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孙李内讧：抗清运动最后希望的破灭 分裂早在李定国衡阳大捷之前就发生了。孔友德自杀以后，李定国声望大涨，这让原本就对李定国十分猜忌的孙可望感到对其更加难以控制。 衡阳大捷之前，孙可望就下令其嫡系将领冯双礼、马进忠等人脱离李定国带兵西返，跟自己汇合。这让李定国统帅的兵力总数从八万降低到了五万。也正因为如此，衡阳大捷只是 利用谋略击溃清军，虽然在乱军之中击毙了满洲亲王，震动天下，但未能实现对清军主力的大部歼灭。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李定国本人对孙可望在大西军中的领袖地位也也一直不以为然。他在取得桂林大捷后，第一时间并不是向孙可望报捷，而是派遣使者向贵州安龙的皇帝朱由榔报告胜利。尽管他将孔友德的首级和部分战利品献给了孙可望，但这种越过孙可望向皇帝报功的行为，明显不利于农民军内部的团结。毕竟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名义上，孙可望都是他的直接领导。越过直接领导向上级打报告，从来都是极大的忌讳，这代表了对领导的不信任。尤其是在你的领导跟领导的上级还有矛盾的时候，这基本上就等于是挑拨离间和政治表态了。 李定国的这个举动，意思很明显，就是尊崇皇帝，而只把孙可望当成了行政上级。也就是说，荣誉归于皇帝，战利品交给领导。如果孙可望和李定国本来就是南明政府军的将领，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大西军是来自于农民起义军的队伍，接受南明皇帝封王不过是为了团结南明其它抗清势力而已。这种情况下，李定国的这个做法就更加不妥了。 孙可望对李定国越过自己直接向皇帝报捷的行为大为火光。这应该是他在桂林大捷后召回了部分李定国手下兵马的原因之一。不过双方仍维持着表面的团结，衡阳大捷后，孙可望派遣使者封李定国为西宁王，以表彰他两蹶名王的功劳。 令人意外的是，李定国竟然拒绝了孙可望的封赏。他回绝的理由是：封王只能是皇帝的权力，而孙可望只是秦王，一个王给另外一个人封王是不伦不类的，历史上也没有先例。 这一举动明确否认了孙可望作为大西军最高领袖的地位，而把他真当成一个南明政权的藩王来对待。孙可望决定惩处李定国，派遣使者以商量抗清战略的名义，试图将李定国召回自己的行在处理。大战之际召回前敌主帅是大忌，不管用什么理由，明眼人都知道这是打算临阵换将的意思。以李定国的智慧，当然一眼就识破了其中的图谋，拒绝前往。这样，二人的矛盾就变得不可调和了。 孙可望带兵一路前行，同时命令李定国向自己靠拢，名义上说是打算与李定国合兵一处，进剿清军，但其实是想趁机抓捕李定国，夺取他的兵权。这个计划实在是骇人听闻，因为李定国此时已经成为了全国抗清斗争的旗帜，直接带兵逮捕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就算成功，也必将造成大西军内部分裂，对抗清大局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但孙可望被权力欲望和自尊心冲晕了头脑，下定决心动手。关键时刻，刘文秀的旧部向李定国紧急报信——他们对于孙可望之前剥夺刘文秀兵权的做法本来就心怀不满。李定国得到消息，紧急带领部队南下广西，脱离与孙可望部的接触。 大西军的内斗让歼灭清军主力的希望破灭。1653 年 2 月，清军得知了孙、李内讧的消息，经过休整的主力再度南下，攻击孙可望部。孙可望被杀的大败，匆忙逃出湖南。清军为了报大西军击毙满洲亲王之仇，在湖南南部大开杀戒，无数的城镇和村庄遭到血洗，数百万百姓死于屠杀，人口为之一空。 同时，广东的尚可喜也趁机派兵收复了广西梧州和桂林。这样，李定国两厥名王取得的大好局面就完全灰飞烟灭了。 想要利用孙、李矛盾的不止是清军，还有远在贵州安龙的南明小朝廷。得知大西军内讧的消息，大学士吴贞毓等人欣喜若狂，他们秘密说服皇帝，颁下密旨，派遣使臣前往广西请求李定国带兵前来救驾，带他们脱离孙可望的控制。这个幼稚的阴谋很快就败露了，孙可望下令将吴贞毓等十八名参与密谋的大臣处死，史称“十八先生之狱”。 李定国接到皇帝的诏书以后，并没有马上去往安龙，而是继续在广西广东一带指挥抗清。不过由于他与孙可望的关系彻底决裂，得不到来自贵州和云南根据地的任何人力物力支持，大部分作战计划都以失败告终。他还试图与郑成功联系，东西夹击夺取广东。但郑成功正在与清军议和，想以名义上的投降换取清廷册封，让郑氏家族可以永远镇守福建沿海。对李定国的邀请，郑成功表面答应，实际并未派出一兵一卒支援。 到了 1656 年，李定国在两广无法立足，这才以解救皇帝的名义带兵西返，秘密进入安龙，将朱由榔带往昆明。云南此前一直由刘文秀和李定国共同控制。刘文秀被解除兵权以后，在云南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李定国带兵回到云南，刘文秀十分欢迎，二人再次联合主政云南。云南也就脱离了孙可望的控制。永历朝廷到昆明后，将李定国封为晋王、刘文秀封为蜀王，与孙可望并列为一字王，让他们在名义上不再是孙可望的下级。 李定国离开两广，清军这才集中力量进攻孙可望。孙可望是一个搞根据地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好手，手下的军队战斗力很强，又有比较稳固的后方根据地支撑，原本可以与清军主力一战。但他并不具备李定国的军事才能，只知道打正面的阵地战。清廷集合满洲主力、广东尚可喜、四川吴三桂的军队，在实力上已形成绝对优势，阵地战大西军绝无获胜的希望。大西军将士虽然英勇奋战，给清军制造了很大的杀伤，但终于还是节节败退，逐步丢失了根据地。 孙可望无法立足，只能调头南下，向李定国发动攻击，试图夺取云南。孙可望此时的兵力仍然远胜李定国。但大多数将领和士兵们拒绝自相残杀，加上他们早就对孙可望的军事指挥才能十分失望，而怀念李定国两厥名王的功绩，很多人倒向李定国，还有一些将领选 择了悄然带兵离开。这样，孙可望在与李定国的交战中一触即溃，基本上全军覆没。李定国派人劝他到昆明向皇帝认错，还是可以继续当他的秦王。但孙可望拒绝了，选择了最可耻的道路：北上向清军投降，当了汉奸。 这个决定证明孙可望只是一个野心家和投机分子，让这样的人掌握农民军的领导权是明末农民战争最大的悲哀。考虑到张献忠之前在四川滥杀的行径，他的继承人存在这样的缺陷也实属正常。也许我们可以说，虽然后来大西军的崛起看起来拥有逆转抗清局势的可能，但实际上从李自成败亡的那一刻开始，最终的失败就已经注定，因为农民军内部已经不再有能担当大任的领袖人物。 清廷对孙可望投降感到非常高兴，立刻把他封王。孙可望将云贵地区的地理和兵力情报尽数和盘托出，并且强烈要求亲自带兵再度南下与李定国决战，报仇雪恨。这也可以看出来 孙可望确实是一个心胸狭隘、很容易让情绪战胜理智的人，他在个人恩怨和国家大义之间，选择了以个人恩怨为重，宁可当汉奸也不愿意在昔日的小弟面前低头。清廷当然不会再给他兵马，而是把他送往北京软禁起来。三年后，正值壮年的孙可望神秘的死于他在北京的豪华府邸，有传言说是被清廷毒死的，但今天已无从考证。 孙可望降清后的待遇，让一直试图跟清军议和的郑成功看清了形势。他明白清廷绝不可能让自己在东南沿海安安稳稳的当土皇帝，自己如果降清，绝逃不出父亲郑芝龙和孙可望一样的结局。清廷方面，在孙可望投降以后，对郑成功的招降态度也迅速降温，没什么好条件可以谈了。郑成功被迫转而坚决抗清，而且试图跟远在云南的李定国联合。不过为时已晚，李定国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率云南一省以对抗全国，很快就被清军打成了游击队。郑成功组织的北伐也以惨败收场。永历皇帝逃入缅甸。 清廷向缅甸政府施加压力，缅甸方面将他抓起来交给了负责镇守云南的吴三桂。1662年，朱由榔在昆明被吴三桂处死，南明政权覆亡。李定国得知皇帝遇害的消息，悲愤不已，不久后因病去世。 十五、禁海之祸：从厦门登陆战到台湾陷落 李定国主力被歼灭后，清军将主力转移往福建，展开对郑成功的攻势。郑成功无法在福建沿海立足，于 1661 年带兵攻打台湾，从荷兰殖民者手中夺取台湾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1662 年，清军主力向郑成功在沿海最后的据点——厦门岛发动总攻。这一次投入作战的仅满族士兵就有一万多人，非满族士兵约三万。但清军不善海战的弱点暴露了出来，仓促组建的舰队在海战中被郑成功消灭，登岛部队也几乎被全歼。这一仗仅有史料记录的满洲将领阵亡就超过了八十人，普通士兵更无法计算。 厦门之战让清廷被迫放弃快速消灭郑成功的思路，转而采取坚壁清野战略。1662 年，清康熙元年，辅政大臣鳌拜下令从山东省至广东省沿海的所有居民内迁 50 里，并将这些地方的房屋全部焚毁，不准沿海居民出海，禁止一切非官方的海上贸易，以断绝郑氏集团从大陆获得任何经济来源。 这个命令得到了坚决的执行，除了可以驻军管理的城市外，靠近大海五十里内的小镇和村庄全部被毁灭，拒绝迁徙的人民被屠杀一空。当时人的描述是“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也就是沿海居民被强制内迁的时候，死亡人数超过一半，剩下的人就算能够到内地，也往往因为缺乏粮食而饿死。 为了方便管理，清军又纵火烧山，尽可能的将森林树木焚烧干净，以禁绝任何走私行为。然后，又沿途设立碉堡，派兵驻守，有敢越过五十里边界的人立刻诛杀，无须经过任何审判甚至警告。无数普通百姓因为不小心越界而被杀害。阮旻锡《海上见闻录》中说“上自辽东，下至广东，皆迁徙，筑短墙，立界碑，拨兵戍守，出界者死，百姓失业流离死亡者以亿万计”。 这个野蛮的禁令将中国最繁华的东南沿海五十里变成了几乎寸草不生的蛮荒之地。这是除了大规模屠杀以外，北方蛮族入侵给中华文明造成的又一巨大破坏。一直到二十年后的1683 年，清军训练好海军，在汉族将领施琅的带领下，攻下台湾，这一禁令才被取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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