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亡英兴：晋商南下与英国纺织业崛起 要创造盛世，光靠农业还远远不够。农业剩余始终有限，“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古代没有大工业，但手工业及其衍生的商业的重要性也很高，既创造财富也解决就业。农业耕作创造的剩余所能养活的人口，如果不能转为手工业和商业人口，那就会变成吃闲饭的，国家经济发展也会掉入“低收入陷进”——人口数量很多，但活着也就是有一口饭吃，人民生活普遍陷于赤贫，谈不上吃的舒服，活的有滋味，更谈不上创新和进步。高效手工业，在今天看起来是很低端的，在古代社会则是对种植业的重大产业升级，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富有程度。 手工业的技术进步和繁荣，比农业增长难度大得多，也更脆弱。满清大屠城，把精华城市人口大规模的屠灭之后，要想像恢复农业耕作一样，恢复城市手工业的繁荣，那就是很难很难的。扬州城外若有一块土地被抛荒了，后来者很容易就可以复垦耕作；若扬州城内有一批最新改进的纺纱机，被一把火烧了，制造者和工匠们也在屠城中被杀了，后来再到扬州城居住的人们恐怕根本就不知道有过这样的纺纱机存在，也就更无法再制造出这样的纺纱机了。就好像《天工开物》失传一样，很多很多的先进手工业技术跟随着被屠杀的城市人口和被焚毁的城镇一起，永远的消失了。 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二月，康熙第二次南巡经过苏州等地后，他有这么一番议论 “又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目前经营仅供朝夕。一遇水旱不登、则民生将至坐困。苟不变易陋俗、何以致家给人足之风。”[1] 这段话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 “我以前一直听说东南地区富商云集、经济发达。但是这次我亲自到苏州等地考察，发现市场上做生意的大多数都是山西人，本地人非常少。想来应该是山西民风淳朴，商民爱好节俭，所以容易积累财富。南方人喜欢奢侈享受，家中便没有储蓄，经营生活都只顾眼前，一旦遇到水灾旱灾等损失，立刻就破产而陷于贫困。我看这种陋俗必须改变，不然南方人民没法过上富足生活。” 康熙二十八年，距离江浙地区战争结束已经过去了三十年，然而康熙皇帝亲自调研却发现，这些地方的商人富豪，竟然大部分都是从北方山西过来的，这是咋回事呢？ 康熙皇帝对此的解释是南方人不注意积累财富——这当然是他臆想出来的，毫无道理。明末时期江南的繁荣持续了两百年，是全球手工业贸易中心，富甲天下，说明南方人完全有能力创造和积累巨大的财富。江浙本地人到了康熙年间却穷困潦倒，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些比较富有的城镇人口，包括商人和手工业老板，在明清换代的大屠杀中被杀的差不多了，城市中的财富也被劫掠一空。康熙时代的南方城市本地人，大多是改朝换代以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市民”，没有经商和做手工业的传统，更没有积蓄可以投资。因此，当老板的几乎都是跟随清军南下的山西商人及其后代。 ——晋商早在明末就跟满清有密切的商业合作关系，特别是满清征服蒙古以后，其领土直接与山西相连。满清通过他们获得了许多重要的军事物资，也获得了不少军事情报。入关以后，清政府将其中“功劳”最大的八人封为“皇商”。这八大皇商全是山西人。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大汉奸。他们凭借政治特权，迅速填补了江南地区被屠杀以后的工商业空白，这才有了康熙皇帝所说的，江南地区的市场上做生意的尽是山西商人。 城镇先进手工业遭到毁灭性破坏的结果，造成了明末“嘉万盛世”和清朝“康乾盛世”同样是四亿人口，但一个富一个穷、一个先进一个落后、一个繁荣一个停滞。这种结构性的差距，可以从外贸结构上的巨大差距看出来。 明末对外贸易中，出口产品是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而且高端产品占了很大比例。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在其论文《明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高度发展》中对明朝中后期的进出口结果做了分析。在进口方面,“明中叶以后，由于西欧各国陷入战乱灾荒、瘟疫之中……这些国家根本没有什么民生产品可以打进中国市场……除了各国的土特产如胡椒、苏木、象牙、檀香、沉香、葡萄酒、橄欖油等货物外，主要的和大量的是银子作为流通手段输入广东和中国各地。也就是说，外国商人是携带大量银子来广东购买中国货物贩回国内去倾销的”， 而出口的产品结构，“明中叶以后，市舶贸易的出口商品……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236种之多，包括手工业品、农副产品、矿产品、动物和肉製品、干鲜果品、中草药品和文化用品等八大类，其中手工业品共 127 种，占总数一半以上。这就说明，明代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并受到世界各国的称赞和欢迎。” 樊树志在《晚明史》中举了几个比较生动的例子：“1591 年菲律宾总督发现，菲律宾群岛上土著居民因为服用中国衣料，不再种棉织布……1592 年这个总督报告西班牙国王说，中国商人收购菲律宾的棉花，转眼就从中国运来棉布。棉布已成为中国货在菲律宾销路最大的商品。” ——这个例子说明明朝的贸易形式还很高级：从国外进口原材料，经过加工再出口制成品，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环节。 《晚明史》中的另一个例子表明，第一代殖民帝国西班牙的衰落可能也与明朝的手工业竞争力太强有关：“中国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贸易关系，就是中国丝绸流向菲律宾和美洲，白银流向中国的关系。至迟到 1580 年代初，中国的丝绸就已经威胁到西班牙产品在美洲的销路了……墨西哥本土蚕丝业实际上被消灭了。邻近墨西哥的秘鲁也是中国丝绸的巨大市场，中国丝绸到秘鲁的价格只抵得上西班牙制品得三分之一。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出售和穿着中国绸缎。中国丝绸不仅泛滥美洲市场，夺取了西班牙丝绸在美洲的销路，甚至绕过大半个地球，远销到西班牙本土，在那里直接破坏西班牙的丝绸生产。” ——很可能正是由于明末纺织品的竞争力，西班牙才始终没有利用全球市场发展起来发达的纺织业，其产业结构长期停留在依靠倒卖美洲白银和中国商品赚钱的“空心化”状态。这才为后来英国依靠纺织业崛起留出了空间。 但是，到了同样是四亿人口的康乾盛世，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就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从以出口高端手工业制成品为主，变成了出口农副产品为主。康熙乾隆年间，中国对外贸易的最大宗不再是纺织品，而是茶叶和生丝（未经纺织的蚕丝）。 厦门大学历史学教授庄国土在《茶叶、白银和鸦片：1750—1840 年中西贸易结构》一文中讲到：“1716 年（康熙五十五年，明朝灭亡后七十年），茶叶开始成为中英贸易的重要商品。两艘英船从广州携回 3000 担茶叶，价值 35085 镑，占总货值的 80％。18 世纪20 年代后，北欧的茶叶消费迅速增长，茶叶贸易成为所有欧洲东方贸易公司最重要的、盈利最大的贸易，当时活跃在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特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往中国的主要动力，其他的商品只是为了点缀商品种类。’” 根据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第一册提供的数据，从 1760年到 1799 年（乾隆去世的这一年），也是“康乾盛世”最鼎盛的年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茶叶和生丝合计的货物价值一直占了 92%以上，最高的年份达到了 95.6%。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前夕也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纺织品等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背后，是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体系；而茶叶和生丝出口的背后，是种茶和养蚕这种传统的农业体系。不同的出口结构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发生的重大变化。明末的欧洲人到中国贸易是冲着纺织品等手工业品来的，“康乾盛世”时期的欧洲人到中国贸易则是冲着茶叶和生丝等原材料来的。 明朝灭亡的时候，英国的纺织业在全世界的地位微不足道。1640 年，明朝灭亡前四年，威尼斯大使称,“在世界各国的眼中，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无足轻重。”[2]英国崛起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纺织品大国的时间，就是从明朝灭亡到“康乾盛世”结束的这个时间段——工业革命正好爆发于“康乾盛世”后期。 英国纺织业的崛起当然主要是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通过建立中央集权，集全国之力与西班牙、法国在海上和各个大陆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战争，通过巨大的战争牺牲夺取他们的殖民地和市场，同时以战争和市场开拓推动技术革命，这是英国近代崛起的根本。但外部的机遇也不可忽视。在产业上，整个欧洲的纺织业其实一直都有两大竞争对手，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印度的纺织品当时在全世界也很畅销，但产品质量不如中国，价格也便宜一些，走的是低端路线，中高端市场则基本被中国占领。 对印度，英国人搞了个又能经商又能打仗的东印度公司[3]，直接用殖民征服的方式把它变成自己控制的地盘，从而干掉了这个竞争对手。中国的纺织业竞争力则是满清“帮忙”摧毁的。北方蛮族的大屠杀将中国从手工业产品出口大国杀成了农产品出口大国，为英国纺织品占据全球市场和工业革命在英国爆发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经此一役，东方文明的大衰落和西方文明的大崛起才变得完全不可逆转。 [1]《清实录康熙朝实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乙卯 [2]约翰·吉林厄姆：《克伦威尔》，李陈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63 页。 [3]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00 年。1670 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发布了五条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自主占领地盘、铸造钱币、指令要塞和军队、结盟和宣战、签订和平条约和在被占据地区就民事和刑事诉讼进行审判的权利。 四、御驾亲征：反击准格尔叛乱 摧毁重建后的南方手工业虽然无力再参与全球竞争，让中国失去了进入工业化社会的机会，但将恢复起来的江南农业和手工业资源，用来支撑对北方内陆落后的游牧民族的征服，那还是绰绰有余的——这也是来自北方的满清统治者最看重的东西。 1682 年收复台湾、彻底解除了来自南方的威胁以后，清廷迅速调转枪头，对北方的敌人展开战略攻势，在 1690 年发动了乌兰布通之战。 满清是先征服蒙古，再入关征服明朝的，满洲皇帝同时也是蒙古的大汗。满蒙联盟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根基。入关后，清廷把几乎全部兵力和战略资源都放在对中国南方的征服上，也就放松了对蒙古的控制。在这个时间窗口里边，蒙古内部的叛乱势力迅速成长，到了必须要大规模武力解决的地步。 叛乱势力来自于西北地区的准格尔部。其领袖葛尔丹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心想再造祖先的伟业，先后征服哈萨克、灭叶尔羌汗国，称雄西域，又趁清军南征的空档向东击败了漠北蒙古的诸多部族，建立了准格尔汗国。到了 1688 年，他们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兰布通，已经开始对北京构成威胁。1689 年，清军两万人向葛尔丹发功攻击，结果几乎全军覆没。 这种情况下，康熙皇帝宣布亲征，亲自统帅十万大军与葛尔丹决战。 康熙皇帝亲自给葛尔丹写信，邀请他到乌兰布通和谈。葛尔丹不想和谈，但他认为这是捉拿皇帝的好机会，就像他的祖先也先在土木堡之战中擒获明朝皇帝一样。康熙也知道他会这样想，邀请和谈的本意就是以皇帝为诱饵让葛尔丹进入包围圈。但走到半路，康熙患了疟疾，无法继续前进，只能返回北京养病。临走前，他把军权交给他的哥哥福全统帅。 福全对军事不大在行，跟葛尔丹部刚一接触，就想派兵迂回包抄一下葛尔丹的侧翼，但没组织好，移动过程中自乱阵脚，被葛尔丹抓住机会用骑兵冲杀，清军死伤惨重。后来又搞了几次正面冲锋，也以失败告终，白白折了几员猛将。 但清军毕竟人数上占优，尤其是火炮弹药储备远远超过对方。福全也很快学老实了，组织好防御，跟葛尔丹对轰大炮。葛尔丹的火器主要是俄罗斯援助的，火力并不差但弹药数量非常有限，轰完了之后就只能坐以待毙，如果从防御工事中撤退立刻就会被清军骑兵追杀。而且他也知道还有更多的清军正在赶来，两难之下，他假意表示愿意投降，派使者过来跟福全谈条件。福全轻信了葛尔丹的鬼话，下令停火，开始互派使者谈判。刚谈到天黑，葛尔丹就带着大军跑路了。在北京的康熙皇帝听到消息，气的咬牙切齿，福全回来后遭到严厉斥责，此后再也没有被委以过重任。 这一仗清军伤亡大大超过了葛尔丹，不能算是胜仗。但葛尔丹运气太差，在西归途中军队感染了瘟疫，死亡数千人，比被清军打死的还多。走到半路，又得到消息，他的侄子策妄阿拉布坦反动政变登上了汗位，葛尔丹无法回到汗国首府，只能停留在漠北休整。 1696 年，康熙皇帝经过六年的准备，再次亲征，穿越蒙古大漠突然向葛尔丹发动攻击。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亲自越过阴山远征漠北，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只有明成祖朱棣这么干过。康熙敢这么干，除了具备惊人的勇气和魄力以外，在战略上也是确有把握。他掌握的军事情报十分准确，而且兵力上占据绝对优势。葛尔丹号称有三万人，实际战士只有五六千人。而康熙带领的三万多人都是八旗精锐，还有精心训练的火器营，双方实力悬殊。 葛尔丹看到皇帝的大旗和满山遍野的清军，立刻就决定向西逃跑。但康熙已经在西边给他布下陷阱。一支清军骑兵部队在西边与葛尔丹“偶遇”，清军只有三四百人，看起来像是普通的巡逻队。葛尔丹想吃掉这支小股部队出出气，结果被引进了准备好的包围圈，在昭莫多（今外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南郊的宗莫德市，与三百年前朱棣击败蒙古瓦剌部骑兵的地方十分接近）被从宁夏出发的另一路清军主力伏击。这支清军有四万多人，很轻松的就将葛尔丹部大部分歼灭。葛尔丹带领残兵败将向北逃窜。 清廷向可能收留葛尔丹的各方势力施加压力，誓言不抓获葛尔丹决不罢休，因此无人愿意收留他。1697 年，康熙皇帝到达宁夏，准备第三次亲征。但他很快得知，葛尔丹已经在逃亡中死去。 葛尔丹的死亡并不意味着准格尔部的臣服。策妄阿拉布坦成为了新的准格尔汗。登基之初，他曾经积极与清军合作消灭葛尔丹，但等葛尔丹死后，就迅速与清廷决裂，谋求建立自己的霸业。 策妄阿拉布坦不敢再贸然东进，而是换了一个方向，开始打西藏的主意。1717 年（康熙五十六年），他派出六千士兵从伊犁河谷出发，在荒无人烟的戈壁和青藏高原上经过超过三千公里的秘密行军，于次年春天突袭拉萨，杀掉拉藏汗，在卫藏[1]地区建立了统治。 消息传到北京，清廷立即从甘肃和宁夏分别调派了几千兵马进藏。但兵力太少而且准备不足，一路被准格尔军伏击全军覆没，另一路被迫仓促退兵。这样，清廷就只有从内陆地区集结主力发动大规模反攻才可能取得胜利。 此时康熙皇帝已经六十三岁高龄，不可能再去青藏高原亲征。1718 年十月，康熙将十四皇子胤禵（音：提）封为“大将军王”，按照天子出征的规格待遇，统领各军；又任命四皇子胤禛（音：真）的小舅子（注意这一身份）年羹尧为四川总督，负责后勤保障。清军于1719年，从四川、青海、甘肃三路发兵进攻拉萨，每一路的兵力数量都是准格尔军的好几倍。次年，终于将入藏的六千准格尔军队大部歼灭，恢复了对西藏的统治。 这场胜利极大的提高了十四皇子胤禵的威望。当时康熙还没有立太子，“大将军王”的封号和天子出征的规格，让大臣们普遍认为胤禵就是皇帝最中意的继承人。胤禵自己也颇认为太子之位非自己莫属。他刚到西北，就找一个人称“张瞎子”的算命先生张恺给他算命。张恺说胤禵有“九五之尊”的命，到了 39 岁就贵不可言了，而此时胤禵 32 岁。胤禵大喜，格外赏了张恺一笔银子。 1721 年，胤禵统兵十余万，号称二十四万，向位于新疆北部的准噶尔本部发动攻势，年羹尧也跟着升任川陕总督，继续负责后勤。 清军的攻势势不可当，一度占领乌鲁木齐，开始积极筹备进攻位于阿勒泰山附近的准格尔首府和布克赛尔（位于今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妄阿拉布坦紧急派遣使者与清军议和。 1722 年 11 月，康熙将胤禵被召回北京，商量应对方案。考虑到阿勒泰地区过于遥远，十多万大军的后勤运输非常困难，康熙最终决定接受议和。胤禵带着和谈的使命再次前往他在甘肃平凉的前敌指挥总部。 只要和议达成，胤禵就算完成使命，可以回到北京。按照他的功勋和康熙对他的宠爱，太子的位置在他看来几乎已是囊中之物。 但他刚刚走到甘肃，就得到消息：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去世了。 更令他震惊的是，他同时也被告知，四皇子胤禛已经继承了皇位。 新皇帝命令他交出兵权，立刻返回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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