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三卷第二章）

第二章

一、李约瑟难题

明朝崩溃和南明抗清运动不断失败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清朝兴起和清军节节胜利的过程。中华核心文明惨遭破坏和大幅度倒退的过程，也就是满洲文明不断进步的过程。

在征服中国的过程中，满洲民族迅速从落后的狩猎部族文明阶段进化到农耕帝国的文明水平。由于没有受到腐朽的理学思想污染，且内部特殊利益集团尚未发育成熟，这个处于上升期的民族表现出旺盛的活力，诸多优秀的帝王将相不断出现，并且善于任用汉民族优秀人才和政治制度来治理中国，这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掌握了大约相当于中国秦汉时期的国家治理能力——在某些方面超过了秦汉，比如有了科举制度；在某些方面则要落后于秦汉，比如对思想文化的控制远远不如汉朝开明自由，但总体上是差不多。秦汉时期，也是汉民族积极进取，建立帝国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快速开疆拓土的时代。

清朝的建立对满洲民族来讲是一个极大的进步，相对于三百多年前征服中国的蒙古而言，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满洲勋贵们成功的克服了所谓“胡人无百年国运”的魔咒，统治中国长达两百六十八年，让清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长命的大一统王朝，仅次于唐朝和明朝。就其陆地疆土的广阔程度而言，清朝远远大于汉朝和明朝，跟唐朝、元朝在伯仲之间。

但对汉民族而言，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和长达两百多年的噩梦。中华文明因此倒退了至少一千年，某些方面甚至倒退了两千年——比如思想文化方面的自由程度连春秋战国时期的水平都达不到。

对清朝的疆域广大、统治时间长和它对人民的屠杀、思想文化的控制等如何做一个综合的评价和衡量——也就是孰轻孰重？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我们继续从文明的视角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目前为止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说，我们有几个基本的判断。比如，从游牧和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进步，这一条不赞成的人应该不多。第二条，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一条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中华文明在从游牧和渔猎文明走向农耕文明的过程中，是领先全世界的。不仅进入农耕社会的时间领先，更重要的是在农耕时代建立了古代社会最发达的政治体制、最辉煌的经济成就、最长久的和平稳定，并供养了数量最庞大的人口，开拓了广阔的疆域。这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骄傲的。

不过，在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文明大大的落后了。这种落后，是什么

原因造成的？

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发生在古代经济最繁荣的中国？也就是好多人喜欢讨论的所谓“李约瑟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编著的 15 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此问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1976 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称之为李约瑟难题。

这个所谓的难题其实一点也不难。之所以会成为难题，是因为它的答案，很多人出于利益原因不愿意讲，甚至还想办法不让人讲。

只要讲清楚明清换代之际，中国人所遭受的人类文明史上空间绝后的大屠杀[1]，这个难题其实就不是难题了。

明清换代，人口从四个亿给杀到还剩不到一个亿，尤其是在经济文明最发达的江南华南地区出现大规模屠城，城市精英人口损失殆尽，面对野蛮暴政稍有点反抗精神的人都会被全家老小一起杀掉，沿海五十里内的人民和城镇被尽数毁灭，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可能爆发什么工业革命呢？如果英国在十八世纪刚刚发明珍妮纺纱机的时候，突然遭到北欧海盗的入侵并被征服，在各大城镇疯狂屠城，令其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口，它能爆发工业革命吗？

中国未能爆发工业革命的直接原因，如果只挑选一条，那就是明清换代。一个处在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文明，突然遭到北方蛮族的入侵，对其人口进行了毁灭性的屠杀。《天工开物》等诸多本土科技典籍因此失传，《几何原本》等西方科学名著的翻译被迫中断。被屠杀的人口中，也许就有类似于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这样的人物，或者是可以启迪他们发明创新的师友，还有很多可以发明诸如珍妮纺纱机、蒸汽机的能工巧匠。总之，就是整个东南沿海的手工业创新体系被彻底摧毁。工业革命在短期内（一两百年）爆发的可能性自然就消失了。

当然，这只是直接原因，它是背后还有很多更深刻的间接原因。核心还是汉民族内部精英的集体堕落，不管是理学思想的僵化、官员的腐败、财富阶层的自私、东林党的无耻、孙承宗和袁崇焕的愚蠢、农民起义军的不团结和战略失误……这些都值得深刻反思。也包括西方殖民活动带来的白银货币冲击、中国的背靠大陆面向大海的地理特征等客观因素。但最后所有原因汇总起来，让北方蛮族入侵成功，杀遍中国，这是一个总阀门——它最终切断了、关闭了中华文明自主进入工业文明的发展路径。

我们分析历史无论如何强调各种间接原因、客观因素，这个总阀门绝不能跳过去不讲或者有意无意的淡化。只有把这个总阀门的前因后果讲清楚，中国历史的脉络才能说清楚、讲透彻。也许会有人说我们记仇，或者煽动历史仇恨之类的。那毕竟是古代社会的事情，也过去好几百年了，记仇是不应该的。关键在于：不讲明白，就会不停的有人乱甩黑锅，把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甩到中华帝国的皇帝专制制度、科举考试制度、朱元璋杀功臣、明朝海禁、中国人的劣根性之类的东西头上。我们可以不记仇，但不能乱背锅。这个锅背错了，我们反思历史的方向就会发生错误，会对我们未来道路的选择产生深远的影响。

[1]蒙古扩张过程中可能也杀了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人，但那是整个欧亚大陆的人口损失，清灭明过程中的屠杀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内部出现过的最惨重的人口灭绝事件。

二、筚路蓝缕：中华民族开发江南的千年历程

改成换代的大屠杀结束后，经过从康熙到乾隆上百年的稳定和平时期，中国人口再次恢复到了约四个亿的水平。这段时期在当时就被统治集团美化为“康乾盛世”，直到今天，把它抬得很高的人也不少。但同样是四亿人口，此时的四个亿和明朝中后期的四个亿，已经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了。那个处于工业革命爆发前夜的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人民富裕、思想文化开明的文明已经回不来了。从“康乾盛世”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中国都处于一种被高度僵化的专制体制牢牢控制的、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的状态，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与思想文化发育长期停滞的死气沉沉的状态。

为什么同样是四亿人，会处在那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发育状态呢？

人口数量的高速增长，一般被认为是古代太平盛世的标志性现象。战乱时期，人口减少；和平时期，人口增加，这是最自然的道理。不过，人口数量达到阶段性高峰，只是盛世的一个标志，是其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就好像今天的印度和中国，都是十亿多人口。但中国可以说是盛世，而印度绝对不是盛世，两个国家的经济繁荣程度不在一个层次上。甚至有网友戏称，中国有十亿人口，而印度是有一亿人口和九亿畜生。截至 2018 年，大部分印度人口都处于赤贫和营养不良的状态，文盲占了大多数（六到八亿），有一半的人口连厕所都没有而只能露天大小便，这在 21 世纪的中国人听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跟清朝在西北地区开疆拓土一样，印度凭借人口和国土优势在南亚也是一霸，吞并锡金、脚踢尼泊尔、拳打巴基斯坦，还可以干涉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内政，牛皮哄哄的。但在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等实现了工业化的现代强国面前，它就是一只弱鸡。大家都并不太把它当回事儿。它对现代文明和全球经济进步的贡献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明末的中国是全球经济贸易中心，中前期还有郑和下西洋，开人类大规模远洋贸易之先河，晚期郑芝龙的海军依然是海上一霸，控制马六甲、菲律宾到日本区域的海上贸易；而清朝的中国则跟今天印度在全球的地位差不过：区域性强国，世界二流国家，到后期连印度都不如。

印度之所以如此落后却又这么多人口，是因为它有足够多的土地可以养活这么多人，只需要自然繁衍生殖就会出来这么多人。但它有了这么多人，却依然贫穷落后，是因为它经济结构和科技水平落后，农业农民占的比例极高，工业化没有完成。中国的土地养活十几亿人口也基本到了极限，但我们完成了工业化，高端装备制造业和前沿科技产业高度发达，科技水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所以不仅人口众多，而且人民生活富裕、国家强大、国际地位高，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强国。

“康乾盛世”和明朝中前期的永乐盛世、中后期的嘉靖-万历盛世相比，也是类似的情况。

清朝人口之所以能够快速达到四个亿的水平，是因为明朝经过两百多年对江南地区的开发，已经开垦出来了能够养活四亿人口的土地。战乱可以让土地荒芜，但也很容易重新耕作。把森林改造成耕地很难，把山坡修成可以灌溉和蓄水的梯田也不容易，修建水库和灌溉水渠就更需要很多人团结协作的艰苦努力。但是，这些工作完成以后，把荒芜了一二十年杂草丛生的耕地从新开垦、种上粮食则相对容易很多。甚至，大部分土地也不会因为人口锐减而被抛荒。三个人的地一个人也能种，无非是广种薄收，种的粗糙点，少施肥少浇水，亩产低一点，等人口增加了再精耕细作也不迟。战争对农业的破坏可以在较短时间（几十年以内）快速恢复过来。

中国人口之所以能在明朝和清朝达到四个亿，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持续不断对中华大地进行开垦和修建各种农田水利设施的结果。

春秋战国之前的时代，中华地区整体开发程度都不高。秦国在关中平原和四川地区修建水利工程应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通过对关中平原的开发，让关中地区成为中国土地产量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也成为统治中国的核心区域。秦和西汉都建都于此。

随着黄河中下游的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往华中华北一带转移。东汉定都洛阳，位于长安以东，更方便获得华北华中地区的粮食物资供应。但洛阳附近缺乏完整的地理屏障系统，在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很容易防守的城市，到东汉末年终于被战乱破坏。

出于战略安全考虑，隋唐再度定都长安。但关中地区土地过度开发、供养能力下降的趋势不可逆转。隋炀帝修建洛阳为“陪都”，多次带领全体中央政府官员前往洛阳办公，以解决物资保障问题。

唐朝时，中央政府的实际所在地经常会搬迁到洛阳。唐太宗李世民曾三次来洛阳处理政务及外事，在洛阳宫居住两年之久。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 649 年)，高宗李治即位。永徽六年(公元 657 年)和武则天一同来到洛阳，在此处理国家大事，以洛阳为“东都”。实际上唐朝的都城已从长安徙至洛阳了。唐玄宗在位 44 年，也都洛阳 10 年。唐朝末期出于安全考虑，仍旧以长安为首都，但已无力控制华北地区的藩镇势力，最终被依托华北平原经济能力的军阀消灭。

此后，北宋定都华北地区的开封，标志着关中平原的最终衰落。开封也是一个缺乏险峻地理屏障的城市，但北宋只能选择这里，作为组织抵抗辽国南侵的总指挥部。北宋采取了“强干弱枝”的集权政策，财政和军事资源完全由中央政府掌握，在没有收复北京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去长安就相当于把整个华北地区拱手让给辽国。一旦华北沦陷，关中也无法自保。

一直到北宋，中国的经济重心始终在北方，在黄河流域，只是从关中逐渐往黄河中下游转移。南方的开发程度不算高。

究其原因，我们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的第一卷一开篇就已经讲过。因为长江流域阳光和水分都过于充足，森林茂密，而又多山地丘陵，在上古技术条件下开垦难度远大于相对干旱而平坦的北方。但南方地区温暖的气候和充足的水资源决定了，一旦开垦成熟，土地产量可以数倍于寒冷而又缺水的北方。因此，我们秦汉唐宋时代的祖先，一边开发北方的土地，一边抗击北方蛮族入侵，还在干一件很重要的事——不断的开发南方。这个开发过程非常缓慢，持续了数千年。

开发成熟的南方土地，一年可以播种两季甚至三季，其产量可以达到北方的两三倍甚至三四倍。这样，对南方的开发就在很大程度决定了中国古代和平时期能够达到的人口上限。

开发南方是一种隐形的国力扩张，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往往被历史学家忽视。因为南方地区从上古时代就已算是中国的一部分。相反，对长城以北地区的征服，在版图上看起来很好看，但对人口数量和经济实力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两汉时期，中国人口大约五六千万，绝大部分都在北方。那时候连四川、湖南、江苏的很多地区都被视为蛮荒之地。《史记》里面就说“楚（湖北、湖南）越（浙江、江苏）之地，地广人稀”。诸葛亮在东汉末年进入南蛮地区七擒孟获，号称“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渡过的“泸水”其实就是金沙江，也就是上游段的长江，在今天四川泸州境内。过了泸水，就被视为“不毛之地”了。孙权平定山越，史料记录的交战地点包括今天扬州、苏州等地的山野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地方还居住着很多野蛮部落。可见当时江南地区的开发，主要是据点式的，局限于大江大河的冲击平原和交通枢纽周边，大量的地区还处于蛮荒状态。曹操曹丕父子控制华北地区，实力最为强大，刘备和孙权控制着汉中、四川和江南地区，都不是曹操的对手，本质上是这些地区的资源保障能力远不如关中和华北。

东汉末年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五胡乱华，大量精英人口南渡，极大的加强了江南地区的开发，奠定了盛唐繁荣程度超越汉朝的经济基础。到了唐朝，全国峰值人口七八千万，比汉朝多出来的两三千万人口数量基本都在南方。

中晚唐时期，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主要影响的是北方，东南地区受的影响很小，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税赋来源。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称：“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为最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唐朝把州分为七等，一等为“辅州”，集中在“长安-洛阳”附近地区；“雄州”为二等，是首都区域以外最高等级的州。唐中期以前全国只有六个雄州，全部在北方。公元 778 年，唐朝增设苏州为江南唯一的“雄州”。这是江南地区在国家版图中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

北宋末年，全国人口高峰时期达到一点二亿，其中南方人口达到约五千万，南北方人口基本平衡，标志着南方的开发已接近北方的水平。但此时经济中心仍然在黄河中下游平原，首都开封一带。后来，女真和蒙古南侵，战争和屠杀让北方人口剧烈减少，降低到了一千万以下。南宋控制的江南、华南和四川地区高峰期人口数则达到五六千万，南方经济大幅度超过北方——南宋时期不仅南方农业发达，海洋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这是更大的进步。

但南方的开发空间仍然很大。一直到明朝，中国南方地区享受了两百五十年以上的超级太平盛世。经过两百多年持续不断的开垦，加上农田水利技术的进步，对南方的开发才完全成熟，不仅耕地数量大大提高，亩产量也达到了新的高度。加上四川、云南、贵州在内的南方人口超过了三亿，而北方人口则在一个亿左右，相比汉唐宋，新增的人口主要在南方。

明朝定都北京，是为了战略安全考虑，方便抵抗北方蛮族入侵，但首都的物资供应则主要依赖大运河从南方运输过来。南京、苏州、广州等南方中心城市的人口，都超过了首都北京。大一统王朝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汉唐时期盛极一时的关中平原，到明朝已成为比较落后的西部边陲。

明末时期到达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留下了很多关于南方开发情况的记录，在华南地区“一切可以被开垦的土地都被开发了出来”、“没有一尺土地没有被开垦”、“中国是一个差不多所有耕地都被开垦出来的国家”……此类说法极多。

1556 年前后在广州居住的克鲁士在《中国志》中说：“在印度的若干地方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而在中国则不一样，人人都能享受他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中国，一切下种后能收获的土地都开耕了。不宜于谷物的山地，生长着极好的松树，可能的话也在树间种植豆类……那土地的出产极富庶，食物及维持生活的各种必需品都很充足，原因在于中国的主要粮食是大米，在全国产量极丰，有很多一年两收或三收的大稻田。”

1575 年到达中国的西班牙修士拉达在《记大明的中国事情》中说：“我们没有见到任何野生动物，因为我们到过的地区没有留下任何荒地……他们的农田是灌溉的，河流水渠处处皆是……在一茬庄稼收割的时候，别的谷物已经在种植……土地是肥沃的，物产丰富而人口众多。”拉达说的地方是福建，这里一直是沿海比较贫穷的山区省份，其开发程度尚且如此，其它南方地区就更不用说了。

此外，云南贵州地区，在明朝以前一直被视为蛮荒之地。但在南明时期竟然可以供养孙可望领导的十五万精锐大西军，成为抗清运动后期的核心根据地。后来吴三桂经营云贵，也可以据此与清军主力对抗八年之久，可见明朝中后期云贵地区的开发也已非常成熟。万历年间的文人谢肇淛的《五杂俎》里就说：“滇中沃野千里，地富物饶”。需知三国时期诸葛亮经营四川，其时成都平原号称沃野千里，也就只能供养十万常备军。

南方的开发是明末人口能够增长到四亿的主要原因，其它如什么红薯等高产农作物传入中国、大幅度提高亩产之类的，都不是主要原因。红薯因为营养低口感差，从来没有成为过养活中国人的主粮，南方吃米北方吃面才是主流，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培育出来的粮食品种。明末的十二亿两千多万亩的土地（官方统计数，实际应该不止），不用种红薯也足以养活四亿人口。中国人是依靠自己数千年的辛勤开垦和自身农业技术进步来支撑起这么多人口的，不是靠的外来农作物。

总体而言，古代社会人口数量主要由农业产量决定，农业产量主要由耕地数量和亩产能力决定，亩产能力主要由土地肥沃程度和农田水利技术决定。清朝经过“康乾盛世”一百多年的和平以后，人口能达到四个亿，就是因为有明朝两百五十年南方大开发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只需要保持国内和平，人口就会自然繁衍生殖，逐步增长到这个数量。把四亿人口杀的还剩不到一个亿，还能重新生养出来四个亿，主要就是靠的明朝的农业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