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博学鸿儒：笼络汉族士大夫 康熙生前没有册立太子，也没有公开指定皇位继承人，也没有写下书面的遗诏。而是——非常蹊跷的——由去世前在他身边的一等侍卫、步军统领[1]隆科多口头转达遗命给皇四子胤禛，宣布让胤禛继位。由于隆科多听取遗命的时候没有其他高级官员在旁边作证[2]，胤禛继位的过程就显得十分的扑朔迷离。有很多人认为是隆科多伪造了康熙遗命，甚至有传言说是胤禛下毒害死了康熙后篡位的。十四皇子胤禵对此尤其不服。 这就是清朝最著名的一桩政治悬案：雍正继位之谜。 康熙死前是不是真的想要传位给四皇子呢？这个问题除隆科多和胤禛以外，别人已无法确切的知道了。 康熙本来很早就立了太子的，只是后来又给废了。 早在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本人才刚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就宣布将其两岁的爱新觉罗·胤礽（音：仍）册立为太子。当时康熙的大儿子叫胤禔（音：支），是普通妃子所生，算庶长子；胤礽是老二，但是皇后所生，是嫡长子。 ——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决定其实很不正常。因为满洲没有立太子的传统，更谈不上按照 汉人的嫡法来立太子。 清王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有十多个儿子，其中有四个被封为和硕贝勒，地位最为崇高，分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死后，大贝勒代善不愿意继位，而力推四贝勒皇太极。经过四位议政大臣和八旗的八位旗主（含四大贝勒）开会讨论，最终确定由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后来称帝，把和硕贝勒都改封为亲王。议政大臣和亲王们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这里边实际上有两拨人：议政大臣是皇帝提拔的亲信，更忠于皇帝本人；亲王们则是皇室贵族，并兼任旗主。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旗主既是军事统帅又是民政长官。一个旗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旗人及其家庭完全听命于旗主，打仗的时候服从旗主指挥，平时向旗主交税并服从管理。旗主是一种介于部落酋长和分封制下的国王之间的职位，虽然听命于大汗或皇帝，但独立性很强。 八旗之中，皇太极真正能够直接管理的只有正黄旗和镶黄旗，其它六旗掌握在宗室手中。很多军国大事，皇太极必须和亲王、旗主们商议才能决定，并不能完全独断专行。皇太极逐步加强议政大臣的实力，打压宗室权力，让正黄旗和镶黄旗的军事力量显著高于其它六旗，从而推动满洲政体从部落军事贵族制度向帝国体制转型。 皇太极生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宗室贵族与议政大臣们在皇位继承权上发生了矛盾。以索尼、鳌拜为代表的议政大臣坚决要求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帝，宗室贵族们则希望让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继位。 宗室贵族的实力更为强大，但大臣们的能量也不容小视，没有一方能取得绝对优势。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内战。为避免出现流血内讧，多尔衮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自己不继位，也不让豪格继位，而是让皇太极最小的儿子，年仅五岁的福临继位，自己担任摄政王。这样既满足了大臣们让皇太极后人继位的要求，实权又可以掌握在以他为代表的宗室贵族手中。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妥协，它确保了满洲高层内部团结，为清廷夺取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福临（顺治皇帝）继位不到一年，就传来了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的消息，清军遂在多尔衮的统一号令下入关，参与中原争霸。 随着清军连战连捷，统一中国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势也跟着迅速提高。他先让皇帝管自己叫“皇叔父摄政王”，然后又改成“皇父摄政王”，俨然成了皇帝他爹，以至于有人根据“皇父”这个称呼认为多尔衮跟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有一腿。[3]顺治五年，多尔衮发动政治冤狱，以阴谋篡位的罪名将豪格幽禁而死，索尼和鳌拜都被判处死刑，然后免死降职降爵。 如果清军最终统一中国，多尔衮以此巨大的功勋勒令福临让位，自己当皇帝，完全可行。从很多迹象来看，他也在为此积极准备：所用的仪仗全都跟皇帝一样，其命令未经皇帝签字盖章就可以直接称圣旨，还把自己已去世的生母追封为皇后。 顺治七年的时候，多尔衮在一次到塞外狩猎游乐的过程中，意外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这样，潜在的政治危机结束，顺治皇帝开始掌握实权，并清算多尔衮，公布他的十四条罪状，然后掘墓鞭尸，褫夺一切尊号。 顺治皇帝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感染了天花，这是满洲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遇到的一种可怕而常见的传染病，死亡率非常高。皇帝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五天时间。临死前，顺治指定由七岁的三皇子玄烨继位。 玄烨就是康熙皇帝，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是曾经感染过天花。当时的人们虽然不懂免疫理论，但也根据经验知道，只要得过天花而没有死的人，就会终生对天花病毒免疫。顺治的这个决定是为了保证皇位的稳定，也被大臣和宗室贵族们接受。 一直到康熙继位，清朝都没有册立过太子。胤礽是清朝第一个太子。 康熙打破惯例，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就给自己立太子，而且还是嫡长子，主要目的是为了拉拢汉族士绅，做出一个正儿八经当中国人皇帝的样子。 1667 年是三藩之乱的第三年，清军和吴三桂在湖南对峙，双方胜负尚未可知，很多势力都在骑墙观望。清廷急需加强跟接受清政权统治的汉族士绅搞好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要是做好统战工作，稳住他们不要跟随吴三桂造反。特别是满洲八旗战斗力下降的现象非常突出，明清换代时期一起打天下的汉族将领大多老病不堪，还有很多跟着吴三桂叛乱了，康熙不得不大量提拔任用一大批年轻的汉族将领。这一批新人手上没有屠杀汉人的“血债”。用黑道的规矩来说，就是没有“投名状”。要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康熙就必须得做出一副自己是不分满汉的“天下共主”的姿态出来，不仅是满洲人的大汗，还是全中国的皇帝。 康熙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足。立太子，而且按照汉人的嫡法立嫡长子，就是这一套统战大戏中的一个方略。清史专家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认为：“正是在三藩之乱期间，清廷标榜汉化、满汉一体的做法才逐步进入高潮”。立太子后两年，康熙又设立南书房，延请汉族名儒给他讲解经史子集，担当政治顾问。年底，又颁下自己亲自撰写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展示在学习儒学方面的心得体会。 《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是一篇纲领性的政治文件，康熙借此向全天下宣布：清朝将遵从理学道统，并将皇位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为道统。开篇第一句就是： “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所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然后，康熙按照理学思想回顾了孔孟之道与君王治理天下的关系，说明“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而自己的政治责任就是“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忠于理学理想的圣君形象。 1670 年，三藩之乱的第六年，吴三桂刚刚在湖南称帝，康熙就立马搞了一个“博学鸿儒 科”，网罗和拉拢汉族士绅中的文化名人。 “博学鸿儒科”这个名头是康熙自己想出来的。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唐明皇李隆基搞过“博学鸿词科”，在已经考取进士的人里边，再由皇帝亲自挑选一批更高级的人才；第二个典故就是刘禹锡的《陋室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把这两个典故合起来，把“鸿词”改为“鸿儒”，既表示效法唐朝，又比唐朝还要尊重士人。光是“鸿儒”这个词就足以令儒生们感到光宗耀祖，更何况是皇帝钦点。康熙可以说是把汉人知识分子的这点虚荣心研究透了。 皇帝下令各地官员推荐人才，不管有没有取得过功名，只要才学足够高，都可以推荐来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等拒绝跟清廷合作的大儒名士自然全都被列入了推荐名单。黄宗羲、顾炎武直接以自杀相威胁拒绝参加，并拒见任何清廷的官员。李颙也不愿意来，康熙亲自去陕西拜见他，被拒之门外。康熙也不生气，亲笔写了一块匾额“志操高洁”送给他。傅山的经历更有趣，地方官直接把他强行装进轿子里抬到北京参加考试。他就一直躲在轿子里不出来，有王公大臣去探望，就装疯卖傻。康熙知道后，说既然进了北京，就算参加了考试，把傅山封为“内阁中书”，然后让人把他再抬回去。 最后，中央批准的一百七十个举荐名单中，有一百四十多人来到北京参加考试。朝廷旨意下来，说来的都是名士，旅途劳顿不利于发挥才华，而且天气也冷，写字手抖，先休息几个月，明年开春再考。休息期间朝廷提供优厚的食宿，并按照高级公务人员的工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等到春暖花开，这些人被请进皇宫，皇帝亲自接见并主持考试。考试之前，先大摆宴席请大家吃一顿好的。席间康熙讲话，说诸位都是闻名天下的大儒，不需要考试就可以为国家效力，所以这次考试不是为了选人，只是走个程序，让大家展示才华的。考试的题目就是简单写一篇文章或者诗词就可以。 有一些人不愿意跟清廷合作，但迫于地方官压力不得不来走个过场，就胡乱瞎写，写出来的诗词不合韵律，还有的文章里边有不少犯忌讳的言辞，故意给清廷难堪。康熙对这些全都不以为意，宣布这一百四十多人全被录取为翰林，并参与编撰《明史》，工资待遇从优。一些名儒还被安排去给太子当老师，向未来的皇帝讲授儒家经典。有的人被录用以后坚决要辞官回家，也一律批准。 康熙这一手玩的很漂亮，为自己在汉族士人中间树立起了很好的名声——不介意满汉之分，尊重理学和儒家知识分子，俨然有上古明君的风范。连黄宗羲这种死硬派也被感动了，虽然自己没有出山，但同意弟子万斯同到北京参加《明史》写作班子，后来又把儿子黄百家也派了过去，并在自己的文章中赞扬康熙是“圣天子”。 通过此类办法，康熙强化了自己在汉族士绅中的认同感，有效的巩固了清政府的执政基础，推动了清政府从一个蛮族入侵政权，向满洲勋贵与汉族士绅联合专政政权的转变。 康熙的这些做法，有着强烈的“权术”成分。不能说它完全是虚伪的，但若要是说主要是出于对儒家治国理念的真诚推崇，那也大错特错。 康熙虽然把嫡长子立为太子，还延请大儒给太子当老师，讲解儒家经典，但把门面装点足了以后，实际行动却大打折扣。按照明代立太子的规矩，太子四岁以后就要出阁读书，找儒学名师负责教育。但康熙把这个时间推迟了十年，一直到太子十五岁才出阁。在这十年间，康熙亲自对太子进行教育，先教满文和骑射，再教汉语。康熙晚年对此决定有过解释：“恐皇太子耽于汉习，所以不任汉人，朕自行诲励。”出阁读书以后，又专门指定一个汉语不太好的满洲学士达哈塔负责监督指导，给他的任务是“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4]。 太子的第一任儒学老师汤斌，已经六十一岁了，是闻名天下的大儒。皇太子刚开始对老师态度还很谦恭，一看汤斌，就给赐座，让汤斌坐着讲。宋明时期，老师给太子上课，也都是坐着讲的。但到了第二年，从《康熙起居注》中的记录却发现，老师们已经统统变成了站着讲，每天从天亮站到天黑。而且，一旦太子开口说话，就要立刻跪下。太子背书的时候也算说话，也要跪下。老师要跪着捧着书本，等太子背诵完毕，才能起来回到原处。 史料中没有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但太子读书这种大事，能让规范流程发生这么大变化的，只有皇帝。康熙对让大臣来给太子上课这个事一直不大放心，在太子出阁的典礼上公开讲，自己很担心会有人借此机会“欺隐蒙蔽、肆行奸诡、离间父子”。他对各个细节都非常关心。根据姚念慈的考证，太子上课的地点一直在随着康熙的办公地点的变动而变动，以方便皇帝随时过来检查教学情况。[5]康熙自己也说：“自皇太子就学以来，朕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6]基本上就是每天都要过问。老师们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他不仅是心知肚明，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就是他敲定的规矩。 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讲读仍然必须继续进行，汤斌等几位老师都是六十多岁的老学究，他们常常昏倦的几乎晕倒。有一次，真有老师晕倒了。康熙知道后，不是慰问，而是派人过来当着太子的面训斥几位老师，说：“我把太子委托给你们教育，你们到底是想坐着讲还是站着讲？应该跟我说清楚。太子没有我的意思，当然不敢叫你们坐下。”这种毫不讲理的混账话，跟在博学鸿儒科的恭谦下士形成鲜明对比。老师们被吓得不轻，只能说：“我们才疏学浅，怎么敢坐着讲？大家都主动请求站着讲。” [7]从后来《起居注》记录看，站着讲和跪着听成为了定制，没有再改变。 又过了一段时间，康熙突然出现在课堂上，当着太子的面，命令汤斌等几位老师回答经书中很偏僻的典故和词语，并命令汤斌背诗。结果，他们有的答不出来，有的背不全，令汤斌等人十分窘迫。[8]经过这样几次折腾，汤斌可能也明白了皇帝的意思——自己就是来装点门面用的，不能真当老师。于是，他在日记里边记录自己给太子上课的心得体会就变成了：“日聆皇太子讲解，臣学亦有进益。躬亲圣人，乃臣之大幸也！”——皇太子变成了老师和圣人，给汤斌指导理学研究了。 给太子当老师的第二年九月，汤斌就因病去世了。此后，康熙又指定了一些老师给太子上课，但多以研究汉学的满人为主，汉人大儒就用的很少了。 除汤斌外，其它皇子的老师的遭遇也差不多。康熙二十五年四月，皇帝在瀛台教皇子们射箭。负责给皇子们教汉学的老师徐元梦是个书呆子，并不懂骑射，皇帝叫他挽弓，他死活拉不开。康熙斥责徐元梦无能，徐元梦就说自己是文官，不会拉弓很正常。康熙听了勃然大怒，当着皇子们的面，令侍卫将徐元梦摔倒在地，予以痛打，令其身受重伤。事后，又下令将徐元梦抄家，将其父母发配到黑龙江。为了不耽误儿子们的学习，当天夜里，康熙又让医生为徐元梦治伤，天亮了就要继续去给皇子们上课。 第二天，下着大雨，徐元梦带着伤跪在皇宫门前的泥水之中，痛哭哀求，说自己父亲为官几十年，十分清廉，家产只有五百金。如今父母年老多病，请求皇帝让他代替父母前往黑龙江，为皇帝披甲效力。康熙对徐元梦的哀求感到满意，下令收回成命，而此时徐元梦的父母已经被装上囚车向黑龙江进发了。[9] 徐元梦的噩梦还没完。过了几年，康熙在批阅皇子们的课业的时候，发现有文辞不通的地方，就认为是徐元梦没有给教育好，下令把全体儿子集合起来，到乾清宫外一起监督宫廷侍卫把徐元梦杖责三十大板[10]。 老师没当好，给点处罚是应该的，毕竟教育皇子是很重要的责任。但康熙似乎特别喜欢当着皇子们的面羞辱他们的老师，这就不同寻常了。尤其是杖责徐元梦那一次，刻意下令所有皇子都要过来观看。这是一种什么心理呢？我们把康熙在开“博学鸿儒科”中的举动和对待皇子老师们的态度对照起来看，能够得到什么结论呢？ 开“博学鸿儒科”是大规模的政治宣传，所以康熙把恭谦下士、虚怀若谷的戏演的炉火纯青。但对关系到自己亲儿子的教育问题，那就不能“假戏真做”、“误入歧途”。一方面要让儿子们学会统治汉人的必备技术，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受到“污染”，把儒家经典上的话当真，忘了谁是主子谁是奴才，忘了统治天下的真理是暴力而不是儒学。所以，就要经常性的羞辱一下教授皇子的老师，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皇子们：这些老师讲的东西不过是有用的工具，决不能当成真理推崇尊重。特别是徐元梦这种人，实际上也是满洲血统，但醉心儒学，连拉弓都不会了，那就更要当着所有皇子一而再、再而三的收拾处理，确保孩子们对此留下深刻的印象。 两相对比，康熙对待儒学和汉族知识分子的真实态度，主要是尊崇还是利用，也就昭然若揭了。 [1]步军统领，全称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又称九门提督，是清朝的驻京武官，设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 年）。主要负责北京内城九座城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内外的守卫和门禁，还负责巡夜、救火、编查保甲、禁令、缉捕、断狱等，实际为清朝皇室禁军的统领。此职位直接关系到皇帝的人身安全，一般由皇帝最亲信之人担任。 [2]胤禛当皇帝多年以后，在《大义觉迷录》中称跟隆科多一起听取遗诏的还有康熙的另外几个儿子，唯独没有他自己。但此事只有胤禛自己说，别无他证，另外几位皇子也没人出来说过有没有这个事儿。 [3]这种猜测并不荒唐，因为满洲跟蒙古一样，有“收继婚”的习俗，就是哥哥死后嫂子再嫁给弟弟。这在满洲风俗中，被视为是弟弟帮去世的哥哥照料遗孀的正确方式。侄儿死后妻子交给叔叔，叔叔死后婶子嫁给侄儿，在满洲风俗中都完全没有问题。后来豪格死后，多尔衮就宣布把豪格的妻子娶过门，以示自己没有介意当初和豪格争夺皇位的恩怨，还积极照顾他的遗孀。 [4]《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六月初七。 [5]姚念慈，《康乾盛世与帝王心术》，96 页，三联书店。 [6]《康熙起居注》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7]同上。 [8]《康熙起居注》，第二册。转引自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前清秘史——在历史的转 角处）》。 [9]《国朝先正事略》，第九卷。 [10]《满文朱批奏折》，康熙四十六年二月初五日、二月十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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