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假封秦王：大西军联合南明抗清的曲折传奇 李自成的大顺军力量基本退出历史舞以后，另一只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开始在舞台上重新出现了。 大西军余部自从张献忠死后，从四川撤退进入云南，并且推举出了新的领导人孙可望，保持了内部的团结。在孙可望的带领下，大西军在云南休整了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也没闲着，主要是搞根据地建设，扫荡了云贵地区的小军阀，委派地方官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行政系统，开科取士、鼓励开荒、招兵买马等等。经过两年的建设，大西政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社会安定、兵精粮足、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一切准备完善以后，孙可望决定带兵北上，参与全国抗清的大业。当时孙可望的身份是盟主，还没有称王称帝。出于策略考虑，他决定承认南明皇帝的“正统地位”，请求永历帝朱由榔加封他为秦王。张献忠从秦地也就是陕西地区造反出身的，在成都称帝之前，曾经自称秦王。孙可望希望以此封号来取得张献忠在大西军中的权威领导地位。 张献忠有四个义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刘文秀、老四艾能奇。其中，李定国和刘文秀分别拥有一支势力强劲的嫡系队伍，独立性较强，称“西府”和“南府”。孙可望老大的地位不够稳固。他一方面觉得南明皇帝的旗号可以用于号召其它抗清力量，共同抵抗清军；一方面也觉得可以从南明皇帝那里获得一个爵位，名正言顺的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 1649 年，孙可望派出亲信杨畏知等人前往广东，于四月六日到达肇庆，请求朱由榔封秦王。 这对永历朝廷来说，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此时清军已经重新占领了江西、湖南，何腾蛟被清军俘杀，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兵败自杀，李成栋亲自北上与清军作战，在一个多月前战死，情况十分危急。突然冒出来一支有钱有粮有地盘的生力军愿意拥护南明朝廷，共同抗清，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应该不顾一切的紧紧抓住才是。 但朝廷重臣和地方军阀们却不这么看。李成栋的义子李元胤害怕大西军加入政权后影响他对皇帝的控制力，指示其控制的傀儡大臣上书提议“可望贼也，不可以封”。贵州军阀因为担心大西军抗清需要经过他们的地盘，害怕丢失地盘，也力主不可封。忠于皇帝的文官们则拿出祖制，声称明朝祖制就是异姓不能封王，孙可望是反贼头子，当然就更不能破例。 朝臣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封王，但数量不多而且没有实权，无力改变局面。杨畏知这边一看封秦王肯定没戏了，就给朝廷建议能够封个大西王之类的两字王——一字王是亲王、两字王是郡王，虽然低了一级但好歹有个王爵他们也好回去交差。朝廷又对这个建议继续展开热烈讨论…… 就这样，在清军四处扫荡反清势力的局势下，南明政府为了该给孙可望封个啥头衔这个事，争论了好几个月。最后，朝廷决定，只给孙可望封一个公爵，给李定国和刘文秀封侯爵。而且还使了个阴招，就是声称等将来谁抗清有功之后再封王爵，也就是故意挑拨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将来谁功劳大谁就封王。 对这一决定，杨畏知无可奈何，只能在干耗了几个月之后，带着封公爵的诏书垂头丧气的往回走。 堵胤锡当时还在带着刘国昌出征，得知消息，深知如果只封公爵，双方必定决裂。于是半路拦下杨畏知等人，紧急给皇帝连续上了两封奏章，阐明利害，请求封为两字郡王“平辽王”，并加封李定国、刘文秀为公爵。永历皇帝收到堵胤锡的奏章，终于壮着胆子同意了。 对于孙可望能否接受二字王的封号，杨畏知还是感到并无把握。等他忐忑不安的回到云南的时候，却发现大西军上下一片喜喜洋洋，各地军民都沉浸在朝廷将孙可望封为秦王的喜悦之中。 杨畏知当时就蒙了，这算是怎么回事？ 一打听，明白了。原来是“西勋”陈邦傅干的“好事”。 之前，陈邦傅和瞿式耜一起拥立了朱由榔称帝，自以为功高盖世，可以把皇帝控制在手中号令天下。不料李成栋“反正”以后，朱由榔就去了肇庆，瞿式耜也跟李成栋的“东勋”一派搞到一起去了，这让他倍感失落。 朱由榔在广西称帝的时候，陈邦傅搞到了一些任命地方官员的空白诏书，用来给自己的亲信封官，或者拿来卖钱。得知孙可望请封秦王而永历朝廷争议不休的消息，陈邦傅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拉拢孙可望、打击“东勋”和瞿式耜，于是拿出还没有用完的空白诏书，以皇帝的名义加封孙可望为秦王，在上面瞎写一通不伦不类的胡话，比如“朕率天下臣民以父师事王”、命其“监国”，赐“九锡”、“总理朝纲”、“节制天下文武兵马”等等。然后又铸造了一枚“秦王之宝”的金印，派手下冒充朝廷使者，抢先送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孙可望看到“诏书”，大为感动，想不到南明皇帝君臣竟然胸怀宽广、礼贤若渴至此。他安排了隆重的仪式，亲自郊迎使者，对着诏书磕头称臣，带领三个兄弟和众将士一起高呼万岁，再登上秦王宝座，接受大家的跪拜祝贺。然后，用黄布把诏书内容抄成很多份，布告其治下各州县，令各地军民欢庆三天。这一系列仪式表明孙可望统辖的大西军和云南全省都已经尊奉南明永历朝廷，孙可望本人的领导地位也得到肯定，大西军内部团结也因此得到了加强。[1]孙可望随即下令三军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抗清前线作战。 然而，杨畏知等人的归来，打破了这个美好的愿景。 孙可望得知事实的真相以后，极为愤慨。他已经把受封秦王的事情搞得云南全体军民众所周知，突然要降为二字王，必然颜面扫地、权威尽失。这种事情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完全是不可以接受的尴尬和侮辱。但他还是希望能够避免决裂，选择了暂时封锁消息，把陈邦傅的诏书内容抄一份送往南明朝廷，并附上解释，说明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受封秦王、公告全省，无法改变，请朝廷重新发一个诏书真封秦王。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这个事件中没有任何过错。这完全是南明政权内部斗争搞出来的荒唐事儿。甚至连陈邦傅的空白诏书也确实是皇帝发的，盖的章也是真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上面写的内容就是具有法律效力。就跟我们在一份空白支票上签字一样，人家拿去随便填个数字，银行都应该照单支付，并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孙可望也确实没有任何退路，不可能再受封二字王。他的要求也不过分，就是真封秦王，让他在面子上名分上过得去，而对于陈邦傅诏书中那些过分吹捧的待遇名分，则可以去掉。 但南明朝廷方面竟然毫无灵活性，坚决拒绝真封秦王。 孙可望深感羞辱，决定将错就错——既然你朝廷不肯另发新的诏书，我就认准了原来那个诏书合法有效，不仅当秦王，还要“监国”。把那个诏书又抄了好多份，宣布自己已经尊奉永历朝廷，现在奉旨征讨满清，而且还“节制天下兵马”，沿途明军必须服从秦王和监国调遣。 云南附近的贵州、四川、广西这些地方的军阀被这个诏书搞得一愣一愣的：朝廷确实把孙可望封王了，只是头衔上有争议，内中细节大多数人并不清楚。但不管咋样，永历朝廷本来就管不住各地军阀，诏书细节自然无人关心。军阀们只认打。孙可望和李定国带兵进入贵州，刘文秀进军四川，一路都是打过去的。 孙可望消灭了贵州本地军阀以后，又仿照云南的做法，快速在贵州地区建立起来了一套垂直行政管理系统，鼓励开荒、维护治安、征兵收税等工作很快就有条不紊的开展起来。 刘文秀进入四川，也十分顺利。之前，永历朝廷任命了“四川巡抚”李乾德。李乾德拿着诏书，找到在四川保卫战中击败了满清亲王豪格的川南军阀杨展。杨展控制的地区是当时四川生产发展的最好、社会秩序最安定的。这都要归功于杨展的治理才能。李乾德拿着朝廷的诏书，就想叫杨展交出钱粮管理等民政权，只管军事，当然遭到拒绝。杨展建议他去重庆，那里被清军扫荡后，人口稀少，目前既没有清军也没有军阀势力，他可以自己去开府征兵，管理一方，也算是为南明政府收复失地。杨展表示可以提供钱粮支持。 重庆是从东部入川的门户，清军如果要再次攻打四川，很可能走这条路。李乾德没有胆量去守卫重庆，于是秘密联络另外两个小军阀武大定和袁韬，由李乾德出面办招待，请杨展吃饭，设下埋伏，将杨展乱刀砍死。三人合谋吞并了杨展的地盘。 ——杨展被害事件，跟袁崇焕擅杀毛文龙类似。杨展也是一个在乱世中自力更生成长起来的抗清英雄。他可以在乱世中把川西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在战场上击败满洲亲王统帅的大军，却因为不愿意轻易接受无能无耻的文官精英的所谓“节制”，而被非法阴谋杀害。明末腐朽的统治阶层，总是一再主动消灭那些能够也愿意拼命拯救国家民族的伟大人物。不对他们的罪行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反思，中华民族永无真正的复兴之日。 用无耻手段夺取杨展地盘的李乾德、武大定等人不得人心，川西川南局势持续动荡不安。刘文秀的大军来到以后，纪律严明、深得民心。武大定和袁韬派兵抵抗，被迅速全歼。剩下的小军阀也就很快荡平。 孙可望下令逮捕李乾德，送往贵阳，要亲自审问他杀害杨展的罪行。李乾德走到半路投水而死——也有一种说法是被痛恨他的士兵丢进水中淹死的。不管咋样，总是死有余辜。 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贵州全省和四川的西部、南部就落入了大西军的控制范围。 [1]顾诚，《南明史（下）》，446 页。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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