应该是残篇的数百倍乃至上千倍。 要在这么多档案中将几乎每个月乃至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屠杀行径整理出来，需要的工作量极大。目前还没有人完整的做过这个工作。杜车别在《明末清初人口数量减少之谜》中，对已经出版的部分中大约两千页的记录做了梳理和部分摘录。这大概也就相当于清朝官员和统治者自己记录的顺治年间的屠杀罪行，也就只能占据其整个罪行的万分之一二的比例。但即便如此，也已经非常骇人了。 据杜车别书中所载，《明清档案》中有关的记录大概是这样子的，比如，顺治三年一月十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说：“江宁城外，九十余村，有王壒、孙壒、金牛六塘、聂村、陶村、邓村、龙都八村借练乡兵为名，敢犯天兵、遂经剿洗。” 这个揭帖，就是顺治三年（1646 年）一月江宁巡抚向皇帝报告，最近南京城外有八个村庄的人民起来造反，被镇压之后屠杀一空。 顺治五年山东的曹县反清大起义，由李洪基，李化鲸等人领导，拥立明朝宗室，立年号为天正。这次起义的情况在顺治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河道总督杨方兴揭帖》中汇报，说反贼聚集了“数十余万人”，然后经过镇压“城中贼党尽皆诛戮无遗”——杀了个精光。 顺治五年四月五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叙述清军对汀州连城县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时候说：“贼……逃奔无路，躲藏民房，举火烧死甚众，在城叛贼概行诛戮”。又比如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里在叙述清军围攻剿杀五台山一带地区的抗清义民的时候说“职于顺治七年九月十一日……于四山各要路分兵进剿如打围之势……其不投诚者，概行杀戮。” 顺治三年到五年间，甘肃地区人民同样因为反抗“剃发令”而遭到杀戮，人民不堪忍受不断起义，相继占领了兰州、甘州等重要城市。清军攻城后，又在兰州和甘州屠城，分别杀了几十万人。这类屠城与南征屠城区别不大，属于“标准流程”，不用细说。不过《明清史料》中同时也记录了这次镇压中对乡村地区的屠杀。顺治六年的《署甘肃总兵张勇为恢复甘州塘报》里，总兵张勇向朝廷汇报说：“我兵奋力赶杀,回逆乡周围二十里血流成川，尸积如山……入山搜剿，十九夜剿洗已尽，于二十日收兵入城……甘州内外肃清，地方恢 复。”在这场镇压中，“屠城—屠乡—搜山”构成了一个完整杀戮链条。对于这一类大肆吹嘘自己疯狂杀人的奏章，朝廷总是予以鼓励奖赏。 除杜车别外，另一位对《明清史料》档案有过详细研究的学者是李光涛，他参与了《明清史料编》10 编的编辑工作。在清军的屠杀问题上，其结论对杜车别完全一致： “这十一本史料（《明清史料》甲编、丙编），几乎每页都有清军屠杀人民的事件记录。这些报告杀人的奏章，所得到的皇帝批示，几乎也都一样：知道了，有功的官兵请兵部按功论赏。” “这十一本史料，在整个顺治期间的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千分之一二。但在这千分之一二中，杀人之酷烈就已经可见一斑了。” “流寇杀人很多，但主要杀的是富人、官吏以及不愿意投降之人，还有就是暴怒之时会妄杀多人。但清军不同，见人就杀，专以杀人为目的。” “（清军对四川的屠杀）……先后持续了数十年，凡是不愿意服从的、不愿意剃发的、躲进深山不愿意编户为民的，都被杀掉。然后赤地数千里，比张献忠杀的人多了十倍二十倍都不止……清军屠杀中国之惨，绝非李自成、张献忠等可比。”[3]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 2 卷中，我曾经引用过明末清初的诗人丁耀亢在清初写的一首诗《古井臼歌》，但只引用了其中四句回忆明神宗万历时代的内容。其实这首诗主要是写的作者经过一个无人村落所发出的感慨。全文如下： 道旁废墟存古井，石上绳痕吊水影。犹有石臼无人舂，倾侧墙隅如覆鼎。 忆昔村民千百家，门前榆柳荫桑麻。鸣鸡犬吠满深巷，男舂妇汲声欢哗。 神宗在位多丰岁，斗粟文钱物不贵。门少催科人昼眠，四十八载人如醉。 江山鼎革成新故，物化民移不知处。空村古鬼起寒磷，荒原野火烧枯树。 井中白骨成青苔，舂碓之人安在哉？此物曾经太平日，如何过之心不哀？ 全文翻译如下： 我路过一个村落，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废墟。道路旁边有一口古井，上面还吊着绳子，井中也还水波涟涟。旁边还有一个石臼，但是已经无人舂米了。很多房屋的墙壁都已经倒塌，整个村子就好像一口铁鼎被推翻在地一样。 我记得之前这里曾经有成百上千户人家，家家户户门前种着榆柳和桑麻。街头巷尾，鸡鸣狗叫，男人舂米、女人打水，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村落。 前朝神宗年间的时候，一斗米才几文钱，各种东西都很便宜，很少有官员税吏上门催缴钱粮，每天都可以睡得很踏实。神宗在位的四十八年里，人们生活得简直就是如痴如醉啊！ 如今，江山易主，村落成为了废墟，居民们也不在了。村落上空，只有孤魂野鬼在飘荡，荒草丛生、古木枯萎。 那水井中，还有死人的白骨，上面长满了青苔，他们就是那些曾经在这里舂米打水的人们吗？这口古井和这个石臼，都曾经见证过太平时节的美好时光。从它们旁边走过，叫我如何不感到伤心呢？ 这个曾经居住上千人的庞大村落，在三十多年内彻底荒废，变得完全空无一人。再看看井中白骨，可知这只能是遭清军“剿洗”而屠杀一空造成的。结合《明清档案》中的众多记录，可以想见，当年中华大地上有多少这样的村落，从曾经的世外桃源变为只有野鬼游荡的废墟。 [1]《清世祖实录》卷 40. [2]《澄江范氏宗谱》，卷首，1985 年。转引自《1370-1900 年江南地区人口变动与社会变迁——以江阴范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彭希哲、侯杨方，载《中国人口科学》， 1996 年第 3 期。 [3]李光涛，《明清档案论文集》。转引自杜车别《明末清初人口减少之谜》，序言。原文为文言，已经白话翻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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