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在分析明清换代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使用了三个主要视角：阶级视角、国家（民族）视角、文明视角。从这三个不同的视角看历史，能够看到不同的东西，得到一些不同的结论，综合起来，对历史的理解才能更有深度。明清换代用单一视角已经很难说清楚，所以才需要多种视角。到了近代，中华文明遭遇来自经过现代化的西方文明的入侵和冲击，涉及的层面就更多，就更需要我们在这几种视角之间不停的转化。对明清换代的多视 角分析，可以算是将来分析近代中国历史剧变的一次理论演练。 首先，明清换代的阶级视角，主要是用于分析明（含南明）政府与农民起义军的关系。农民起义军代表了被压迫阶级的反抗，其诉求带有强烈的阶级正义性。在民族和文明层面上，双方处于同一民族、同一水平。如果农民起义推翻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一个新的王朝，是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有利于国家强大与文明进步的。 第二，明清换代的国家民族视角，主要是用于分析满清政权与中国领土主权的关系。满人（女真）是明王朝统治下的一个少数民族，其政权建立属于内部民族叛乱。通过战争夺取中央政权，其政权可以继承明王朝的“法统”，并对外代表中国。近代西方与清王朝的战争当然也就是对中国的入侵。中国内部通过政变、革命等各种形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可以继承清王朝的“法统”，拥有其原有版图的主权。 把民族视角和阶级视角结合起来。满清先吞并了蒙古，然后再入侵中原。满蒙军事集团在入关以后，大量接受了明王朝原有军事力量，以及地方豪强、东林党等官僚精英的投降，共同镇压了农民起义，篡夺了农民起义军推翻明朝政权的革命成果。满清政权的性质，是一个满蒙军事集团与中原豪强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其政治体制中有一部分民族歧视政策，维护满蒙军事集团相对于中原豪强集团的政治特权，但更多的还是阶级压迫政策，满汉联合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 第三，从文明的视角来看，就是中华文明内部外围落后圈层对中心先进区域的入侵，从而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和文明的准毁灭性倒退。 为什么大屠杀应该从文明的视角而不是民族的视角来看？ 我们必须看到，屠城的清军，有很多是以满族为主的军队，比如入关之前的“入塞杀”在河北山东等地的屠杀。但有很大部分屠杀行为的决策者和执行人，实际上行并不是满人或蒙古人，而是汉人。比如著名的“嘉定三屠”，其统帅就是投降满清的前农民起义军将领李成栋，屠城的士兵当然也就更是以汉人为主。广州大屠杀，屠城军队的统帅也是投降满清的前明军将领——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王耿继茂。 这些汉人将领和士兵们，在代表明朝政府或农民起义军战斗的时候，并不屠城；但在投降成为清军以后，却犯下如此骇人的罪行。野蛮的屠城行径，并不在于民族血统的区别——汉族将领和士兵，对于本民族的无辜人民，也依然下的了杀手。 清军入关时总兵力在十万左右，包括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投入了六万军队，这应该是满族士兵的上限。后来经过毛文龙的东江军长期打击，再加上其它多次战争的伤亡，入关时真正的满族士兵人数应该不超过五万人。如果没有上百万降清汉族将领和士兵的助纣为虐，他们根本不可能杀掉两亿人。 所以，本书在叙述屠杀事件的时候，使用的词语始终是“清军”，而非“满清”或“满洲兵”，清军的概念包括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旗以及投降满清的汉族军队。就绝对数量而言，清军中汉族士兵的数量最多，死于汉族士兵刀下的汉人百姓，也应该比死于满洲兵刀下的汉人数量更多。 这场持续数十年、遍布全中国的有组织的大屠杀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并不来自于民族仇恨，而是文明差异。大屠杀的直接原因是由于清军存在野蛮的“守城必屠”的军令或军事惯例，以及满清统治者对军队屠杀行为的故意放纵。汉族将领们在明朝政权统治下，千方百 计掩盖军队滥杀无辜的行径，害怕遭受惩罚；在清廷统治下，则在奏章中大力吹嘘自己不分良莠的无差别屠杀，把它作为一种表功的方式，中央对此也总是加以褒奖。因此，大屠杀主要体现的是文明的落后性，而不是民族血缘差异和一般性的文化差异。 七、闯王之死：“联虏平寇”战略下的两败俱伤 把这三个角度阐述明白以后，我们再来讲明清换代的故事，就会清楚很多。在整个过程中，农民起义军或者来自民间的反抗，在阶级视角和文明视角两个层面都具有强烈的正义性。人民的反抗应该成为那个时代的历史叙事主线，并予以充分肯定。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开创了以农民战争为主线来叙事明清换代的历史研究模式，是有关明清换代的经典著作。 南明政权是一个明末反动统治阶级苟延残喘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个反动政权极度仇视农民起义军，在一开始的基本战略就是“联虏平寇”——联合清军消灭起义军。只是由于清军拒绝与之联合，反而主动进攻南明政权，南明才不得不采取消极防御的措施，与清军开战。但它至始至终都拒绝联合农民起义军共同抗清，只要稍有喘息的机会，就向起义军发起攻击，或者想办法挑拨起义队伍内部的矛盾，制造内部分裂。南明政权内部，高层忙于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各路军阀势力各自为政，而且大部分势力缺乏抵抗到底的决心，骑墙投机心态盛行，一旦形式有变就随时准备投降满清。 精英阶层无法实现团结一致，是中国人民的抗清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崇祯上吊自杀、李自成在北京登基称帝以后，明王朝即宣告灭亡，大顺政权暂时成为明朝的“法统”接替者。由于清军入关，大顺政权放弃北京撤退回到陕西，中国便进入了包括满清、大顺、大西、南明等多个政权割据一方、逐鹿天下的局面。此时南明不是正统、满清不是正统、大顺也不是正统，谁打赢了谁就是正统，暴力成为最终和最直接的规则。 大顺军撤退以后，华北地区曾经投降大顺的地方军阀和豪强们立刻反攻倒算，杀掉大顺军将士，然后向清军投降——这些反动的、无耻的、腐朽的明末统治阶级，关键时刻毫不含糊，在民族大义和阶级利益之间坚决选择了后者。清军招降各路军阀豪强后，势力大增。 在清军与大顺军争夺陕西河南等地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南明政权乐于袖手旁观。大部分南明高官不是蠢就是坏，希望双方两败俱伤。他们不知道，清军其实是把他们当成头号消灭对象的。清军没有预料到起义军的战斗力和斗争意志都会大大超过南明政府军。因为南明皇帝有朱明血统，他们就把南明政权作为其统一中国的最主要障碍，起义军只列在第二位。 等山西河南基本平定以后，清军分兵两路，以满蒙军事力量为主的主力十余万人由多铎统帅南下，准备一举消灭南明政权；另一路由英王阿济格、吴三桂带领，从大同出发，南下前往延安，从北面攻打李自成的根据地陕西——这是当年李渊李世民父子在太原起兵反隋，南下攻占长安的路线。 多尔衮的这个决定在战略上犯了错误：他把两支主力在空间上长距离分开，跟当年的萨尔浒之战一样，很有可能在局部丧失兵力优势，遭到重创。尤其是把最强的战斗力分到南下，而实际上当时农民军的战斗力已经远远高于南明政府军了。 但大顺军方面并没有抓住这个机会，他们也犯了一个很严重的战略错误。在多铎大军刚刚开始南下，还没有深入南方腹地与南明军交战的时候，大顺军立刻组织在河南怀庆等地展开反攻，连续攻克济源、孟县等地。清军怀庆总兵金玉和带兵出战，全军覆没，金玉和及其副将、参将均被大顺军击毙。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的府城沁阳，清军卫辉总兵祖可法带兵增援，也被围困于城中。消息传到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大惊失色——这是清军自袁崇焕杀掉毛文龙后遭遇过的最严重的失败。 怀庆战役在局部取得了胜利，但在战略上却是极大的错误和败笔。我们不清楚它是李自成安排的，还是当地大顺军自己发起的。总之，怀庆战役改变了多尔衮对整个战局的战略判断，他意识到农民起义军才是威胁清军统一中国最可怕的敌人。他立刻命令多铎的大军停止南下，转而向西，去攻打潼关。这样，李自成在陕西就面临着两路大军夹击的不利局面。 李自成原本计划在延安附近与阿济格的清军展开战略决战。阿济格兵力只有八万，而且有很大部分是刚投降的大同守军，远道来袭，如果双方在延安附近决战，大顺军集中十多万精锐，以逸待劳，获胜的把握很大。重挫阿济格的军队之后，由于多铎带领的清军主力深入江南地区，被南明军队拖住，那么大顺军乘机反攻，清军北方空虚，就会面临非常危险的境地。 李自成退出北京以后，几乎没有在山西河北地区组织抵抗就快速撤退进入陕西，地盘虽然丢的多，主力损失其实不大，在战略上似乎有诱敌深入的意思。从这个角度来看，怀庆战役很有可能不是他部署的，而是留在河北的大顺军自己发动的。这也暴露了大顺军在组织上的严重问题——由于从陕西进攻北京和从北京撤退的速度都太快了，指挥系统出现严重的脱节，从而导致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的悲惨结局。 等清军主力不再南下，而是向潼关开拔以后，形式就很严峻了。潼关守军只有不到一万人，无法抵抗。李自成犹豫再三，决定放弃延安决战的设想，带领主力南下守卫潼关，试图先在潼关击退多铎的军队，再回过头去打阿济格和吴三桂。 李自成做出南下潼关的决定以后，此时最大的胜负手其实已落到了南明政府手中。多铎带兵前往潼关，清军能调动的部队几乎全部都指向了陕西方向。此时清军在河南、河北、山东兵力十分空虚，少量的守军也几乎都是新降的原明朝军队。南明政府手握数十万兵马，若发兵北上，地方守军大部分会骑墙观望，甚至闻风而降。多铎大军首尾难顾，如果掉头去打南明军，大顺军就可以趁胜追击；如果不掉头，北京空虚，局面更危险。 很显然，南明高层绝不会有救援起义军的觉悟。有几个地方官员倒是上书南京请求发兵北伐，但遭到了的严厉斥责。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思路更是清奇，竟然建议派兵前往陕西，会同清军一起剿灭大顺军。不过这些争议都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南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中央政府根本就调不动，不管是“联虏平寇”还是“北伐中原”，都只能在奏章上过过嘴瘾。 清军与大顺军在潼关展开激战。经过大约二十天的战斗，双方仍然不分胜负。李自成多次主动出击，希望快速击退敌军，然后回师再去打阿济格，但都以失败告终，只能依靠潼关固守。 从多铎带兵前往潼关，已经过了一个月。在此期间，南明军队坐山观虎斗，落得清闲。一个月后，阿济格和吴三桂带领的另一路清军已经越过延安南下，即将进入关中平原，逼近西安。大顺军主力在潼关，西安空虚。大顺政权的许多物资，以及军官们的家属都在西安。如果西安失守，坚守潼关就没有意义。1645 年 1 月，李自成只能将主力撤出潼关，返回西安。 李自成撤退后，潼关守将马世耀立刻向清军投降。 清军在接受投降后，设下埋伏，将七千降军全部杀掉。事后，他们声称这是因为发现马世耀派出奸细联络李自成主力回援，里应外合夹击清军，因此马世耀是诈降，清军被迫杀降。 ——这个借口不太可能是真的。如果诈降是李自成的谋略，那么必然会提前说好里应外合的方式，无需投降以后再来联络。如果不是李自成提前做好的安排，潼关守军投降以前不通知李自成，而是在投降以后，再派人去追李自成，请他带兵返回夹击清军，李自成绝不可能相信，等于多此一举，给清军送上杀降的理由。当时的情况，大顺军主力还在，清军 占领潼关后需要继续追击，没有时间慢慢消化这刚投降的七千人马，也不可能把他们留在潼关，这应该才是清军决定杀降的主要原因。 李自成回到西安后并未久留，只是带走了家属和物资，南下经蓝田、商洛往襄阳撤退——这是当年刘邦带兵攻打咸阳的路线。 清军不战而占领西安。然后，由阿济格、吴三桂南下追击李自成，多铎部回头再去打南明。 李自成败退以后，南明政权看热闹的好日子就结束了。多铎统兵南下，1645 年 4 月 25日攻克扬州，杀兵部尚书史可法，屠城十日——此时距离潼关战役只过了三个月。然后，弘光帝朱由崧出逃安徽芜湖，南明政府高官打开南京城门投降清军。多铎命降将刘良佐带清兵追击朱由崧，于 5 月 22 日将其活捉，后押送北京杀害。 在多铎南征的同时，阿济格也带兵对李自成进行穷追猛打。大顺军连战连败，不断往南撤退。在 1645 年 5 月 4 号这一天——也就是“扬州十日”屠城的最后一天——李自成带数万人马行军到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自己带了二十八个骑兵外出侦查，不料遭遇当地团练的袭击。这些团练是当地的地主豪强组织起来保卫本地不受流寇侵扰的，他们以为这二十多人是普通流寇，仗着人多一拥而上，李自成在混战中不幸身亡。 李自成没有儿子，也没有指定过继承人。在清军的连续追击中，许多重臣名将要么战死，要么投降。李自成死后，大顺军内部没有再出现一个公认的皇位继承人，大顺政权也就宣告覆亡。大顺军余部分散到各个地方，继续坚持抗清。 南明这边，朱由崧被捕以后，潞王朱常淓在杭州被拥立为监国——因为朱由崧没有立即被杀，皇位暂时还没有空缺，所以只能监国不能称帝。 潞王朱常淓，就是之前被东林党认为非常贤能、应该取代朱由崧继承崇祯皇位的那个。现在，由于朱由崧被俘，东林党“立贤”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事实证明，朱常淓不愧为东林党看得上眼的人物，在软弱无耻方面跟东林党有的一拼。他一上台就主张割让江南四郡给清军，以谋求议和，当然被满清拒绝。然后他就决心降清。清军围攻杭州的时候，将士们还在浴血奋战，他竟然亲自到城墙上以酒肉劳军——不过不是犒劳南明军，而是清军。还在为保卫监国而战的将领们目睹此情景，极为愤慨，随即放弃守城，转而南下拥立鲁王朱以海为新的监国。 6 月 14 日，朱常淓开城投降，被押送北京。他在北京又上疏清廷“恭谢天恩”，自称：我原来的驻地卫辉地区被李自成等草寇侵害，不得以南下到杭州避祸。幸而“王师南下，救民水火，即率众投诚”，对清廷给以“日费”和“房屋”感激不尽，表示要每天全家穿着草鞋布衣、烧香拜佛，祝颂清朝统治者“圣寿无疆”。 即便这样摇尾乞怜，清廷仍不打算放过他。把朱常淓关押了几个月之后，清廷宣布发现朱常淓“私匿印信、图谋不轨”——跟在潼关杀降的借口差不多——把朱常淓处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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